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欄目十年的理想與衝突:新聞到底如何調查

　 2006年04月21日11:03 　 三聯生活周刊 　

1993年5月，《東方時空》問世；1994年4月1日，《焦點訪談》推出；1996年5月17日，《新聞調查》正式開播。有人把它形容為中央電視台新聞改革的三部曲。


從1996年至今10年，《新聞調查》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6～2000年)，提出「從現實到理想」的「三步走戰略」:主題性調查――事件性調查――內幕調查；


第二階段(2000～2002年)，提出「探詢實事真相」；


第三階段(2003年至今)，提出做真正的「調查性報道」，解決欄目的核心競爭力問題。  


2003年，面對白熱化的電視市場競爭，《新聞調查》再次調整選題方向，選題更加突出調查記者的調查過程和調查行為，把做真正的調查性報道作為欄目的核心目標。


對於電視調查性報道來說，出鏡記者的表現尤為重要，既是調查行為的主體，同時也是調查行為的實施者、調查過程的表現者。《新聞調查》記錄和展示的，是出鏡記者如何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進入事實本身一步步獲取真相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上可以認為，《新聞調查》更多的時候是在「拍攝自己」。由此《新聞調查》對出鏡記者提出了特別的要求:首先必須有質疑的精神。必須要有懷疑一切的介入態度和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工作作風;


其次也應該有平衡的意識。應該讓事件中的衝突雙方和不同的利益集團有同等的發言機會;然後是高超的現場調查能力，「接近真相，從現場開始」，一篇電視調查性報道能否成立，關鍵就看記者在現場有無獨家的發現，以向觀眾證實或證偽。


《新聞調查》欄目成員樂意將自己稱為「理想主義者」，他們標註為「2002年3月」的《調查手冊》或者是這種「理想主義」用最具體的文字給予了職業規範化定義:


調查性報道:就是揭露一種被某些個人或組織故意掩蓋、損害公眾利益的內幕。


真相: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事實;有的真相被權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觀念和偏見遮蔽，有的被我們狹窄的生活圈子和集體無意識遮蔽。


從創辦至今10年，這樣一個新聞欄目所面臨的理想與現實，或許是當今思考我們新聞操作的一個非常典型的模本。


柴靜: 新聞戲劇的主角


◎李鴻谷


柴靜的「非典」


「亮出你的額頭來！」進入北京羊坊店西路，那個被央視新聞評論部稱為南院的三樓《新聞調查》辦公室，在這裡呆了有些年頭的「老人」庄永志望著柴靜，直截了當地說:能不能變變你的髮型？這是柴靜《新聞調查》生涯的第一天。


三年後，庄永志回憶本能反應的那個瞬間，笑笑，「唉，一句蠢話」。與此對應，當事人柴靜想了一會兒，這個細節，她已經記不起來了。對於這家電視台的「新人」柴靜來說，頭髮問題，顯然不只是庄永志一個人注意到，「你不知道大家對一個電視記者有多少要求，髮型、衣服、飾物，還有眼神、那個詞用的是否恰當……」


「非典」來了。


柴靜進入《新聞調查》的第一天，製片人張潔在權衡:誰做這個節目。


坐在另一個記者面前，不是採訪而是接受採訪，柴靜仍然矜持，彷彿鏡頭存在……但是，「非典」這個詞激活了她。「『非典』對我，意味著解放」，柴靜的喜悅來自「『非典』時，忘了規則，忘了想努力學習的東西。」那個頭髮問題，「我穿上了防護服，甚至都不需要化妝了，誰還會注意你的頭髮？」對於自己《新聞調查》生涯第一天的記憶，是那天晚上:張潔打來電話詢問，「想不想做一期『非典』的節目。」接下來，這個時刻被如此描述，「柴靜表現得『相當迫不及待』――『當然當然』之後，簡訊過去再表決心，沒迴音，急了，再電話去，開口就問『我什麼時候能參加』。那邊說，正準備開會呢;這邊，『一分鐘就到』;然後，柴靜抓起書包就出門，果真『一分鐘就到了』『沸騰的辦公室』。第二天報道就開始了。」


之後，庄永志解釋自己提出的「額頭」問題為什麼是蠢話――「『非典』病房可不是美容院，她可不是在用頭髮採訪！」


當時正在家裡做「幼童」後期的胡勁草被張潔叫到辦公室，參與「非典」報道的編導。「他們前方拍，我在後方剪。用的是那種像大箱子的攜帶型編輯機，兩個小屏幕。打開機器，看著他們拍下素材帶，心裡害怕，那些病毒會不會從屏幕里跑出來啊？」三年後，胡勁草很戲謔地回憶當段時光，感嘆「真正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但回到曾經的現場，「我們欄目的姚大姐非常好，不斷把領回來最好的口罩給我，當時新口罩數量不多，但因為我要剪『非典』的片子，她總是把最好的給我。那種鼓鼓的口罩，最初只有我能戴呢」。


中衛酒店的三樓，只剩下柴靜和他們的「『非典』小組」。《新聞調查》第一期「非典」節目播出后，庄永志描述那個時刻，「電梯里所有樓層的按鈕全部都用白紙板擋死，只留出一個空可按:三層」。三天後，酒店還是下定決心，請記者搬出酒店。


製片人張潔的尷尬與麻煩不僅是為他的「戰士們」找到新酒店，「還在早期，他們回到南院來吃過一次飯，結果大家找我反映:你還注意不注意我們大家的安全？」那時刻，「唉，一瞬間，真是憤怒。但轉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堅持跟自己的「戰士們」呆在一起的張潔，終於等到最讓他揪心的那晚，「那天參加拍攝的成員都去協和醫院檢查了，第二天拿結果。老實說，那天晚上，我們都忐忑不安，誰也不知道明天會怎樣。我離開他們的時候，一一跟他們擁抱，這是我唯一能採取的方式。我想說，如果你們有問題，我跟你們一樣」。第二天，雖然10點鐘才能拿到結果，但柴靜節目組的成員，全部提前到了醫院，「他們在醫院的台階上等待，那真是漫長的等待啊……」當然，沒有意外。


與張潔胡勁草南院的「環境記憶」不同，當事人柴靜很費勁地想起回南院吃飯的故事，解釋自己的遺忘說，「那時，『南院』不存在了，不那麼真實地存在了」。這個事件真正的參與者與輔助者、旁觀者，他們的記憶，由此分別。


柴靜用文字記錄下的那個時刻的感受，同樣是別人的故事:


5月27日，(人民醫院)急診科的王晶昨天去世了。我們去看了她家人，她丈夫給我念妻子的簡訊，每個字都像鎚子一樣砸著心。第一條是:「窗前的花兒開了，我會好起來的。」他不能探視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壇醫院門口，進不去，就在世界上離她最近的地方守著。她寫:「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她開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簡訊里交代存摺的密碼了。最後一條，她要他繫上紅腰帶:「本命年，你要平安。」他一邊慟哭一邊念，我的眼淚也滿臉地流，做記者哪能這樣呢？可是你是人，你就不能擺脫人的情感。女兒大寶才6歲，她在門上貼張條子說，「媽媽愛我，我愛媽媽」。我問她為什麼貼在門上，她不說話。我輕聲問，「你是想讓媽媽一回來就看見，是嗎？」她點點頭。臨走時候，她在床上疊幸運星，說裝滿一整瓶子媽就回來了。我在黯淡的光線里沉默地站了一會兒，很想擁抱她一下，但是什麼也說不出來。她也沉默了一會兒，抬起頭看了我一眼。我忽然明白，她其實已經知道媽媽過世了，但她不想讓任何人知道她的難過。出來后，車行駛在二環路，滿天的烏黑的雲壓著城，暴雨馬上就要下來。我們一車人，誰也不說話。不知道這期節目能不能播出，我只希望保留下這些素材，20年之後，大寶長大了，我可以放給她看一看，讓她明白，她的母親是怎樣犧牲的，是什麼讓這麼多人付出了慘烈的代價。


莫名的災害、別人的命運、自己的記錄與共同擔當，這種種混合，「非典」曾經讓柴靜感覺「解放」的喜悅，疊加了新的記憶，「我感到憤怒！」――「我們在拍人民醫院病人轉院之時，一位女病人戴著口罩跟我們開玩笑，『你再拍，我脫下口罩親丫的』。我就站在那裡，我沒被她的幽默打動，我在想，也不敢想，她的未來會是什麼啊？這時我們的攝像拿出他的DV拍我，『你有什麼感覺？』我恨恨地說，我恨『非典』！掉頭就走了。攝像在後面說，『小牛孩』。」


在真正記錄下這場危難下別人的故事後，柴靜以及她的拍攝小組還有節目，結果出來了:《北京「非典」阻擊戰》收視率為5.74%。比較欄目其他節目，這是一根拉升極高的曲線。


這場經歷，對於柴靜個人，她描述自己的成就感:在甘肅武威雙城鎮的一個深夜，我採訪一個男孩到了一半，當地鎮政府派人來敲門，企圖阻撓。我問男孩，你願意跟我回酒店接受採訪嗎？酒店在一小時的車程以外。男孩說，我願意，我本能地問他為什麼？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說，因為我看了你的「非典」報道。


「非典」的楊春


「非典」時刻，張潔的「戰士」並非只有柴靜小組，這是一個講述起來令人感嘆的過去。


現在回想起來，楊春平靜之下有點嘆息。幸運的是，楊有記日記的習慣，那個時刻，「前幾天看(張)天賀、小草(胡勁草)做的《北京『非典』阻擊戰》，非常振奮。因為《新聞調查》在鋪天蓋地的『非典』報道中，又打了個漂亮的頭炮。可惜，當時由於在外地出差而沒有趕上這個機會。看著柴靜弱小的身軀在『非典』病房裡出入，那麼近距離地和『非典』患者交流，而我這個大老爺兒們卻在家裡閑著，心裡挺不是滋味。記得當時節目剛一播完，我立刻給製片人打了電話，情緒有點激動。現在理解了小時候看的好多打仗的電影里，一到危急時刻就有人站出來說『讓我上』，當時覺得特假，可到今天這時候能理解了――沒別的，這是他們的職責。著名的戰地記者卡帕，就是拍《共和國士兵之死》的那位，說過這麼句話:真正的戰地記者，就是在戰鬥中始終沖在尖刀連前面，再回過身來，拍士兵衝鋒的那個人。我始終覺得，這句話應該成為每個新聞記者的信條(2003年5月4日)。」


跟記者講起這段故事，張潔情感不免沉重，「唉，多少人做『非典』報道，能夠被記憶的，可能就幾個人」。坐在記者面前，楊春的感嘆是，「是啊，『非典』之後，我跟柴靜的距離越來越大」。但是，看起來，在「非典」時期，楊春所遭遇的心理磨難，或者超過一般人想象。


評價自己的同事楊春，柴靜提供的細節是，「我跟楊春在上海的時候曾經看過一段他對陸川的採訪，當中有一段對我印象特別深。陸川說他在可可西里拍攝的時候特別冷，楊春就問了他一個問題，冷到什麼程度。陸川說跳進冰河的時候，冷得男人那個東西都沒有了。這段特別讓我震撼，它讓我意識到這隻可能是楊春問出的問題，我坐在陸川對面，根本不會有這樣的表達。這是一個30多歲的導演對一個30多歲男性記者說出的話」。


「如果不是你，而是楊春進入了『非典』病房，會怎麼樣？」


「我相信，楊春進入了『非典』病房，這個節目也一定會火。」


「但是，楊春會成為被公眾記憶『非典』的記者符號嗎？」


…………


在跟記者說過楊春際遇，嘆感「命運」之弄人後，面對這同樣的問題，張潔想了想，「可能不那麼容易給出直接答案」。

雙城與高跟鞋


《雙城的創傷》是柴靜「非典」后第一個節目，這是一個叫雙城鎮的孩子自殺事件的調查。

「非典」過後，庄永志離開了《新聞調查》。《雙城的創傷》播出時，庄永志記得很清楚，離開「調查」第43天，「那天晚上，我是和從昆明來北京過暑假、開學就上高中的外甥女一塊兒看的，她一句話都沒跟我說地看完了。我正在想，該問她『這個姐姐』還是『這個阿姨』的採訪怎麼樣，她說，這個記者太理解人啦」。


隨後，對這個節目反應變得有點有趣，庄永志描述說：「《新聞調查》好幾撥人問我:柴靜的採訪怎麼樣？我說，挺好的！有人馬上說，你變了，才走幾天？有人說，她怎麼能拎著高跟鞋去追那個孩子呢？有人說，她怎麼能屈身近前握著那個孩子的手呢？作戲！當時我自問:是我童心未泯，感受竟然和外甥女一樣？是我過敏嗎，為什麼柴靜跟那痛苦中的孩子的握手，和《60分鐘》紀念『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