階級怎麼在西方政治中消失了？

歐洲和美國當今的政治發展表現出兩個明顯的矛盾：首先左派中的許多激進思想與極端伊斯蘭政治運動結盟要推動在亞洲和非洲成立宗教政權，最終的目標是全球性的哈里發國家。在自由左派不明顯的歐洲也表達了對這些運動的支同情。第二，在美國，工人階級選民連續的，故意的投票支持違背自己階級利益的保守派共和黨候選人，他們本來反對這些財閥經濟政策的。雖然這些現象好像沒有關係，如果我們看看它們出現的大歷史背景的話，實際上在兩之間找到聯繫還是有可能的。

　　激進左派和反帝國主義

　　當今尤其是西歐的左翼政治表現出讓人奇怪的，反直覺的跡象。在英國的「反戰聯盟」是被托洛茨基社會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和與穆斯林兄弟會關係密切的伊斯蘭組織英國穆斯林協會（Muslim Association of Britain (MAB)聯合領導的。因為鼓吹在伊拉克的英軍違反命令被英國工黨開除的喬治-加洛維（George Galloway）建立了尊重黨（Respect Party）。這是個SWP和MAB的選舉聯盟，以此為基礎，在去年5月選舉中他成功地當選倫敦移民集中的東區格林選區（Bethnal Green）的議會席位。加洛維定期出現在伊斯蘭和阿拉伯電視台稱讚伊拉克遜尼派叛亂，呼籲阿拉伯世界的人們起來反抗美國，英國和以色列佔領者。倫敦市長肯-利文斯頓（Ken Livingstone）採取加洛維式迎合MAB的策略，歡迎那位因為從事武裝政治鬥爭被埃及政府驅逐的支持穆斯林兄弟會的影響巨大的尤素夫•蓋拉達維（Yusuf al-Qaradawi）(他現在以卡達為基地)。蓋拉達維支持巴勒斯坦自殺襲擊，理由是他看不出以色列士兵和平民的區別。他呼籲在整個中東地區推行伊斯蘭教法律，最後建立全球性的伊斯蘭國家。他鼓吹同性戀恐懼症和貶低女性地位，就在7月倫敦爆炸發生前，諸如衛報和獨立報等所謂的進步報紙包括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新聞和時政節目都表現出對爆炸襲擊者辯護和妥協的心態。評論家們認為這是穆斯林對西方侵略阿富汗，伊拉克和巴以衝突的憤怒造成的，在英國城市的穆斯林青年感到被邊緣化等被看作襲擊事件的根源。他們虔誠地認為需要解決這些問題，這才是遏制恐怖主義的有效辦法。整個西歐的反戰和反全球化運動都存在這樣的聯盟：左派主流和激進的伊斯蘭團體結合。

　　人們忍不住想了解為什麼世俗的社會主義者和追求獨裁的神權統治的宗教極端分子臨時結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西方帝國主義。雖然這個解釋從它涵蓋的距離來說是正確的，它沒有說明這個事實：左派人士不是利用伊斯蘭武裝分子作為推動進步政治的工具，相反他們參與這個聯盟實際上成為伊斯蘭分子政治主張的鼓吹者。他們放棄了國內和伊斯蘭國家的工會領袖，人權積極分子，民主派，女性主義者，遵從盟友伊斯蘭聖戰者的意志。對於這些左派分子，反對帝國主義的世俗理想並沒有超越進步的政治主張並替代它們。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已經沒有了內容，只剩下與伊斯蘭聖戰者武裝分子作為與西方霸權作鬥爭的第三世界的代表結合一個途徑了。

　　這個現象的根源在於馬克思主義左派的歷史。馬克思自己對於殖民主義不是特別感興趣。在他的《資本論》中他在第一卷的末尾只花費了簡短的10頁的一章（33）探討這個問題。在本章中，他全部集中在對美國和澳大利亞殖民者自由工人轉變成來自英國的土地所有者雇傭的工人。他認為這是從母國出口資本主義到殖民地的體制。他根本沒有提到從殖民者手中解放土著居民的問題。他在《紐約每日論壇報》關於印度的英國統治者的文章中說，他認為英國殖民主義是野蠻的，自私自利的，但是在經濟和社會影響方面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在1853年6月25日的文章中在談到印度村民生活的崩潰時說。

　　「這些社會機制的小型俗套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解體了，消失了，不是通過英國收稅人或者英國士兵的殘暴干預，而是英國蒸汽機和英國自由貿易的機制。我們必須記住這些田園詩般的鄉村社區，雖然看起來不讓人討厭，卻一直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堅實基礎。他們抑制人類思想在最小的可能的指南針裡面，讓它成為無法抗拒的迷信工具，局限在傳統規則的支配下，剝奪了它所有的華麗和歷史能量。我們不能忘記野蠻的自我主義，專註於某些可憐的土地，悄悄地經歷了帝國的遺跡，罄竹難書的野蠻罪行，大城市人口的屠殺，根本不考慮除了自然事件之外的事情。它自己也成為願意屈尊注意的侵略者的犧牲品。我們不能忘記這個沒有尊嚴的生活，停滯的生活，呆板單調的生活。這種消極的存在方式在其他部分產生相反的激烈的，沒有目標的，不受破壞性力量的控制，在印度教里把謀殺當作宗教儀式。（印度斯坦Hindostan）我們不能忘記這些小的社區被城堡的界限和奴隸制污染，它們使得人們屈從於自然環境，而不是提升人超越環境的羈絆，它們把自我發展的社會制度變成永遠不會變化的自然的宿命，因此產生對自然至高無上地位的野蠻崇拜。表現出其退化，認為人，自然的崇高地位，崇拜（Kanuman）猴子，和母牛（Sabbala）。曾經在印度斯坦引起社會革命的英語確實被惡劣的利益推動，如果強行執行就是愚蠢的了。但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是，人類能夠實現它的夢想，同時不在亞洲爆發極端的社會革命？如果不是，不管英國的罪行如何，它實際上是沒有認識到的帶來革命成果的歷史工具。

　　對於馬克思來說，殖民主義是個讓人討厭的，盲目的歷史發展的工具，摧毀了他認為的作為原始社會的壓迫性的社會形式。它建立了讓這些國家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情形下獲得獨立的經濟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它是非西方世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代理人。從這個角度看，有理由猜測馬克思可能不會對那些聲稱是他的政治繼承人在建立反動的反西方社會秩序的運動中充當小合伙人的凶兆感到恐懼了，他稱讚這個社會秩序的滅亡是殖民主義的主要成就。我們是如何達到這個狀態的呢？

　　我們都知道，馬克思預言在西歐先進的工業化國家會發生工人階級的革命，但是他沒有正確地評價這些社會接受社會變化的能力。共產主義革命發生在俄國，後來在中國，這兩個國家的經濟都不發達。他們成立的政府嚴重依賴農民的支持，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大量有組織的工業界工人階級。西歐和美國的共產主義左派繼續鼓動組織起來的工人，作為革命的工具，在20世紀上半葉，但是沒有取得成功。

　　在冷戰時期，革命政治的核心轉向在第三世界開展反對殖民主義的運動，正是在這些后殖民主義的國家，蘇聯和中國越來越多地企圖開闢支持他們各自與西方衝突的戰場。由於西方的極端左派慢慢對在自己國家裡推動工人階級革命感到絕望，他們用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義運動替換掉了工業無產階級作為歷史變化的主要動力。他們賦予第三世界同樣的內在進步性歷史角色，馬克思曾經給予工人階級的角色，把整個西方世界當作信仰資本主義的資本家。激進左派的多數從社會中階級衝突的政治中離開，擁抱全球性的道德觀戰場，其中進步和反動力量的辯證法轉變成文化和地緣政治地區的競爭。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激進左派拋棄了工人階級政治，接受了文化和身份政治。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從政治和經濟領域轉向文化研究，他們接受了後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批評的事業。這個思潮的觀點正好是馬克思深刻信仰的19世紀歐洲現代化和社會進步思想的對立面。

　　在反對殖民主義運動仍然是世俗的，本質上還是民族主義的時候，至少口頭上尊重社會主義的原則，認為這個觀點是進步的還能說得過去。隨著蘇聯的垮台，中國轉向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國家，非洲和亞洲的世俗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運動，武裝起來的伊斯蘭激進分子成長為最強大的反西方意識形態。面對在當今現實或者維持反對帝國主義作為核心的背景下重新確定他們思想的選擇，多數極端左派選擇擁抱伊斯蘭聖戰教義作為第三世界革命的新的化身，雖然表達出對聖戰者宗教政治工程的陳詞濫調的疑慮和擔憂。

　　文化政治和美國右派的成功

　　文化政治作為極端左派的階級政治的替代品的興起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林登•約翰遜總統（Lyndon Johnson）代表了自由派福利國家和美國民權運動的高潮。不幸的是，由於越南戰爭的愚蠢行為葬送了這些成就。由於新左派越來越根據反對越南戰爭的立場來定位，就和工人階級美國人的利益發生衝突，他們中的許多人支持民主黨政府的社會和勞工政策，和傳統的愛國主義。多數新左派雖然使用工人革命的語言，並沒有認真打算和有組織的工人團體結合，當時工人團體力量強大得很。它並沒有瓦解工人階級對越南戰爭的支持，只是局限在民主黨社會和民權共識上。相反，推動認同第三世界革命運動，玩弄反文化的花招，把自己定位成反對美國主流文化的人。這個模式嚴重破壞了左派政治在工人階級選民中的可靠性，他們覺得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諧在動蕩的時刻遭到威脅。自由派旅行者讓這個問題更加複雜，陶醉在新左派的好戰姿態中，常常把這些拿來作為時髦的觀點炫耀。

　　通過開展建立在反對越南戰爭基礎上的文化戰爭，美國的新左派打開了一個通道讓來自右派的反攻擊，右派在過去35年裡基本上壟斷了美國政治。保守派偶像崇拜在攻擊中使用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就是永遠的自由派精英主宰媒體控制權力的神話。保守派宣傳它具有破壞作用，即使他們已經獲得事實上的霸權在美國公共生活的幾乎所有的主要機構裡面。通過這個神話，右派能夠從新左派手裡搶走文化政治作為攻擊的主要路線，和其成功的鑰匙。它推銷自己是企圖摧毀美國社會生活的基礎，出賣國家利益給危險的外來分子的虛幻的自由派權力結構的平民反對者。越南戰爭時代的混亂和分裂的恐怖記憶被精心設計給這個影子劇本提供了充足的營養。最近，有充分理由的對於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恐怖主義威脅的焦慮被巧妙地利用來維持這個局面。

　　工人和中產階級美國人最近投票支持一個一貫犧牲他們這些人的利益，換取位於收入金字塔頂端的1%美國人更加富裕的總統。他拆除了所剩無幾的社會保障殘餘，鼓勵對環境的破壞，充當把工作崗位轉移到工資低的國家的企業利益的代言人。他促成加快預算和國際收支危機可能威脅美國甚至世界經濟的基本穩定。他帶領美國人進入判斷失誤的伊拉克戰爭，好像根本無法贏得勝利。戰爭是在歪曲事實為幌子發動的，準備不充分，資源嚴重不足。許多支持布希的選民完全明白這些花招，對他的政策並不贊同。他們這樣做就是證明保守派在確定美國政治文本場景上的成功，通過文化政治壓迫階級利益的現實。它也是自由派左翼重新引進階級議題作為選舉過程中決定因素的持續不穩定的直接的後果。不幸的是，新左派首次從階級衝突轉向文化衝突，這也證明了左派總體上的自我毀滅。去年夏天卡特里納颶風給新奧爾良和海灣其他地區帶來的可怕的悲劇暴露了嚴重階級差別的嚴酷現實，和社會的機能障礙，一種方式不能被掩蓋的，通過保守的文化十字軍分散注意力。它突出顯示貧窮的角色，和確定基本錯誤線路的美國生活種族排斥現在還不清楚美國公眾輿論的大部分地區對這些議題的重新復興是對於可怕的自然災害的曇花一現的反應還是流行的政治主張的重大變化的開始。

　　福利國家的衰落

　　極端左派放棄階級政治為了追求馬克思的革命觀，社會民主黨左派則拋棄革命以維持對工人運動的承諾。它採取建立在強大的工會組織，市場管理，和通過主流民主過程推動的完整的福利國家的改革派的項目。這個策略在1945年到1975年戰後歲月里在西歐，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取得給人深刻印象的成就。這些年裡在美國也取得部分的成功，鞏固了羅斯福新政時期的機構，這個階段還見證了組織起來的工人團體增長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和工人階級收入的巨大增長，伴隨而來的是整個西方世界貧窮的大量縮減。人口之間收入分配更加平衡，社會福利擴張，更多的人得到醫療和教育。雖然極端左派嘲笑社會民主黨人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幫凶，正是這些改良者而不是革命者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把工人階級從貧窮和無助的狀態中解放出來。

　　不幸的是，西方的社會民主在過去30年裡一直在加速衰落。世界金融市場融合的興起和數字通訊，產品技術的迅速發展除了擴張自由貿易協議外還破壞了社會民主黨力量的傳統因素。在全球化經濟背景下，資本可以自由的在不同國家間流動，來取得利潤最大化，工人工資最小化，工會和政府丟失了大量可以施展權力的空間。工人沒有享受資本享受的新的流動性，也沒有得到自由貿易協議下像資本一樣享受的保護。在這些情況下，社會民主黨控制的政府已經被迫減員來降低猖獗的市場自由化給工人和窮人帶來的影響，作為後衛的努力提供一個帶有人文主義面孔的新自由派經濟。這些政府被迫拆除福利國家的一些機構，通過減少提供資金的公司稅，以便與低工資，提供優惠措施的經濟競爭。在這個過程中，階級利益的主張和社會發展的主張不可避免的讓位於提高本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結果是工人工資面臨下降的壓力，取消工作安全性，減少社會投資。對於消費者和環境保護方面的管理也逐漸退化。為了適應這個新形勢，社會民主黨和左翼自由派政黨被迫放棄他們階級政治的傳統立場，與保守派按照人家定義的方式進行競爭。

　　朝向新的社會民主制

　　反全球化運動已經對融合的市場和自由貿易的擴張做出反應，企圖顛覆這個過程。一般來說他們支持貿易保護主義者的措施來保護本地市場免受跨國公司的入侵。它以維護當地人利益和環境安全的名義反對自由貿易協議。反全球化論者的擔心，經濟全球化產生的社會和環境脫節和混亂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們的抗議和平均地權論者和浪漫思想者的努力相似，都堅決拒絕工業革命。

　　伊斯蘭分子企圖重新創造中世紀的哈里發帝國已經成為這個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明顯表現出一種不少人都接受極端反動的，反對現代化的心態。它還顯示極端伊斯蘭團體的迅速增長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伊斯蘭世界的后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政權沒有能解決發展的問題，沒有辦法對付全球化趨勢帶來的機會和風險。

　　和極端社會主義者不同的社會民主黨的基本眼光是市場是大規模產生財富所不可缺少的，但是通過市場來平等和合理分配財富就是糟糕的。不是徹底取消市場，社會民主黨人企圖將市場社會化，利用市場的創造性為公眾利益服務，而不是一小撮企業和金融精英的特權利益。自由貿易的擴張是第三世界發展的必要發動機。這是唯一的可以消除那裡貧困的方法。但是如果出現的全球化市場不是局限在或者最大化社會利益的指導，新的財富將繼續集中在少數精英的手中。這將導致發展中國家血汗工廠工人和勉強維持溫飽的農民的大量下層社會，西方國家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面對下降的工資努力掙扎，工作的不安全性增加，公共福利減少。

　　為了重新啟動社會民主黨的工程，作為新自由派攻擊的可靠的政治選擇，我們必須用國際術語重新塑造來對付全球市場經濟。這包含超越單個國家傳統的管理工具，因為這些越來越被限制，他們的能力來對資本流動做出反應。兩個互補的策略就出現了：

　　第一是明顯的步驟，支持發展中國家新產業中有效工會組織的發展。大規模的工會組織能夠明顯改善這些國家的生活條件和財富分配。同時還能縮小發展中國家和西方的工資差距，最終改善工作條件的合併。這樣的合併將促進成立真正國際間的工會機構，真正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在全球市場整個領域，以恢復工人階級與跨國老闆談判的方式。除了給予第三世界和西方的工人能力外，成功的工會組織能夠為經濟發展做貢獻，通過增加第三世界消費者的購買力，擴大西方和當地生產商的市場規模。

　　第二個策略是利用自由貿易協議不僅向國際競爭開放市場，而且建立一個社會投資和環境保護的網路，確定外國公司進入市場的條件。不是尋找拆除公共領域，和目的國家的管理機構，通過猖獗的自由化，國際自由貿易機構應該被給予積極的社會角色。除了保護市場准入和公平競爭，它們還可以強制體面的雇傭規範，負責任的環境行為，參與成員國的社會基礎設施工程。這些都被看作自由貿易的要求。這種擴大了的自由貿易協議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消除營業稅庇護所。最後，它們可以被用來推動發展中國家的民主進程。那裡人權基本標準，民主政府應該成為加入自由貿易體系的條件。歐盟提供了先例取得積極的成果，因為它擴張包括了東歐原共產黨國家，引誘土耳其進行相當的政治改革以便有資格成為歐盟成員。

　　第二個策略要想成功，自由貿易協議必須由新的決心推動這些政策的進步政府來談判而不是由保守政府的律師們來協商。為了讓這樣的政府上台，社會民主黨和左派自由政黨必須重新把自己的政治核心集中在階級角色，工會組織，全球化經濟的社會投資的重新理解。

　　譯自：「How Class Disappeared From Western Politics」By Shalom Lappin

　　http://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ticle=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