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一個人的義路

余傑

「眼底雲煙過盡時，我正逍遙處。」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一名上身青衫、下身白色齊膝短褲、足蹬藍色長統襪、黑鞋的教書先生模樣的高個子男人，被一隊士兵押解到福建長汀羅漢嶺下。
    他步履安穩，長發一絲不苟，依然保持著許廣平記憶中的那種「演講起來頭髮掉下來了就往上一揚」的「英氣勃勃」的神氣。
    士兵們暗自低估：這個柔弱的讀書人，真的全然不怕死嗎？
    死亡，是多麼可怕。千古艱難惟一死。
    從天香樓到羅漢嶺，這一段路很短，也很長。
    這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地點，乃是他三十六歲人生的起點與終點。
    他出生和少年時代生活過的「天香樓」，是中國傳統大家族以及文化基礎的縮影，正如他在自傳中所說：「大家族制度最近的狀態，先則震顫動搖，后則漸就模糊漸滅。我單就見聞所及以至於親自參與的中國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種社會現象而論，只看見這種過程，一天一天走得緊起來。好的呢，人人過一種枯寂無生意的生活。壞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為經濟利益的衝突，家庭維繫——夫妻情愛關係——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覷戴著孔教的假面具，背地裡嫉恨怨誹詛咒毒言，無所不至。」那種生活，他再也不願繼續下去了。他的母親已經被漫無邊際的貧困和冷漠所吞噬——在他十六歲那年，母親用火柴頭上的紅磷和著酒喝下去自殺了。
    於是，他從這樣一間千年暗室中脫穎而出。他一生都在艱難地尋找光明，像撲火的飛蛾。他不斷被黑暗所傷害，黑暗往往就在離他最近的地方。那些他原來以為「親密無間」的「同志」，紛紛向他射出致命的暗箭。他卻始終沒有學會如何以「橫站」的姿態，避免從背後而來的暗箭。昔日他曾以為是光明的搖籃的國度，今日他亦不得不承認乃是一處更大的魔窟：革命之後的俄羅斯，充滿了「夢想，幻想；槍，監獄」，飢餓的農民吃死人的屍體或絕望地在家中自焚。這樣的國度，能成為中國的「老師」嗎？他寧願與哀哭的人同哀哭，也不願與揮動鞭子的人同揮鞭。
    他隕命的「羅漢嶺」，則是一處貧瘠而優美的土地。當年，是否真的有救苦救難的「羅漢」來過這裡，已經無從查考了。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假如真有「羅漢」的話，「羅漢」也從未憐憫過生活在這裡的人們。農夫們從來都不懂得欣賞風景的秀麗，他們只關心這裡是否可以收成莊稼。羅漢嶺永遠被農夫當作不毛之地，羅漢嶺卻成了他最後的安息之所。那天早上，他思如泉湧，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本想重新謄寫，時間卻來不及了。八點鐘，他對奉命前來向他出示「畢命之令」的特務連長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是的，他太累了，十多年來，他那瘦弱的肩頭承載了太重的負擔，日趨嚴重的肺病讓他骨瘦如柴。
    在這些昨天還是農家子弟的士兵們的簇擁之下，他從監牢走向城外的羅漢嶺。他對他們沒有任何怨恨，因為他們所做的一切，他們自己並不知道。殺戮，無盡的殺戮，同胞對同胞的殺戮，何時才能休止呢？一個人的殉難，能滿足那些嗜血的嘴唇嗎？他把自己塞到了絞肉機中。生命的終點很快就走到了，最後一縷風吹起他的長發。他安靜地盤坐在一片芳草萋萋的草坪上，望了望頭上的蒼天，微笑著對周圍的人說了一聲：「此地很好。」行刑的士兵向他舉起了槍，並摳動了扳機。槍聲響起，凄厲地劃破這寂靜的山嶺，他的鮮血緩緩地滲透進這片苦難的土地之中。
    人類社會一次次地上演這樣的悲劇：高擎火炬照亮黑暗的人，往往瘐死黑暗之中。瞿秋白便是其中之一。
   
    瞿秋白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更不適合充當一個政黨的領袖。他單純得像一個孩子，他哪裡知道政治是一處險惡無比的「鱷魚潭」呢？他只是懷抱著一個美麗的理想走進革命隊伍當中，他只是希望為同胞多爭取一分自由、人權和尊嚴，讓自己的國族穩步地邁向那未來光明的世界。
    「無牛則賴犬耕田」，瞿秋白經常說起這句家鄉的俗話，其實這便是他的自況。也許將自己比喻為「犬」過於「卑以自牧」了，在被捕之後接受《福建日報》記者李克長的訪問時，秋白感嘆說：「田總是要牛來耕的，現在要我這匹馬來耕田，恐怕吃力不討好。」在這裡，他總算將「犬」改成了「馬」。犬也罷，馬也好，其實秋白更像一隻羔羊，羊入狼群，焉能全身而退？他被推上領袖的位置，實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他不懂得權謀術，也不知道厚黑學，他沒有流氓的無賴，也沒有屠夫的殘忍，他甚至永遠也學不會如何面不紅耳不赤地說慌——而這一切，都是充當一名政治領袖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聽聽希特勒的演講，看看斯大林的眼神，瞿秋白跟他們相比簡直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族類。
    那是一個成王敗寇的世界，成敗的關鍵僅僅是誰更無恥、誰更暴虐而已。瞿秋白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遊戲規則，他不願放棄自己心中最柔軟的那一部分，於是他只好出局了。秋白自己說過：「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結習未除』的。」是的，他真該守住那張小小的書桌啊。臨死之前，他最大的遺憾便是：沒有時間多翻譯幾部俄羅斯的文學巨著。這才是適合他性情的工作。
    與後來躺在水晶棺中的那個巨人相比，瞿秋白顯然過於「婦人之仁」了。他甚至看不得別人流血，即便是「敵人」的血；他更不會將「同志」當作「敵人」來鬥爭，他以為所有人參加「革命」，都抱著與自己一樣單純的想法。他在擔任中共最高領導期間，手邊無一兵一卒，步步皆如履薄冰——「一隻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當時，一切的指令都來自於北邊的「赤都」，他僅僅是一個傀儡罷了。但黑鍋卻要讓他來背，這也是黨的「安排」。
    突然有一天，鋪天蓋地的污水向秋白潑過來。他根本沒有預料到會出現這樣的情形，他根本來不及躲閃。於是，他的渾身上下都被弄得臭氣熏天。昔日對他彬彬有禮的同志們，如今個個都惡語相向。連共事頗多的李立三也在會議上聲色俱厲地譴責說：「我現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確用了兩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會上的行動，就可以表現出來。黨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團體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指鹿為馬是朝堂上常有的把戲——秋白從來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團體」，否則他又怎麼會被孤家寡人地掃地出門呢？
    此次會議，秋白缺席了。雖然缺席，對他的審判仍然完成了。他也許沒有想到在《餓鄉記程》中的一句話竟然一語成讖——「你們罰我這個瘋子，我不得不受罰。我決不忘記你們，我是想為大家辟出一條光明的路。」幸虧，秋白還不是那種除了搞「運動」之外便一無所長的「職業革命家」，他與家人一起以化名居住在上海的貧民區，重新開始了文字生涯。要是一直這樣下去，該有多好！
    然而，黨終究還是忘不了這名已經被罷黜的「廢人」。秋白接到了擔任蘇區「教育部長」職務的任命，而且不準妻子同行。顯然，這是一次「不懷好意」的工作安排。其實，他完全可以拒絕此次呼召，他可以繼續在亭子間里做一名自由撰稿人。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條不歸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他毅然選擇的「自殺」——殺害他的人，既是國民黨蔣介石，亦是他本黨的同志們，更是他自己。
    在離開上海赴中央蘇區前夕，瞿秋白寫了一篇題為《「兒時」》的短文。此時身患嚴重的肺病的他，已經預料到了此次遠行也許是一去不復返。秋白以龔自珍的詩句「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開篇，算是對自己短暫的生命有一次簡單的回顧。「不能夠前進的時候，就願意退後幾步，替自己恢復已經走過的前途。請求『無知』回來，給我求知的快樂。可怕啊，這生命的『停止』。過去的始終過去了，未來的還是未來。究竟感慨些什麼——我問自己。」他始終是一名悲觀的、托爾斯泰式的個人主義者，而非樂觀的、進化論和馬列論者。雖然被譽為共產主義理論家，他坦陳自己並沒有讀過幾本馬列著作，倒是對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念念不忘。他不是企圖取悅觀眾的演員，他對於這個絢爛的舞台毫無留戀。
   
    因為臨刑前寫了《多餘的話》，瞿秋白被許多本黨的同志視為「晚節不忠」。在此後漫長的時間裡，在黨史上他亦被歸入「叛徒」或者「准叛徒」的行列，他所期待的「歷史的審判」一直尚未來臨。在文革的血雨腥風中，他的墳墓連同母親的墳墓一起，遭到了「革命群眾」的挖掘和砸毀。
    從某種意義上說，瞿秋白確實是「革命」的叛徒。如果說「革命」意味著殺人放火，意味著焚書坑儒，意味著一種新的更可怕的奴役制度的建立，那麼秋白理所當然拒絕這樣的「革命」。正如魯迅所說，革命是讓人活的，不是讓人死的，讓人死的革命便失去了其「正義」的根基。是的，這樣的「叛徒」是值得敬重的——天鵝為什麼不能拒絕與豺狼為伍呢？憑什麼要求天鵝為豺狼裝點門面？
    在諾大的黨內，瞿秋白幾乎沒有一個值得深談的朋友，權力已經讓那些人的心靈徹底異化了。秋白惟一的朋友便是魯迅。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此同懷視之。」這是魯迅抄錄給瞿秋白的一副對聯。那時，魯迅與瞿秋白認識才兩年，見面才幾次，加在一起不足半年。魯迅比瞿秋白年長將近二十年，是他們共同喜好的俄羅斯文學讓他們走到了一起，更大契合的乃是他們相似的「文人性情」，以及他們共同的肺病、共同的失眠。深諳世事卻又保有一顆赤子之心的魯迅，絲毫不喜歡那個「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領袖，斥之為「有山大王氣」，卻偏偏欣賞瞿秋白這名已經一無所有的「出局者」。卑鄙的心靈各有卑鄙的不同形式，高尚的心靈卻因同樣的緣故而高尚。
    那段時期，大概是瞿秋白一生中最快樂的時期了。在經歷了暴風驟雨般的侮蔑和攻擊之後，本來就敏感而內斂的秋白更加沉默，只有魯迅的來訪能讓他打開的心扉和話匣。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回憶說：「魯迅幾乎每天到日照里來看我們，和秋白談政治、時事、文藝各方面的事情，樂而忘返。我們見到他，像在海闊天空中吸著新鮮的空氣和享著溫暖的太陽一樣。秋白一見魯迅，就立刻改變了不愛說話的性情，兩人邊說邊笑，有時哈哈大笑，衝破了像牢籠似的小亭子間里不自由的空氣。我們捨不得魯迅走……」
    在離開上海之前，瞿秋白最後一次去拜訪了魯迅。兩人似乎都有些不祥的預感，這次拜訪成了生離死別。魯迅破天荒地將自己的床讓給瞿秋白睡，還從來沒有客人享受過這樣的禮遇。許廣平後來回憶說：「魯迅特別表示惜別之情，自動向我提出要讓床鋪給秋白安睡，自己寧可在地板上臨時搭個睡鋪，覺得這樣才能使自己稍盡無限友情於萬一。」秋白深深感受到了這友情的溫暖，面對這樣的友情，那些流氓無賴射來的毒蛇般的毒液又算得了什麼呢？秋白少有地微笑了，楊之華回憶說：「第二天晚上，他回來了……他對我說：『要見的都見到了，茅盾和魯迅身體都好，海嬰也沒有什麼病。魯迅和許先生睡了一夜地板，把床讓給了我。』他帶著微笑，表現了他的滿意的微笑。」
    瞿秋白曾經贈給魯迅的一首詩：「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舊夢已如煙。天寒沽酒長安市，猶折梅花伴醉眠。」詩后還有一段跋文：「此種頹唐氣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詩時，正是青年時代，殆所謂『懺悔的貴族』心情也。」瞿秋白和魯迅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少有的身上帶著「貴族氣」並深有「懺悔精神」的「多餘人」，此種「多餘人」恰恰正是這個民族的脊樑。瞿秋白死後，魯迅在談到自己正在翻譯的果戈里的《死靈魂》時，嘆息說：「（瞿秋白）譯這種書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定判殺人者為罪大惡極。」在其生命的最後一年裡，魯迅不辭辛勞地編輯亡友的文集，並親自負責校對和出版過程。
    「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瞿秋白不是一名合格的「革命軍中馬前卒」，他只是默默地走一個人的義路。無疑，秋白是失敗者，魯迅也一樣——他們生前被無休止地圍攻和漫罵，甚至死後也不能避免被蒼蠅和蚊子侮蔑的命運。然而，失敗乃是他們的宿命，失敗乃是知識分子不能拒絕的、來自上帝的禮物。他們正是以失敗者的謙卑順服，獲得了那至高至大的榮耀。秋白最終脫下了魔戒重獲自由，他的戰友們則一輩子都成為魔戒的附庸。秋白雖然死去，靈魂卻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飛舞；他的戰友們雖然活著，精神卻處於被奴役的可憐狀態。誰更幸運一些呢？
    瞿秋白很像唐吉訶德，也很像西西弗斯。哈維爾說過：「知識分子總是與嚴格的範疇格格不入，因為這些嚴格的範疇是勝利者們所使用的工具。……的確，在某種程度上知識分子註定是個失敗者，就像西西弗斯那樣。知識分子成為勝利者的可能性總是令人懷疑。然而，在另外一個更深刻的意義上，儘管遭到不斷的失敗，他仍然是個沒有失敗的人——這又像西西弗斯。他實際上通過自己的失敗而勝利。因此，他的地位是雙重的。不承認這種雙重性的存在，最終將意味著接受在勝利者所寫的歷史中的地位。」是的，我也不接受那由勝利者所書寫的歷史，因為我也是失敗者中的一員。我安於失敗的結局，甚至連臉上的唾沫都不願擦去。此時此刻，不同的時空交錯在一起，我向隱沒在驚濤駭浪中的瞿秋白伸出手去：他那雪白的圍巾在風中飄舞，他他那柔軟的雙手仍然如此溫暖……
   
記者：蔡楚轉載

（聽聽希特勒的演講，看看斯大林的眼神，瞿秋白跟他們相比簡直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族類。）
（正如魯迅所說，革命是讓人活的，不是讓人死的，讓人死的革命便失去了其「正義」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