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淪喪和信仰的消亡，是一切腐敗的真正根源！（附原論壇跟帖）

marsdent · 發表於 2006-4-12 17:19

很突然發表在辣眼時評

最近，錦濤同志提出了「八榮八恥」，這對再造社會道德基礎和清除腐敗行為，乃至信仰重塑，無疑有極其重要的積極意義。但是，這「八榮八恥」是每一個公民應具有的基本素質，現在要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慎重提出，是不是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社會道德的淪喪和公眾素質的低下？
　　
　　榮辱觀取決於是非觀，當一個民族內部的大是大非觀念沒有確立的時候，以何為榮、以何為恥的問題是難以解決的。試想：如果把發展經濟視為壓倒一切的硬道理的話，那這個社會就必然會只存認所謂發財致富的「成功人士」；基層政府為謀求經濟成績也必然會不擇手段地與資本合謀或合流，對中央陽逢陰違和向老百姓竭力榨取（如鐵本事件）；人們也必然會笑貧不笑娼，榮辱觀從何而來？
　　
　　是非觀取決於信仰，有什麼樣的信仰，就會有什麼樣的是非觀。當一個民族沒有堅定的政治理想和遠大的政治抱負的時候，就不可能樹立起民族內部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正義的，這個民族就會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而患得患失，而置整個民族前途而不顧。一個喪失了信仰的民族，正確的是非觀又怎能形得成呢？一個喪失了主導正義的理論體系的民族，任何應時而生的措施對這個民族來說，都是隔靴搔癢，「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斷。」
　　
　　一、
　　
　　改革開放初期，小平同志提出「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對一些問題採取「不爭論」的態度。這在當時的環境下，對整個民族走出文革陰影，發展經濟，凝聚人心，無疑是有益的。但是，這只是當時一種擺脫以往歷史負荷的權宜之計，是臨時性的措施，是具有時效性的。民族的前進道路是曲折的，前面的河流交錯縱橫，總不能老是帶領著整個民族採用「摸著石頭過河」的辦法吧？摸著石頭戰戰兢兢過了眼前的河，對下一條橫亘在我們面前的河流，是築橋還是繞道，應該是民族領頭人（執政黨）必須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在現實生活中，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干著禁錮思想的蠢事，可不是什麼新鮮事情。一些人把小平同志的話當作清規戒律，不敢越雷池一步，是不是又在重蹈當年「兩個凡是」的復轍？是不是又在重演著「祖宗之訓不可違」的鬧劇？而且長久以往，深化改革勢必缺乏理論上的支持，改革理論也形不成思想體系，民眾也會喪失政治信仰，整個民族也會失去改革熱情和改革動力，執政者的執政能力也會受到嚴峻的考驗。
　　
　　近十幾年來，正是由於沒有及時發展改革理論和構建改革理論的哲學思想體系，在改革的汪洋中摸著石頭，時而「新左派」，時而「新自由主義」，搖擺不定，莫衷一是。於是乎，浮者為「精英」，沉者為百姓。不僅沒能在民族內部建立起新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正義，而且隔斷了我黨與優良歷史傳統之間的聯繫，造成了民族信仰和民族正義的斷層，官吏越來越腐敗，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也使這一屆中央政府的壓力格外沉重，面臨的困難也很多。
　　
　　1949年，蔣介石在日記中總結自己政權失敗的原因時說：「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能不為之失敗！」蔣介石在這裡說的國民黨政權失敗，有兩層意思，是兩個相互關聯內在原因：第一是不成熟的新制度，不僅不能立刻取代所謂的舊制度，而且會使「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也就是說，不能以未能成熟和確立的新制度來號令天下；第二是在「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賴以依靠的「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即自己政黨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是最容易失去的。以一言蔽之，一個沒有政治信仰的組織，必然是烏合之眾，一盤散沙，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1895年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建立興中會的時候，雖人數寥寥，但對「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充滿信心，到1905年在日本組建同盟會時，更明確提出「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主張，在理論上為今後的國民黨人準備了「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取得了推翻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勝利。我黨在建黨之初，也只有數十名黨員，但由於有了信仰，有了堅定的政治理想和遠大的政治抱負，具備了「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終於在28年後取得了政權。
　　
　　抗日戰爭的勝利，是整個中華民族付出了代價和成本后取得的。照理說，每一個民眾都有權利來分享勝利的成果。但是，由於國民黨政權在忙於抗戰的時候，忽視了勝利后治國治黨的理論建設，使國民黨全黨缺乏必要的思想準備，也就建立不起必要的制約機制。因此，當抗戰勝利后，民族矛盾趨於緩和，在抗戰時形成的「一個信仰、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基礎瓦解之時，在這「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提不出新的理論和更高的綱領來統一全黨的思想，使國民黨缺乏勝利后的是非觀和政治信仰，錯誤地把「剿共」作為統一全黨意志和凝聚軍心的唯一出路。一些國民黨人也就乘接收之機，大發橫財，肆意將一些民眾的財產佔為己有，成千上萬的百萬富翁在一夜之間就輕而易舉地誕生了，老百姓付出了抗戰成本，成果卻被少數人掠取了。弄得民怨沸騰，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和支持。也使得國民黨人喪失了在抗戰中那種為民族犧牲為榮的信念，大家忙於發財，以「五子登科」（票子、位子、房子、車子、妻子）為成功人士之象徵，以孔祥熙、王雲五之流為社會之精英，政治腐敗，社會混亂，縱有眾多美式裝備的軍隊和美國支持的政權也無濟於事，終於被有著堅定的政治信仰和代表著民族正義一方的共產黨人摧枯拉朽，秋風掃落葉般的趕出了中國大陸。
　　
　　前車之鑒，不可不察！由此可見，沒有完備的代表正義的理論體系，就不可能產生堅定的政治信仰。一個沒有了信仰的民族，是不可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沒有了信仰，任何補天措施和技術手段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只能得益於一時，而不能對這個民族有長遠的指導作用。
　　
　　二、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各種思想學說如過江之鯽，紛涌而至。一些「食洋不化」的或別有用心的所謂學者，在西方的理論庫中搬來了十八般兵器，要在中華民族身上逐一過招。於是乎，異端邪說，喧囂塵上，皆以標新立異，顛覆傳統為榮，充當著西方文化傳播或入侵的急先鋒。這些思想學說的宗旨，歸納起來看，無非是要犧牲我黨賴以生存的基礎――人民群眾的利益；無非是要我們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無非是要我們共產黨人拋棄信仰和追求，去融入那個子虛烏有的國際主流社會。
　　
　　他們從經濟和思想文化兩個方面入手，企圖從根本上摧毀我們的統治基礎，把我們的民族墮入萬劫不復的魔道。他們打著改革和發展經濟的幌子，叫器著「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厲以寧語）」推行什麼企業改制、教育體制改革、醫療體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其目的就是在侵佔國家和人民財產的同時，培育出一批所謂的富翁和利益集團，以適應今後改朝換代的需要。也就是說，他們推行的一些所謂改革，從根本上來看，並不能為民族和人民獲取利益。
　　
　　我們黨代表著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對人民群眾利益的一點小傷害，就是對黨的事業的一個大傷害，犧牲一代人，也就從根本上瓦解了黨的領導基礎。對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損害，不僅會引起人民群眾的反感和對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產生懷疑，而且會導致整個民族的信仰和民族內部正義的溶蝕，從而增加了社會混亂的因素。現在一些所謂的經濟學家推行的改革，都是讓多數人民群眾承擔了改革的代價和支付了改革的成本，而最終得益的卻是少數人的利益集團。這些荒唐的理論之所以會被某些人所採用，正是改革理論的貧乏和缺乏改革理論的體系造成的，摸著石頭過河，東試試，西試試，不沉於河底不罷休！
　　
　　令人困惑的是，我們在「反右鬥爭」中，利用一些無知的群眾，對與我黨肝膽相照的民主人士大動干戈，現在又把與我黨離心離德的無知的「經濟學家」奉為上賓，任他們對與我黨有血肉之情的人民群眾大肆掠奪，這究竟為了什麼？不禁想起陳寅恪先生對胡喬木同志的責問：「為何出現了那麼多的失誤？」胡喬木答道：「將客廳里的沙發椅子不停地搬來搬去，目的是想尋找更好的位置。」胡喬木的這個回答，雖帶有禪家機鋒的智慧，但還是缺乏說服力的，是屬於自嘲性的。也許這個答案見仁見智，是多種多樣的，但我寧願用「理論缺乏體系」來回答。
　　
　　經濟領域的混亂和失誤並不可怕，假以時日，通過調整是可以糾正過來的。文化思想領域的混亂就可怕得多，一旦形成某種觀念或某種文化現象，幾代人都難以更正。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說的「只要有民族文化之存在，國雖亡，而天下未亡也」，就是講的文化對民族存亡的重要性。
　　
　　改革開放之初，出於擺脫歷史羈絆、消除文革影響等政治需要，不惜讓一些人對我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進行妖魔化的宣傳，一些文章把他老人家描繪成古往今來的天下第一暴君，以滿足一部分人和西方政客們意淫的快感。毛澤東同志是有失誤的，但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必須是理性的，要從以往的歷史中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而不能感情用事。華盛頓、林肯就沒有錯誤嗎？如果你到號稱世界上最民主自由的美國去大談他們的錯誤，對他們進行負面宣傳，那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郁達夫先生在《懷魯迅》中說：「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對歷史上的偉人肆意貶損，不僅有違馬列主義的歷史觀，而且這個口子一開，勢必動搖民族信仰與民族正義的根基，將人們的是非觀、榮辱觀弄得黑白顛倒，從而最終損害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一些別有用心的學者提出，現在是多元社會，任何道德觀、價值觀都可以重構。這種蠱惑人心的言論，確實迷惑了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於是，一切準則和信仰都可以去質疑了，任何是非觀和榮辱觀都可以去糟蹋了。文天祥獄中絕食是做秀，盛宣懷是企業改制第一人（盛宣懷的官商合辦和現在的國企改制確有相同之處），李鴻章是愛國的改革家，岳飛是阻礙民族統一的罪人，連跪了幾百年的秦檜也直起腰來了（金鋒小老弟鑒諒，我又拿你說事了，你其它的視覺作品我可以接受，唯獨讓秦檜立起來，我是萬萬不能接受的。但願你在5月份拿出的「更具震撼力的作品」不要如此！）。秦檜的一跪一立之間，關係著民族正義之取捨，關係著中華民族的大事大非觀！（有關觀點我在拙文《梅花嶺前的憑弔――大廈將傾誰赴死？》中已有論述。）
　　
　　其實，放任一些人對歷史早有定論人物事件，根據自己的需要而混淆是非，隨意貶褒，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嗤之以鼻的蠢事。因為在這一損一榮之間，傷害的是一個民期長期形成的道德觀，而最終禍及的是統治階級本身。試想一下，如果連千百年來公認的忠臣賢士都可以不信的話，人們對現實的統治階級本身會信任嗎？清王朝的滿族統治者不損壞岳墳，並為史可法建祠，正是基於這一考慮，正是不願意破壞原有的道德規範與是非榮辱觀。因此，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對任何損害民族正義的行為，都是不能容忍的。
　　
　　三、
　　
　　為什麼腐敗越演越烈，貪官如雨後春筍，成長迅速？而且，腐敗已不是官場的專利產品，波及到有「人類靈魂工程師」之稱的教育界；有「白衣天使」之稱的醫療界；有維護社會正義和社會公平公正的司法界等一切領域。是打擊不力嗎？去年8名省部級高官涉貪落馬，2799名縣處以上官員被查，說明中央的反貪決心和懲貪力度是無可非議的。1952年劉青山、張子善的伏法，震撼和威懾了整整一代人，天下人無不以貪為恥。而現在殺了胡長青、成克傑等一批高官，貪官們為什麼依然前仆後繼呢？不僅如此，而且一些貪官們入獄后，同僚下屬，故友新知，絡繹不絕地去探監慰問，與其它犯人相比，他們依舊活得輕鬆瀟灑。難怪有人要問：「這個社會究竟怎麼了？」
　　
　　答案只有一個：信仰已經消亡，正義已經淪喪！這個消亡和淪喪的過程，存在於從「階級鬥爭為綱」時代的人人爭鬥，到「經濟發展為中心」時代的人人爭錢。
　　
　　美國詩人惠得曼曾講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沒有信仰，則沒有名副其實的品行和生命；沒有信仰，則沒有名副其實的國土。」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