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最先支持包產到戶 積極推進民主法制建設

2006-05-19      南方周末　田紀雲

　　　萬里在人大會議上作報告

　　1981年，我一到國務院就在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萬里直接領導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離開國務院去人大常委會任委員長。在長期的共同工作特別是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對萬里同志有了較深刻的了解，也與萬里同志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農村改革的倡導者和組織者　　　　

　　粉碎「四人幫」后，萬里同志被派到農業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書記。安徽曾受到極左政策的嚴重破壞，本來的產糧大省弄得許多農民沒飯吃。

　　萬里在安徽經過大量調查，對農村農民的問題有了深刻了解，他說：「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一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四人幫』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學大寨的那一套『左』的東西特別積極，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1998年4月30日《中國經濟時報》)。

　　當安徽省有些地方暗地搞包產到組的事情彙報到省委后，萬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試驗」。1979年2月初省委又開會專門討論包產到戶問題，不少人因為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挨過批判，不敢表態。萬里說：農民普遍希望包產到戶。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未必是錯誤的，必須在實踐中加以試驗，我主張在山南區進行包產到戶試驗。

　　山南區的試驗很快見到成果，並傳到別的地方，滁縣地區很快就有17％的生產隊包產到戶。農民說，大包干就是好，保證一年能吃飽。1979年雖然安徽遇到旱災，但農民積極性高，糧食還是增產了。當時還在國務院主管農業的陳永貴說萬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幹部卻說：幾千萬人有了飯吃，還賣餘糧給國家，於國於民都是大實惠。

　　後來，包產到戶在全國引起爭論，農民悄悄地搞，基層幹部暗地支持，怕說包產到戶是分田單幹。在這種情況下，萬里是第一個站出來為包產到戶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會議上，萬里說：「包產到戶原則上不同於分田單幹，雖然形式上與分田單幹相似，而生產資料所有制並沒有變，土地所有權仍然是公有的，生產隊有權根據情況加以調整。」不久，四川、內蒙古、河南、貴州都普遍推行包產到戶。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志同萬里談話時，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談話中又一次稱讚安徽鳳陽縣絕大多數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

　　由於當時國家農委主要負責人不大讚成農村搞包產到戶，中央於1980年3月調萬里同志任國家農委主任，全面主持農村改革。萬里上任后，首先組織農口各部門大批幹部赴各省農村調查，傾聽農民意見。調查結果表明：絕大多數農民和基層幹部贊成包產到戶。已包產到戶的增產明顯。

　　在摸清全國情況的基礎上，萬里主持召開農委黨組擴大會議，分析形勢、統一思想。他批評了左傾殘餘思想在農村改革上的表現。認為不肅清「左」，農業永遠不能翻身。

　　隨後，國家農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總結了很多經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將包產到戶規範為雙層經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廣。萬里同志還主持制定了5個「一號文件」，使中國農村改革有序前進，創造出了舉世震驚的奇迹―――8億農民平穩地從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重新獲得生產自主權，糧食增產，很快吃飽了肚子。　　

　　積極推進民主法制建設　

　　1986年7月31日，萬里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這篇講話不啻於一聲驚雷，振聾發聵，在黨內外引起了廣泛的強烈反響。他指出，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在我國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既有傳統價值觀方面的障礙，同時也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反映出我國政治體制上的一個重要弊病，就是領導權力過分集中，決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真正實行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這個講話最精彩的地方，是指出為保障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對政策研究、決策研究也要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萬里說，「雙百」方針不能得到貫徹實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去往往把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理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的概念帶來很大的副作用。事實上，在許多場合下，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是很難分開的。「所以，關鍵不在於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而在於對政治問題，對決策研究本身，也應該實行『雙百』方針。所有的政治問題、政策問題，都是應該進行研究的，在沒有作出決定之前，都是可以討論、可以爭鳴的。」「在領導部門就政策問題作出決定之後，大家都應當執行。」萬里把這個問題看作是社會主義高度民主的重要標誌，認為：「如果在人民內部政治問題不能爭鳴，只能領導人獨鳴，又怎能談得上什麼『高度民主』呢？」

　　萬里接著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廣開言路，破除言禁，把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切實付諸實施。堂堂十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只要領導路線正確，政通人和，百業興旺，是不會被幾句逆耳之言或別有用心的人借某些問題的煽動搞垮的。」萬里還說：「領導人要尊重人們充分發表意見的民主權利，不要害怕別人講不同意見的話，甚至講反對自己的話。過去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是正確的，但還有點消極。積極的說法應該是：『言者有功，聞者受益』。」

　　1988年4月，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萬里當選為委員長。他在這次會議發表的講話中提出：本屆人大必須把保證改革和促進改革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把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他說：「要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支持和保護一切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圍繞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兩個改革的主題，推進我們的民主、法制建設和各項工作。」

　　在萬里委員長主持下，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始終把制定有關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方面的法律作為立法工作的重點，制定了一系列對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具有重大影響的法律。同時，常委會把制定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放在重要位置，制定了工會法、行政訴訟法、著作權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還制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也已提請代表大會審議。七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除通過了實行修正案外，共通過59部法律和27個關於法律問題的決定。

　　在監督工作方面，萬里委員長提出，一定要把法律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每次人大常委會會議都要有一個到兩個法律執行情況的檢查彙報，把它列入議程，這要作為一項制度堅持下去。從此，開展執法檢查並在每次人大常委會會議上聽取和審議一到兩個執法檢查報告，作為一項制度固定下來。這是人大監督工作的一個重大發展，是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促進依法治國的一項重要措施。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專門委員會，先後對31個法律和6個法律問題決定的執行情況進行了檢查，對促進法律的實施起了積極的作用。

　　萬里還非常重視懲治腐敗的問題。他說，一是決策是否正確，二是任人惟賢還是任人惟親，三是是否為政清廉，四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還是半心半意。執政黨離不開這四條，共產黨能不能得到群眾擁護，也要看你能不能做好這四條。一定要防止共產黨在執政后失去監督，嚴重脫離群眾。為此，就要發揮人大的監督作用，發揮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發揮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中國如何做到既不搞多黨制、多元化，又能把各階層、各方面的意見反映到人大和黨委來，使我們執政黨能接受群眾的監督，不搞一言堂，這是個大問題。他一再講，一定要加強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的監督職權，支持監察部門、司法部門的工作，懲治各種腐敗行為。1990年，全國人大辦公廳根據十三屆六中全會決定起草了監督法，但由於種種原因沒能出台。

　　在黨的十四大后，萬里最先提出修改憲法，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堅持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載入憲法。中央採納了萬里的建議，在1993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對此作了修改。　　

　　大公無私，積極培養年輕幹部　　

　　在這裡，我著重講點個人的親身體會。  

　　像我這種既無大學或大專文憑又無政治背景、遠在邊陲當普通財經幹部的人，做夢也沒有想過會步入中南海，並且當上副總理。但時代的大潮卻把我湧入了中南海和副總理的崗位。1980年代初，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老幹部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他們的交椅尚未坐穩，椅子還沒捂熱，小平同志又號召幹部年輕化。「文革」把他們整了十年，打天下的還沒有坐天下，又要讓他們讓賢。多數老同志高風亮節，從黨的事業後繼有人出發，主動提出退位，讓我們這樣一些當時還算比較年輕的人十分感動。但也確有少數老同志想不通。他們對新上來的年輕人冷眼觀察，看他們能否頂得下來，有沒有治國的本事。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新上來的我們這一批比較年輕的同志，如果沒有一些老同志的支持，本事再大也難以開展工作。我在第一任副總理期間，深得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特別是得到常務副總理萬里的具體幫助。

　　我與萬里非親非故，雖然都是山東人，戰爭年代我就在他的家鄉(東平縣)周圍活動，但我們並不相識。那時他已是高級幹部，我是普通一兵。萬里出於對革命事業的高度責任感，真心響應鄧小平關於幹部年輕化的號召，積極幫助和支持新上來的比較年輕的人大膽工作。1982年，在我還是國務院副秘書長的時候，中央決定組建「大經委」，把國務院經濟方面的具體事務交給大經委去處理。中央內定，由常務副總理萬里兼任大經委主任。萬里立即提名我去大經委任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並指定由我和中組部副部長曾志同志負責大經委的組建籌備工作，我的任職，在黨內已發了通知。但後來中央又決定，萬里不再兼任大經委主任，大經委的職能也相應作了調整。這時，萬里又提議並經中央決定，我仍留國務院工作，不去經委了。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我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不久，中央內定要在來年人民代表大會上提請任命我為國務院副總理。萬里要我與他一起去天津、河北、湖北等地考察工作，實際也是對我的具體觀察、考核。

　　在我擔任副總理后，萬里更是放手讓我工作，並給我加擔子，除我分工的財貿金融工作外，他很快明確由他管的農業、勞動工資、民政、物價等工作也讓我負責。1985年，他曾兩次對我說，紀雲同志，你要大膽工作，有什麼事我來承擔。又說，我仔細觀察，你對一些文件的批示是很得體的，對工作是勝任的。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舞。

　　1987年5月16日在黑龍江大興安嶺發生了一次開國以來最大的森林火災。在森林火災季節到來之前，我曾對林業部作過防火的具體部署，在大興安嶺火災期間，從救災到重建，我曾三次親臨現場(最後一次是與萬里一起去的)，具體指揮部署救災和重建工作。大火撲滅之後接著就有一個調查起火原因和追究責任的問題，具體講就是要追究黑龍江省、林業部和國務院分管林業的副總理的責任。6月26日萬里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處理對發生火災負有責任的人員。當有一位列席會議的同志提出應追究國務院有關負責人(當然是指我)的責任時，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有一位姓周的副局長，立即遞了個紙條給萬里，上寫：今年3月紀雲同志曾兩次打電話給林業部部署森林防火問題。萬里同志在會上立即說，國務院對森林防火是作了部署的，救災也是得力的，國務院是沒有責任的。就這樣，使我免遭一劫。

　　1988年6月，萬里在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當年山東省有人向他寫匿名信，誣我插手山東人事安排。萬里十分清楚，各省人事安排是由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兼組織部長宋平一手操作，我根本不可能插手，萬里當即批示「山東人事安排與紀雲同志無關」，又使我免被誣陷。

　　我想，我與萬里的友誼，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對改革開放的共同的信念。特別是1989年之後，有人想以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為名，否定農村改革的大方向；想以「反和平演變」為名，否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企圖開歷史倒車的時候，萬里等一批同志挺身而出，堅決頂住了這股逆流。1992年4月，我應邀去中央黨校作過一次報告，主要是講農業和農村問題，其中重要一部分是講如何加深理解小平同志南巡談話，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的問題，當時在高層引起不同反響。一天我去看望萬里，一見面他就說，你在黨校講話講得好，抓住了要害，有骨氣！給予我極大精神支持。

　　據我所知，在萬里的支持、幫助下成長起來的高層領導幹部不乏其人，他們來自五湖四海，與萬里毫無私人關係。

　　萬里的大公無私、光明磊落、胸懷坦蕩、勇於負責的品德和精神，對改革開放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巨大貢獻，使我終生難忘，這也是使他成為廣大群眾最崇敬、愛戴的領導人之一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