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李鴻章說得好：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看樊剛與李稻葵：失去話語壟斷的恐懼！



中國 www.  2006年4月20日  閱讀數： 746 鄒愚 經濟人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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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李稻葵的懷念不爭論時代，到樊剛的「網民的意見不能代表民意」。眾多知識精英對於網際網路言論的害怕、恐懼以及排斥，充分反映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當代中國「專業型知識分子」們正在陷入一個恐懼當中：在過去，他們曾經成功地藉助了知識分子這個神話，獲得了一個時期的話語權，如今卻陷入知識分子神話破滅后失去話語權的恐懼當中。

福柯說：話語即權力，實際上，「誰在說」，這是話語――權力體系中的重要前提。誰掌握了話語，也就意味著誰掌握了權力，尤其是「誰以大眾之名來說」。

實際上，早在福柯之前，康德就分離過知識與道德著兩個領域。所謂的「知識分子神話」，是說無論大眾還是知識階層本身，往往將知識分子視為大眾的引導者、真理的擁有者、社會的批判者。然而，確定知識分子一詞的內涵往往是困難的，是否有知識的人就是知識分子，如果說有知識的人一定是知識分子，那麼這一階層不比工人和農民階層道德水準更高、價值判斷更准、更具備人文精神。比如，據一些資料記載，……期間，對知識分子迫害最厲害的就是知識分子，再比如，海德格爾曾經和納粹攜手。如果說知識分子必須要具備某些素質，如良知、勇氣、使命感等，那麼一個工人、一個農民完全可以稱得上知識分子。

因此，福柯針對19世紀的「普遍型知識分子」，提出了「專業型知識分子」的理論。按照福柯的說法，專業型知識分子不能代表普遍價值，他們是各自領域內的專家，專業型知識分子不能指明何謂真理，但是他們可以在各自的領域揭示真相。

通過對「普遍型知識分子」和「專業型知識分子」的區分，實際上可以很明白地看出，包括張維迎、樊剛以及李稻葵等在內，他們實際上只是「專業型知識分子」，他們並不代表普遍價值，甚至也不能指明何謂真理，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在其領域內揭示真相而已。

問題是，過去的數十年間，這些專業型知識分子（主要是經濟學領域的知識階層）被人們誤解為了普遍型知識分子，因此成為當然的真理在握，他們所掌握的話語（實際上可以被視為「軟權力」）到了無屆弗遠的地步，他們不但掌握了官方的話語系統――具體表現就是唯GDP增長論，甚至民間的話語體系也深受支配，經濟學者不但介入經濟政策，還深度介入了社會公共產品領域的政策制定，如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等，這種對於經濟學理論的濫用，客觀上形成了經濟學家在中國的話語壟斷局面，可以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

事實證明，專業型的知識分子所能做的，只是在其領域內揭示真相，一旦他們被誤認為「普遍型知識分子」，則其獲得的話語（權力）將使得專業領域的規律被粗暴地濫用在其他領域，由於專業型知識分子並不掌握真理，他們維繫話語體系的唯一途徑就是與權力交。

權力最可怕的方面，是操縱了人的精神，人成為自身的看守，任何先進的監獄也自嘆弗如，由於成為自身的看守，也就是所謂的意識上的自我閹割，專業型知識分子可能向普遍型知識分子的轉變道路被堵死了，而要求專業知識分子承擔起與其話語權力相匹配的普遍型知識分子的責任將是致命的，這必將割斷他們與權力的聯繫，這是張維迎、樊剛等這些專業型知識分子恐懼的根源。因為他們是頂著「普遍型知識分子」桂冠的偽普遍型知識分子。這也是他們為何只敢寄望於權力的自身變革，而不敢直面權力的正義化的公民要求的原因。

對於專業型知識分子的身份廓清，有助於社會對於他們話語體系的識別，認識到他們所揭示的只是專業領域的真相，其話語的影響力將大大下降，其作用只局限在其特定的領域內。對於習慣掌握了大眾話語體系的專業型知識分子來說，失去話語的普遍影響是相當致命和令人失落的，因此，他們試圖通過否定公眾的言論，來保持其對話語體系的壟斷，不足為奇！

開玩笑，是知識分子怕嗎？是你們的貪官污吏怕才對。

權力最可怕的方面，是操縱了人的精神，人成為自身的看守，任何先進的監獄也自嘆弗如，由於成為自身的看守，也就是所謂的意識上的自我閹割，專業型知識分子可能向普遍型知識分子的轉變道路被堵死了，而要求專業知識分子承擔起與其話語權力相匹配的普遍型知識分子的責任將是致命的，這必將割斷他們與權力的聯繫，這是張維迎、樊剛等這些專業型知識分子恐懼的根源。因為他們是頂著「普遍型知識分子」桂冠的偽普遍型知識分子。這也是他們為何只敢寄望於權力的自身變革，而不敢直面權力的正義化的公民要求的原因。

多說無益！

不在同一個語境，何必多說...

殺之不足以平民憤！

是「無知」的官僚？
還是「有知」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