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專訪李安：我要讓西方人看到不同的中國

2006年06月22日14:33 三聯生活周刊
　　記者◎馬戎戎

　　三聯生活周刊：這次電影節來了很多貴賓，但是最熱的明星就是你。你是目前中國電影導演們最羨慕的人。你自己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李安：很溫暖，但大家這麼喜歡我，我可能就會被綁住了。像這次拍《色戒》，就已經有很多專家在等著看我怎麼拍。

　　三聯生活周刊：大家覺得你已經成為一座橋樑，又懂中國，又懂美國。

　　李安：橋樑對我來說，是一種結果，不是我的本意。拍電影對我來說是一種了解，我自己了解自己，了解觀眾的生存方式，如果只是為了票房，或者得獎，我就可以退休了。

　　其實，共通性非常重要。我入行15年，在各地拍片。每個地方的人都會告訴我兩件事情，一方面他們會告訴我，我們是特殊的，我們北京人怎樣怎樣，上海人怎樣怎樣，猶太人怎樣怎樣。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會告訴你，我們上海人不是這樣，我們北京人不是這樣，我們也是普通人，你這樣拍不對。我是一個台灣的導演，拍美國牛仔的故事，在瑞士賣錢，那這裡面就一定有共通性。但另一方面，我覺得我保持了自己的特色。我能在好萊塢立足，不是因為我英文特別好，我也不見得有多懂得美國文化。但是我是在用中國人的眼光去看這些事情，觀察比較特殊。

　　既要有共通性，又要有特色，這兩點要很好把握才行。我心裡有故事要講，要告訴觀眾，這是我了解世界，和世界溝通的方式。我覺得我們這一行和公務員不一樣的是，我們總是在尋找突破，尋找新鮮的東西，心裡像小孩子一樣，永遠對世界充滿了新鮮感。我們不能總假裝自己是處女，而要把我們最真實的東西呈現在大家面前，讓大家品頭論足，這是我們要講的事情。我不喜歡把電影叫做Films，太嚴肅，我喜歡叫做Movie，有童心在裡面。

　　三聯生活周刊：目前動作片似乎是中國唯一既有共通性，又有特色的片種。

　　李安：動作片很好賣，因為都是肢體語言，沒有文化差異。我覺得中國除了第五代、第六代藝術片，真正能進入西方市場而且比較好的，除了功夫片目前確實還沒有別的。很多人覺得動作片是武術，我拍《卧虎藏龍》的時候才知道，是舞蹈，從京劇里來的。香港所有的武術指導都是學京劇出身，是戲班而不是武行出來。從京劇，到廣東大戲，到邵氏公司的武打片借鑒日本武士道電影，製造出一種片型，最後發展出一種武打美學，不只在編排上有獨到之處，電影本體也有一種特殊的感覺，成為一種電影美學。這是我們的國粹。

　　但在這些被好萊塢學去后，我們還有什麼東西？這也是我們目前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在科技上面，當可以用電腦動作來取代真人動作之後，我們又用什麼來抗衡呢？我下一步想讓他們看到，戲劇性的中國、文藝性的中國，中國的掙扎，中國的故事，這也是大家需要努力的，還需要時間。

　　三聯生活周刊：你怎樣看待中國電影人普遍存在的好萊塢情結？最近出現了很多投資很大的大片，它們的目標性非常明確。

　　李安：我一直說，好萊塢是把這種共通性做得最好的地方。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電影語言是西方人定下的，片型也是西方人定下的。一旦中國和西方的格式不符，就會出現水土不服。還有一個很大的痛苦，就是中國人其實也不看國片。200多年來，我們革命也革了，我們還一直在適應期。電影有它獨特的問題，出了這個格式，不只是西方觀眾難以接受，你們也不接受。所以所謂的導演都有好萊塢情結，其實是一種心理，只有到了好萊塢這個世界電影的大聯盟裡面，才能受到全世界關注。作為一個被大眾認同的標誌來說，好萊塢完整的機制、工作方式和平台，確實有吸引力。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能有點急功近利，在壓力下有點好大喜功，要一下子跳到西方電影的前面。可是大家忽略了一個明顯事實，中國的電影100年和美國的電影100年是差很多的。不可能一下子跳過去。很明顯的事實是，在好萊塢，片型和觀眾之間的關係已經建立起來了。但在國內，片種和觀眾之間一直缺乏約定俗成的關係，觀影習慣還沒建立，導演再有才華也沒有用。我對馮小剛很佩服，因為只有他能建立起這個習慣。你今天要我來做大陸市場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電影是集體創作的智慧。我其實很同情國內的同行，又要得獎，又要賣座、道德上又要受許可，又要探索人性。全世界100年來也沒有人做到這樣的電影，我覺得大家需要耐心。文化正在轉型，我們正在建立自己的規則。電影其實拍的不僅僅是電影，蓋大樓可以要求速度，文化可不行，需要耐心。

　　三聯生活周刊：你怎麼看待《綠巨人》在你創作中的位置？似乎大多數美國影評人沒有充分認識到這部電影的共通性。

　　李安：《綠巨人》是我唯一在好萊塢做的一部真正像好萊塢的作品，但觀眾的批評比較多。《卧虎藏龍》之後，我希望繼續延伸我的創作，把一些俗文化的東西，從藝術的角度切入。《綠巨人》其實是一個終極自由的作品。拍藝術片，你說創作自由，可是沒有錢，就是不自由，《綠巨人》用了1.6億美元去拍，玩具很大，很過癮。《綠巨人》其實是我挑戰好萊塢的一部作品，我對電影的那種叛逆性，對美國主導世界不安的感覺都通過它表現出來，我用恐怖片去做，很過癮。只是在發行方面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三聯生活周刊：你這次為什麼要決定拍攝張愛玲的《色戒》？對你來說，最重要的創作因素是什麼？

　　李安：我覺得是劇本，劇本是中國電影最弱的一環，所以很多導演都在等好劇本，很多演員都在等好角色。對我來講，劇本第一是選材、不是故事，我覺得故事很好編，角色也很容易塑造。但我需要一個題材讓我能帶著一群人保持一年的興奮、很興奮，讓我覺得我必須拍一部電影來尋找答案，享受過程。本身的元素要讓我能關心人生的很大問題。我要拍《色戒》，就因為大家提到抗日就慷慨激昂，只有張愛玲看透了這個東西。從女性的角度，一個女人去色誘漢奸，這個東西對我誘惑太大，我又興奮了。電影是要吸引觀眾到一個黑盒子里來，要花錢花時間，必須要有新意才能讓觀眾聚精會神地盯著大銀幕，看兩個鐘頭，這很重要。

　　三聯生活周刊：對道德標準的突破對你來說足夠興奮么？在很多人看來，在電影導演里，你是少見特別自律的人，但你也能拍出《斷背山》。

　　李安：道德對我不構成問題。最重要的是什麼？勇氣。到最後你有沒有勇氣觸摸人性最幽微的地帶？你怎樣去觸摸它。我的個性比較溫和，我不會去做比較悲愴或者比較絕的事情，可是我的勇氣和誠意讓我可以去觸摸這些題材。我不是很溫柔的人，我覺得做人可以很溫柔很中庸，做藝術不能手軟。我喜歡像鵝的脖子一樣，很圓潤，但是底下折了三折，這樣我覺得比較安心和對得起觀眾。這是我的個性。探索題材要大膽、要深，言別人不能言，擲地有聲。

　　三聯生活周刊：父親形象為什麼能一直成為你的創作主題，其實我覺得你的電影很多都在探討男人和男人的關係。

　　李安：我最想做的，就是我所不了解的。父子關係就是這樣。父親對我來說代表著一種父權的傳統，在台灣這樣的多元化變化中慢慢失去權威。我是長子，壓力比較大，我父親就是我高中時的校長，老希望我教書。可是我就是不願意教書，而是想拍電影，兩個人耗了幾十年，家門不幸，最終我還是拍了電影。一直到最近拍《斷背山》前。我做電影做得心力憔悴，他還問我，想不想教書呢？我還是咬牙說，我不教。我爸爸就勸我不要沮喪，要帶著沮喪往前沖。他這輩子只鼓勵我這一次，所以我終究拍了《斷背山》。

　　父親對我的壓力，我拍了三部電影之後才慢慢釋放出來，第三部電影的時候我比較皮一點，給他安排了一個年輕漂亮的女性，讓他找到第二春，算是把父親的形象送走了。拍《綠巨人》的時候，那種壓力感又回來了，父子之間，非常強烈，用暴力的方式來解決。我是拍完這部片子后，才明白父親對我的影響，不光是在文化教養上，甚至是在基因上。我覺得男性和男性之間存在一種張力，父子之間必須要用毀滅才能看到本質。《綠巨人》拍完后，我父親過世了。所以在這部電影的結束，我把父親的形象炸掉了。父子關係難道一定要用爆炸毀滅的方式來表達么？我自己也有很多深思。我覺得男性身上有動物生存很陽剛的一面。

　　三聯生活周刊：也許你還願意談談你蟄居紐約的6年。我很好奇，那6年間，你是不是真的那麼耐得住性子？

　　李安：耐得住性子是好聽的說法，其實心裡像油煎一樣。這是我在等待機會的6年。在美國，導演是一個領導者，從事的是一個創作的角色，除非你能提出新的想法，否則你根本沒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華。而在銷售我的Idea方面由於我性格很弱，就只好等了6年。在這段時間我也寫過劇本，但是一次次地被退了回來，不過這也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因為這段時間我最大的成長是對編劇工作和市場運作方面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太太頭半年很辛苦，甚至覺得日子已經過不下去了，我父母對我也都放棄了。看到太太哭我也覺得自己很沒出息，我覺得自己還是有特長的，怎麼就落得秦瓊賣馬？當然也想過轉行，但是除了拍電影我也沒有其他長處，別的工作都做得不像樣，就這樣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生活著，不過也只有沒有選擇的人才能做導演，打死都要堅持做下去的人不需要鼓勵。

　　這6年還有一個好處，我的家庭很穩固。我現在只要呆在家裡就會買菜做飯，出門前會把燒好的東西放在冰箱里。我出來拍一年的片子家庭也不會散掉。其實我現在就是在拿銀行里的利息，積蓄都是在這6年裡存下來的。-

　　(感謝上影集團任仲倫先生支持，部分問題根據李安在復旦大學所做講座整理)

李安導演...好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