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思之:重訪李作鵬索詩瑣記

1993年的夏天，為自編的集子寫了個長篇《後記》，交待了一些訴訟的庭外資料，其中涉及李作鵬案，我講的是——

　 「對於李作鵬一案，倒有兩點可說：第一，人們都說，那時的

  辯詞都是上面定的，律師念念而已。這話，出之於估計，有對的一面，但也絕非全對。關於李案，辯詞中有兩點是我頑強地堅持下來的。一是律師認為『庭審活動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這不是多餘的廢話。在我看來，庭審活動是否合法，律師有責任發表見解並請求法庭予以確認，從而加強律師制度對於審判活動應
  
有的廣泛性的監督作用。二是對於李案的判處應考慮他『早年革命的歷史』。辯詞中的這點意思表達得極其委婉，反映著當時意見的不一。我至今認為，對林、江『兩案』中的五位武將的罪過，如能考慮到各人的歷史因素，會判得更為公允。作為律師，似乎應把這層意思說到。
　 「第二，案結后，我與蘇惠漁教授再次會見李作鵬，徵詢他的意見。他微笑著，把手從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來，說了這麼一句：『你們的辯護，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個邊兒，沒敲到中心點上。』『呵，敲邊鼓！能不能說具體點？』——我問道。這位年輕時專事破譯密碼的行家，腦子的確轉得快，他並不正面回答，有點漫不經心地說：『不怪你們！』他不直說，倒使我聯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樂——『滾核桃』。樂手們把鼓槌揚起，擊打得有聲有色，但卻始終在鼓的邊緣處滾動，並不觸及核心，閉目靜聽，宛如許多核桃在滾動。難道這是他對律師工作的刻畫？難道我們在滾核桃？心裡很不自在，一時卻又無言以對。臨到談話結束行將道別時，他冒出了一句：『寫了首詩給你。』我有點情急，想馬上看，不料他卻告訴我：『二十年後給你！』我無可奈何地答覆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幾年前就聽人說，李已經被釋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寫給律師的詩作卻還沒見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節剛過，是整整20年之後，探聽到李作鵬安居太原，於是情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位作家代為打探。她很熱心，很快傳來消息：「據作協同志說，前兩年還見過他，近年不見，聽說回北京了。」幾經輾轉，解放軍總後的一位同志通過我們事務所主任吳以鋼律師告訴我：「李作鵬在北京，很少見人，願不願意同你聯繫，得問問他的意見。」兩天後，傳來李的電話號碼，總後的那位同志說：李願意見。我當天就與他通了話，表示想去看他。從聲音里能聽出他挺高興，只是說：「『五•一』前後，孩子們都回來，人多，家裡亂。」於是相約『五•一』節后見面。通話中沒說起寫給我的詩。
　　5月16日，恰是「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當時卻沒想到。那天，風沙狂襲京城，行路極難；早幾天約定的時間，又不想再改，於是商請傅可心律師駕車作伴，准於上午10時到達他在京郊的新居。門啟處，他和夫人已在門口。他左手握著一捲紙，揮動右臂，連聲說：「歡迎！歡迎！」一邊把我們讓進客廳，一邊說：「這些年，我不見人，你是例外！」我覺出了這話的份量，同時忙把傅律師介紹給他。他依然很爽快，應道：「好呵，你們一塊的，歡迎！」沉鍾似的聲音，加深著入門時的第一眼印象：20年前的囚徒晦氣盡掃，依舊一派軍人風采。不知他是怎樣熬過或者闖過了那漫長的鐵窗生涯？
　　坐定，他說：「20年了，你還記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開口，董夫人跟著發揮了一句：「可得謝謝你為他作了辯護。那年頭，誰還會替他說話？」我理解夫人的心意，但仍然有一點莫名的不自在，因為自覺有愧，可一時又不知該如何答對。李接過話頭，使勁拍擊著我的左腿，大聲地說：「是得謝謝你喲！兩條大罪，給我抹掉了。」我說：「講謝，可不敢當！實在沒做好。」他站了起來，竟又重複著20年前對我說的一句話：「不能怪你！」同時就把手握著的那個紙卷遞給了我：「當年寫給你的詩。」真的是心有靈犀！他還記得這首詩，並且不忘20年前的詩約，料到我為索詩而來。我頓時興奮起來，幾乎是語無倫次地說：「等了20年，太好了，真的想看看。」隨即舒展開那薄薄的紙卷，是張打字紙，大號仿宋體，逐字看去，寫的是——「評律師
　　　　　1980年於復興醫院
　　　　　　 李作鵬　（簽名是手寫體）
　　尊敬公正人，
　　天知無偏心。
　　官方辯護詞，
　　和尚照念經。
　　遵命防風險，
　　明哲可保身。
　　邊鼓敲兩下，
　　有聲勝無聲。」
　　（作者原）註：律師的辯護詞，要經官方修改批准，然後照本宣讀。
一首典型的即興打油，明白如話。所謂「公正，無偏」，在那個年代，承辦那樣的政治性大案，對處於萌芽狀態的弱小律師，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個中況味，天人共知！但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寫給他的律師的詩作，更因其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代中國法制建設的歷程，又自有其不同尋常的價值，遂轉手遞給小傅，不知這位年輕律師是否能從中體察出一點東西。傅輕聲念著，尚未終篇，作者可能是擔心我不能承受，或者怕我面對詩作中關於律師並不公正的譏諷會不免尷尬，急切地打斷她，沖我作著解釋：「這是當時寫的。要是現在寫，不會是這樣。」我應道：「等了20年，想看的就是當年原作。要是現在寫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的意見呢？我想知道你的意見。」——他問我。
　「遵命有之，風險卻並沒有，用不著『保身』。講『明哲保身』，不大符合實際情況」。
　　小傅接著爭了一句：「張老師他們不會明哲保身的。」
　　李毫不遲疑，立馬錶了態：「要允許明哲保身，那個整人的年代，能自保也不易！」
　　話一出口，從內容到情態，無不讓我感到：還是那種「狗屎」脾氣，依然那副剛硬性格，真是秉性難移，一樣地「要改也難」呵。不過話說回來，考察一部黨史，又不能不認為他講得對。那些年月，陽謀陰謀，時時處處，交互為用，得心應手，人人自危，自保不易。因而不必也無意爭辯。更何況，各抒已見有什麼不好？一個「一致」，一個「一律」，把十幾億國人弄得好苦。意見相異，即使不能互補，難道就不能互相寬容？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朱厚澤同志主政中宣部，他按照耀邦的思路，提出「寬容、寬厚、寬鬆」的「三寬」方針，深得民心；實踐證明，行之有效。此中經驗，實宜銘記。
　　至於詩中「官方辯詞，和尚念經」之論，前引《後記》已有說明，不必重複。只是他的「邊鼓論」卻如20年前一樣，重重地敲打著我。一方面，覺得有點尖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它擊中了我的要害，他倒是敲到中心點上了。把律師辯護喻之為敲邊鼓，統觀全篇詩意，無疑就是對律師作用的評價，正點詩題。不過，細一琢磨，此喻又反映著權利與權力的深刻矛盾及其解決渠道的未暢，是故邊鼓之聲是否真的會勝「無聲」，怕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了。於是信口說了一句：「這最後兩句，挺有意味！」話說得如此含渾，實由於有難言之隱。我心中想的是：否掉兩條大罪的辯詞猶被視為「邊鼓敲兩下」，如觸及鼓心，不涉禁區才怪！當年我是「馴順工具論」的忠實執行者，明知「兩案」審判是政治任務，怎麼可能將鼓槌移向禁區敲擊？他說「要是現在寫，不會是這樣。」容我套用一下： 「要是現在辯，也不會是那樣！」律師工作經過了20多年的礪磨，敲打邊鼓的形象已經漸少漸淡，這是很值得欣慰的。但走過的彎路既有鑒戒作用，敢不銘記？
　　一次短暫交談不易說清，決計撥開話茬，轉而問他：「那場審判，你那時有沒有意見？」他沒加思索，衝口而出：「還是那句話，是我的，我決不推！不過，今天可以對你講，當時我替兩個人打了埋伏。」
　 「不管別人怎麼說，我至今堅持在『兩案』審判中，幾位有戰功的老將，同那五個文官的情況大有不同，對於這一層，下結論時應當有足夠的考慮。」
　　他並不直接回應我的想法，提高了嗓音，像吼似地說：「什麼戰功！當個普通公民挺好！」頓了頓，又冒出一句：「老實說，當年過草地，不是我，也難！」
我一向自以為看過一點戰史，卻聽不懂他這話的含義，於是急急問了一聲：「怎麼回事？」
　　他可能有點動情，擊打著我的腿，說道：「那時，敵人兵分幾路，圍截，圍攻，圍剿，他們想怎麼打，怎麼搞死紅軍，不是我破譯了他們的密碼，對他們的行動了如指掌，怎麼走得出草地。」說完，把頭揚起，似在回味當年情景。呵！果然是破譯密碼的行家。端詳他此時神態，依稀能見他草地突圍14年之後，在遼西戰場圍堵廖耀湘兵團，終致其全軍覆滅的英姿。這位當年四野六縱的司令，年僅34歲。赫赫戰功，何止密碼破譯！
　「這些，為什麼不寫回憶錄，留下來？」
　「寫了。100萬字。」
　「有些問題，比如四野和林，怎麼下筆？」
　「實事求是。我從來不信那一套：說一個人好，比香花更香；說一個人壞，比狗屎還臭！」
　　簡簡單單，三言兩語，已把問題概括起來，點透了。我當然知道，在當代中國，實事求是，不是最難也屬很難；但我相信，他的回憶錄在主要之點上會做到。
　「什麼時候發表？」
　「等我死後。」他答得沒有商量餘地。
　「可得保存好。」
　「輸入電腦了。」他透出一副開心又有點詭密的模樣說：「還有備份。誰也拿不走。」
　　言者無心。這句「誰也拿不走」鉤起20年前審李期間的一段使我終生難忘的舊事——
　　李案開庭前不久，「兩案指導委員會」辦公室得到獄中發來的報告，說李作鵬天天都在寫東西，自稱是「最後陳述」，寫時很詭密，似在防著看管人員，因此無法知道內容。
　　審判庭庭長伍修權將軍在軍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級，對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會寫些什麼東西，又擔心他在法庭上不顧三七二十一地扯出不好收場的問題，於是要求律師「再去見見，摸清底數」。我和惠漁都沒有抗不執行的能力，在我甚至連「抗」的願望都沒有。我們次日就到了復興醫院，他因病在那裡治療，其實無非是換了個關押環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們去會見，「兩案辦」的一個電話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續。
　　會見的氣氛是輕鬆的。先是言不及義地問了他的近況，而後再次交代了特別法庭的審理程序，扼要說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包括「最後陳述」權。他聽完就來了一句：「我寫了份最後陳述。」我們正專註地聽著，他卻拐了個彎，似乎是漫不經心地說道：「縫到棉襖里了。」隨著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誰也拿不走！」這句「誰也拿不走」彷彿是有的而發，我與惠漁交換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們此次來見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們的嘴讓他堵得嚴嚴實實，還能再說什麼？看來只好草草收兵，無可奈何地告別了。
　　回來複命。法官們也只好靜待他發出他的書面陳詞再作理論。
　　這是我律師生涯中的最大敗筆！
　　奉法庭之命，意圖從被告人手上取得他視為隱密的自辯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們預籌對付之策，這麼干，還有什麼公正與道義，律師的良知又在哪裡？還侈談什麼維護當事人的權利和利益？更何況這是中國律師在制度復興之初，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公開亮相！日後每一憶及這段史實，就會感到有愧於後來者。人們也許會以「中國特色」解嘲，然而我卻不能。記得事過12年之後，我又接手一件政治性甚濃的訴訟，得知有位同行在我介入之前將被告人寫給律師參閱的自辯材料，轉手交給了控方，我對這種做法極為反感，認為是對律師職業道德的背叛。假如他是仿效我在李案中的做法，試問其過在誰呢？誰是始作俑者！
　　能夠用「組織服從」或者「顧全大局」自贖么？都不能！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人們的政治活動乃至日常生活中，這兩條既是行為規範，又是高尚情操，然而究其效果，又有多少人沒在這「高尚」的境況中逐漸地演化成了思想上的奴隸，有時還掩蓋著莫大的謬誤、無比的荒唐！什麼是案中的「大局」？對於律師來說，依據法律去維護當事人的權益，維護人權，才是。即使當局把你的當事人視為仇寇，也應如是。什麼叫「組織服從」？說到底無非是用奉命辦事為自己的某些行為開脫。在訴訟中，作為律師，只應遵從法律之命，按照法律規定辦事，即使有權威的、高層的組織發令於前，也該如是。遺憾的是，20年前我在不少環節上都沒能做到，但願我和我的同行而今都能做得稍好一些。
　　誠然，中國律師的先天不足，突出地表現為自始就沒有法律上的獨立地位。特別是在現行體制下還受著行政權力的種種束縛，更有各類「組織」發出的各式限制。其中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指令律師不得受理某件訟事，或者不管案情如何，都不允許作「無罪」之辯。但我在一個長時期里都無能擺脫這些束縛與限制，咎由自取，無可推諉。我們多年的經驗證明：不能脫開集權統治的律師，根本不可能發揮出他應有的作用，不可能對公權力有所制約。初春3月從報上讀到一位同行發表的壯語，頗有感觸。她說：「作為律師，只要嚴格按照法律辦事，誰也不敢把我怎麼樣。」這句豪言中的內容決非當前實際狀況的客觀反映。言論有自由，不妨任她發揮，而我所不能忘懷的是：《律師法》完全沒有解決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據知已有修改《律師法》之議，只是不知能否改得稍如人意，讓律師們工作得更好些，發展得更健康些。
　　李作鵬本人在他作最後陳述中的表現，彌補了我這個辯護律師當年的不足。他自始至終念著他寫的《最後陳述》。主持審判的伍修權庭長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議：「你身體不好，是不是不念了，把寫好的材料交上來，我們同樣會加以考慮。」而李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能念完，我要念！」其間他也確曾犯病，當庭輸氧、服藥，而在稍緩之後，就又逐字逐句地念了下去，直止終結。伍修權庭長不是科班審判長，但他耐心地讓被告人把話說完說滿的審判作風，讓人欽佩。至於李，人們會視他為「法盲」，可是，他知道該如何維護自己的訴訟權利，寸步不讓；這一層能夠做到，也屬不易。
　　拉拉扯扯地記下20年前這段經歷中的瑣瑣碎碎，回顧走過的路，途中的坎坎坷坷，出自十分複雜的客觀情勢，任何個人恐怕對它都無能為力；但走得歪歪扭扭，那就只能怨一已的無能，這怪不上誰！誠然，時間證明：我們邁出了步子，在我，也做了；然而無情的歷史終將記下，我因丟掉了獨立的精神，放棄了自由的思想，也就必然缺乏求是的智能與勇氣，是故不可能做得合於自己的使命，那歪歪扭扭的步子不會合乎時代的鼓點。我沒有抱恨終天的怨尤。我也許還留有一點激情：願餘生能做得稍好一些，即使再當「吹鼓手」，也要儘力事事都把鼓槌擊向鼓心！僅僅為了這個緣故，也該感激詩評律師的作者，感謝他那發人深省的詩！

寫得非常好！

但是，現在的律師，又能做得了什麼呢，如果林彪集團重新被審．

相信李作鵬的百萬字回憶錄內容真實，可信度高！不過要等李過世后才出版,未免太遲了！

真是一篇精彩的少見的文章。謝謝東海艦隊副政委。

多謝支持

好！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