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有大漢族主義？讀讀這些文章就知道了

2006.5.11

[CENTER]再辨洪承疇降清問題 [/CENTER]
　　
　　李治亭
　　
　　洪承疇以及與他同時代的一大批原明高級將吏降清，早已不是什麼新問題。學術界屢次討論過，也爭鳴過。1996年在福建石獅舉行的洪承疇學術研討會上，我曾發表了自己的論文，專題辯洪承疇的降清問題，駁斥了那種「降清即漢奸」的謬言。幾年過去了，洪承疇降清的問題，仍被一些人抓住不放，在報刊上著文，把洪承斥為「叛國投敵」，甚至連平定台灣鄭氏政權的愛國將領施琅也不放過，同樣把他打入「叛國投敵」之列。問題如此嚴重，不得不再做辯駁。
　　
　　一、改朝易代說「投降」
　　
　　首先，應當承認，「投降」不是一個那麼光彩的詞，往往與「恥辱」或「可恥」連在一起，簡言之，「投降」就是一切污穢的代名詞！人們一談投降，諱莫大如深，特別是在那個是非混淆的時代，是不敢為「投降」兩字說項的。然而，投降的人和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簡直是司空見慣！就是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有關「投降」及其種種說法，依然盛行。那麼，應該怎樣看、怎樣理解「投降」之義呢？
　　
　　不妨先從歷史上??清以前的「投降」說開去。
　　
　　凡學過一點歷史的人，都可以看到，每當一代王朝末世，天下大亂，所謂「群雄」並起，諸侯割據之時，「投降」之人、「投降」之事頻頻發生：當雙方或幾方攻戰，必有勝、有敗，敗者要麼戰死，要麼投降；當某政治軍事集團採取分化瓦解的手段，通過「攻心」、遊說等，將對方某要人爭取過來，這又是「投降」。這類事例不是個別，也不是局部，卻是十分普遍，充斥於歷史的記錄中。例如，戰國時期，士階層十分活躍，他們各懷良謀，奔走於各國之間，宣傳他們的治國思想。不管是否是自己的「祖國」，只要採納其主張，他們就為這個國家效力，跟其他國家也包括自己的「祖國」較量。像商鞅、李斯這樣著名的政治改革家都不是秦國人，他們在本國不得重用，才毅然西行入秦，幫助秦國強大，把其餘六國連同自己的「祖國」滅亡了。[1]時至今日，幾千年過去了，有誰說他們「叛國投降」呢？他們棄本國投秦，按今日一些人的政治觀念和政治邏輯，應視同「投降」。可是，又有誰這樣認為呢！項羽和劉邦的楚漢之爭，由楚投漢的有多少高級人才！韓信即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棄楚歸漢，就是因為沒有得到項羽的重用，才被劉邦「挖」了去，委以全軍統帥[2]。我們能說韓信投漢不對？
　　
　　東漢末年，又是一改朝易代的時期，黃巾大起義，各地軍閥、豪強乘勝割據一方，形成無數個大大小小的軍事集團，相互攻伐。隨著各方勢力的消長，一些人在各集團之間跑來跑去，降來降去。總之，只要有實力，就會不斷吸引更多的人投奔！如，袁紹勢力一滅，其將官大多被曹操收降。至魏、蜀、吳三國鼎足，其三方各有投降的事發生。當三國勢衰，魏政權為司馬氏所奪，而蜀、吳兩國皆向司馬氏投降，國家始成一統。在東晉亡后，出現南北朝對峙的局面，國號不斷變，皇帝輪流坐。在這裡，談誰叛於誰，誰忠於誰，似乎都已失去了意義！所以，從來沒有人論及宋、齊、粱、陳改朝換代的是非，更沒有人斥責北朝政權更迭的非正義！隋末農民大起義，將隋朝送進墳墓，其中就是隋朝命官太原太守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直接起到滅亡隋朝的作用。李氏父子以臣叛君，沒有人說不對！唐末農民起義將領朱溫背主降唐，位極人臣，又逼唐帝讓位，改朝代為後梁。所謂「五代十國」，國號與皇帝走馬燈似的改換，孰是孰非，亦難論定。至於趙匡胤率部在陳橋驛發動兵變，黃袍加身，一舉奪下後周政權，建國號大宋，同樣，從來也沒見有人否定趙氏兵變的非理性。
　　
　　以上列舉的「投降活動」及忠奸表現，都是在漢人所建王朝內部進行的，包括農民起義在內，人們對此似乎並不在意，投降與否，乃至成功與失敗，大抵是「天命所歸」使然，或者說，已屬正常之事，不足為怪。然而，人們對於民族間的「投降」則要另眼相待了。
　　
　　明朝末年，一方面是農民大起義，一方面是山海關外，滿洲勃興，清朝崛起。民族間改朝易代又一次來臨，於是投降之事再次發生，並且投降之人成百累千，以至上萬、數萬、十數萬！例如，后金天命三年（1618），后金軍首戰撫順，就有明將游擊李永芳獻城投降，幾乎同時，明朝秀才范文程自動投降后金。他們該是明朝降清（后金）的第一人！[3]其後，降清的明將漢官，以至士卒、百姓，趨之若鶩，蜂擁歸降。舉其要者，如后金天聰五年（1631）圍大凌河城，明將吏張存仁等降者達130多人！攻打錦州與松山決戰，直至清入關，諸如祖大壽、祖大樂、祖大弼及其家族，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吳三桂及其將吏，都是降清的著名人物[4]。洪承疇就是在松山圍城戰中被俘而後降清的。清軍下江南，又招降了南明成千上萬的將吏，如將明軍計在內，達數十萬！其結果，那些投降的著名人物，無一例外被否定。時至今日，罵聲不絕，被罵為「漢奸」、「叛徒」，痛斥他們沒有「民族氣節」、「貪生怕死」、「出賣民族利益」等，如洪承疇還被斥為「雙手沾滿了漢族的鮮血」，是名副其實的「大劊子手」！
　　
　　這說的是民族間改朝換代中的「投降活動」。顯而易見，人們把這類「投降」看得遠比漢族內部的同類活動嚴重得多，甚至截然不同：在漢族內部，各集團間的投降活動，無足輕重，不以為然，而民族間的投降，則「上綱上線」，是十惡不赦！
　　
　　在歷史上，還有一類投降，這是真正的國與國、「異民族」間的投降活動。如沙俄、日本、英、法、德、意、美、荷、葡萄牙等殖民國家，在中國近代史冊上留下了他們瘋狂侵略中國的罪惡記錄。尤以沙俄、日本帝國主義為禍首，更是究凶極惡，給中國造成了嚴重的災難。一些中國人賣國求榮，向他們投降，淪為漢奸。在中國現代史上，以汪精衛賣國，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為代表，實集古今恥辱之大成，罪孽之大成！
　　
　　如上列所舉：向沙俄、日本等國及異民族之投降，其賣國背叛民族之性質界定甚易，自不必細說，難的是國內諸政權之叛離、投降之說，易起紛爭。如前已指出，漢族政權間投降之事，似乎也不足爭論，而至今所爭者，主要是在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際，漢族士大夫或前朝漢人將吏歸順新入主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總是大起非議，視為大逆不道，必口誅筆伐。清朝之大不幸，三百多年前降清的漢官漢將，仍不能被今天的某些人所容，斥之為「漢奸」、「叛徒」，實則仍視清朝為「敵國」，視滿族為境外入侵的「異民族」。
　　
　　在中國歷史上，華夏??漢人所建立的中原王朝總是與周邊少數民族矛盾與衝突不斷，甚至不惜以大規模戰爭來決定勝負。我要特彆強調的是，漢人政權與周邊主要是與「三北」地區游牧民族的衝突或戰爭，絕不可與中華民族和外國及其民族的鬥爭同日而語，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漢人與少數民族的爭端，是在中國這個共同體內發生的，是「一家人」的內部矛盾。其實，就當時而言，中原王朝仍視與之矛盾甚至戰鬥的少數民族為一家，不把他們看成是外人，在經歷了矛盾或鬥爭后，雙方依然和好如初。少數民族也奉中原王朝為「天朝」，如漢與匈奴，連年戰爭，不久即「約為兄弟之國」，派出昭君和親，維繫雙方的和平局面。北宋與遼戰鬥多年，最後以「澶淵之盟」和解。北宋與金先後被元朝所滅。
　　
　　當少數民族??「三北」游牧民族強大時，往往與中原王朝爭逐，若戰勝中原王朝，便取而代之，成為中國合法的統治者，並為中原漢人所接受。如北魏、遼、金、元、清諸王朝統治全中國或半個中國，短則百年，百餘年，長則二百餘年，這一事實，正說明漢族與周邊少數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政治與經濟、文化的統一體。這些王朝興亡的過程與原因，同漢人所建王朝一樣，與民族成份沒有多大關係，質言之，他們的興亡與其自身的民族沒有直接聯繫。進一步說，那些建立過一代王朝的民族，如鮮卑、契丹、女真、滿族、蒙古等族，還有建立地方政權的民族，如東北的??、高句麗、扶余，西北的黨項等族，以及西晉亡后，進入中原建立十六國的少數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成員，儘管他們之間經常發生衝突，但是，當衝突解決后，彼此又相互承認，少數民族還向中原王朝進貢，保持政治上的隸屬關係。古人尚且如此，而今一些人卻把少數民族所建政權視為「外國」，把這些民族看成是「異民族」，只要有漢族士大夫或將吏投入這些政權，必認為是「漢奸」、「叛徒」！這種情況，與上面所說漢人集團之間降來降去，沒有什麼區別，卻沒有受到譴責，唯獨責備那些降入少數民族政權的人，顯然標準不一，不能平等對待！
　　
　　我無意為「投降」做辯解，也不是沒有是非標準，凡「投降」皆正確。從理論上說，在敵對勢力的鬥爭中，每個人都有權力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或政治前途。投降與否，都是在特定環境下個人的選擇。一般而言，趨利避害，是人之本性。權衡利與弊，才能做出選擇。如同現在客機遭遇劫持，不得與劫機犯搏鬥，而是放棄抵抗，為的是保存乘客的生命，避免無謂犧牲，這就是趨利避害的選擇。重要的是，論投降，要看投向的是光明，還是黑暗；是助紂為虐，還是扶助正義。古人云：良禽擇木而棲，人臣擇明君而事，如從邪惡投向正義，就是棄暗投明，應該給予肯定，這種行為歷來受到鼓勵。當黑暗勢力瓦解，或分崩離析時，必然從中分化出一些人投入到新的勢力中，這在歷史上也是常見之事。但常見的事還有，幾股勢力或為「群雄」並存之時，分不清哪方黑暗，哪方光明。例如，明末有張獻忠與李自成兩支農民軍，雙方互爭，但都屬於起義隊伍，不能分清誰黑暗、誰光明。清軍入關時，很快形成以李自成、張獻忠、清朝與南明等為代表的四方勢力，他們都在為重新統一國家而存在、而鬥爭。究竟哪方先進或落後，光明或黑暗，是無法分清的，只有他們之間展開角逐、較量，才能分出高下。在他們勢力消長的過程中，人員變動，降來降去的事太多。如姜?本是明朝守大同的總兵，先降了李自成，而後又降了清朝，後來卻叛清而自取滅亡。吳三桂所部，大多是收編了李自成的將士。張獻忠亡后，他的部將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率全體將士降了南明永曆政權。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如果按「漢奸論」者、「叛徒論」者的邏輯，農民起義將士李定國等降南明，是否是對農民起義的背叛？後來，孫可望又棄南明而降清，被封為「義王」，這是否也視為「漢奸」、南明的「叛徒」？可是，並沒有人這麼說，即然如此，為何不能平等對待洪承疇？把洪承疇和同時期降清的一大批人，都打成「叛徒」、「漢奸」，未免太過!很顯然，如此評價人物不是用一個標準，而是多標準，其結果，只能將史學搞亂！
　　
　　總結上述，評價洪承疇和與之相關的許多人，以「降清」為標準定性，這就是政治標準第一，氣節標準第一，唯階級成份論，唯民族成份論，以此來判斷是非，只能離真理更遠！在君主專制時代，如何確定一個人的政治態度？就是說，一個人的立場，必須與皇帝「一致」才正確？在民族面前，只能站在漢人一邊才正確？至於氣節，在專制時代，就是忠君盡節，所謂「餓死是小，失節事大」，就是此標準的最高境界！封建的道德觀、節操觀、繼統觀，都構成了氣節觀的內容。提倡這種道德，不論是非、好壞，不論情與理，只要是君主即使是昏君也要忠到底！如，寧願餓死首陽山也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齊，難道值得提倡嗎？他們如此頑固，不能順應潮流，包道忤時，守缺到底，如果都這樣，社會還能發展嗎？人類還能存在嗎？用此氣節評價人物，只能陷入困境！誰都知道，這是上個世紀盛行的極「左」理論，早已被學術界所廢棄，而今，已進入一個新世紀，還有人用這種過時的荒謬理論評價人物，豈不同樣荒謬！
　　　

　
　　二、洪承疇「降清」再分析
　　
　　評價歷史人物，不能用政治態度，具體說，不能用「投降」某某作為標準，已如上述。現在，提出的問題是：用什麼標準來評價洪承疇或與洪承疇相類似的人物？
　　
　　按照唯物主義史觀，也按照我們所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看問題。評價歷史人物，主要是靠人物的社會實踐，不看政治態度，而看行動；不看其所說，而看其所為。好事作多少，就肯定多少；同樣，做了多少錯事、壞事，就否定多少。好與壞，肯定與否定兩個方面，既不能相互代替，又不能以偏蓋全，而是將兩個方面都看到，通過相互比較，做出總的基本評價。過去，評價人物的標準很多，規定又很細。其實大可不必，只需上列的一條基本標準就夠用了，就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樣，無須再搞些繁瑣的「規定」。
　　
　　對於洪承疇，如按上述原則，評價不難，以往至今的分歧，就在於洪承疇「降清」的問題上。所以，論洪承疇就從其「降清」說起吧。
　　
　　明清之際，降清的明朝將吏及士卒何止千萬！但是，每個人降清的情況不同，即每個人降清的動機、所處環境、有無政治背景，以及個人素養及價值取向等等，皆不相同。儘管投降這一結果都一樣，但投降前及投降過程中卻是千差萬別，需要具體人做具體分析，才能做出正確判斷。例如，最早降清（后金）的范文程是「杖策謁軍門」，主動投奔；李永芳是在撫順城將破時主動投降；張存仁等一大批將領，是在大凌河城被圍、援絕糧盡時出降；孔有德、耿仲明等發動兵變，被明軍追剿，逃向後金，攜所部萬餘人投誠；尚可喜原為明廣鹿島副將（此島在大連海中），受其上司迫害，為死裡求生，率部向後金投誠；祖大壽是業經兩次兵敗、兩次投降；著名的吳三桂降清自有其特殊情況，他先是向清朝借兵，保衛山海關，抵禦李自成農民軍的進攻。他在達成與清軍共擊農民軍的協議后，始表示投降，至擊敗農民軍，於戰場受封為平西王，其部屬剃髮，才算徹底投降了清朝。
　　
　　洪承疇降清的過程較長，也較為複雜，與上述人等降清大不相同，概括地說，他是被逼上戰場，又於兵敗后被部屬出賣，被俘而後降的。
　　
　　明崇禎十二年（清崇德四年，1639），洪承疇受命為薊遼總督，十四年（1641），率八鎮精銳13萬兵馬，出關援救錦州，走上了同清軍較量的遼東戰場[5]。承疇以寧遠（遼寧興城）為集兵地，他本人也駐紮於此，作為指揮的大本營。根據明清雙方實力的對比，鑒於明軍屢敗，而清軍氣盛的局勢，洪承疇的謀略是，以寧遠為戰略基地，採取「持久之策」，步步為營，且戰且守，漸次向前推進，也就是穩紮穩打的作戰方略。堅持一年，清軍必然糧餉不繼，軍心動搖，不戰而退，即便不退，明軍可乘其疲憊，一戰而勝。被圍在錦州的明遼東總兵祖大壽得知其作戰方略，也非常贊同，稱讚他用兵老謀深算！作戰計劃報到北京，要崇禎批准后實施。開始，崇禎也很欣賞，準備批准。豈料兵部尚書陳新甲不同意承疇的作戰方略，認為且戰且守，曠日持久，糜費糧餉，力主「速戰解圍」。在他的堅持下，崇禎竟然改變主意，決定採取「速戰速決」的作戰方針，督促洪承疇趕快進兵。陳新甲即以兵部名義，累累發出命令，督令洪承疇進軍，並派兵部職方郎中張若麟至軍中督戰。
　　
　　考察當時雙方戰局，承疇的方略符合實際，不失為穩妥獲勝之計，卻不得執行，被逼無奈，只得按崇禎旨意「刻期進兵」[6]。崇禎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軍進至松山城，環其城至松山下布營，進逼錦州，給圍困錦州、且兵力不足的清軍造成巨大壓力，清軍岌岌可危。
　　
　　清太宗皇太極聞訊，親自出戰錦州，將軍隊絕大部份徵調到錦州前線，與13萬明軍對陣，一場決戰迫在眉睫。皇太極發現明軍皆集於「孤危」之地，迅速決策，命士卒在松山與杏山、塔山之間掘壕三道，以圍困明軍。因為松山南30餘里為大海，其東為清朝轄境，其北為松山，又有一道女兒河將錦州和松山隔開。這三面無須設防，唯其西面，可通寧遠、塔山等處，故於西面掘壕，斷其糧道，明軍將不攻自破。果然，清軍僅一夜掘壕成功。明軍為之恐慌，原明軍僅帶三日糧，經受不住三天以上的圍困，這又逼使承疇不得不儘快舉行決戰。決戰前一天晚上，即八月二十一日，他召集八鎮總兵官，做了軍事部署，表示勝敗生死皆決於明日，他要與諸將共同進戰，親自擊鼓助威。事出意外的是，當天晚上，大同總兵王朴率部先逃，引起全軍混亂。吳三桂、唐通、白廣恩等總兵也乘亂率部逃跑。皇太極料到明軍會逃，早在明軍西逃的必經路上，於壕溝旁、塔山、高橋及路口等處設伏，等候截殺。經一夜的戰鬥，又延至次日上午，明軍死亡5.3萬餘人，吳三桂、王朴僅以身免，洪承疇突圍未成，又退回松山城內據守。得勝的清軍再次繞城堀壕，將松山城團團圍住。承疇以及未逃的總兵曹變蛟、邱民仰等無力反擊，坐等城破[7]。
　　
　　解救洪承疇最有效的辦法，當由明朝組織救援。然而，談何容易！明為救錦州，投入13萬精銳、八大總兵官、孤注一擲，對解錦州之圍抱有希望。然而，事與願違，明之13萬精銳頃刻瓦解，八大總兵作鳥獸散。松山決戰，使明朝元氣大傷，至少在目前無法組織有實效的進攻。再者，此戰已使明朝將領聞風喪膽，軍心不穩，如若接戰，大抵是一觸即潰。即使士兵敢戰，就怕找不出敢戰的將軍！因為明律很嚴，如打敗仗，「失陷封疆」，其將領或統帥必被嚴懲，將其性命抵罪。所以，在此危難之際，誰還敢承擔解救洪氏的重任！這就難怪明朝派不出一兵一卒、一將援救松山了。洪承疇作困松山，日日等待救援，望眼欲穿，卻毫母音信，不見一兵卒，也不見一粒米運來！
　　
　　松山援絕，糧餉將盡，但並非死路一條。明朝可以要求與清和談，作出相當讓步，以換取清軍對松山解圍，救出承疇，這是極有可能的事，皇太極即位之初就主動要求與明罷兵息戰，簽訂和平協議。但是，明朝就是置之不理，以宋金和談為戒，堅持不談不議，實際是拒絕了和平。當此新敗之時，為贏得時間，重整旗鼓，更為了解救洪承疇這樣一個重要人物，哪怕用土地或城鎮做交換也值得！可惜，明朝無意這樣做，結果，坐失良機。
　　
　　明朝既不派兵救援，也不和談，以崇禎為代表的統治集團一籌莫展，坐等松山城破，只等待洪承疇等成為「烈士」的消息。很顯然，明朝已拋棄了洪承疇和松山，任由清軍攻取。
　　
　　半年後，即崇禎十五年（1642）二月，松山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糧食嚴重不足，每人每天的食量，連維持生命的最低標準都達不到。此時已暗中降清的松山副將夏承德與清軍約為內應，在一天夜裡，把清軍悄悄引進城。承疇逃跑，因馬被絆倒，束手就擒。
　　
　　從承疇踏上遼東戰場，然後與清軍作戰，直到城破被俘，確是一個較為複雜的過程。我們不難看得清楚：第一，他之到遼東，非個人主觀願望，而是受朝廷委派。第二，承疇憑其在西北與農民軍戰鬥10年的經驗，制定出解救錦州的作戰方案，切實可行，既穩妥又有獲勝的把握。但是，此方略被朝廷否決，定為「速戰」。承疇被逼，進至松山，將軍隊置於「孤危之地」，犯了兵法之大忌，慘敗於皇太極的掘壕斷餉道之妙計。第三，未經開戰，王朴率先逃跑，明軍未戰先亂，被清軍追殺與設伏襲擊，招致全軍失敗。此戰之結局，非承疇之罪，而是明軍在未戰先逃的過程中被清軍追殺而導致慘敗。第四，最重要的一環，是明朝見死不救，明知洪承疇率部將被圍，在半年多的時間裡，卻不出一謀一策、一兵一卒、坐視城破，等於將肥肉填入虎口。從這件事，也可看到崇禎等人漠視民命，更漠視人才。古人云：千軍易得，良將難求。承疇在西北作戰10餘年，將李自成起義軍打得落花流水，積有豐富的軍事經驗，實屬難得人才。加之承疇人格的魅力，為官清正，威望甚高。可惜，明朝視為平常，根本不設法營救。所以，承疇後來降清，不可獨責他個人，實際上，上述幾點，都為承疇之降「創造」了條件，或者說是「鋪平」了道路。
　　
　　下面，再考察承疇降清過程中的思想變化和政治價值的取捨。
　　
　　誠如學界所共識：清太宗皇太極非常重視洪承疇，無意殺他，決心收降。承疇被解至瀋陽，堅決拒降，諸如張存仁、范文程等漢官，都來勸降，他仍然拒絕，並絕食七天，只求速死。這一重要情節，已清楚地載入史冊，《沈館錄》卷三寫道：洪承疇「絕食七日，仍不得求死。」這清楚地說明，承疇被俘之初毫無降意，他謾罵、絕食、求死，就是不降。他想以求死來實踐儒家的道德，以死來表明作為臣子對明朝皇帝的忠誠，所謂「忠君報國」，正當此時。
　　
　　儘管承疇不屈，清太宗並不動怒，卻為他的志節、文韜武略所敬佩，一意收為已用。有關收降承疇之事，被人編成了許多「故事」，最具代表性的一則，說的是清太宗派自己寵愛的庄妃，動用美色勾引承疇投降，庄妃給承疇一碗參湯，他喝下去后感情蕩漾，於是，歸降了清朝。這一情節又被文學家寫進歷史小說，傳播得更廣更遠。此則故事，最為荒唐，不值一駁。試想：即使滿洲人最「開放」，或存有舊俗，一個皇帝怎麼可能用自己的愛妃出面，以美色勸降？降后，承疇、皇帝、愛妃如何面對？況且清太宗早已實行習俗改革，將滿洲的陋習一律嚴禁，而與漢文化相靠近，此時，豈能出此下策？！
　　
　　有一則記載，頗為可信，這就是清太宗親自出面勸降，一舉成功。當時天氣尚寒冷，清太宗親至承疇幽禁處，將自己所穿貂裘解下，給承疇披上，溫和地說：「先生得無寒乎？」太宗的一句問候，一個披貂裘的動作，使承疇的心靈大為震撼，他「瞠視久」，情不自禁地感嘆說：「真命世之主也！」這才「叩頭請降」[8]。承疇是被太宗的氣度、襟懷，以及人格的魅力所攝服，當然，他也被一個皇帝看重他這個「死囚」的行動所深深感動。他的心被徹底征服，其至有點身不由已，不由得跪下，向太宗稱臣。毫無疑問，在此之前，他不能不做比較，權衡利弊，思想鬥爭相當激烈。以他在明朝身份之重，地位之高，又得崇禎之寵，他當然會想到：投降將給自己的名譽、地位，以及家庭親人安危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他若赴死，一切都不會變，還會提升他與家人的地位；若降清，他將被打入「地獄」，蒙受洗刷不掉的恥辱。苦以國家前途而論，明與清相比較，他會比任何人都看得明白，明朝之腐敗、黑暗，沒有作為。當時任何有一點頭腦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感受到，明朝的氣數將盡，難以維持多久。他看到太宗親來住處，就是此人把他打敗。他沒有頑固下去，而是斷然做出他的人生中最困難的選擇：降清，把自己的一生交給清朝。史書沒有記錄他降清的心態，他想些什麼？思想又是如何轉變的？歷史失載。但這並不防礙我們對承疇思想的解剖。在上面所引的點滴史料中，我們還是捕捉了他內心深處的隱秘，大體不會脫離他的思想實際。
　　
　　洪承疇降清極具戲劇性，是一則動人的故事。人們指責他降清，是「叛國」、「漢奸」、「叛徒」，有何根據？根據就是滿族不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清朝不該建立，更不該向中原奪權，爭當皇帝。因此，滿族建一代王朝，就是對明朝的「背叛」，爭當皇帝，亦屬「大逆不道」的行為。同理可證，洪承疇降清，自然應否定。這是什麼邏輯？這是哪一家的理論？
　　
　　前已指出，滿族和漢族同屬中華民族成員，共同生活在中國這塊廣大的土地上，世代繁衍，絕非外來遷入者可比。滿族的王公貴族，漢族的官僚士大夫各樹一幟，爭奪治中國的皇帝寶座，這有什麼不一樣？明與清都是封建專制政權，他們都不代表新的階級，都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新的階級??資產階級尚未出現。但從政治清廉與否，政策得人心與否，可以分出進步與落後，這是明清兩方面的事，由他們各自解決。今天，我們既不能站在明朝立場，也不能站在清朝立場，而是站在客觀立場，用社會發展的觀點來觀察歷史。那些所謂「叛徒」、「漢奸」論者，確是明明白白地站在明朝立場，以明為正確、為先進；站在正統立場，奉明為正朔；站在漢族立場，奉漢人為中心，只許漢人當皇帝，少數民族一律不可以！這就是分歧之所在，產生分歧的根源也在這裡。
　　
　　應當指出，明清之際，有種傾向值得注意，這就是只見明朝方面成百累千至萬的漢人士大夫，大大小小的將吏，還有讀書人如秀才等，紛紛加入清政權，相反，卻看不到清政權有人投向明朝！明朝作為「正統」的中央政權，又是漢人當皇帝，為何它的臣屬不忠於明卻忠於「異民族」的皇帝？明末天下大亂，政治分化，重新組合，其勢必然。更重要的是，儘管民族不同，民族文化風俗各異，但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成員，無論滿、蒙、漢等都是彼此認同的。不然，明朝何以有那麼多人投向清政權！明天啟、崇禎間防守寧遠的遼東督師袁崇煥，曾與努爾哈赤、皇太極交戰過。他在《偕諸將游海島》的詩中寫道：「邊釁久開終須定，室戈長操幾時休？」袁崇煥是堅決主張並真正抵抗后金（清）的主戰派，但他把明與后金的鬥爭，看成是「同室操戈」，即家人內部之爭，他希望儘快停止爭鬥，保持國家安寧。我們有些人把滿族及清政權看成是如同外國的「異民族」政權，比起三百多年前袁崇煥那個時代的民族觀念，簡直是個大倒退！
　　
　　清（后金）朝崛起於遼東東部山區，由小到大，由弱變強；從山區走進平原，從窮鄉僻壤走進城鎮，最後進入明朝都城北京，由此又走向全國，究竟靠的是什麼？除了武功，主要靠的是政策，特別是成功的民族政策，團結了漢族、蒙古族，結為同盟。清朝順應民心、得民心，順應歷史發展趨勢，使它戰勝了一切對手，統一了全中國。因此，清朝入主中原，應予以肯定，洪承疇降清也就無可非議了。
　　
　　洪承疇降清，是他個人的政治選擇，表明他也順應了當時中國歷史發展趨勢，他不想跟垂死的明政權同歸於盡，而選擇了清朝，正反映他因應時代的變革，與時代一道前進！
　　
　　
　　
　　三、洪承疇歷史功績再確認
　　
　　否定洪承疇，自然無功可論，即使是功勞也被視為「罪過」，如把他打成「漢奸」、「叛徒」，確定毫無功績可言，所為皆罪！前兩部分所論，已證明「漢奸論」者不正確，不過是對歷史的胡說。現在，需要把他們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澄清被他們搞亂的歷史，有必要對洪承疇的歷史功績重新加以確認，以正視聽，不致將歷史引入歧途。
　　
　　其實，有關洪承疇本人的歷史及其歷史功績，學術界許多有識之士堅持了正確的唯物史觀，已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我想再從一個新的角度，重新估量承疇的歷史功績，與前者所論，似成珠聯璧合，互為發揚。
　　
　　承疇生活的時代，恰逢明末亂世，他為明平亂、治亂；由明入清，為清一統天下、大治天下，直到生命結束。如果拋開明清兩朝而不論，從中國的統一、社會的發展而論，承疇參與治亂、統一中國，其功不可沒，在清開國史上，應居前列之位。
　　
　　我們在考察一個歷史人物時，不應過分強調某王朝皇帝所立下的功勞，如何效忠等等，還是多從中國這個範圍、中華民族的發展、社會的安定程度，以及在相關領域所做的貢獻加以論證，更有意義。簡言之，跳出一姓王朝這個政治圈，把人物置於特定時代的中國社會環境中，就會更正確地評價歷史人物。
　　
　　首先，承疇在明時，參加平亂、治亂，如何評價？這是指他在西北地區清剿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如從明朝方面看農民起義軍，視農民平為叛逆，承疇奉命征剿，天經地義，理應如此。若從農民軍方面而論，按以往觀念，農民軍「造反有理」，反封建地主階級的壓迫，「天然合理」，承疇指揮明軍鎮壓農民起義軍，必予否定，定為「劊子手」。現在我們看此問題，應該談化政治色彩，消除「階級成份論」的舊觀念，更多地從社會變革、社會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問題，更符合實際。
　　
　　明末天下大亂，完全是由明朝統治集團黑暗腐朽的統治引發的。李自成農民軍起義，就源於明朝的沒落，大失民心。其作用，打破舊的統一，重建新的統一，這有利於中國社會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應給農民軍予肯定；還有，所到之處，舉凡貪官、朱姓王侯等為百姓痛恨之人，幾乎都受到了農民軍的懲罰，並把官府的部份物資分給窮人，有劫富濟貧之義。但是，也應看到，農民軍的破壞性甚大，不僅焚燒富人的居宅建築、官家衙署，還有一些公共設施也予以破壞。僅舉一例：崇禎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大軍攻河南開封，不惜決黃河大提。黃河之水咆哮而至，迅速灌滿開封城，將偌大繁華的開封淹沒在洪水之中，百萬人口所剩不足萬人！更嚴重的後果是，迫使黃河改道，以致年年發水，災害不斷。直到康熙時，這一水患才得到根治。李自成決黃河，淹明軍，後果嚴重，其遺患之長竟達數十年之久！
　　
　　以往，我們按階級分析法，把農民起義抬得無限高，視為最革命的階級。的確，農民作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他們有權反抗，為自己的生存而進行戰鬥。對農民起義的這一基本觀念是不能改變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應看到農民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他們不會提出改造舊社會和建立新社會的方案，不過同歷代一樣，遲早會變成新一代王朝，可惜成功者少，也只有一個貧家出身、當過和尚的朱元璋獲得了成功。總之不能像過去那樣，把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看得那麼高大、神聖，應把它和其他政治軍事集團平等看待，看成是一方勢力而已。因為他們??不論哪一方，不論是由哪個階級出身的人領導，其目的和結果都是建一姓之王朝，登上皇帝的寶座。如隋末，地主官僚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同時還有瓦崗寨農民起義軍，目標都是反隋。隋亡后，他們之間又展開爭奪、兼并，最後，農民起義軍失敗，李淵父子取勝，建立了唐朝。過去，以農民起義「劃線」，支持農民起義者，就是「革命派」，反對乃至鎮壓農民起義者，就是「反革命派」，是嚴重罪過。如果是個肯定人物，若有鎮壓農民起義的行為，則就有了「污點」，要受到批判。今天，我們評價洪承疇在西北的軍事行動，他是在執行使命，維護國家的統一。這就是說，他是以國家的名義，在同新興或新崛起的政治軍事勢力??農民軍進行作戰，其勝敗結局，必然決定雙方的歷史命運。
　　
　　以上所議，絕非否定農民起義，亦非為洪承疇鎮壓農民起義軍開脫。我所說的，就是強調不要無限抬高農民起義，好像除了農民起義，再沒有其它力量可以推動歷史前進。其次，不必對那些鎮壓過農民起義的政權或個人搞「大批判」，視為一種「不可饒恕」的「罪過」。
　　
　　洪承疇在西北戰鬥了整整10年，同李自成農民軍作戰，取得了系列勝利，官至陝西的三邊總督，成為明朝的一代封疆大吏、朝廷重臣。10年戰鬥，充分展現了他超人的才華和治國治軍的卓越能力。與他同時期，或稍前後，明朝凡與農民軍交戰的將領幾無善終者。清剿農民軍的總指揮楊嗣昌兵敗而自殺，其他不是死於戰場，就是被處死，還有死於黨爭。同清軍交戰的明將領，也幾乎都沒有好結果。除了被清軍俘獲或擊斃，還有部份死於明帝之手及派系鬥爭。如，袁崇煥抵抗后金（清）屢獲大捷，而心存猜忌的崇禎誤中清太宗的反間計，不辨真偽，竟將袁崇煥殘酷處死！抗清名將盧象生身陷清軍的重重包圍之中，出於黨爭偏見的楊嗣昌見死不救，盧戰鬥至死。比較之下，洪承疇幸運之至！他長期在西北戰鬥，與強悍的李自成農民軍周旋，又置身於朝廷的政治漩渦中，卻平安無事。無論在千軍萬馬的刀光劍影中，還是在朝廷的殘酷黨爭中，他都是「飛雲亂渡」，既沒丟權，更沒丟掉性命，而是穩穩噹噹地呈上升之勢。可見，洪承疇的人品、人格非同尋常輩可比，其處人處事亦是高人一籌，故在亂世中能保存自己，亦能建功立業。
　　
　　洪承疇入清后，其功在於中華一統，為重新統一國家而多有建樹。
　　
　　如前已指出，清朝之崛起，是要從明朝手中奪取統治權，實現清朝對中國的統一。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溯其源頭，當始於努爾哈赤為報父祖之仇而起兵。實事求是地說，當時努爾哈赤並無奪取明朝統治權的想法，更無統一全國的長遠目標。但從全過程來說，努爾哈赤起兵，實為中國重獲統一的開端，亦即萬里長征邁出了第一步！
　　
　　努爾哈赤花費40年余的時間，走完了從赫圖阿拉（遼寧新賓縣永陵鄉舊老城）到瀋陽的路程，為其子孫未來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努爾哈赤僅完成了「半個東北」的統一，就是說，東北地區還有將近一半的疆土尚未統一。以東北地區的南部與西南部而言，還有遼河以西至山海關的遼西地區未及統一。這一歷史使命使落在了其子皇太極身上。
　　
　　皇太極把統一大業又向前大大推進，今黑龍江流域及吉林皆歸清朝版圖；西部長城外的漠南蒙古諸部業已歸清；尤其重要的是，皇太極在遼東徘徊10餘年後，終於打破明朝堅守的寧錦防線（指興城到錦州的防線），把疆域直推到寧遠城牆下，山海關已經越來越近，不過一、二百里之遙。就在此時，洪承疇毅然歸清。僅年余，他未及發揮作用，皇太極突然去世，統一中國的大任便落在了新即位的順治帝身上。洪承疇的歷史轉機由清軍入關開始。
　　
　　1644年春，李自成率大軍進入北京，明朝滅亡，給清朝也給那些站在歷史潮流中的人們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而清軍入關，不僅改變了清朝，也改變了千千萬萬人們的命運。不言而喻，洪承疇即其中之一。
　　
　　自清朝決策進關伊始，洪承疇就積極參與清朝統一的偉大事業。他在進山海關途中，向多爾袞獻進關與戰勝農民軍的政策方略，已為人們多熟知[9]。事實表明，多爾袞接受了他的建言，並付諸實踐。因為他的建言是在清軍入關勝敗未卜的情況下提出的，因此具有特殊重要意義，對其後南下及征討四方，都產生了政策性的影響作用。進入北京后，多爾袞即命承疇「入內院佐理機務」，為秘書院大學士[10]。可見，洪承疇隨清軍入關因多有建樹而受到重用，這使他處於重臣的地位。
　　
　　清朝初入關，百廢待興，同李自成、張獻忠等家民軍，還有南明等政權的戰爭正在進行。洪承疇就清朝建立新秩序、實行新政重大問題，提出一系列建議，有力地幫助清朝鞏固政權，發展大好形勢。有關洪承疇建議建言，詳載《清世祖實錄》，這裡不贅述。
　　
　　洪承疇最大的政治實踐活動，還是「招撫江南」。順治二年（1645）春，多鐸率清軍下江南，一舉攻滅南明弘光政權。接著，頒布?發令，一下子激怒子廣大的江南士民，紛紛起兵反抗。清朝剛剛在江南取得的勝利有完全喪失的危險。於是，洪承疇被派往江南，「招撫江南各省地方」[11]。承疇利用他在江南的影響，一方面招撫原明將吏歸順清朝，變抵抗為投降；一方面，對堅持抗清的武裝勢力予以征剿，重建社會秩序，使清朝穩定了在江南的統治。承疇在江南三年，出色地完成了使命，達到了預期目的，再次得到朝廷的完全肯定和高度評價[12]。
　　
　　承疇第二次下江南，是在順治十年（1653）。此時江南的形勢又出現反覆：南明永曆小朝廷佔據江南、貴州及廣西等地區，特別是張獻忠的余部孫可望、李定國等率其將士加入永曆政權，使其實力大為增強，掀起了新的抗清高潮。南疆雖然離北京遙遠，但是若引起連銷反應，必將危及清朝剛剛鞏固的統治。朝廷再次起用承疇，委任為江南五省經略[13]。五省是：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皆處南疆邊陲地區，湖廣處江南腹心地帶，治亂如何，事關清朝的統治能否鞏固。朝廷用承疇擔當重任，是讚賞他的才幹卓著，實心任事，富有經驗。為加重事權，提高其身份地位，特升為太子太保兼太子太師、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兼理糧餉」。軍事和後勤供應，全由一人負責，可見其身份實權並重，在當時，無出其右者！
　　
　　承疇經略五省的情況，都記錄在案，今人已反覆研究，多方論證，本文不再贅述。需要強調的是，第一，此次南下比往次更困難，他所面臨的「對手」，不是前幾個一觸即潰的南明小朝廷，卻是更有實力的永曆政權，勝敗如何，充滿了許多未知數；第二，經略五省，比其他省更複雜。五省多屬少數民族地區，有的省份屬蠻荒之地，地形險峻，氣候惡劣，每年都有致人喪命的瘴氣出現，極不利於行軍打仗，即使在此生活也很危險。第三，明朝在這一地區影響深遠，況且還有永曆政權的存在，抗清鬥志頑強。因此。承疇此次深入南疆邊陲，風險多多，吉凶未卜。久歷生活磨難的洪承疇，又一次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他所提出的有關軍事謀略、經濟舉措、民族政策、文化教育等一套治理方略，收到了「收拾人心為本」的社會效果，在政治上轉危為安，在軍事上節節勝利，也取得了重大進展。永曆政權岌岌可危，南疆形勢趨於穩定。承疇經略五省取得了成功，寬釋了朝廷的「南顧之憂」。
　　
　　承疇兩度經略江南，都是在危難之時受命。他不辱使命，不負朝廷重任，出色地完成任務。江南半壁之統一，承疇功居第一！
　　
　　承疇一生，自踏仕途未久，就轉入軍事鬥爭，在西北高原縱橫馳騁；轉戰東北，再入關，短期從政；重返江南故鄉，展開新的軍旅生活；奉調回京，不數年，又一次南下，收拾被南明諸政權破壞的殘局，取得了預期的成功。縱觀承疇的人生歷程，其足跡幾盡全中國!這在當時似乎找不出第二人！他轉戰全國主戰場，為國家的重新統一，進一步密切滿漢民族關係，為確立滿漢及各民族大家庭新格局，做出了畢生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以善始，又以善終。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人生教科書，也是一部政治教材。做人者、做官者都能從他的人生中學到很多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