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之殤—漢服消亡簡史

　　　選自《文明的失落與復興》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都蕩漾著濃烈的諷刺意味!

　　漢族，這個又被稱華夏民族或中華民族的古老民族，它名字「華」便是來自她美麗的肌膚——服飾。「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尚書正義》注「華夏」：「冕服華章曰華，大國曰夏。」《左傳·定公十年》疏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2003年10月，中國姑娘王珊身著中國唐式服裝參加國際小姐選美，並獲得「最佳民族服飾獎」的殊榮(見右圖)。然而，時至今日，就是創造這個服飾的民族，卻成了世界上唯一沒有自己民族服裝的民族。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但沒有自己民族服裝的民族卻不多。中國56 個民族中，藏族、蒙族、維族等均有自己的民族服裝，唯獨漢族卻沒有自己的民族服裝……19**年發行的第三套人民幣10元券，俗稱「大團結」，票面上的各民族穿著各自的民族服裝，漢族卻穿著中山裝。1987年發行的第四套人民幣，描繪了中國人口總數在百萬人以上的各民族的圖案，其它各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服裝，唯獨10 元券上面的漢族和1角券上面的滿族，卻穿著同樣的服裝……」

　　「今天的中國人，大多數都認為自己是漢族，可是他們畢生都沒見過自己的民族服裝。甚至，在許多國人的心目中，漢族從來就沒有民族服裝，穿民族服裝是少數民族的特色。」

　　沒有民族服裝，使漢族人在很多場合陷入尷尬的境地。2004年的56民族金花聯歡活動中，五十五個少數民族都身著各自的民族服裝，而漢族金花卻身著西式黑色晚禮服。

　　其實，漢族並非原本就沒有自己的民族服飾。從上古時代開始，自成一系的漢族服飾，就伴隨著華夏人民的生活點滴，構成華夏民族延續上千年的獨特風景線，成為古典中國文明的重要象徵。在創世傳說中，她讚頌著先祖炎黃的豐功偉績，在歷史長河中，她記錄著華夏民族的演化軌跡。禮儀之邦的教化使她深邃，文明古國的工藝使她華美，的雄威使他莊嚴，盛唐的光環使她絢麗，她豐富，她悠遠，她高潔，她遠播四海。然而，就在她綻放比耀眼的光芒的時候，卻突然從神州大地上消失了，僅留下一片廢墟瓦礫，長伴殘陽如血。

　　《文明的失落與復興》將帶您穿過時空遂道，俯瞰神州大地，欣賞漢族服飾的華美，再探華夏文明的源泉，領略中華文化的淵博，重溫古國往昔的輝煌和驕傲，同時也將帶您感受那曾經的恥辱與悲傷，體驗那痛苦的令人心悸的脈動，感悟漢族服飾所代表的氣節和尊嚴、體會她的堅強和信念，以及她所屬的華夏民族的歷史、今天、未來的命運、抗爭和希望。

　　我們的漢服是怎麼消失的？

　　「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這是中國歷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禎帝自縊殉國。李自成進北京，派人招撫駐紮在山海關的原明寧遠總兵吳三桂。吳三桂經過考慮，決定歸順新朝，並回京朝見「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聽聞家產被抄，愛妾被虜，頓改初衷，回師山海關，佔領關城。李自成聞訊，決定征剿吳三桂，21日，雙方激戰山海關，22日晨，吳三桂情勢危急，帶隨從衝出重圍，至關外向駐紮在關外覬覦已久的多爾袞部剃髮稱臣，歸降滿洲軍，雙方合兵。26日，李自成敗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軍入關，「定鼎燕京」。

　　第一節　伴隨著滿洲入關而來就是剃髮易服令

　　早在滿清入關之前，遼東漢民早已深受剃頭之荼。滿洲在明代稱為「建洲女真」，剃髮是女真族的風俗習慣之一，這也是從其先世，女真金人那裡沿襲下來的（歷史上，剃髮垂辮這一習俗，存在於多數北方游牧民族之中，中原漢人因之泛稱其為「索虜」。），同時，北方游牧、漁獵民族多屬馬背民族，為征戰、搶掠方便其間，其服飾多以緊身窄袖為特點，亦不戴冠，與中原華夏民族（漢族）的寬衣大袖，束髮戴冠大不相同。17世紀初，隨著滿洲的興起和擴張，這一特定的風俗習慣轉而變成民族鬥爭之間征服與反征服、奴役與反奴役的政治問題。努爾哈赤於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稱后金汗，並攻掠明地，開始以剃髮作為降服滿洲的標誌。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襲取撫順，「被擄軍丁八百餘人，又盡髡為夷。」（《剿奴議措》）天啟元年，（1621年）后金攻取遼瀋，「驅遼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譴三騎持赤幟，傳令自髡剃不殺。」（《明熹宗實錄》卷三）后金的剃髮政策，引起漢人的強烈不滿，以金洲、復洲、海洲、蓋洲南四衛，鎮江（丹東）等地最為激烈，「堅不受命，有剃頭者，群擊殺之。」（《三朝遼事實錄》卷四）鎮江（丹東）人民拒不剃頭，還殺了后金派去的官吏，努爾哈赤聞訊，派兵進行殘酷鎮壓，不剃髮者悉被殺害，又搶掠婦女千餘人，據朝鮮史料載「時奴賊既得遼陽，遼東八站軍民不樂從胡者，多至江邊…… 其後，賊大至，義民不肯剃頭者，皆投鴨水（鴨綠江）以死。」（《李朝實錄》光海君十三年五月）。

　　明崇禎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后金為清，繼續推行剃髮易服政策，明令公布「凡漢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滿洲式樣，男人不許穿大領大袖，女人不許梳頭纏足。」（《清太宗實錄稿本》卷十四）三年，（1638年）又下令：「有效他國（指明朝）衣冠，及令婦人束髮裹足者，俱加重罪。」（《東華錄》崇德三）。皇太極的目的，是防止女真人受到漢人風化的熏染，「服漢人衣冠，盡忘本國語言」，（《清太宗實錄》 卷三四 崇德二年四月丁酉）危及滿洲民族政權的長遠存在，為此，皇太極反覆告戒滿洲貴族，應恪受滿洲衣冠和善於騎射的風俗習慣云云，-還多次下「上諭」強調這一點：

　　「當熙宗及完顏亮時，盡廢（金）太祖、太宗舊制，盤樂無度。世宗即位，恐子孫效法漢人，諭以無忘祖法，練習騎射。後世一不遵守，以訖於亡。我國嫻騎射，以戰則克，以攻則取。往者巴克什· 達海 等屢勸朕易滿洲衣服以從漢制。朕惟寬衣博鮹，必廢騎射，當朕之身，豈有變更。恐後世子孫忘之，廢騎射而效漢人，滋足慮焉。爾等謹識之。」（《清史稿 太宗本紀二》十一月戊申）  

　　「昔金熙宗循漢俗，服漢衣冠，盡忘本國言語，（金）太祖、太宗之業遂衰。夫弓矢，我之長技，今不親騎射，惟耽宴樂，則武備浸弛。朕每出獵，冀不忘騎射，勤練士卒。諸王貝勒務轉相告誡，使後世無變祖宗之制。」 （《清史稿 太宗本紀二》 夏四月己卯）

　　皇太極認為，女真金朝的滅亡是因為改穿了漢人的寬袍大袖，繼爾廢棄騎射，從馬上下來，「數世之後，皆成漢俗」。因此，為避免再度崛起的滿洲民族被 「漢化」 ，其裝束絕不能改變，這是保證弓馬騎射的必需！否則，就會有「祖業衰歇，以迄於亡」 的危險。為此，皇太極還召集諸王、貝子，固山額真，「現身說法」 「朕試為此喻，如我等於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矢，右挾弓，忽遇碩翁科羅·巴魯圖（滿語：鷲一般的勇士）勞薩（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於尚左手之人何異耶？」 （《清太宗實錄》 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 這是說，一旦滿洲人放棄本民族的裝束，換上漢人的寬衣大袖，必定會廢棄騎射，繼爾淪落到「待他人割肉而後食」的悲慘處境。這種看法未免淺薄，穿寬衣大袖未必就會廢棄騎射，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趙國一樣不免於亡，秦始皇穿戴著寬袍大袖的冕旒兗服，卻最終統一天下。（「冠冕堂皇」這一成語也是從漢族皇帝的傳統禮服，冕旒兗服來的。）但皇太極對他的想法堅信不疑，還以之「垂戒」後世，成為清王朝的基本「國策」。進一步的，滿洲貴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風俗習慣，還將其強加給被征服各地的漢族人民。在他們看來，只要漢人肯剃髮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傳統服飾，就會斷絕其復明之路，效忠滿清統治者，作滿清的順民；而漢人和明廷官吏則把堅守自己的服飾髮式，作為民族大義的表現。雙方以之為衝突的焦點，進行殊死的搏鬥。

　　清軍入關，繼續推行這個政策。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軍打敗李自成進入山海關的第一天就下令剃頭。五月初一日，清攝政王多爾袞率領清軍過通州，知州迎降，多爾袞「諭令剃髮」。初二進北京，次日多爾袞給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別發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撫，要求「投誠官吏軍民皆著剃髮，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清世祖實錄》卷五 順治元年五月庚寅） 這是滿清進入北京后正式下達剃髮和易衣冠的法令。但是這一政策遭到漢族人民的強烈反對，在朝漢族官員遵令剃髮者為數寥寥，不過孫之獬、李若琳等最無恥的幾個人。不少官員觀望不出，甚至護髮南逃，畿輔地區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連吳三桂也極言之。「（吳）至齊化門，居民出迎，見百姓皆剃髮，垂泣曰：「清人輕中國矣，前得高麗，亦欲剃髮，麗人以死爭之曰，我國衣冠相傳數千年，若欲去發寧去頭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屬國耶？我來遲，誤爾等矣。」（《搜聞續筆》）多爾袞見滿洲貴族的統治還不穩固，自知操之過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順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諭旨中說：「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 （《清世祖實錄》卷五 順治元年五月辛亥）所以清軍入關后，剃髮、易衣冠的政策只實行了一個月。

　　然而，這一政策並未就此完結。當滿洲統治者認為天下大定之時，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態，悍然下令全國男性官民一律剃髮。

　　清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軍攻佔南京，多爾袞即遣使諭令多鐸「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髮，倘有不從，以軍法從事」。十五日諭禮部道：「向來剃髮之制，不即令畫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清世祖實錄》卷十七）這是對民眾的。同時要求地方官員嚴厲執行，更不許疏請維持束髮舊制，否則「殺無赦。」這是一道嚴令，只能執行，不許違抗。滿洲統治者其實把辮子作為的「良民證」使用！多爾袞在順治元年五月講到剃髮令時，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別順逆」：「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髮，以別順逆」！

　　應該承認，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降清的齷齪漢官起了一定的惡劣作用，最無恥是，就是上面提到的孫之獬，孫之獬在明末清初官場上聲名狼藉，一度名列魏忠賢逆黨。清兵入京后，他為投靠新主子，極盡巴結阿諛之能。為了表示他效忠滿清之誠。「於眾人未剃髮之前，即行剃髮，舉家男婦皆效滿裝。」（將良騏《東華錄》卷五）並迅速上奏清廷，諂媚滿洲統治者。據王家楨《研堂見聞雜記》云：「我朝之初入中國也，衣冠一仍漢制。……有山東進士孫之獬陰為計，首剃髮迎降，以冀獨得歡心。乃歸滿班，則滿人以其為漢人也，不受；歸漢班，則漢以其為滿飾也，不容。於是羞憤上疏，大略謂：『陛下平定中國，萬里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於是削髮令下。而中原之民無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處處蜂起，江南百萬生靈，盡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於貪慕富貴，一念無恥，遂釀荼毒無窮之禍。」1647年六月，山東謝遷領導的反清義軍攻破淄川，擒獲孫之獬，深恨其無恥，用錐子遍刺其身，插上頭髮，恨聲不絕地罵道：「爾貪一官，編天下人之發，今我為汝種發！」 孫之獬自知眾怒難犯，已無活理，破口大罵。義軍將其口縫上，凌遲、肢解而死，還把他在城中的孫子、曾孫殺個精光！民憤之大，於此可見！

　　是否由此就可以說，滿清的剃髮易服政策是因為孫之獬而來呢？不是！「剃髮易服」 本來就是滿清王朝既定的「國策」，有沒有人出面「奏請」，頭髮也是要剃的、衣冠也是要換的，只是推行的方式和策略而已。而且這一切，依據滿清的統治實力而變化。清廷「定鼎燕京」之後，當時還沒有佔據全中國的野心，多爾袞下令剃髮，有人認為這使得「南人聞風警畏，非一統之策也」 多爾袞說「何言一統？但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耳。」可見，對於能否一統天下，滿洲貴族這時還沒有把把握，在等待局勢變化。清軍佔領南京之後，滿洲貴族才有統一天下的野心，這從「剃髮、易服」令的推行就可以看出來。「定鼎燕京」之後下達的剃髮令遭到漢人的激烈反對，連吳三桂也極力要求罷除剃髮令。這個時候，清廷還擔心自己立足未穩，害怕喪失人心，激成兵變、民變，所以暫時罷剃。多爾袞發一紙詔書敷衍說「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髮，一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自此之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上同）清軍佔領南京之後，認為統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勢，民族征服者的猙獰面目就露出來了！這回，多爾袞也不管漢人願不願意了，反正是人為魚肉，我為刀俎「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頭」「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上同）措辭非常嚴厲，結果自然是激起各地人民的強烈反抗，清廷的惟一手段，就是譴兵四處瘋狂屠殺。滿清王朝的辮子、衣冠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來。

　　孫之獬的諂媚之舉無疑符合滿清貴族的征服、奴化策略，但它悖逆了廣大漢族人民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感情，因而招致了漢人的刻骨仇恨！而滿清統治者在推行這一政策的野蠻、殘暴、愚昧、荒謬、落後、反動，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至於孫之懈，不過是臣服在滿洲貴族腳下之一小小降臣，賤豎僕役之類，不足道耳，何談參與軍政大計？即使果真孫之懈上疏奏請剃髮，也不過正中滿洲貴族的下懷，他們正急切巴望著有這樣的漢族降臣出面「奏請」，也好封漢人的口，讓其「國策」推行起來更加「名正言順」而已！道理很簡單，他們本來就不願意保留漢族的習俗，避免漢人因髮式、衣冠的差異引發「華夷之辯」，產生「亡國之痛」，進而起來「驅除胡虜」。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轍。所以滿清的剃髮易服政策執行的是如此的殘酷、血腥而又堅決、徹底！「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

　　剃髮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動極為重大，它激起了漢族各階層人士的反對，反抗以至於大規模的武裝鬥爭幾乎遍及全國，導致了長期的政局不穩，以至生靈塗炭。

　　當時，除了不願意剃髮被斬殺的人之外，還有許多激於義憤，懸樑、投水而死的人，明少詹事徐開投水死，（《明季南略》卷四）中書舍人文震亨絕食六日死，遺筆「僅保一發，以見祖宗於地下。」（《聖安本紀》卷六）有一個叫周之蘭的戲子，是個唱生角的名優，對妻子說「如果一定要剃我的頭髮，我寧可去死！」，妻子回答說「那我也一塊死！」於是，夫妻兩個人一同跳井而死！「一梨園人周之蘭，裝扮正生角色，稱名優，剃髮令急，語其妻曰，『必剃我發我寧死耳』，妻應之曰，『是則我亦死耳』，遂同投井而死。」（《崇禎忠節錄》卷四）更有甚者，舉家逃入深山，儼然桃花園中人，溫州雁盪山區，有一徐姓人氏，「不肯剃髮，約其宗族數十人，攜牛羊雞犬，耕織之具，凡人世資生之所需者畢備，攀緣而上，剪茅架屋數十間，隨塞來路，去之三十年，其親串莫得其音塵，不知其生死如何也。」（《黃梨洲文集》傳狀類）

　　這種野蠻的民族壓迫政策，引起了漢族人民的極大憤恨。清軍佔領南京之後，剃髮令依次達到蘇州、常熟、太倉、崑山、嘉定等地，人心大嘩，群起抗命，紛紛挺身進行武裝鬥爭，清廷隨之進行殘酷鎮壓。六月十四日，清軍攻破常熟，清將佟某下令屠，殺戮甚慘「通衢小巷，橋畔河干，敗屋眢井，皆積屍累累，通記不下五千餘人，而男女之被擄去者不計焉。」（《海角遺編》）十六日，佟某等滿載金帛子女而歸，常熟復起自衛。八月十七日，清軍復來，見不剃髮者即殺。八月二十五日，清兵北巡常熟以北之福山塘，迫令剃髮，「沿塘樹木，人頭懸累累，皆全發鄉民也。」（上同）。 六月十三日，剃法令達到太倉，清將張某詭稱召集當地縉紳舉行會議，各縉紳來到之後，突然下令剃髮，眾人方知受騙，即皆掩面痛哭，旋被髡剃。（大概是一邊哭一邊被剃頭吧，這種滑稽又殘酷的場景，想起來簡直令人哭笑不得。）七月初六，清軍攻破崑山，總兵王佐才率兵巷戰，矢儘力竭，坐衙署中整齊衣冠自殺，舉人周室瑜、貢生朱集璜戰死，諸生顧炎武出逃得免。清軍屠城三日，「總計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墮井投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倖免者十之一。」（《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一兵紀）。

　　1645年五月，李自成敗死於湖北通山九宮山，之後，其部下群龍無首、進退無據，被迫先後投效於清廷阿濟格、佟養和部，但並未剃髮。到十月間，清方剃髮令下，農民軍堅不剃頭，紛紛倒戈，分別投向南明何騰蛟、堵胤錫部。足見剃髮問題，對明清雙方的影響之大，清廷以剃髮、易服作為屈服、效忠清廷的奴隸標籤，而蓄髮、保衣冠則成為漢人捍衛民族文化千秋祖業和堅守民族大義的象徵！不僅如此，當時的朝鮮、日本等華夏文化體系的國家，也把漢族服飾文化的消亡當作華夏文化衰落、消亡的標誌！1667（清康熙六年）年到北京的朝鮮使者回國之後，在其向朝鮮國王的報告中感嘆道「漢儀不復見，何日變中華？」可見，在這位使者的眼裡，漢族衣冠的消失代表著中華文化的消亡！他並且說，當時的北京居民，見到他的衣服，低頭哭泣，神情悲慘。「見臣等著冠耳，指示其兒曰，此乃明朝舊制，垂頭而泣，見來慘然矣。」（《李朝實錄》顯宗八年正月），漢族人民遭受的精神摧殘於此可見！

　　實際上，寬衣大袖、峨冠博帶的服飾，加上蓄髮、束髮的傳統，共同構成華夏民族延續上千年的獨特風景線，也成為古典中國文明在外觀上最重要的象徵！可以看成是華夏文明的外在軀體！正因為如此，漢族人民的奮起反抗，不是為一家一族的封建皇權而戰，不是為一派一系的學說而戰，而是為捍衛華夏文明而戰，為捍衛漢民族（華夏民族）的民族尊嚴而戰鬥！為保存漢族（華夏）之所以為漢族的存在而戰鬥！一位西方傳教士目睹了這個過程，記載說「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武器，為保衛他們的頭髮拚死鬥爭，比為皇帝和國家戰鬥得更英勇，不但把韃靼人趕出了他們的城市，還把他們打到錢塘江，趕過了江北，殺死了很多韃靼人。」（衛匡國在《韃靼戰紀》）

　　嘉定，因剃髮被屠殺三次，史稱「嘉定三屠」另外，還有大家熟知的江陰人民反剃髮鬥爭。時人陳確記：「去秋新令：不剃髮者以違制論斬。令發后，吏詗不剃髮者至軍門，朝至朝斬，夕至夕斬。」（《陳確集》卷三十）許多地方的抗清鬥爭不是始於清廷接管之時，而起於剃髮令頒布之日。江陰人民壯烈的據城抗清就是在滿清委派的知縣宣布剃髮之後，相率「拜且哭曰：頭可斷，發不可剃」的情況下爆發的。從閏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兩個多月期間，清軍對江陰屢攻不下，喪亡「三位王爺和十八員大將」，而江陰城中糧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戰士們卻士氣越發的激昂，高唱著「江陰人打仗八十日，寧死不投降」的雄壯軍歌。清軍又調來西洋大炮轟城，八月二十日，江陰城被清軍攻破。清軍攻進江陰后，十分痛恨江陰人民的頑強抵抗，就下令屠城，「滿城屠凈，然後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為幸，無一人順從者。」大砍大殺了三天，被屠殺者達17萬兩千人，未死的老小僅有53人。江陰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達80多天之久，打敗了清軍二三十萬的大軍，殺死了七萬五千多清兵，使滿清侵略者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中國通史》丁文主編）。在嘉定三屠后，當滿清統治者「如願以嘗」的將「削髮令已行」的旗幡插上城頭的時候，滿城已是白骨累累，史載：在滿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內民眾無一投降者。

　　在此之前，滿清自入關到佔領南京，其間無論是揮戈西征還是舉兵南伐無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許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傳檄而定，沒有受到十分頑強的抵抗。為何如漢人的抵抗態度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轉變呢？明末朝廷吏治腐敗、貪瀆橫行，官貴殷實卻國庫空虛。為鎮壓農民起義和抵禦女真南下，明思宗不斷向民眾加派三餉(剿餉、練餉、遼餉)，民不堪命怨聲載道。咸認明廷橫徵暴斂不恤民艱。孟子所言：「君視民如草介，民視君如寇讎」就是這個道理。更早的詩經則有民眾的怒斥：「時日曷喪，吾及汝皆亡」！故無論思宗自縊煤山或弘光被擒蕪湖，民眾都不以為意。因風傳滿清輕徭薄賦，漢人反而對於滿清則翹首以望，只要這傳聞屬實，漢民並不介意胡人帝於中華。在華夏民眾看來，雖然金鑾殿的皇帝變了，但只要自己不受干擾地照舊生活，中國仍然是中國，漢民照樣是漢民。賦稅反正總是要交的，如果滿清皇帝輕徭薄賦豈不更好？待滿清剃頭令嚴厲重頒之時，民眾如夢大醒，遂怒不可遏。原來滿清皇帝不僅是要交稅服役，還要變我風俗習慣，毀我文化傳統。按此胡服垂辮，華夏將成胡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植不萌。」（章太炎《哀焚書》）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熱血者振臂一呼，應者雲集。一夕之間竟成燎原之勢。

　　明儒顧炎武很明確地把「亡國」和「亡天下」兩個概念區別開。他在《日知錄》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認為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易姓改號，謂之亡國」，如滿清那樣使「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他還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這就是後人總結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換言之，歷史上的「易姓改號」的「亡國」就是「亡朝代」，「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國家」。著名歷史學家顧誠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節寫道：「在漢族官紳看來，大順政權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號」，朱明王朝的掙扎圖存是宗室、皇親國戚、世襲勛臣之類「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紳士民沒有多大關係；而滿洲貴族的入主中原則是「被髮左衽」（剃頭改制），「亡天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應當奮起反抗。」

　　當時的西方傳教士對此頗感不解。他們疑問為什麼「為保守頭顱柔順如羊之漢人，今則因保守其發而奮起如虎」？漢族人民先「保守頭顱」是不願為保衛昏庸腐敗的明廷上陣拼殺。后「奮起如虎」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民族尊嚴。漢族的髮式衣冠是華夏民族文化傳統的象徵。滿清要把漢族人民的民族尊嚴和民族感情踩在腳下，這就遭到了漢族人民堅決的浴血反抗。

　　綿綿青絲，

　　使君多情，

　　彤管在意，

　　念念不停。

　　綿綿青絲

　　以君多愁

　　漢簡在握

　　喻我同儔

　　綿綿青絲

　　為君多求

　　鋼刀在頸

　　碧血長流

　　――吳飛：《煩惱絲》
　　相應的，為了保證推行剃法令能夠執行到底，滿洲統治者對起義反抗的義軍進行武力鎮壓，這種鎮壓，還伴隨著搶掠和血腥屠戮，以及殺人立威。

　　清廷頒行「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不是百姓的口頭闡，而是滿清正式頒布的命令)，「不隨本朝制度剃髮易衣冠者，殺無赦。」(王先謙《東華錄》卷五順治元年條），「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清世祖實錄》卷十七 順治二年六月丙寅）這是以多爾袞為代表的滿洲貴族發布的「屠城令」：有蓄髮者立執而剃之，不服則斬，懸其頭於剃頭挑子所縛高竿之上示眾。

　　以嘉定三屠為例，滿洲統治者「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命令一下，一向「民風柔弱」的江南民眾的反抗怒火，立刻在松山、崑山、蘇州、嘉興、紹興、江陰等地熊熊燃燒。嘉定城中民眾不分男女老幼，紛紛投入了抗清行列。然而，臨時組織的民眾義軍無法與滿洲正規軍和漢奸軍的聯盟對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軍蜂擁而入。當屠城令下達之時，清兵「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草叢棘，必用長槍亂攪。」「市民之中，懸樑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從屋上賓士，通行無阻。城內難民因街上磚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紛紛投河死，水為之不流。」若見年輕美色女子，遂「日晝街坊當眾姦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嘉定乙酉紀事》）史家慨嘆：「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倖存者。」 (魏斐德《洪業─滿清開國史》)。血腥屠殺之後，清兵便四齣掠奪財物。 「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入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故殭屍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殺持續了一日，約三萬人遇害，「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屍滿河，舟行無下篙處」。更有甚者，清軍「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羊等物三百餘船」，（《嘉定乙酉紀事》）滿載而去。

　　除嘉定三屠外，還有屠江陰，屠崑山、屠嘉興、屠常熟、屠廣州、屠贛州、屠湘潭，此外還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滿清政府甚至勾結荷蘭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廈門）義士百姓屠戮殆盡，屍積成山，血流成河。清軍攻陷崑山，屠城三日，「殺戮一空，其逃出城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崑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王家楨《研堂見聞雜記》）1649年（永曆三年 順治六年）鄭親王濟爾哈朗佔領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鎮壓大同總兵姜瓖為首的山西反清運動，「朕命大軍圍城，築牆掘濠，使城內人不能逸出，然後用紅衣火炮攻破，盡行誅戮」，不僅大同全城軍民屠戮殆盡，「附逆抗拒」州縣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殺。1650年尚可喜與耿繼茂攻克廣州時的屠城「再破廣州，屠戮甚慘，居民幾無噍類。……累骸燼成阜，行人於二、三裡外望如積雪。因築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討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血濺天街，螻蟻聚食。飢鳥啄腸，飛上城北，北風牛溲，堆積髑髏。或如寶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滿清侵略者標榜的「弔民伐罪」的偽善。這類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屢見不鮮。古語云：「殺降不祥」，清軍往往以「惡其反側」等借口將來降軍、民屠戮一空」（顧誠《南明史》第6章第2節 第20章第3節）。被滿清殺害的江西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變紀略》，僅有抄本傳世，該書於乾隆四十四年被滿清禁毀。而今在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書中對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進行了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滿清兵將婦女抓來「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輪姦的獸行，更是人間罕見。（顧誠《南明史》第16章第1節）。

　　從滿清入關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之多的屠殺，全國南北皆成廢墟，直隸是「一望極目，田地荒涼」(衛周元，痛陳民苦疏，皇清湊議，卷1)，河南是「滿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龍，墾荒宜寬民力疏，皇清湊議，卷4），湖廣是「彌望千里，絕無人煙」（劉余謨，墾荒興屯疏，皇朝經世文編，卷34），素稱「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國溫江縣，民政，戶口），即使抗戰時期日寇實行「三光」政策最慘烈的華北地區也未出現過這種凄慘的景象。許多繁華的大都市盡毀於清軍之手，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幾乎殺絕之後才下令「封刀」。整個中國「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據張善余主編的《中國人口地理》記載：明朝人口高峰為一億五千萬人，清軍入關第二年（1645年）為八千萬人（當時全國籠罩在血腥恐怖之下，筆者認為此數據不準。明末統計人口數量就有六千萬，當時實行的是按人口繳稅政策，所以民間隱瞞了大量的人口，專家一般認為當時明朝人口大約在一億左右，還有學者認為人口在1.5億左。），三十七年的野蠻屠殺，使全國總人口估計減少了近一半。歷史上其他外族大規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損失為：蒙古滅金、宋人口減少四成，約五千萬人；靖康之難減三成，約三千六百萬人；八年安史之亂劇減二至三成，約二千萬；五胡亂華（含侯景之亂）在低谷中波動並幾度顯著減少；日寇侵華二千五百萬人慘遭屠殺，但總人口未減少。可見，清寇的野蠻兇殘連國人切齒痛恨的日寇也望塵莫及！除漢族外，滿清也對其它民族進行屠殺，其中殺苗民一百萬，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軍消滅，在漠北，把准葛爾蒙古殺到最後一個幼童！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殘忍！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問題中國的解決》一文中，懷著強烈的民族義憤，列舉滿清政府的種種殺人罪行，控訴滿清統治者「貪殘無道，實為古僅所未有！」

漢族，這個又被稱華夏民族或中華民族的古老民族，它名字「華」便是來自她美麗的肌膚——服飾。「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尚書正義》注「華夏」：「冕服華章曰華，大國曰夏。」《左傳·定公十年》疏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

有幾人知道......

最可笑的，是中國人自己，上千年漢唐衣冠喪失殆盡，穿個旗人的馬褂，卻叫「唐裝」。至於「旗裝」，可以望文生義，也就是旗人婦女的袍服，雖然今天的「旗裝」和清代旗人女子的旗裝比較起來略有變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點：立領、緊身、衣袖窄小，用衣扣。真正見到漢人發明、創造的寬衣大袖是卻稱為「和服」，而和漢人的傳統服裝沒有血緣聯繫的馬褂、旗裝，反登堂入室，鳩佔鵲巢，成為中國的「國服」，甚至也獲得了洋人的鼓噪、吹捧。面對這種歷史的捉弄，實在令人苦澀不堪！又痛心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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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只是有點長。如果可以精減一下，更容易推廣。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之後，孫中山即下「剪辮令」，下台之後的滿清親貴全然不似明末漢人那樣，堅持「頭可斷，辮不可剪」，反倒是張勳、辜弘銘這一類以滿清忠臣自居的漢人，「奉豭尾為弘寶」（豭，公豬，把豬尾巴當成大寶貝），捶胸頓足、如喪考妣的不肯剪辮子！兩百六十年前他們的祖先為抗拒滿清垂辮流血犧牲。而今他們卻為保存這滿清垂辮捶胸頓足。這貨真價實的數典忘祖說明當年滿清的「深謀遠慮」對漢人產生了多麼大的精神奴役作用！

　　比較之下，明末漢人的反抗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於滿清政府實際上還是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讓步，發布了「十從十不從的」特令，其中男從女不從一條，使得在殘餘的漢族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飾——漢服女裝。為易服而來的血腥屠殺，雖然在女裝消失之前就已經停止，但翻閱歷史畫卷，我們不難發現，「未經血腥洗禮」的滿清漢族女子的服裝，看起來卻與其它朝代的服飾是如此的不同。自然條件下，漢族服飾的存在與演化是相對穩定的。我們很難辨別相隔數千年的先秦女裝與明代女裝，卻很容易區分相臨明清女裝。同時，我們又很難說出滿清時漢女服飾與旗女的服飾有多大區別。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間，雖然旗女是通體一身的旗裝，漢族女子依舊是上衣下裳的式樣，但只要延長上衣，蓋住腳面，漢女的這種裝束，在表觀上就幾乎與滿人的旗裝一般無二了。其中也不乏旗女穿漢服的時候和漢女穿旗裝的需要。在滿清漢族女裝中，大量使用的立領盤扣和琵琶襟，以及緊鎖的領口都是滿裝的主要風格。可以說，至此時，漢族的女服已經全盤滿化了。

　　為什麼漢族服飾中的女裝，最終還是徹底的從漢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

　　我們知道，漢民族傳統服飾是「以華夏（漢后又稱漢民族）民族文化為基礎，通過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獨特華夏民族文化風貌性格，明顯區別於其它民族的傳統服裝的裝飾體系。」換句話說，漢族服飾並非只是一類服飾簡單加和，而是具有漢民族文化和精神內核的有機體系。漢民族的文化的肢體是傳統的禮法制度、文學藝術、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內核，或者說靈魂，就是對華夏民族的認同。「認同」是一種情感，也是一個方向，她指引著一切具有社會屬性的事物（也包括人），使其不脫離它們本來的歸屬中心。「民族認同感」則指向著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標誌著不同民族間的差異（整體性、向心性、差異性）。「認同」是漢（華夏）文化的基礎，也是華夏文明的命脈，始終貫穿著華夏民族文明的發展，她使華夏民族得以生存發展，更是使華夏文明在與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會喪失自我的根本。在或者說，沒有對華夏民族的認同，華夏文明就無從談起，更不要說健康的發展。

　　剃髮易服，雖然僅僅換掉了男性的衣冠，但這卻是占漢族社會生活主導者的服飾。漢人認為「定禮之大，莫要於衣冠」，中國曆來就有「衣冠之制」之稱，所以衣冠是漢族禮法制度的根基，而漢服男裝又是這一根基的主導。漢服男裝的消失，使漢族社會原有的禮儀制度也隨之解體，漢族服飾不再受原有漢族傳統法度的約束。同時，滿清剃髮之時，殺人立威的做法著實嚇倒了那些活下來的漢人（有「留髮不留頭」氣節的人都殺光了），在人的基本生存權都難以保障的情況下，漢族原有的「禮義廉恥」等傳統道德理念早就被「好死不如苟活」的思想所是淹沒。最重要的是滿清統治者成功的淡化漢人對華夏民族的認同情。通過剃髮易服的直接而暴力的方法，製造出華夷類同的假象，利用科舉收買拉攏部分漢族士紳，再配合文字獄、禁海令等等徹底斷絕一切使漢人可能回憶起自己民族屬性的途徑。一步步消磨漢人的民族感情。漢人對本民族傳統習俗的堅持淡化了，更多的卻是對統治階級優越生活方式的嚮往和模仿（就如同今天一些人嚮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一樣）。失去了的漢文化根基，失去了民族認同的精神內核，殘存下來的漢族女裝，在統治階級的誘導下，向滿裝變質實是早已寫定的結果。

　　有人認為滿清的「十從十不從」使漢族女裝沒有在清初消失，所以，漢族婦女是自覺自愿的吸收了滿裝的特徵，」進化」成了清末的樣子，所以，滿清的女裝不是漢族的恥辱。但事實絕不是如此簡單。

　　首先不能以是否被迫來判斷恥辱程度。清初的漢族男子剃髮易服，多是被逼無奈，螻蟻尚且貪生，更何況是人，這種漢人我們尚能諒解；但是，象烏三龜這類漢奸，為自己的一己私利出賣國家、為討好異族主子自動剃頭，比被逼更為可恥。

　　其次，滿清剃髮易服，是用暴力手段剝奪了漢族男子穿民族服裝的權利，但是清初的漢族人，心裡並不認同滿族服裝。有些漢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始終懷有民族感情，懷念漢族的衣冠制度。由此可見，雖然漢族男裝從形式上消亡了，但是漢服所承載的民族精神，並未立刻消亡，漢族人的「民族認同，自信、尊嚴、氣節、廉恥等等」並未完全消亡。

　　隨著時間的推移，剃頭令的血跡也逐漸被歷史的塵埃所遮蓋，這種反抗情緒雖然始終沒有完全消亡，卻也越來越趨於淡漠。在時間淹沒了清初抗清義士的慷慨悲歌之時，更有一批批漢族士人趕往科舉考場，絲毫不念及滿清轉戰燒殺三十七載為中國留下的災難和當年抗清義士的廉恥節義，卻爭著為屠戮自己祖先的人盡忠盡效。

　　「滿清政府轉戰燒殺三十七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順服的「奴才」，當剃髮易服砍下了最後一個具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的漢人的頭顱時，就決定了在華夏上大上葬送的不僅僅是一襲衣冠。」

　　滿清漢女服飾的滿化，也如同男子們的參加科考和辮子的進化一樣，是自覺自愿的行為。但是今天恐怕大多數人，都不會覺得滿清漢女的著裝比明朝之前更漂亮。所以漢族女子並非單純是因為美麗而改變自己的服飾特徵，在女裝變質的現象背後，隱藏的是對歷史的遺忘和對統治階級的心理屈從，更是對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離棄。這是比男子的被迫剃髮易服更為可恥的事實。

　　不過有些人不但不以此為恥辱，反而將其說成是民族服飾融合，將其與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並論，說成是中國文化進步、飛躍的表現云云；更有甚者，把滿族婦學習漢女裹小腳的陋習當成典型代表，以為是漢人同化了外來民族文化，沾沾自喜。這才混淆是非、廉恥喪盡的奴才行徑，是人類有史以來比烏三龜更加烏三龜的文化漢奸。

　　靈魂失去的同時，便是軀體腐爛的開始——滿清漢女著裝的滿化，實是滿清統治者對華夏文化破壞和對漢族精神全面扼殺的具體體現之一。

　　注一:胡服騎射與剃髮易服的區別

　　「胡服是指借鑒了胡人服飾中窄袖緊身的特點，而當時，胡漢服飾的主要區別是左、右衽，而趙武靈王所著之服仍是右衽，是典型的漢服。胡服騎射是漢族借鑒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來充實、發展自己的行為，是華夏民族包容與自信的表現；然而被人脅迫而放棄本民族服飾卻是奇恥大辱，一個民族，連穿什麼衣服、保持什麼髮式都不能自主，那裡還有資格奢談什麼民族尊嚴？！」

　　注二：十從十不從內容：

　　1。「男從女不從」：男子剃頭梳辮子，女子仍舊梳原來的髮髻，還因此保留了三寸金蓮的陋習，甚至使旗人女子也紛紛效仿，以此為美。

　　2。 「生從死不從」：這條即「生降死不降」。說的是人活著時穿滿人服飾，死了則穿明朝服裝，所以人死入殮，還是用明朝的服裝。

　　3。 「陽從陰不從」： 既然「生從死不從」，那麼陰世的事，象做佛事超度等，都仍按漢族傳統佛道教習俗辦理，不從旗人習俗，所以叫做「陽從陰不從」。

　　4。 「官從隸不從」：做官老爺的，吃皇糧辦公事，觀瞻所系，自然須頂戴花翎，身穿朝珠補褂馬蹄袖的滿清官服。但隸役依舊是明朝「紅黑帽」的打扮，這就是「官從隸不從」。

　　5。「老從少不從」：孩子百無禁忌，穿什麼都可以，但一旦長成，還是要按旗人的規矩辦。

　　6。 「儒從而釋道不從」：這跟「在家人降，出家人不降」意思一樣。在家人必須改穿旗人的服裝，並剃髮留辮。出家人不變，仍可穿明朝服裝，因此和尚僧人至今仍保持著明朝的服裝。現在明朝服飾變成僧人的制服，只有「出家人」才穿了。

　　7。 「娼從而優伶不從」：娼妓從，唱戲演員不從。戲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不穿前朝的服飾怎麼演？廢話一句。

　　8。 「仕宦從婚姻不從」：這條可參照「男降女不降」。漢族男子投降，女子不投降，這也是指服飾。比如男女婚嫁，新郎穿的是旗人的禮服，女子則依舊穿明朝的禮服，即所謂的「鳳冠霞帔」。

　　9。「國號從官號不從」：改朝換代了，國號滿清，叫大明當然不行。但官號就不必再另起爐灶，照抄大明的六部九卿，總督巡撫等，省卻許多麻煩;

　　10。「役稅從文字語言不從」：滿人有滿人的語言文字，跟漢語言當然不同。滿清入定中原后，滿語被定為國語，同時也使用了各個的民族語言文字，後來具有許多優點的漢語終於戰勝了各種少數民族語言，連旗人也不得不用起漢文，說起漢語了，使得漢語反而更象國語了。

　　注三：漢服與滿裝在外觀上的區別

　　滿裝的工藝，雖然很大一部分是來源於漢族文化，但是滿族服飾也有著他自身的風格特徵，能夠明顯得區別於漢族傳統服飾，在此本書從五個方面來講述漢服與滿裝在外觀的區別。

　　線型第一：

　　漢服滿裝同樣都是採用平面剪裁，但是，漢服用料，遠遠大於覆蓋人體的需要。在裁剪之時，看上去雖然是平面直線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配合以束腰等手段，就會隨著人體的結構，呈現出不同的曲線，無論從正面、側面、背面，都十分優美動人，和環境共同成為靈動的藝術品。有人說「中國人做衣服不看側面。」這實際是十分不了解中國服飾片面觀點的。漢服不僅重視人體的各個側面的線型，而且還注重人與環境對服飾的影響。果說西服是三維的藝術，那麼漢服至少是四維（加人體結構和動作）甚至是多維（加氣流等環境因素）的藝術。而滿清服裝，剪裁的時候是平面直線，穿上之後還是平面直線，而且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都是平面直線。還要強調的是，和服和滿裝一樣，都是直線造型，與漢服是完全不同的風格體現

　　鬆緊第二

　　流行於少數民族地區或游牧民族的服飾，一般都較為緊窄合體，以利於騎射或其他激烈活動，這種服式多採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較適體。這點與漢族服飾的寬懷豁達截然不同。即使在滿清末年，旗人服飾大量吸收了受漢人的影響，也逐漸趨向寬大，但滿清服飾的寬鬆程度仍遠遠不比了前代。例如：漢族傳統服裝中，貴族服飾的大袖，不僅是袖徑的寬大，也表現為袖子的長度超長。官員與老人的袖子延至手后，又可以挽回相當的長度。而滿裝袖子要短得多(和服也一樣，袖子僅僅到腕，比滿裝的還短)。漢服袖徑寬大時可到四尺，而清裝最寬時也遠遠小於這個尺度。這種寬大的剪裁，使得漢服在穿著起來之後，可以行成如行雲流水般的流線，隨風而動，但毫不拖拉。而滿裝，即使是貴族服飾，即使後來袖子變寬，但是這種單純的加寬袖徑、加肥了袍服的做法，不但無現於漢服洒脫的仙道之風，而且還使衣服看起來顯得鬆散逛盪。所以分辯」鬆緊」，不能只看用料的多少。漢服滿裝的鬆緊之別，也是線形之別的原因之一，但然，還有其他的原因，如滿裝通常不束腰，所以很少有腰身的體現等等。

　　滾鑲第三：

　　滾邊也是漢服中曾出現的元素，滿裝的滾邊，實是參照漢服而形成的。但是漢服的滾邊，多是輕描淡寫的一道，為了加固衣領、袖口等等。所以多是單色或綉以簡約、主題突出的紋飾。而滿裝卻客意地強調那道邊的裝飾性。滿裝能夠一件衣服上綉以各色花紋，領、袖、襟、據都有多重寬闊的滾邊。至咸豐、同治年間，鑲滾達到高峰時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邊鑲滾，以至幾乎難以辨識本來的衣料。裝飾之繁瑣，幾至登峰造極的境地。此時的清王朝正搖搖欲墜難以為繼，清廷內外交困，國力式微。但清式服裝對細節精緻要求的苛刻，恐怕卻在此時達到了有史以來最厲害最繁瑣的地步。(這件滿裝的滾邊佔了服裝面積的四分之一，在漢服中從未有過如此寬闊絢麗的滾邊。)

　　飾物第四：

　　滿清裝的飾物，都來源於漢族藝術。所以很多都能在先代找到。但是，同滾邊一樣，都是無重點的到處應用，無主題的強行拼湊。本書以婦女頭飾為例，比較一下兩者之間的區別。

　　漢女很重視髮飾，很早就創造出了造型千姿百態的髮髻，華美而不失自然。無論從哪一角度看，都是十分美麗的。而步搖等等，也如漢服之流線一樣靈動。很顯然，滿族婦女是很羨慕此點的。所以旗女也開始刻意裝飾頭部。滿族最常用梳的頭飾叫「兩把兒頭」(或者叫「燕尾」)。梳「兩把兒頭」很複雜繁瑣，首先需要有一個較長的飾物叫扁方，它長約20厘米，寬約3厘米。梳頭時要先用自己的頭髮將發纂的底座梳出，即頭後邊的「燕尾」，而且還要留下兩綹頭髮。在頭頂安好那用黑緞子和鐵絲裹好的架子，再用這兩綹頭髮往上梳，從左右兩側經過這大扁方裹住和固定這架子，再在根部插上各種簪子、花穗子等裝點起來。這種造型，就如同開了屏的孔雀，只能從正面觀看，不能從其它角度去觀察，尤其不能從後面去觀察。這種浮華、表面化的裝飾與滾邊一樣，都是極為膚淺的審美下所產生的「二維」退化品。

　　拓撲第五：

　　例一，女子頭飾的拓撲圖型

　　漢女和滿女都用頭髮和飾物對頭部的進行延展，並在延展區上進行修飾，但是，兩種延展方式的所產生的視覺效果卻是截然不同的。漢女頭部的延展區與頭部是一個整體的，而旗女則是兩截分開的。

　　清未真實照片>

　　例二，襟與衽的拓撲圖型

　　滿裝的大襟本是來自漢服的右衽交領，但給人的視覺效果卻完全不同，他們的拓撲近似有著本質的區別，漢服的右衽給人的感覺依然是道完整一體的曲線，而滿裝卻是線與圈的組合。見下頁圖。

　　例三：扣與邊的拓撲圖型

　　在明朝漢服中也曾用過。但並不普及。扣子雖然方便，但是安裝在衣服飾上的盤扣，屬於短線型，這漢服整體流暢的長線型風格不符。所以僅在必要的地方，如內衣的領口用一用，而且多是沿著衣服剪裁線使用，如領口等。但是滿裝，卻在所有的衣服連接處使用盤扣，尤其是在外衣的滾邊上使用。使得原本是已經十分突出的多彩條紋又加了幾個突兀」橫道」。這樣，原來呈平行的紋路上就多了幾個截斷，形成了幾個」叉」字。我們可以看到，一件漢服在製作時，這種明顯的「交叉」線極少出現！所有的線條都是平行出現，形成如國畫中鐵血描一樣的線條。而滿裝，卻在自己的衣服最明顯的部位「打叉」！破壞了原本的線型結構。從拓樸學的角度講，「相交」與「不相交」是兩種有著本質區別的圖形。見圖。

　　由上面幾點可見，量變產生質變。滿漢服飾，雖然同樣採用漢族的絲綢印染、刺繡紋飾、平面剪裁等等工藝技術。但是漢服渾然天成的自然之美與滿裝零零碎碎、東拼西湊的風格卻是格格不入的。

　　服飾風格與民族個性，文化內含和社會地位有直接關係。滿族做為落後民族，因為漢奸和中原內亂而意外入主中原，尤如一夜暴富的暴發戶。為了顯現地位的變更，所以極力追求最華貴的裝飾效果。而膚淺的文化修養，卻使他們只懂得去欣賞表象的華麗，而無法理解其內涵的神韻。所以形成了滿風矯揉造作、浮華怯艷的特點，不倫不類，實事是審美的退化。

　　可悲的是，受這種「暴力地位強勢、文化修養空白」的統治者風氣影響，原本因」十不從」保留下來的漢服女裝，也和漢族的民族氣節一起，逐漸退化腐朽，到了乾隆年間，就全盤滿化變質，與當時滿人的著裝風格一般無二了。

　　「桔生淮南則為桔，桔生淮北則為枳。」由此可見，漢族服飾的漢文化主導性，神韻，體現漢服的內涵，失去漢文化的土壤，服飾文化也會變質。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些服飾，雖然與漢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在其內涵、神韻及靈魂深處早已脫離了漢族傳統文化的範疇，所以不能稱之為「漢服」。

　　第四節　華夏徹底消失的危機與中國服飾的尷尬

　　可以想象，一旦漢人哪天忘記了那段歷史，不再認同漢服是自己的民族服飾，那麼就真的萬劫不復了！

　　滿清佔據中國之後，和中國同處一個文化體系的朝鮮、日本，對滿清中國的態度大為轉變：

　　「日本、朝鮮和中國，漸漸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漸漸的互不相認，象徵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國最興盛的時代，朝鮮到中國來的使者們卻看到了已經不再「中華」的帝國風景，於是不再認同這個原來仰視的宗主國；而日本人在對中國漂流商賈的觀察中．也表現出來一些微妙的、發自國族自尊的輕蔑和警惕。一個曾經到過北京、承德和瀋陽的朝鮮使者說，這個帝國已經是不折不扣的蠻夷了，我們為什麼還要向他們致敬?他不再去想「中華上國」的昔日風華；一個沒有到過中國的日本文人也說，感謝大風，讓蒙元的艦艇和大軍沉在海底，也感謝大海，讓我們和蠻夷的清帝國離開好遠，那個時候，他也沒有去想這只是「一衣帶水」。」（葛兆光《漸行漸遠——清代中葉朝鮮、日本與中國的陌生感》原載《書城》2004年第9期）

　　「朝鮮李朝把滿清視為犬羊夷狄，私下裡，稱清廷為「虜廷」，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除對滿清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朝鮮《仁祖庄穆大王實錄》，在明亡前用崇禎年號，在明亡後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在仁祖之後的歷代朝鮮國王《實錄》，只書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紀年。至於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書寫崇禎年號，以至竟然有「崇禎二百六十五年」的紀年。」（《朝鮮王室的「反清復明」秘密計劃》原載《世界華人》2004年第1期）

　　滿清政府自己呢？閉關鎖國，閉目塞聽，井底之蛙、妄自尊大，儼然以「天朝上國」自居。滿清貴族接過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專制主義衣缽，並將其發揚光大，將除自己之外的其它世界統統稱為「夷狄」，真可謂「人不知自丑，驢不知臉長。」 至於胡服辯發，「強迫既久，習與性成。」也就安之若素了。「然則蓄髮之久，則以蓄髮為安；辮髮之久，則以辮髮為安。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穿鼻以金，刺體以龍，塗面以堊，恢詭殊形，有苦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無所怪矣。」（章炳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人人都拖豬尾巴，誰不笑話誰。

　　19世紀，這種封閉的局面，隨著半殖民地的門戶打開而開始改變，到20世紀前後，外出留學的清國留學生成為第一批剪辮的中國人。斷辮的直接原因，無非是滿清的辮子受到外國人的極端蔑視，甚至有許多留學生因為忍受不了「豬尾巴」的嘲弄而中途退學。1903年，留日的湖北學生組織出版《黃帝魂》一書，在其中的《論發辨原由》一章中，痛陳發辨之罪「凡我國人所到之初，就有半邊和尚之稱，有拖尾奴才之稱，或辱之，或侮之，甚或以槍斃轟之，含冤茹苦，無可告訴。」可謂受盡屈辱！並且認為，發辨之俗，極其醜陋「頭剃其半，拖曳以辮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自顧亦覺形穢矣，何況外人？」

　　「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更是大聲疾呼：「拖辮髮，著胡服，躑躅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tail（譯言豬尾）、savage（譯言野蠻）者，何為哉？又躑躅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譯言拖尾奴才）者，何為哉？嗟夫！漢官威儀，掃地殆盡，唐制衣冠，蕩然無存。受播吾所衣之衣，所頂之發，吾惻痛於心；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吾側痛於心；吾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吾側痛於心；吾見官吏出行時，荷刀之紅綠衣、喝道之皂隸，吾惻痛於心。辮髮乎，胡服乎，開氣袍乎，花翎乎，紅頂乎，朝珠乎，為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賊滿人之惡衣服乎？我同胞自認!」（鄒容《革命軍》第2章 革命之原因）

　　魯迅先生回憶說：「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諢；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杆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劈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於是要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著，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里，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著犯人的辮子的形象，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tail——豬尾巴。」 （魯迅《病後雜談之餘》）

　　維新變法失敗之後，隨著同盟會的成立、壯大，現代民主主義、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反清排滿」的呼聲日益高漲，滿清王朝的統治搖搖欲墜，為緩和尖銳的民族、階級矛盾，緩解內外交困的趨勢， 1906年，清王朝「下詔」稱，準備「仿行立憲」，但還不肯放棄滿式辮髮、衣冠，拉那氏給「皇族內閣」又提出立憲原則，聲稱「一曰君權不可侵損，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辮髮不準剃，四曰典禮不可廢。」 這一點垂絕之前的掙扎也不能阻擋歷史潮流，迨后辛亥革命，武昌首義，通電全國，三百年前「剃髮易服」的舊事又被提起「辨發易服，使神明衣冠，淪於禽獸，而歷代相沿之文教禮俗，掃地盡矣！」民國肇造，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即下「剪辮令」：

　　「滿虜竊國，易吾冠裳，強行辮髮之制，悉叢腥膻之俗，當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執，從容就義；或遁入淄流，以終余年，痛矣！先民慘遭荼毒，讀史至此，輒用傷懷！嗣是而後，習焉安之，騰笑五洲，恬不為怪。……今者滿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染之污，作新國之民，茲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多，至偏鄉僻壤，留辮者尚復不少，仰內務部通行各省都督，轉諭所屬地方一體知悉，就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有不遵者，以違法論。（孫中山《命內務府曉示人民一律剪辮令》1912年3月5日）

　　清未民初的中國人雖然沒有忘記歷史，不過卻沒有恢復華夏衣冠，甚至沒有恢復對民族對華夏衣冠的認同。孫中山等人把滿清的辮子視為「奴性」的象徵和民族壓迫的奴隸標記，務必將其剪除凈盡而後快。「以除虜俗而壯觀瞻。」 辮子自然是必須剪除的，但卻沒有恢復漢服。大概是由於革命黨人思想比較西化激進，致力於宣傳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峨冠博帶、寬衣大袖在這個時候，也被視為傳統封建專制主義文化的象徵，而予以拋棄。加上當時沒有能力對漢服進行系統研究，只有戲裝殘存，反而給人戲子形象。再加上近三百年的奴化和民眾習慣性等等諸多原因，以至於沒有恢復。

　　儘管如此，仍然有許多人對恢復漢服充滿期望。據魯迅先生回憶說，南社的眾多文人，「渴望著光復舊物」，寄希望於民國政府，希望能夠恢復「漢官威儀」。按照他們辛亥末造的想法，一旦推翻滿洲政府，大家又可以峨冠博帶、寬衣大袖的在街上大步的走了，可實際情況令他們非常沮喪。其實，包括魯迅先生自己，當時都抱有這種心態。不過仍然有人進行了實踐，錢玄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1913年在浙江就職教育司長時，身穿孔子時代的深衣、玄冠到軍政府報到，在當時轟動一時。不僅如此，錢玄同還根據《禮記》的記載，發表了《深衣冠服考》一文，向全社會推廣。不過從總體來看，民國初年恢復漢服的社會基礎是脆弱的，畢竟滿清對漢服的絞殺、摧殘是毀滅性的，滿清的剃髮令使漢民族數千年的髮式、衣冠傳統蕩然無存，不僅使漢民族從此失去了驕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而且使漢民族的民族認同出現了困難，其影響無論怎麼估價都不過分。   民族服飾的真正意義在於，她是一種民族認同的標誌，沒有統一的認同標誌，就沒有統一的穩定的民族認同心理，民國初年漢族服飾的混亂，使得孫中山先生也有「又急切不能得以適當之服飾以需應之」的感嘆與焦慮。

　　辛亥革命后，激進的革命黨人根據日本學生服制定了中山裝；而一些保守的知識分子索性穿起了滿清遺留下來的馬褂；中間派在服裝問題上則選擇了改良主義。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裝」。本來旗裝是指旗人（不論男女）穿的袍服，但我們現在一般所說的旗裝，是指1920年代以後興起的新式女裝。這種新式女裝是在舊滿式女旗裝的基礎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緊身合體，並加大了服裝外露程度，充分顯露出女性的身體曲線美。新式旗裝最早在上海的女學生中開始流行，一時間穿新式旗裝成為新時代新女性的象徵。到1930、1940年代，旗裝進入全盛期，成為中國女性的標準服裝。當年倡導剪辮的孫中山先生，卻在他的陵寢內立著身著馬卦的雕像，他的夫人，宋慶齡女士則一生衷愛旗裝。只有利令智昏的袁世凱在八十一天的皇帝生涯中，根據漢式傳統服裝設計了寬衣大袖的皇帝服和大臣服。袁世凱的皇帝夢如曇花般消逝了，可悲的是，漢族傳統服飾也成了「封建殘餘」被丟進了的角落。

　　革命黨人提倡的中山裝太為西化，沒有什麼東方的特點，外國人也沒有把中山裝作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服裝來理解。而旗裝則東方風味濃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認，博得一個洋名「CHINA DRESS」，旗裝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稱為「CHINA BUTTON」。但大多數洋人並不知道所謂「CHINA DRESS」和「CHINA BUTTON」，與佔中國人口 90％以上的主體民族漢族的民族傳統服飾――漢服，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血緣聯繫，即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審美觀，更沒有華夏民族的文化蘊涵。

　　實際上，世界各國，對中國古代人的印象，大都是拖著辮子的滿清人打扮。

　　偶爾翻看一日本人繪製的漫畫「水滸傳」，裡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辮子的！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繪製的征氏姐妹「打敗」馬援漢軍的宣傳畫，其中的東漢官兵居然也拖辮子！亞洲國家尚且如此，歐美洋人自不必說！可怕的是，中國的傳媒還在拚命給國人強化這一印象，甚至許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辮子當成華夏民族的「專利」，如此數典忘祖、認賊作父，自我醜化，淪為萬國諸邦之笑柄！

　　相形之下，更讓炎黃子孫汗顏！

　　漢服在中國本土消亡了，但卻在我們的鄰邦——東瀛日本落地開花。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幾乎是全面仿照唐文化，日本在「飛鳥時期」（6世紀至710年）發生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大化改新」（635年），打開了全面向中國學習的大門，在之後約300年間，大量的「譴唐使」和東渡的僧侶、學者、工匠、技術人員，把中國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產技術、建築、繪畫、雕塑、音樂、文學等大量傳入日本。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進、吸取唐代漢式服裝的基礎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稱為「唐服」，雖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傳統漢式服裝的基本特點：上衣下裳相連、沒有衣領、右衽、衣袖寬大、用衣帶、不用衣扣。不過和服和標準的唐代漢服還是有些區別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歷史上的唐代漢服比較起來，稍顯拘束、小氣，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種寬容、大氣、自信、傲岸的氣派，這也是環境使之然：島國之人畢竟沒有唐代中國人那種寬闊的胸襟與博大的胸懷。最具反諷意味的是，終生拖著辮子，以滿清忠臣自居的封建餘孽辜弘銘，到東瀛，見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後，竟然流著眼淚感嘆：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國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實際上，自從滿清佔據中國，日本對古典華夏的心理認同就逐漸消退，乃至變成對現實清國的鄙夷與仇視。在滿清最興盛的時代，不斷有中國船到長崎，也不斷有一些遇見風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個地方。之間常常會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當時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國漢族人對當時辮髮易服很在意，但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就要喜歡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開已經漸漸平復的舊時傷疤。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讀書人雖然對歷史上的中華文化有欽慕之意，但是對現實清國的存在卻相當蔑視。……所以打心眼裡對滿清有一種敵意，因此在記載了服色之後，他不忘記添上一句:「滿清太祖皇帝自韃靼統一華夏，帝中國而制胡服，蓋是矣。」他們說，中國已經榮光失盡，因為滿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禮文冠裳之風悉就掃蕩，辮髮腥膻之俗已極淪溺。則彼土之風俗尚實之不可問也」。  現在還留下不少當年日本人好奇的繪畫，繪畫中的清國人都是「辮髮胡服」，與史書記載中的華夏衣冠和他們想象中的中華人物，已經大不相同，於是，他們特別仔細地詢問，並且用畫筆把他們的形象畫下來，不僅是獵奇，也借了這種外觀的描述，表達一種文化上的輕蔑。

　　日本人的邏輯很有趣，一方面他們覺得中國衣冠已經成了野蠻胡服，滿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證明自己衣冠是文明傳統，卻又還得證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華漢服。因為只有證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華正宗，才能證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國。所以，他們不斷在漂流人那裡尋找自我證明。一個叫做關齡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東坡巾，告訴中國人說，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禮經為正。近世以來，或從司馬溫公、朱文公之說，乃是此物」。而且故意問中國人說，你們那裡一定也有這樣的衣服吧？中國船員仔細看過後，只好尷尬地承認，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滿清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見於演戲列朝服飾耳」。

　　不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來，音樂也一樣有正、閏之分。他們追問中國船員，你們聽過朝廷的樂曲嗎？好面子的船員回答說，「細樂即唐時樂曲，但孔子祭即古樂」。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們覺得，既然中國現在被滿清統治，而滿清就是蠻夷，蠻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漢文化，音樂也一定是胡人樂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問，滿清的廟堂音樂究竟與古先王之樂有什麼差異？儘管漢族船員一直堅持說「此刻祭祀與文王一般」，並引朱熹作證，說朱熹是宋朝大儒，四書的註釋都是他寫的，清國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樂曲也一定是文王之樂。但是，這個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卻反唇相譏地說：「不待足下之教。四書集注，不佞初讀之，疑禮學非孔子之意。已而廣涉諸家，未嘗知有謂古之樂猶存焉者矣。蓋貴邦今上，由賁（墳）典以新制清樂邪？」儘管中國船員仍然堅持「今清亦讀孔孟之書，達周公之禮，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還是直截了當地說：「貴幫之俗，剃頭髮，衣冠異古，此何得謂周公之禮？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徑庭，如何？」

　　在這種看上去義正辭嚴的話面前，中國船員只好以退為進，勉強遮掩應答說：「仆粗以見識，自幼出外為商，其詩書禮樂無識矣，恕罪恕罪。」（葛兆光《漸行漸遠——清代中葉朝鮮、日本與中國的陌生感》原載《書城》2004年第9期）

　　除日本的和服，朝鮮、越南、流球（即今之日本沖繩）的民族服飾也受到漢服的影響。朝鮮、越南立國上千年來，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國當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飾、髮式都和中國相似。（朝鮮、越南上千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藩屬國。其中，朝鮮古稱箕子朝鮮、衛滿朝鮮，漢武帝元封二年，定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唐高宗總章元年，置安東都護府，治地平壤。越南古稱交趾，秦始皇始設象郡，漢武帝元鼎五年，定為日南、九真、交趾三郡，漢末改稱交洲，唐初始稱安南，置安南都護府，治地河內；自秦至五代，一直是中國直屬郡縣，公元968年，丁部領建立丁朝，開始成為獨立的封建王朝，自稱「大瞿越國」。）在服飾上，尤其是宮廷禮服，國王、大臣的朝服，幾乎就是中國漢族王朝宮廷禮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試以朝鮮末代國王李朝高宗以及越南末代國王保大所著之弁冠、兗服來看，與明朝宗藩服飾如出一轍，不過比之明朝皇帝，其造型顯得小一號而已，因為朝鮮、越南是中國的藩屬國，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禮數，不能超過宗主國。以漢族帝王的正式禮服——冕旒兗服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朝鮮、越南是六旒的。朝鮮的民族服飾至今還在延續，越南的民族服飾持續到法國殖民者入侵之前，今尚有殘留。清王朝統治中國之後，日本、朝鮮、越南與中國的文化聯繫逐漸減少，心理隔閡逐步增加。尤其是朝鮮，表面上，迫於清廷的威勢，按期前來「朝貢」；實際上，對清廷充滿怨氣，背地裡把清廷稱為「虜朝」，把滿清皇帝稱為「胡皇」，並堅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禎紀年，一直延續到崇禎二百六十五年。朝鮮人認為，滿清統治中國，「華夏已亡」，是以自己以「小中華」自居.

　　滿清佔據中國之後的兩百多年間，與中國南疆山水相連的安南（越南），仍然完好的保存著明式衣冠，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殖民者在越南存留下來的許多珍貴照片和大量的歷史資料可以明確的反映出這一點，（附圖）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898年駐雲南府（今昆明）的法國領事方蘇雅（Auguste Francois 1857.8.20~1935.7.4）所著龍袍的照片，（附圖）被許多人誤認為是古代皇帝的龍袍或者中國戲曲中的裝束，實際上，方蘇雅所著之服，乃是安南國王的朝服，從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無二。實際上，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里，「漢服」就是古裝或者戲服。顯然，這一切都得益於滿清統治者的「文治武功」。

　　史書上關於琉球的最早記載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隋朝，隋王朝曾遣大臣朱寬到達琉球。12世紀，琉球群島出現南山、中山、北山三國，分別在琉球群島的南部、中部和北部。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三國開始向明政府朝貢，從此成為中國的藩屬。1416年～1429年，中山國王尚巴志征服北山、南山，形成統一的琉球王國，並接受明廷的「冊封」。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琉球由滿清政府於1879年割讓給日本。流球語言主體為閩南語，原居民多是由東南沿海的漢人遷徙過去的，至今，許多琉球人仍然身著明式漢服。

　　最可笑的，是中國人自己，上千年漢唐衣冠喪失殆盡，穿個旗人的馬褂，卻叫「唐裝」。至於「旗裝」，可以望文生義，也就是旗人婦女的袍服，雖然今天的「旗裝」和清代旗人女子的旗裝比較起來略有變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點：立領、緊身、衣袖窄小，用衣扣。真正見到漢人發明、創造的寬衣大袖是卻稱為「和服」，而和漢人的傳統服裝沒有血緣聯繫的馬褂、旗裝，反登堂入室，鳩佔鵲巢，成為中國的「國服」，甚至也獲得了洋人的鼓噪、吹捧。面對這種歷史的捉弄，實在令人苦澀不堪！又痛心無比！

　　結語：

　　歷史，是不能泯滅的記憶，華夏衣冠的消失只是暫時的，她的復興也是必然的！因為，任何政治和權力都是暫時的，而美是永恆的！文化是永遠的！

　　剃髮、屠戮總是和奴役并行。

　　滿清入關前後除了對漢族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剃髮易服和血腥屠戮外，還進行了圈地、投充、文字獄、保甲連坐制等等一系列民族壓迫政策。史籍記載，1644年5月滿清政權入關，把燕京確定為首都后，便在京城實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當於今日東城、西城的內城，只許滿、蒙、漢三個八旗的將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來住在內城的漢、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則全部被迫遷移至京師外城——即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崇文、宣武兩區。另外，多爾袞以安置滿洲「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漢民「投充」旗下，強制實行落後的農奴制，原來的小農變成了奴隸。奴隸逃亡，即實行重治「窩主」的「逃人法」。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窩主」，加之連坐，不知有多少人為此喪家亡身。滿清將被圈土地分給皇室、王公、八旗官員和旗丁，又稱旗地。名義上是圈佔無主荒地或明朝貴族的官莊，其實在圈佔過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為官莊，把熟地硬說是荒地，把私田硬說成無主的荒地。同時，「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則廬舍場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傾家蕩產，無以生計。結果大量漢人淪為滿人的莊客，成為供他們奴役、剝削的農奴。圈地運動持續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吳於廑，齊世榮主編）多爾袞不顧人民的死活，還一意孤行的下令：「凡有為剃頭、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牽連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八）

　　在這近兩代人的時間內，滿洲統治者不僅對反抗者進行血腥屠殺，而且，對已經順降者也實施嚴格的管控，只要對剃髮令稍有懈怠，便立刻人頭落地，甚至累及他人。

　　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寧巡撫土國寶宣布：「剃髮、改裝是新朝第一嚴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論紳士軍民人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動！ 」鎮江知府從別處運來拒不剃髮者的首級示眾，威脅人民，貼出告示「一人不剃髮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

　　順治二年十一月，多爾袞往京東地區打獵，有人報告豐潤縣生員張蘇之子張東海「不行剃髮」。多爾袞當即派人將張東海斬首，其父杖責五十，革去生員名色，庄頭和鄰里四人分別受杖。

　　順治五年，黃州府廣濟縣民胡俊甫因居住鄉村，一度患病卧床，沒有剃髮。知府牛銓下鄉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滿清法度的厲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訴說災荒困苦。深得「時中之道」的牛銓一眼瞥見這個蓄髮違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廣總督羅綉錦處請功。結果「胡俊甫立正典刑，鄉保張贊宇、鄰佑張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該縣知縣郝光輔也以失察罰俸示懲。

　　順治十年，刑部擒獲了兩個沒有剃髮的人，「供系唱旦戲子，故此留髮；在外戲子似此尚多」。清廷因之頒詔云：「剃頭之令，不遵者斬，頒行已久，並無戲子准與留髮之例。今二犯敢於違禁，好生可惡。著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內外通行傳飭，如有借前項戲子名色留髮者限文到十日內即行剃髮；若過限仍敢違禁，許諸人即為拿獲，在內送刑部審明處斬，在外送該管地方官奏請正法。如見者不行舉首，勿論官民從重治罪。」（顧誠《南明史》第六章第二節）

　　值得一提的是，滿洲統治者在頒布剃髮令所要求的剃髮標準，並非現在人們常常看到的剃半個頭，而是將頭顱四周的頭髮都剃掉，只留一頂如錢大，結辮下垂。在頭頂留髮一錢大，大於一錢要處死！那種清末才有的、現在不合事實地壟斷了所有清裝戲的陰陽頭髮式，放在當時也得死，因為滿清規定：「剃髮不如式者亦斬。」順治四年，滸墅關民丁泉「周環僅剃少許，留頂甚大」，被地方官拿獲，以「本犯即無姦宄之心，甘違同風之化，法無可貸」為由上奏，奉硃批：「著就彼處斬」，縣官也以失察「從重議處，家長、地鄰即應擬罪」。

　　秦世禎《撫浙檄草》：「小頂辮髮」每個漢族男子，都被迫把以前「不敢毀傷」的頭髮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銅錢大一點，梳成一根小辮，叫「金錢鼠尾」式。將四周頭髮全部剃去，僅留頭頂中心的頭髮，其形狀一如金錢，而中心部分的頭髮，則被結辮下垂，形如鼠尾，實在不堪入目。而 1647年，（永曆元年）清寇攻陷廣州時的剃髮易服令竟還無恥的說：「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福州遺民陳燕翼撰《思文大紀》憤怒寫道：「時剃頭令下，閭左無一免者。金錢鼠尾，幾成遍地腥膻。」「華人髡為夷，苟活不如死！」（顧炎武《斷髮》詩）。

　　金　錢　鼠　尾

　　註：事實上，滿清髮式從明代到清末是一直變化的。

　　明代女真男性的髮式，與清末那樣的前剃后辮有很大距離，剃髮數量與結辮粗細差別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萬曆二十三年，朝鮮派往赫圖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紀程圖記》一書中詳細記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爾哈赤的營壘里所見到的各方面情況。其中關於髮式這樣寫道：「女真習俗都剃髮，只留腦後少許，上下二條結辮以垂。除上唇鬍鬚只留左右十餘根外，其餘都鑷去。女真男性的髮式，即其剃髮的習俗，是將大部分頭髮剃掉，只留腦後很少的一點頭髮，結成辮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髮式的全貌：腦後留下小手指細的頭髮，擰成繩索一樣下垂，余發全部剃掉。配合這樣的髮式，鬍鬚只留上唇左右十餘根。」

　　1644年，日本商人竹內藤因海難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韃靼漂流記》一書。書中這樣描寫清人的髮式：「他們的人都剃頭，把頭頂上的頭髮留下來，分成三綹編成辮子。他們男子把唇上的鬍鬚留下來，把下面的剃掉。無論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樣。」對於滿洲「留頭不留髮」的標準髮式「金錢鼠尾」，當時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遺編》敘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後事，記載滿人髮式，是所謂「金錢小頂」。

　　1799年，日本寬政十一年，滿清嘉慶四年，中川忠英於長崎訪談清國商人，出版了一本專門輯錄清國人習俗的書《清俗紀聞》一書，其中《冠禮》卷的繪畫中，一側背站立的教書先生頭頂蓄髮，編一長辮垂於後背，其長度已達腰部，辮尾有髮帶繫結。從這張實圖上看，頭頂蓄髮，部位沒有變，但面積已遠不止於一個金錢大，而是足有4個金錢大，相當於一掌心的面積。按照圖上的式樣同清初金錢鼠尾的情況相比，蓄髮從一個金錢變成四或五個金錢，數量比清初增多是明顯的，但是如果將剃髮與蓄髮相比較，剃髮還是主要的，也就是說剃髮佔大部分，蓄髮仍然屬於少部分。而再過100年，即在揚州十日200年後，清人的辮子變粗了，剃頭面積變小了，由初期的金錢鼠尾式變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陰陽頭—半瓢」式。陳登原《國史舊聞》中描述得：剃髮，就是把額角兩端，引一直線，依此直線剃去直線以外之發。現將清末髮式與剃髮令髮式比較一下，結果令人吃驚地發現，兩者雖是繼承演變關係，但差別較大。前者幾乎將全部頭髮剃掉，只留腦後小手指細的結辮下垂。而清末則將大部分頭髮保留下來，結辮下垂，僅剃掉極少一部分頭髮。都是又剃又辮的髮式，卻給人以判若兩人的印象。辮子和剃頭是成反比的，這時的辮子已經簡直比一條小蛇還粗！為什麼會長粗？遺老張鈁《清末社會鱗爪》記載：清軍「在打交手白刃戰時，將辮子纏於脖項，藉以避刀砍。所以軍人的辮子較大，如發少則搭以假髮，或加黑絲線，以壯其形態。」就這樣，滿清的辮子，經歷了：鼠尾——豬尾——蛇尾的發展過程，才發展到我們今天認識的陰陽頭的形態。

　　滿清的剃髮易服令激起漢族各階層人士的強烈反對，順治二年十月，孔子後人，原任陝西河西道孔聞謤奏言：「近奉剃頭之例，四氏子孫又告廟遵旨剃髮，以明歸順之誠，豈敢再有妄議。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莫要於冠服。……惟臣祖當年自為物身者無非斟酌古制所載章甫之冠，所衣縫掖之服，遂為萬世不易之程，子孫世世守之。自漢、唐、宋、金、元以迄明時，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誠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遺規，不忍令其湮沒也。即剃頭之例，當時原未議及四氏子孫，自四家剃髮后，章甫縫掖不變於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變，使天下雖知臣家之能盡忠，又惜臣家未能盡孝，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髮，以複本等衣冠，統惟聖裁。」 （《清世祖實錄》一[過濾詞]五年十月初三日孔聞謤揭帖）孔聞謤搬出孔子這塊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為例，滿以為可以抵擋一陣子，保住先世蓄髮衣冠。不料卻碰了個大釘子，得旨：「剃髮嚴旨，違者無赦。孔聞謤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敘用」。連孔子的面子也不給。這就揭穿了滿洲統治者所謂「尊孔崇儒」的真面目：「奉行儒術，崇飾觀聽。」不過是「南面之術，愚民之計」（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罷了。對孔聞謤，算是比較客氣，「姑念聖裔免死」，把他殺了，恐失天下士人之心，也不好擺「崇儒」的高姿態。對另外的人，就沒這麼客氣了，而是「殺無赦」。

　　這種「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極端殘暴的民族壓迫政策，使外國人也無比震驚：「至今為止，用如此殘忍的手段迫使一個民族放棄自己的風俗習慣，世界上還沒有類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類學入門》）。

　　剃髮易衣冠成了順治年間社會矛盾的焦點。不僅激起了強烈新統區人民士紳的反抗，就連己然剃髮的滿洲忠順之臣、甚至滿洲貴族中也對此政策提出了疑議。然而滿洲最高統治者推行剃髮易服決心之大，態度之堅決，絲毫沒有通融的餘地。

　　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 1654），自順治元年冬降清后，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統治者多爾袞、福臨的信任，官居吏部尚書、內院大學士的復社文人陳名夏，因私下議論「只須留頭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處以絞刑。彈劾陳名夏的是早在滿洲還沒入關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內院大學士的漢臣寧完我，寧完我在奏疏中說：「臣思我國臣民之眾，不敵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統一天下者，以衣服便於騎射，士馬精強故也。今名夏欲寬衣博帶，變清為明，是計弱我國也」。（《清史列傳》陳名夏）其實，苟且乞憐的陳名夏只是出於對主子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議論卻觸犯了清廷的忌諱諱，拍馬屁拍到蹄子上，所以被斬殺也在預料之中。

　　滿洲統治者的全國統治確立之後，在滿洲貴族內部，也有人就冠服問題提出疑義，要求考慮恢復華夏衣冠，但滿清統治集團對內部的異議也堅決予肅整。滿清入關之前，文才極高曾甚受皇太極信任的滿族文臣庫爾纏因主張漢化終見惡於皇太極，被借故處死。同時，「衣服騎射，不可輕變」這也是皇太極早就告戒過滿洲貴族們的「祖訓」。皇太極總結以前遼、金、元的教訓認為：游牧貴族一旦從馬背上下來，就很快淹沒在漢化的潮流之中。所以，為避免自己的民族被「漢化」他們的裝束絕不能改變，更重要的：胡服是騎射的必要，騎射又是武力精強的必需，武力精強才是一切殖民政權進行征服、奴役的根本保證！

　　滿洲統治者的心愿：誓死也要剃掉最後一個漢人的頭髮，誓死也要換下最後一件漢族的服裝！

　　清廷在招降鄭成功、鄭經父子時，總提出以剃髮、登陸為前提條件，鄭方則堅持相反的意見，雙方議論不決。1662年，鄭成功病故，鄭經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鮮舊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辮髮易衣冠」，清廷不許。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已經完全確立下來，「反清復明」 也成了一句空話，清、鄭雙方還在為臣服的方式、辮子衣冠的問題爭執不下。最後，鄭經提出，台灣全島皆可剃髮、換裝，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換，清廷也仍不許。台灣軍民最終沒能保住漢式衣冠，1683年，清軍入台灣，消滅鄭氏余部，滿洲貴族剃掉最後一個漢人頭髮的鴻願終於「大功告成」！

　　在屠殺與抗爭了三十七年之後，漢服最終從華夏的土地上消失。滿服的長袍、馬褂、瓜皮帽，再加一條金錢鼠尾的裝束，就這麼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來。

　　第二節　滿清最高統治者為何如此堅決的要判處華夏衣冠死刑

　　從1644年清軍入關算起至此已四十個年頭，幾乎兩代人的時間。現代有些學者強烈批評當年滿清統治集團「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民族壓迫政策。並指出這是激起漢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滿清統一中國的步伐本可在兩、三年之內完成，但結果卻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這些學者講的當然很有道理，但卻忽略了滿清統治集團所採取的這一血腥措施雖然增加了它統一中國的難度，但卻帶來了它的「長治久安」。說來，這也是它在吸取了許多歷史經驗教訓后所做出的深謀遠慮的決策。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況。人數遠比華夏民族少的游牧民族往往能憑藉其悍戰和機動，通過殘酷的殺戮來征服農耕定居的漢民族。然而在佔領中國全部或部份后，他們都永遠面臨這樣一個難題：怎麼統治漢民族？

　　元初年曾有蒙古將領向元主窩闊台建議：「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 即殺 光漢人，從而把耕地都變成牧場。不過持這樣瘋子般觀點的人畢竟還是極少數。因為稍有正常思維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殘酷殺戮手段不是為殺戮而殺戮，而是用於徵服漢人。征服漢人則是為了榨取漢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漢人都殺 光了，誰來供他們役使？誰來勞作給他們的豪華奢侈生活提供各類消費品？不殺無反抗舉動的漢人而只是壓榨役使他們，這就是說要統治他們。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統治則非但不能只用屠刀。而且更經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種制度。而制度又往往要以文字來體現和用語言來傳達。由於漢人的數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語言向漢族民眾下達徵調的命令。又由於入塞少數民族文化上極為落後，沒有文字或只有剛創製不久相當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難以使用它來陳述較複雜的條文。更不可能教化漢人去認識這種文字。有鑒於此，征服者不得不學著使用漢語漢文。如果事情僅此而已，那局面還不算嚴重。問題在於征服者中的某些人會因「工作需要」學習使用漢語漢文而發展至對漢文化的嚮往和傾慕。在文化層面向華夏趨同。另一些人雖厭於讀書，但定居的舒適生活使之疏懶怠倦貪圖安逸，以至弓馬廢弛刀槍崩銹，有如過往毫無尚武精神的漢族士大夫那般。

　　滿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顏女真就曾走過這樣一條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之後的蒙古也都走上這條不歸路。再往更遙遠的歷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強悍，最終也融化在漢文化之中。鮮卑拓跋部為五胡之中最兇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殺統一了北中國。一百年後，有位叫陳慶之的南朝人有機會到洛陽。他一看真是大開眼界。回到建康到處對人說：「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儘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這說明經過幾代人的時間，拓跋鮮卑已完全接受漢文化。

　　滿清帝國的開創者努爾哈赤、奠基者皇太極、實際締造者多爾袞都通曉漢語漢文。努爾哈赤熟讀《三國》、《水滸》。皇太極、多爾袞對華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遊刃有餘，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懷憂慮。祖先的前車之鑒時時在他們腦際敲著警鐘。

　　僅以保持本民族的統治地位為目的是不夠的。如果統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習俗上的徹底消亡為代價，那有什麼意義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於華夏，那統治地位也就只是鏡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統治權輕易地轉到純粹漢人的手中。就象楊堅代周那樣。其結果是本民族徹底消失。

　　滿洲統治者懷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滿族對漢族的統治，又要務使不被漢族同化。換言之，決不重蹈先輩們的覆轍。從實際上考慮，確實不可能要數量數百倍於滿族的漢族民眾習滿文滿語，但卻可以要漢人丟棄自己民族的衣冠髮式而依從滿族的衣冠髮式。

　　民族文化的構成除了文字語言外還有衣冠髮式風俗習慣等。如果說語言文字是文化的內涵，那麼衣冠髮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觀。滿清征服者不得已從漢語漢文，但若能令使漢人皆從滿族衣冠髮式那也差強人意。而且很多時候外觀重於內涵。外觀一眼便及，內涵須進入才知。更何況大量的漢族民眾都是文盲、半文盲。對於他們來說外觀幾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層，還會發現一個驚人的奧秘。那就是外觀的相同可以營造一重「同類項」的感覺。全國所有的人都剃髮垂辮、窄衣緊袖，原有的「華夷之辨」一說就似乎失去了依據。說華皆華，說夷皆夷。漢族在形貌上已被滿族同化。至於使用什麼語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關鍵在於人數極多的漢人已不再把人數極少的滿人視為異類。因為起碼在服式髮式上已無可把漢人滿人加以區分。恍然間漢人可以體認這個政權並非外來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權，所以也就不容易萌發將其驅離的念頭，那麼滿清也就可以安然渡過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再者，滿洲貴族為改換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為他們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國「屬夷」的身份來統治不論從經濟、文化還是人數、地域上都遠遠高於他們的漢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毀漢民族的民族自豪感與文化優越感，改換衣冠可以造成一種「同類化」的假象，避免漢人因「華夷之辯」「夷夏大防」引發「亡國之痛」與「故國之思」，從而保證自己的長久統治。因此，滿清在對待漢式冠服的政策問題上，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餘地。這種深謀遠慮決不會為一時的困難所動，更不會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軟。（佚名《清初漢族人民反剃髮鬥爭的悲壯昭示》） 滿清政府轉戰燒殺三十七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順服的「奴才」，當剃髮易服砍下了最後一個具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的漢人的頭顱時，就決定了在華夏上大上葬送的不僅僅是一襲衣冠！

　　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立場上來評判古人，更不能以庸俗實用主義的態度歪曲歷史。１７世紀的中國人還不可能「進步、超前」的「覺悟」到「超越民族正統論」 「維護民族團結」之類的空洞之物；明代中國人對后金（清）的認識，不過是一個和自己仇殺過半個世紀的「韃虜」，對努爾哈赤，明人始終以「奴酋」稱呼之。加之清軍入關之後的兇殘、暴虐，傳統上根深蒂固的「華夷之辯」，使得漢人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外來政權。儘管滿洲貴族在武力上的成功可以暫時維持統治，但要漢人從心理上認同這樣的異族政權，恐怕非常困難，而這樣的心理上的隔膜、排斥，直接關係著滿清王朝的政治前景。一想到３０００萬人敵視、仇恨的目光，滿洲貴族和清廷統治者都不敢睡的太塌實。因此，必須致力於「同化」，獲得漢人的認同，避免漢人因髮式、衣冠的差異引發「華夷之辯」，產生「亡國之痛」，進而起來「驅除胡虜」。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轍。

　　剃髮易服、殺人屠城之後，還必須銷贓滅跡，這就有了滿清政府的另一項重要「德政」—文字獄。魯迅先生對之亦有深刻論述：「文字獄的血跡已經消失，滿洲人的凶焰已經緩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 （魯迅《病後雜談之餘》）

　　史學巨擘章太炎先生論述說，「隆慶（明穆宗年號）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 ……由是觀之，夷德之戾，雖五胡、金、元，抑猶有可以末減者邪！」 其目的是清楚的：「乾隆焚書，其陰騭不後於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國家、辯種族……曰：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植不萌。俄羅斯滅波蘭易其語言，突厥滅東羅馬而變其風俗，滿洲滅中國而毀其歷史。自歷史毀，明之遺緒，滿洲之穢德，後世不聞，斯非以遏吾民之發奮自立，且絕其由櫱邪？自是以後，掌故之守，五史之錄，崇其諛佞，獎褒虛美，專以駕言狂曜，使莫能罪狀己以階革命，偉哉，夫帝王南面之術，固騭於秦哉！」（章太炎《哀焚書》）

　　著名歷史學家吳晗也論述說：「在二百多年前，滿清政府為了貫徹奴化政策，曾經嚴厲執行一個長時期的文化殺戮，舊書新書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詆毀的地方，全書抽毀或禁行或全毀。現存的作者一被舉發，充軍，殺頭，籍沒連接一大套。留下來的成績是一大部經過抽改，經過「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庫全書，一大套禁毀書目，和幾萬萬被壓迫人民的仇恨。 滿清政府為什麼這樣做？因為它是少數民族，單憑一點有限的武力，和由這武力所締構的窮凶極惡的專制政權，來奴役廣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來這一手文化殺戮。」(原載上海《民主周刊》1946年第四十四期)

　　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政權交替時代有過，但從來沒有一個像滿清統治者這樣，徹底摧毀漢人的衣冠、服飾，徹底絞殺漢人的民族意識，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徹底把漢人弄成俯首帖耳的奴隸！滿清統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於刑殺；所「漢化」深者：工於心術而極力摧殘漢人，尤其漢族士人之民族意識！較之前代的異族統治者，更加陰險、卑劣、刻毒！對此，魯迅先生深刻指出：

　　「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 ……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魯迅《且介亭雜文》買《小學大全》記）

　　其實，剃髮易服政策，並非女真--滿洲統治者的專利，歷朝歷代，每逢漢族人民淪為異族統治者的奴隸時，常常伴隨剃髮易服的悲劇發生，滿清只不過是做得最堅決、最徹底的一個。

　　例如第一章所述：在宋朝，金人天會年間就曾向漢人下令削髮，不如金人式者死；元初也有過要漢人薙髮令，即令在京士庶須剃髮為蒙古族裝束。（《中國古代服飾史》周錫保1984年9月版）明初，漢人「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之後，又恢復漢族衣冠「壬子，詔衣冠如唐制」（《明史》卷二本紀太祖二），就算是在最強盛的唐朝，吐蕃也曾對漢人強行推行蕃化政策，其具體內容見下。

　　吐蕃佔領敦煌初期，尚乞心兒強行推行蕃化政策，讓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學說蕃語、赭面紋身，據《張淮深碑》載，當時「河洛沸騰，……並南蕃之化，……撫納降和，遠通盟誓，析離財產，自定桑田。賜部落之名，占行軍之額」，落蕃漢人從此不得不形遵辮髮，體美織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內心銜怨含恨近百年而無路申屈。」 《陰處士修功德記》中也有「熊羆愛子，拆襁褓以文身；鴛鴦夫妻，解鬟鈿而辮髮」之語。由此可見，吐蕃統治者在敦煌地區以強硬的措施迫使漢人說蕃語、左衽而服、辮髮、紋身，甚至從嬰兒就開始做起。這一系列政策無非是想從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歷史傳統等方面消滅民族差別，希望漢人從一出生就把自己當成吐蕃人。

　　吐蕃的這種蕃化政策，不僅限於沙州一地，而是在蕃占的整個河隴地區推行。但落蕃的漢人並沒因身著蕃裝、口言蕃語而生出一顆吐蕃心來，他們依舊懷念著大唐，依舊記得自己曾是大唐子民，他們蕃服、蕃語、漢人心。當唐使劉元鼎出使吐蕃時，在龍支城，數千老人向他邊稽拜邊哭泣著，他們向劉元鼎詢問大唐天子現在還好嗎，其中一位說「我們跟隨軍隊在此沒蕃，現在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還記念我們這些可憐的落蕃之臣嗎？大唐的軍隊何時到來呀？」說到這裡，已經嗚咽地說不出話來。劉元鼎悄悄問他是哪裡人，他說原是豐州人氏。「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己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新唐書》列傳卷一百四十一吐蕃下）

　　沙州漢人更是沒有忘記曾是大唐的子民，他們雖身著蕃裝臣於蕃虜，但每年祭祀父祖的時候，都穿上中原漢人的服飾，號啕大哭，東向而拜，祭后再將漢服脫下秘密藏起。「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上同）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許多落入吐蕃的漢人都未能見到敦煌重歸大唐的那一天，而當他們即將面對死亡的時候，他們總是囑咐自己的子孫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國是大唐，後輩們為死去的先人穿上漢人的服色出殯入葬，使先人能夠帶著一點安慰在另一世界實現回歸大唐的夢想。唐代元稹的《縛戎人》詩說：

　　眼穿東日望堯雲，腸斷正朝梳漢發。

　　近年如此思漢者，半為老病半埋骨。

　　尚教子孫學鄉音，猶話平時好城闕。

　　老者儻盡少者壯，生長蕃中似蕃悖。

　　不知父祖皆漢民，便恐為蕃心。

　　吐蕃統治下的漢人，無時無刻不懷念著大唐和痛恨著吐蕃。落入蕃中的漢人，除了公開的反抗以外，還常常計劃出逃，在白居易的《縛戎人》中有云：

　　一落蕃中四十載，身著皮裘系毛帶。

　　唯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

　　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殘筋骨，更恐年衰歸不得。

　　為了鞏固統治，吐蕃還實行: 統治形式游牧化、土地實行突田制、行政司法相混成等一系列政策。吐蕃統治者實行蕃化政策的目的是同化蕃佔地區的人民，但實際上，吐蕃與佔領區其他民族間的矛盾始終未能消除，蕃化政策的實行反而激發了落蕃人民「永拋蕃丑」的鬥志與決心。

　　第三節　剃髮易服的結束只是華夏衣冠消失的開始

　　滿清的鐵腕鎮壓，完成了剃髮易服的「弘願」。然而，剃髮易服的結束只是華夏衣冠消失的開始。

　　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清廷撤藩，吳三桂在雲南舉兵反清，又以蓄髮、復衣冠相號召，時，吳三桂召集諸將於永曆帝陵前，「指其首曰『我先朝曾有此冠乎？』指其身曰，『我先朝曾有此衣乎？』」於是，「各具漢官威儀，集陵下，三桂易方巾素服，酗酒山呼。」（《明季裨史初編》卷二六）表演頗富戲劇性。次年，福建耿精忠、廣東尚之信相繼響應，蓄髮、易服，一如三桂。所過洲縣，具令剪辮、復衣冠，一時風靡，不半載而有半壁河山。 「令下之日，速宜剪辮，留髮包網，所有官員領帶綬儒巾小帽，一切悉照漢人舊制，毋得混淆，共敦華夏之風，復堵文章之舊，如有頑抗，軍令不赦！」（《清初莆變小乘》）吳三桂在反清檄文中，指斥滿清統治者「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 聲稱要「共舉大明之文物，悉還中夏之乾坤。」（《奉天討虜檄》）云云，不過吳三桂之流叛國棄義、為虎作倀，為異族侵略者充當鷹犬爪牙劊子手的漢奸面目和卑污人品早已為世人憎厭、唾棄。拉攏不到太多支持者，終不免敗亡，且殃及子孫。吳三桂為籠絡人心，去祭奠永曆帝，這本身就是個嘲弄：大家都知道，永曆帝朱由榔父子，就是被吳三桂殺害的！等吳三桂認識到「兔死狗烹」的時候，已經成了一個人見人厭的人渣！既為廣大漢族人民所鄙視，又為清廷所不容。

　　滿清王朝在全國統治剛剛確立之時，儘管全國老百姓都被迫剃髮、換裝，但殘存的反抗、抵觸意識並沒有完全消亡，到了康雍之際，有人還是看不慣滿式衣冠，他們鄙薄地說：「孔雀翎，馬蹄袖，衣冠中禽獸」，同時感嘆明朝的「衣冠文物」。這種譏諷甚至也傳到了滿清皇帝的耳朵里。滿清最大的文字獄，曾靜、呂留良一案中，雍正就以呂留良為首的漢族知識分子質疑滿清統治合法性的種種非議編纂《大義覺迷錄》一書，進行「嚴正駁斥」，其中有一段專門論述衣冠服飾的問題。

　　雍正說，滿清統治者戢定禍亂，拯救中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繼承天命而撫有華夏，讓老百姓都過上了好日子，仁德義舉、法令政績哪一樣比不上古代的聖賢？本朝既然受命於天，本朝的衣服就應該成為中原華夏乃至萬邦各國的表率，又怎麼能容忍那些愚昧無知的人對本朝的衣冠服飾妄加議論詆毀？況且本朝繼承祖宗的鴻業，敬奉歷代聖明皇帝的成規，代代相承，已經有一百餘年，又怎麼能捨棄自己原有的衣冠去依從他人，屈降尊貴而去附就低賤，改變衣冠的道理？ 「我世祖皇帝統一區夏，戢定禍亂，救民於水火之中…… 況我朝席祖宗之鴻業，奉列聖之成規，歷代相承，已有百餘年，豈有舍己而從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大義覺迷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