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血與火永不磨滅 蔑視仇恨影響未來？

人民網-人民日報

　　作者：王屏

　　近代中日兩國的相互認識在亞洲與世界歷史的激變中形成，在東西方文明衝突以及亞洲內部侵略與反侵略戰爭的環境下發展，這種在多重矛盾甚至是血與火中形成的相互認識似乎永不磨滅地存留於我們的記憶中。它充滿了相互蔑視和仇恨的感情色彩，並從近代一直延伸到現代以至於還可能影響到我們的未來。


　　近代的中國與日本

　　近代日本是個謎。它緊隨西方之後，卻又對其耿耿於懷，不惜一戰；它竭盡貶低東方之能事，不惜用鐵蹄去踐踏，卻又割不斷那千年歷史與文化傳統的臍帶。近代日本的亞洲觀，從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典亞細亞主義」的形成發展到20世紀20年代「擴張的大亞細亞主義」以及30年代「侵略的大東亞共榮圈」，走過了一段從理想主義轉化為現實主義的歷程。在70多年的近代日本歷史中，日本人的亞洲觀經歷了從「亞細亞連帶論」到「亞細亞改造論」，再到「亞細亞盟主論」這樣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

　　近代日本的中國觀是其亞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日本人亞洲認識與中國認識範式轉換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日本對亞洲文明以及中國文化認同與否的態度上的變化。「華夷秩序觀」是日本認識亞洲與世界的出發點。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使一直閉鎖於東亞一隅的日本頓生唇亡齒寒之感。佐藤信淵在1849年發表了《存華挫狄論》，倡導「日中提攜」。福澤諭吉最初也主張「連帶論」，但他很快發現大清朝並不想和日本一樣「除舊迎新」。於是，他開始主張「改造論」。他把經過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比喻為「石造」的房屋，為了避免不是「石造」房屋的鄰家起火殃及到自己，他主張應對中國和朝鮮實行「改造」。可是，19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其強國餘威猶在，接受小國日本的「改造」簡直是天方夜譚。結果，福澤諭吉在1885年寫了《脫亞論》一文。經反覆演繹之後其主張被定位在「脫亞入歐」一詞上。然而，在70多年的近代發展史中，日本既未能「脫亞」，也沒能「入歐」。日本的「入歐」是二戰後在美軍的佔領下被強迫實現的。

　　日本人的亞洲認識與周邊國家相比，特別是與中國相比具有一種特殊的性質。日本既把亞洲看成「自我」，又把亞洲看成「他者」。對於亞洲，日本在「提攜」、「改造」、「侵略」之間進行著選擇。1880年日本成立了一個民間亞細亞組織「興亞會」，清朝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及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昌都是其會員之一。但是，由於朝鮮問題的存在以及日本入侵台灣，中日兩國政府沒能在「興亞」問題上採取一致立場。另外，清政府官員中還有人對「興亞會」的名稱不以為然，認為「小小日本動輒妄言興亞」未免過於自負。為此，「興亞會」於1883年更名為「亞細亞協會」。1886年「長崎事件」爆發后，中日兩國的對峙局面形成，直至甲午戰爭。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導致日本人的中國觀發生其歷史上的第三次大的變遷。中國也在此後向日本派遣了大量的留學生。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屈尊並開始向周邊的小國學習，日本成為當時亞洲的「革命搖籃」。孫中山的同盟會就曾得到過日本友人的大力資助，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行所就設在亞細亞主義者宮崎滔天的家中。日俄戰爭後日本在亞洲確立了其帝國主義體制，並與列強共同瓜分中國。特別是其後日本在中國所進行的侵略和大屠殺使中國人的日本觀降到歷史上的最壞程度。

　　中日相互認識中的誤區

　　在一些日本人的中國觀中存在著誤區：一是中華文明「宋代截止論」。即承認並認同一直到宋代中華文化與文明都是世界先進文化與文明的代表，但對後來元代與清代的統治不以為然。二是精心構築「東洋」概念與「東洋史學」理論。近代日本界定的「東洋」概念有兩層含義。一個是地理概念，指整個亞洲。一個是歷史和文化概念，以圖為日本尋求新的自我定位。當「東洋」外指時，日本將自己包括其內；而當「東洋」內指時，日本卻將自己排除在外。日本視自己為落後、「野蠻」的大「東洋」中「文明」的小「西洋」，並刻意與落後的亞洲保持著距離。從近代的「謝絕亞細亞之惡友」(福澤諭吉語)到現代的「別了！亞洲」(長谷川慶太郎語)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這種心態。「東洋史學」理論的代表人物是白鳥庫吉和津田左右吉，前者的「堯舜禹抹殺論」以及後者的「中國傳統文化否定論」誤導了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同時也動搖了日本民族傳統文化與價值觀的根基。三是分不清「興亞」與「侵亞」的界限。由於近代亞洲面臨著多重矛盾，加上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宣傳，一些侵華日軍至死都以為他們是在為「解放亞洲」而戰。即便是今天，還有日本人對在中國實行的侵略與屠殺的性質認識不清，並在南京大屠殺的人數上糾纏不休。

　　在部分中國人的日本觀中也存在著誤區：一是歷史上的「東夷」論。歷史上中國一直視日本為「東夷」小國，對日本要求與自己平起平坐甚為不滿。近代以來日本又多次侵略中國，所以中國人對日本人的蔑視與仇恨不斷加深。二是對日本「整體記憶」的惡化。這種「整體記憶」惡化的原因主要源於日本對華侵略的歷史。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對中華民族所造成的嚴重傷害，導致一些中國人將特殊階段的歷史事實定格為日本民族性格的普遍性特徵，結果他們在對日認識上往往容易出現情緒化傾向。

　　中日邦交恢復后的10年裡是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的時期。後來，由於「教科書」及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的出現，中日關係急劇下滑，兩國人民的互信程度大大降低。然而，進入21世紀后的亞洲需要我們中日兩國以及亞洲各國之間攜手並進，共創美好未來。作為亞洲的兩個大國，中日兩國政府和人民都應理性地面對過去與未來，勇敢地接受歷史留給我們的正負兩種遺產。未來的世界是一個共生的世界，具有共同文化傳統的東亞各國之間更應認真地進行對話並共同與歷史對話。

　　與歷史對話就需要對歷史問題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歷史不是一個點，也不是一條線。它是由無數個橫斷面構成的時間與空間的多維、立體的客觀世界。任何視所觀察的對象為靜止目標，任何以點代面的非科學、非辯證的認識歷史的方法都不是正確的方法，也不會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結論。歷史不是「包袱」而是一面鏡子，我們只有「以史為鑒」，方能面向未來。

看看以色列人如何全球追殺納粹，就知道中國人的善良了！！！！！！！！！！

經常有專家呼籲對待「什麼什麼『要理性』」，話固然不錯，道理亦當如此；然而對那幫絲毫不與你講理性的日本右翼政客甚至政治流氓講「理性」，恐怕既是對牛彈琴，也是強人所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