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與酒 --- 魏晉竹林名士的精神世界

陳璧生




中國歷史，多有亂世。魏晉之後，凡亂世必盛談魏晉竹林風骨。

竹，這是一種何等神奇的精靈！我曾長久地駐足於叢竹之間，那直如刺、斜如傾的神韻，那錯落有致，雅潔不染的氣質，特別是逸竹橫空一撇的情態，總教人浮想連翩，但倘要表達，又墮入一種「見意已忘言」的快意之中。我至今無法明白，看風中的竹林，與讀王羲之行雲流水般的書帖，聽高山清泉般的古箏，見雲霧中千迴百轉的瀑布，其感覺為何會那樣相似。歷史的和風，依舊吹拂著今天的竹林。這竹，「四君子」之中有它的一席，王陽明格物的時候凝神格過，鄭板橋畫過。而早在東晉時期的某一天，「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琊王戎」七人，聚到茂林修竹之下，「肆意酣暢」，「竹林七賢」的名字，傳過千年。從此，竹，在中國思想史上，承載了一種全新的精神意蘊。


或許竹林名士留給人們的印象，是一群放誕不羈的瘋子，在歷史的舞台上不屑於與別人為伍，赤身裸形、狂飲爛醉地表演。但當我們的眼光，進入他們的精神世界，卻可以發現，他們處於一種分裂之中――心理模式與行為模式的緊張和分裂。行為模式既可以是心理模式的表現，同時也可以是心理模式的反動。正因如此，儒與道的兩種完全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相互對立的精神感受，才會常常交替著，又協調著，不經意間融入中國文人的骨髓。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魏晉乃是儒道精神的第一次全面融合時期。陽與陰，猛烈與溫順，堅持與隨便，激烈地衝突、整合、交融，貌似變態的異端行動，卻從精神上開拓了中國人的精神視野――從此，「竹」，作為一種大自然特為人設的藝術品，具有了深刻的美學意義。

「憂」，儒家思想的一個基本特徵。既然儒生的命運，從孔子開始，便註定了要惶惶然於「立德」，「立功」，「立言」之間，極力去做「君之師」，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定位與君王與百姓的夾縫之間，自然免不了一個「憂」字。范仲淹的一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實是儒家一以貫之的精神。竹林談玄的文人們的放蕩不羈的外表隱伏著的是強烈的憂國憂民的儒家入世情懷。面對統治如墨般的黑暗，人民痛苦的掙扎，他們的良知時時痛鞭著他們的心靈：蒼生的苦難，真真切切地現在自己的眼前，壓在自己的肩上，熨在自己的胸口，他們多麼希望能有一點透出光明的希望，讓他們擔負起國計民生！然而，在那樣無邊的黑暗中，正義還能存在么？良知還能宣洩么？楊修、孔文舉、彌處士，不是一個個倒在莽夫的屠刀之下了嗎？整個文人階層，其實都處於覆巢之下，倘不做謀士、食客、奴才等賈府焦大式的人物，便早必須時時戰戰兢兢，以求自救自保了，還能夠談什麼救國救民？嵇康不是二十年「未曾見喜怒之色」么？向秀的《思故賦》，不是剛剛開了個頭就匆匆煞了尾了么？他們內心的憤怒、痛苦、壓抑、悲憫，哪裡敢輕易顯形於色！然而，對人的尊嚴的潔癖一般的堅守，使他們鄙視、敵對權力者及其幫忙幫閑，由此也決定他們痛苦而絕望的命運。極度的無奈，極度的痛苦，深重的絕望!擔負蒼生的抱負，對黑暗的憤怒與對權勢的反叛，沒有以一種公然敵對的形式宣洩出來――因為活著已經是一種鐵定的現實――而代之以一種傲然否定一切、嘲笑一切、玩弄一切的心理，並由此表現出來各種各樣被常人視為變態的異端行為。虛無、隨便、放縱竟成為這批最熱烈最具正義感的竹林狂人的主要特徵。酒幾乎成為他們的精神寄託。劉伶，這做過《酒德頌》的狂夫，這「土木形骸」的始祖，竟乘坐馬車，酣飲不休，且備鋤頭於車上，對馬車夫說：「死則葬我。」在這裡，連死生都是多麼隨便，無足輕重。以儒家入世思想為出發點的心理模式，經過清醒與絕望的雙重洗滌，最終走向道家放達肆意的行為模式。

清代曾經歷過魏晉相似的黑暗統治。文字獄的羅網拖過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連寫一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詩句也會被判以反對朝廷而遭極刑。然而，現實的黑暗與苦難並沒有刺激這群憂國憂民的儒門子孫在憤怒中重新審視歷史與現實的勇氣，沒有產生過思想的異端。一群大師級的人物拖著腦後那根象徵著民族恥辱的小辮子，一頭鑽進古書中，對每一個字進行極為繁瑣的考據。「精神」業已徹底死亡，只剩「學術」在人格的廢墟上自足地歡歌。這一時期幾乎沒有一個學術大師配得上「思想家」的稱號。魏晉是竹的時代，竹的俊逸、中直、傲立、瀟灑，使這一時代的政治黑暗與血腥並不能佔滿歷史的全部篇幅，相反，一股清新而雋永的精神空氣千古飄蕩。而清朝則是病梅的時代，當龔自珍痛心疾首地發出醫治病梅的呼籲，這個古老而苦難的國度早已病入膏肓。魏晉與竹林精神相比，清代考據大師們的精神世界顯得何等委瑣！



愛與絕望。每一個原子式的個體人的網一樣錯綜複雜的關係構成了人類社會。每一個時代的人們都會很容易地以該時代的價值標準去規範自己的行動與判定他人的行動。有一則寓言這樣講：某個村莊的人們都汲取著同一口井的井水維生，有一天，井水突然起了變化，凡是飲水者便會發瘋。這個村莊中只有一個人沒有飲井水，於是他立刻被視為瘋子、公敵，受到同村的人的摧殘，直到他舀起毒水一飲而盡。在人類歷史上往往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當社會陷入整體性癲狂狀態，熬過了歷史精神的洗禮的清醒者，理智者，批判者便不得不被視為患虛妄症、自大狂的瘋子，立即被「正常」的人們從同類中排除出去，遭受各種各樣非人的摧殘、打擊、迫害。一個從滿本子「仁義道德」的書縫中只看出「吃人」兩個字的人，必定逃不了被滿口仁義道德的民眾吃掉的命運。而只有當歷史的良知，不經意地從湮沒了血火的煙塵中回頭一望，才驀然發現，十字架上的朽骨、恥辱柱上的精魂，朝聖路上的魔鬼，早已化作一顆顆璀璨的大星，以他們耀目的光亮，撫慰著這片無望的大地，那些曾經的瘋子、狂人、異端、公敵，早已成為人類前進的先驅、駑手，成為因堅守良知而絕望著的人們堅守良知反抗絕望的精神力量――這些人註定將來也要加入群星的行列。對同類、生命的博大而絢麗的愛，使他們把他們的熱血與絕望、悲憫和痛苦，直至他們的生命，獻祭給他們如星空般燦爛的理想，獻祭於歷史的祭壇，獻祭給令他們絕望的同類――他們以一連串的失敗、死亡的事實，昭示他們確實在這無望的世界中存在過、堅持著，昭示著著像寒夜的岩石一樣冷硬的人間，還殘留著一點點良知；他們更以他們的失敗，向歷史證明他們的時代的荒謬不經、不可救藥。

那狂醉在竹林之中的一群！他們的愛與絕望都是那樣的豐富、強烈。他們的愛與良知是那樣的充盈，以至於溢出他們心靈的容器，然而在沒有尊嚴、正義與良知的黑暗而麻木的社會，他們的愛與良知卻不得不時時自我壓制、抑止。只有大愛大恨的情感基調，才能導致大痛苦大絕望大歡樂的心理。他們以各種變態的行動，堅持著他們痛苦而絕望的清醒，體現著他們對尊嚴、正義與良知的堅守。他們以各種變態的行動，宣洩出他們的絕望與憤怒。剖露出他們高貴而蒼涼的靈魂。



守衛清凈的內在精神。當社會墮入血腥、恐怖、麻木之中，人們往往面臨著這樣的選擇：做一隻快樂的豬，還是一個痛苦的哲學家。前者的選擇無疑必須適應社會，參與種種爾虞我詐，爭權奪利的鬥爭，快樂是心靈麻木之後的感官的適意，而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放棄尊嚴、良知。而後者則意味著思考、清醒並且永遠的痛苦。要捍衛良知堅守尊嚴，便必須與世界為敵，甚至飽受摧殘。他們失去的是感官的快意，得到的是絢麗的精神、豐富的思想。「快樂」是何等誘人，以至於大多數的人們心甘情願地極力按照統治者治下的社會價值標準來規範自己的行動，並竭力捲入各種爭奪之中，以求多分一杯湯羹。人們愈是如此，就愈加重了「痛苦的哲學家」們的痛苦與絕望。痛苦來源於以歷史與理想觀照現實之後發現的無法忍受的巨大落差。殘暴的專制統治下不容許有個人的思想，然而，只有思想才能使人對理想與正義不斷確認，使之在自己的內在理念中不斷堅固，使自己避免陷入整體的癲狂之中，從而捍衛人的尊嚴。他們飽讀詩書，通曉經史，因此他們可以明晰地辨析正義與非正義，對與錯，而且，他們不憚於所處時代的世人看待他們，評價他們的眼光，而一任以狂人的姿態隱蔽地宣洩著他們的理想與憤怒。在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他們竟發出「非湯武而薄孔周」的聲音！什麼聖王學說，什麼仁義道德，通通見鬼去吧！寶座上的「天子」，八方諸侯官吏，正是擾亂天下的兇惡殘暴的屠夫！曹魏之篡漢，司馬之篡曹，明顯就是爭權奪利，還搞什麼「禪讓」的把戲！不知書的所謂秀才，父別居的所謂孝廉，怯如雞的所謂良將，在這污泥濁水的社會中，他們如魚得水。一切都充滿了虛偽無恥，天地間充塞著卑劣、下賤、齷齪的空氣！他們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還與周圍這群他們所鄙視的一群一起被稱為人並且還活在這本不願來的非人間，他們無法忍受與周圍的骯髒的一群在同樣的天空下存在著，無法忍受每天呼吸著那樣下流下賤的空氣，維護著自己沾染了同樣下流下賤的靈魂。他們必須運用他們的每一條充滿恥辱感與痛苦的神經，從每一步行動每一寸舉止之中明明白白地昭示世人：無論如何，我與你們一切人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我絕不屑與你們一切人為伍！人們在「名教」的壓迫下裝模作樣地表現著忠孝仁義，他們則乾脆地「越名教而任自然」，發出「名教豈為我輩設」的狂妄雄音。他們以竹林，以酒，以琴，以嘯，以裸形，把自己從世界孤立出來，封鎖起來，潔癖一般地守衛著他們清凈透明的靈魂，他們的任何變態的行為，都是他們對黑暗的憤怒與對良知的守衛的恥辱者宣言。竹林之中，醉倒了一群瘋狂的聖者，一群叛逆的天使，一群永遠失敗的千古豪傑！



思想與權力。在專制的黑暗王國里，思想是奔流沸騰的地火。墨一樣黑得粘成一團的夜，吞沒了每一個粉紅的夢與細切的叫聲。地火，這危險的多餘物，在悄悄的集聚、燃燒。思想總被權力視為最危險的敵人。這是因為，思想永遠是個人主義的，它使一個人產生理想、信念、勇氣、力量，而專制權力則永遠敵視個人，無時無刻要把一切納入權力自己的系統之內。因此，思想與權力的鬥爭是永遠存在的，然而，權力之所以成為權力，就是因為它掌握著生殺奪予的武器，而思想卻是無形的。思想對權力的戰爭，是蒼蠅對大象的戰爭。十六世紀的日內瓦共和國被置身於加爾文的宗教獨裁統治之下，加爾文幾乎成為上帝的代言人，擁有天國與世俗的絕對權力並以此推行他的獨裁統治。這時，卡斯特利奧站了出來。當卡斯特利奧以孑然之身，挑戰背後站著整個日內瓦王國――包括教會、公民、軍隊、學校――的加爾文，他的心中，該是何等的蒼涼、悲壯，而且驕傲！他知道他掌握著真理，然而，當思想面對面地成為權力的對手，權力出於無法抑止的恐懼，便會毫不留情地打擊、迫害思想者，甚至把他們送上廣場的火堆，把他們的頭顱按到屠刀之下，以此阻止思考的繼續。權力對思想的毀滅性是最大的，沒有了大腦，思想自然成為一片空白；同時，權力對思想的摧毀力又是最小的，甚至會增強思想的力量――因為，當思想家頭顱落地的那一刻，人類的精神星空又升起一顆明亮的星星。生命可以被殘殺，精神則永存，生命的奮鬥可以失敗，而精神的力量卻是永恆的，因此，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失敗者有時更是勝利者。卡斯特利奧最終因為病死而逃過了被活活燒死的命運，但正是他的失敗，映示了他精神的勝利。威茨格在《異端的權利》中這樣評價卡斯特利奧對抗加爾文的這場蒼蠅對大象的戰爭：

「我們這族類真正的英雄，絕非那般通過如山的屍體建立了曇花一現統治的人，倒是那些毫無抵抗能力、屈服於優勝者強力的人――誠如卡斯特利奧在他為了精神自由，為了在地球上最終建立人道王國的鬥爭中，被加爾文壓倒一樣。」

竹林的風聲依舊沙沙地響，嵇康指下的廣陵散為歷史留下一個完美的夢，魏晉的墨一般的暗夜星空閃爍。



醒與醉。醉是一種深層次的分裂。屈子唱道：「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在眾人看來，這江畔行吟的五閭大夫，何曾不是醉著呢？醒與醉是一對互對的概念，當社會陷入失去理智，失去常態的無酒之「醉」之中，你的酒杯卻會使你從這樣的「醉」中擺脫出來而更加清醒。有時，那些以酒為生的人，才是真正的最清醒的人。――當蟲豸開始在大地上公然爬行，每一塊黑色的土壤，都染滿了人類的罪惡，每一片鮮紅的晚霞都凝結著眾生的冷血，你堅持著無希望的理想，你捍衛著被唾棄的良知――於是，你便只剩下「精神」，孤獨與杜康。

有了酒，竹林熱鬧起來，空氣中散漫著濃郁的酒香與竹葉清新的香味，琴聲、人聲，在空氣中微微顫動。酒，造就了一個完美的精神世界。這狄奧尼蘇斯神，他把患了潔癖症的理想狂們帶進了一個純精神性的存在空間。一杯杯火一樣的液體流入口中，那嗆人的烈香頓時塞滿了眼睛，鼻腔，耳朵，斷絕了心靈與外界的一切溝通，觀照內心便開始了。那團烈火迅速流布全身，全身的每一條神經，每一個毛孔，每一種器官，都敏感地做出反應，點燃每一根神經，豎起每一個毛孔，烤熱整個大腦，燃燒，燃燒！眼之所見、鼻之所嗅、耳之所聞，都感受得到靈魂之底反彈出來的真切的呼喚，那是遙遠的仙樂，那是天涯的低吟，那是地底的行歌。被「現實」層層包裹、封鎖、壓迫的心靈，一層一層地解凍、開封，一切彷彿都已無所謂，一切全部在自然地麻醉。於是精神出現一種突如其來的驚駭，彷彿一切奇迹頓時兌現，大地布滿鮮花，流滿乳酪，黃金隨處可見。在朦朧之中，靈魂從地底緩緩升騰、發散、拓展，瀰漫了整個天地，「我」在層層禁錮中完全現身了！而且，「我」完全與世界合而為一，「我」就是世界！天地萬物，皆為我備，靈魂在無邊的黑暗中大興奮而大飛揚著，每一陣呼吸，每一聲談吐，都彷彿令空氣微微顫動。最親切、最溫暖、最愜意的感情，也從靈魂深處緩緩升起。――而同時「我」又彷彿與身體分離了，「人不再是藝術家，而成為了藝術品」（尼采《悲劇的誕生》）……

當人們唱出「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時候，何曾不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呢，醉把靈魂攝入理想的精神世界，而「長醉不願醒」只是一種空想，醉後面必然的醒又把人丟棄給鐵一般冷冷冰冰的現實――於是，酒有了雙重悲劇意義。

昏昭的混世中，酒往往並不單純是為了感官刺激，而是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在獨立特行的人們看來，他們太清醒了，以至於在一群無酒之「醉」的人中間呼吸，實在太痛苦了，這甚至使他們渴望暫時不太清醒，渴望醉，在醉中模糊了眾生也模糊了痛苦。所以，「異端」永遠和酒聯繫在一起。從嵇康劉伶，直到魯迅，酒成為他們的精神最密切的伴侶。他們在混世不堪的世界中守衛著他們的人格與良知，他們與周圍的一切如此格格不入，於是他們只有抱起酒罈，在大醉中執如椽大筆揮動金戈鐵馬，為歷史留下失敗者的通往勝利的精神記錄。



一曲《廣陵散》從刑場響起，竹林之中的高談闊論、歌、酒、嘯、奏，一切一切，都被降下了沉重的鐵幕。

在中國歷史上，很難找到一個人像嵇康這樣精通樂理――他的樂理，蘊涵著一種瀟灑而雄渾的精神，一種清新而激越的氣質，一種高奇而猛烈的神韻。竹的俊逸，早已深深地融入這位被時人評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的名士的神髓之中，融入了他的音樂之中。《廣陵散》的宮商角 羽中，該是如何飄灑與峻急，蒼涼與清新，沉渾與雋永呵！

一雙彈奏出亘古以來最美的曲調的手，被一種最野蠻最殘暴的方式，扼殺了他撥動琴弦的力量。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中，把這一幕放到了《雅量》一節：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勒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想象一下吧，面對著死神的一步步逼近，劊子手手中的屠刀，在陽光下閃閃發光，那凌厲的無比的刀刃，頃刻間就可以切斷自己的頭顱，當熱血泉一樣噴出來，當身軀石一樣倒下去，那竹林的酣醉，酒、琴、詩、文，一切都將成為故事，化為烏有！這時，嵇康在想什麼呢？他竟能神氣不變，只要求為這即將無情地奪取他的生命的人間獻上他最後一曲。死，算得上什麼呢？竹林好友劉伶早就是「死的虛無黨」了，死只是人類的自然歸宿，擺脫了軀體的羈絆，重新回歸自然。刑場上，為歷史留下了一個永遠的遺憾。廣陵散的曲調在明晃晃的屠刀下悠悠飄出、傳送、瀰漫，天地之間充滿了這即將永遠消失的曲調，以此悼念著這同樣即將永遠消失的生命，同時喚醒了這生命中即將永遠不死的精神。絕望的力量撥動著每一條琴弦，每一個細切的音符，都將成為永遠的絕響！

在冰一般的屠刀下，譚嗣同高吟：「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引頸就戮。

在鐵一般的槍口下，瞿秋白從容走到草坪中間，說：「此地甚好。」含笑飲彈。

真正的英雄，面對死亡的從容，是何等的相似！

屠刀，在頸上凌空劈下，那牽動著千秋萬代人們的心，令人心馳神往的音調，霎時嘎然而止。廣陵絕響！一個「絕」字，頓時令人心如刀絞。

遙遠的絕響，永遠的絕響。千古綿延，斜陽凝血。


竹林，依舊在風中呼嘯，訴說；酒，依舊在醉倒一代代清醒的人們。

竹林七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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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七賢"指的是晉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們放曠不羈，常於竹林下，酣歌縱酒。其中最為著名的酒徒是劉伶。劉伶自謂：「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酒譜>>講述劉伶經常隨身帶著一個酒壺，乘著鹿車，一邊走，一邊飲酒，一人帶著掘挖工具緊隨車后，什麼時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飲酒更是不顧廉恥，他每次與宗人共飲，總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圍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豬群來飲酒，不但不趕，阮咸還湊上去豬一齊飲酒。劉伶曾寫下<<酒德頌>>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無蹤，居無室，幕天席地，縱意所如，不管是停下來還是行走，隨時都提著酒杯飲酒，惟酒是務，焉知其餘。其它人怎麼說，自己一點都不在意。別人越要評說，自己反而更加要飲酒，喝醇了就睡，酲過來也是恍恍惚惚的，於無聲處，就是一個驚雷打下來，也聽不見，面對泰山視而不見，不知天氣冷熱，也不知世間利慾感情。劉伶的這首詩，充分反映了晉代時期文人的心態，即由於社會動蕩不安，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統治者對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澆愁，或以酒避禍，以酒後狂言發泄對時政的不滿。另據史料記載，魏文帝司馬昭欲為其子求婚於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馬昭沒有機會開口，逐作罷。這些事在當時頗具有代表性，對後世影響也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