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征戰蘇聯衛國戰爭：俄羅斯人民沒有忘記

2006-05-15        世界新聞報　　


唐 鐸

本報特約撰稿人金點強

飛行員唐鐸：「那些日子，飛機幾乎是帶血作戰」

1944年，年屆不惑的唐鐸終於獲得上前線的機會。這位已經在蘇聯生活了近20年的湖南漢子終於扔下教鞭登上了戰機。身為蘇軍某空中射擊團副團長的他多次駕機飛往前線，與敵機激戰。戰爭接近尾聲時往往更加殘酷，唐鐸常常目睹一些戰鬥英雄駕機出去后就再也沒有回來。最令他痛心的，是親眼看著自己的學生在空戰中一個接一個地犧牲。

唐鐸後來回憶這段歲月時，不禁感慨萬分：「在那些日子裡，飛機幾乎都是帶血作戰的，因為每次作戰回來，後面的空乘戰鬥人員有的受傷有的犧牲，在特別緊急的情況下，人們就把犧牲者抬下去，把飛機檢修一下，換上另一個人，立即起飛參加戰鬥。」唐鐸說：「有一次飛機返程時，我在跟機艙後部的射擊手說話，說著說著，射擊手就沒聲了。我還以為他睡著了，等飛機著陸后，才發現他已經犧牲了。」

唐鐸算得上一個傳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陽的他，早年曾赴法勤工儉學，回國后參加革命，成為廣東國民政府軍事飛行學校的一名實習生。1925年，他被選派到蘇聯學習航空技術，先後在蘇聯空軍第二、第三飛行學校、空軍戰鬥學校以及飛行觀察學校學習。

蘇聯衛國戰爭開始的時候，唐鐸在茹可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就讀，直到1942年8月從學校畢業。獲得航空機械工程師學位的唐鐸被分配到利比茨克空軍高級軍官學校當少校教官。唐鐸教課認真，很受學生喜愛，期間一批又一批的飛行員從他的課堂上畢業，奔赴戰場。

為了參加蘇聯衛國戰爭，唐鐸多次向上級打報告，申請上前線，但都未能獲得批准。一直到1944年，在戰爭快要進入尾聲的時候，唐鐸才如願以償，擔任蘇軍某空中射擊團副團長，奔赴前線。唐鐸參加了後期對德作戰，他多次率機飛赴前線，與入侵的德機空戰，屢建戰功。由於在衛國戰爭中的傑出貢獻，他獲得了一枚衛國戰爭中的最高榮譽――蘇聯衛國戰爭勳章。

1953年唐鐸告別蘇聯回國，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空軍工程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空軍少將軍銜。他以豐富的知識和閱歷從事教學、科研活動，為中國空軍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毛岸英

指導員毛岸英：寫信給斯大林，堅決要求上戰場

1942年5月，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收到一封非同尋常的信，這是一封在蘇聯生活的中國青年請纓殺敵的信。信中這樣寫道：「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國青年，我在您領導下的蘇聯學習了5年，我愛蘇聯就像愛中國一樣。我不能看著德國法西斯的鐵蹄蹂躪您的國土，我要替千千萬萬被殺害的中國人報仇。我堅決要求上戰場，請您一定批准我的請求！」信的署名是「謝廖沙」。這是一個很普通的俄文名字，但寫信的青年卻有著絕非普通的身份，他就是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

作為毛澤東的長子，在母親楊開慧犧牲后，毛岸英與弟弟毛岸青、毛岸龍一度流落上海。1936年他與毛岸青被中共地下黨找到，而後又輾轉來到蘇聯，進入國際兒童院。在兒童院里，毛岸英加入了共青團，並一度擔任區委委員和團支部書記。

1942年5月，當衛國戰爭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已是熱血青年的毛岸英決定上前線殺敵，但他的申請卻沒有得到批准，對此他一直不甘心，最後毛岸英想到給斯大林寫信。

雖然沒有收到斯大林的回信，但上級領導的態度有了變化。最後，經不住毛岸英的不斷申請以及他善於雄辯的口才，他的申請終於獲得批准。

不久，毛岸英接到去蘇雅士官學校報到的通知。蘇雅士官學校是一所專門培養連隊士官生的初級軍校，經歷過6個月的快速班學習后，毛岸英又分別進入莫斯科列寧軍事學校和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在軍校畢業時候，毛岸英終於參加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衛國戰爭，他在蘇軍一支坦克部隊任連指導員，隸屬於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

在炮火紛飛的戰場上，毛岸英與他的坦克部隊轉戰千里，取得了不少的戰績。在易北河畔和柏林街頭都留下了這位青年英雄的戰鬥英姿。在蘇聯衛國戰爭取得勝利之後，毛岸英終於見到了斯大林。為表彰他在衛國戰爭中的表現，斯大林特地贈送給他一把手槍作為紀念。

女記者胡濟邦：戰場上與德軍正面交鋒

在衛國戰爭的戰場上曾經有這樣一位中國女性，她全程經歷了衛國戰爭，其足跡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寧格勒、莫斯科戰場和波羅的海。在列寧格勒保衛戰和莫斯科保衛戰的腥風血雨中，在扭轉歷史的斯大林格勒大會戰戰場上，都曾留下了她嬌小的身影。她就是作為戰地記者的胡濟邦。胡濟邦用清新明快的筆觸向中國人報道德軍的殘忍、蘇聯人民的不屈不撓以及戰爭勝利的喜悅，她的報道極大鼓舞了國內抗戰的信心。

胡濟邦出生在浙江，家境清貧的她依靠自身努力以優異成績考入中央大學經濟系，但由於思想激進被學校開除。以後她在北京大學旁聽，並與一些朋友組織馬列主義研究小組，從事抗日救亡宣傳工作，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

上世紀30年代初期，她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並以國民黨駐蘇聯大使館新聞隨員的身份派駐莫斯科，後來又擔任刊物《中蘇文化》的記者。在整個二戰期間，胡濟邦隻身呆在蘇聯，她深入到蘇德前線採訪紅軍，在採訪中親眼目睹德軍的進攻，她還參加戰鬥，對撲上來的德軍開槍。作為蘇德戰爭全過程的見證人，她用手中的筆向中國人民報道了蘇聯軍民誓死抗擊德國法西斯的一幕幕壯烈情景。其中《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會戰》是振奮人心的名作。今天胡濟邦的戰地報道大多已經不易見到，下面是她的報道《莫斯科保衛戰》中的一段，它可以讓我們重新回味那個偉大的歷史時刻：

「我忘不了莫斯科大戰，我永遠忘不了德軍集中百萬以上的軍隊對莫斯科實施『颱風』行動，飛機狂轟濫炸投下的炸彈像秋天的落葉一樣多；我忘不了德軍就在城郊，而斯大林卻在紅場檢閱部隊。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最終在莫斯科破滅了。」



2005年，俄駐華使館授予中國老戰士「衛國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

國際兒童院：護理傷員、挖反坦克戰壕……

在衛國戰爭中曾經有這樣一些身份特殊的中國孩子，他們大多是中共領導人和革命先烈的後代。在衛國戰爭爆發后，儘管他們年齡幼小，身份特殊，但他們同蘇聯人民一起，在後方生產蘇軍的軍服、食品，還有的在軍隊的醫院照料傷病員，為反抗法西斯主義作出了貢獻。這些孩子中有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朱德的女兒朱敏和李富春的女兒李特特以及黃平的兒子黃健等人。

上世紀30年代，蘇聯曾設立國際兒童院，專門接收並培養全世界革命者和烈士的後代，以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早在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共中央就陸續將一些烈士的子女送往蘇聯，衛國戰爭開始的時候，兒童院里的中國孩子已經達到100多人，其中就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人的子女。

衛國戰爭爆發后，國際兒童院的孩子們一起參加軍事訓練，去工廠和集體農莊勞動，幫著收麥子、收土豆、在森林裡伐木頭；參加縫紉組縫製軍衣、帳篷，還到市內醫院參加救護傷員。

據李特特回憶，當時17歲的她和其他一些國際兒童院的大孩子開始接受軍事訓練，每天要負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軍任務。李特特還曾擔任戰地醫院護理員，給傷員們換藥、喂飯，為他們表演文藝節目。在後來的莫斯科會戰中，李特特和她的夥伴們與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戰壕。她後來回憶道：「在零下40攝氏度的天氣里，泥土凍得比石頭還硬，血從棉手套里滲出來，後來我就乾脆不戴手套，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

黃健在戰爭期間參加了所能參加的一切「保衛蘇聯」活動。為了給部隊製造簡易的反坦克燃燒彈，他曾和同學們挨家挨戶收集空酒瓶；他們還去挖反坦克戰壕和清掃軍用機場跑道上的積雪。當時只有十五六歲正在發育的他每月都和同學去醫院獻血，每次430毫升，直至戰爭結束。

其實，為蘇聯衛國戰爭作出貢獻的中國人中，唐鐸、毛岸英、胡濟邦、李特特等人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還有許多無名英雄也經歷了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他們用行動體現了中蘇兩國人民並肩反抗法西斯侵略的血肉情誼。

俄羅斯人民也沒有忘記中國人的貢獻。2005年，在衛國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向27位中國老人頒發了「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其中包括毛澤東之子毛岸青、劉少奇之女劉愛琴和朱德之女朱敏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