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頗有思想性的經濟史新著 By 張憲文

――評趙興勝著《傳統經驗與現代理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營工業研究》





近年來，民國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發展。在這其中，經濟史研究可算是最活躍的領域之一，許多中青年學者包括我指導的大部分碩士、博士研究生都努力於此，並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就。趙興勝博士最近出版的《傳統經驗與現代理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營工業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以下簡稱《傳統》），又為該領域的發展注入了一份新鮮空氣。

細讀《傳統》，該書有四個特色：

其一，內容全面。

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國營經濟問題研究，一直是中國近現代史、中國經濟史學界普遍關注的重大課題之一。多年來，學術界圍繞該問題曾有不少論著問世，其中不乏有影響的著作。但從總體上看，上述研究是個案的、局部的、短時段的，因而總是給人一種凌亂與模糊感覺，這也學術界對該問題長期爭論不休的基本原因之一。《傳統》一書以豐富的原始檔案與歷史文獻為基礎，廣泛吸收了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對該時期國營工業進行了整體性描述與解析。

該書首先研究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中國國營經濟思想的源流、表現形式及其早期實踐活動和對國民政府的影響。它認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國營經濟思想有三個來源：其一，傳統的官辦經濟思想；其二，晚清及北洋政府時期的官營經濟；其三，為近代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也就是說，國營經濟不僅在中國有本身的傳統，而且它一度被視為實現經濟高效快速增長的最佳途徑，而廣泛地被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採用。只是在實踐過程中，才逐步暴露出它的缺陷和不足。

該書主要篇幅分別研究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國營工業的經營問題；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國營工業的經營狀況；戰後中國國營工業的發展問題。

它認為，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由於國民黨內軍事實力派的爭鬥、國共內戰、自然災害和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及西方經濟危機的衝擊，使中國陷入接連不斷的政治、經濟與民族危機之中，也使中國思想界和政治領導者不得不深入地探尋國營工業的發展道路問題。政府部門相應地制定了一些政策和法規。行政體制漸具雛形，投資幅度加大，也出現了一批經營狀況良好的企業。但從整體上看，在此期間，國營工業的成效不夠理想，其根本原因還是缺乏發展資金。

日本擴大侵華戰爭，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的工業建設計劃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適應戰爭的需要，國民政府改革經濟體制，調整工業政策，將整個國民經濟轉入戰時軌道，使戰時國統區主要是大後方的國營工業獲得較大的發展機會，並逐漸取得了在工業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工業重心從輕工業迅速轉向重工業，它對於支撐後方經濟的發展，支持抗日戰爭發揮了重大作用。但是，戰時國營企業也日益顯露出它的弱點，譬如，它的規模及生產水平都比同時期的發達國家落後，企業經營效率也較低下，官僚資本侵蝕國家資本，國家資本衝擊民營資本，為戰後經濟危機埋下種子。

該書還就戰後中國國營工業的發展道路問題作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中國思想界關於戰後中國經濟現代化模式的討論及其對國民政府決策的影響；剖析了國民黨領導層關於戰後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主張和國民政府戰後的經濟政策。它指出，關於戰後中國經濟建設走什麼道路的問題，在中國思想界存在很大分歧，對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和以英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有不同認識。思想界更希望在兼容並蓄基礎上，能有一個中國化的模式，國民政府則強調在戰後經濟發展中繼續發揮主導作用，因而擬定了以擴大國營範圍為基礎的戰後工業化計劃。但是，高度的經濟壟斷抑制了經濟活力，不斷擴大的國共內戰使投資環境急劇惡化。整個國統區經濟長期得不到振興，最終導致經濟危機和國民政府經濟體系的崩潰。

該書還研究了戰後國民政府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問題。指出，國民政府雖將一些國有企業出售給民營，但由此引起的爭論未獲得多數人的支持，民營化的政策沒有成功。此外，該書還從多方面探討了國營工業與當時政治經濟之間的關係及相互影響，認為國民政府經營國有企業不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政治體制落後，導致公私關係處理不當，官僚資本泛濫；政策目標的錯亂，使其經營與發展不能兼顧短期效益與長期目標。但是，它也認為國營企業並非一無是處，國民政府的國營經濟具有相對獨立而完整的理論體系。這一體系既繼承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某些基本理念，也吸納了發展中國家及發達國家國營經濟的經驗，以及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某些理想和追求。思想傳承上的多元性，對國營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多重影響。大多數人士仍把國營經濟視為實現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理想模式，因而並未因國民政府的垮台而放棄對這一模式的追求。相反，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權的建立，國營經濟的理論和實踐，得到進一步發揚和強化。

應該說，此種描述的全面性與完整性，超過了以往學術界對該問題的研究。

其二，方法新穎，自成體系。

眾所周知，經濟史是以人為中心的經濟生產、分配與消費的歷史，人的觀念（包括制度因素）與物質的生產及消費方式的互動，構成經濟發展史的基本框架。因而完整的經濟史應該包括觀念的經濟史與物質的經濟史兩大部分。過去，人們往往將兩者割裂開來，納入不同的學科體系分別表述，這樣就不能給我們一個系統完整的認識，人們往往注重物質層面的描述和分析，不注重觀念的起源與流變。鮮活的歷史因此而失去了靈性，這不能不說是研究工作中的不足。以該書所研究之國民政府國營工業來說，作為該時期的一個重大政治與經濟問題，既受深遠的社會文化背景影響，也受政府決策層理念互動的影響。但是傳統研究更多把該問題的出現及其變遷視為個彆強勢人物主觀理念的結果，這就使人們對該問題的認識出現了單一性與片面性。

《傳統》一書以思想觀念的起源、演進及其相關因素的分析為切入點，重點分析了各時期群體意識的結構、關鍵人物的思想、政策的形成與變革、政治體制的構建歷程與企業的經營實踐，以及上述各種因素的互動過程，較為完整地再現了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網路結構（觀念、政策、體制與結構變遷）及其多元性與立體性。此種嘗試使有關該問題的研究更加深刻而豐富、生動。同時，也初步形成了一種新的經濟史解釋模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其三，視野開闊，凸顯了歷史的延續性與時代性。

歷代中國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常常扮演十分重要甚至於主導性的角色；規模龐大而自成體系的官營經濟模式長期影響著近代中國政治和思想精英們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由此而確立的學術思路，常側重於現象的描述，缺乏學理層次的考量，更忽視近代西方經濟因素尤其是經濟思想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1980年代以來，人們注重運用現代化理論觀察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注意從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市場統一與現代經濟增長等方面考察國民政府統治下的社會經濟，其中包括國營企業。但學術界仍忽略現代經濟觀念的研究，仍沒有把中國經濟放在世界廣闊視野下加以考察。《傳統》一書力求把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營企業放在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和一百多年來的世界經濟變遷中進行觀察，從世界經濟的變革趨勢中特別是中外經濟思想的互動中，尋找中國經濟變動的因素，將歷史的延續性與時代性融為一體，更深刻地再現了中國轉型期經濟的複雜性。

其四，填補了學術研究的空白，為當前國企業改革提供有益啟示。

有關國民政府時期國家資本企業與中國工業化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但由於種種原因，研究工作始終未有較大突破。《傳統》一書將國民政府國營企業視為一個系統而完整的獨立體系，放在中國傳統文化變遷、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現代中國政治變革以及中國工業化等視野下進行考察，從而大大豐富了人們對該時期國營企業的認識，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華民國史、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它通過對國民政府時期國營經濟思想、政策、體制、企業經營實踐的多角度、多層次的研究，為當代中國國營企業改革與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它認為，國民政府經營國有企業的時間並不長，但在企業管理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地摸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它在運行過程中所犯的種種錯誤，也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如因政治體制落後而導致的公私關係混淆、思想分歧與政策目標的錯亂，都對其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尤其是抗戰勝利后國營企業民營化過程中所出現的諸多問題，尤應為時下人士所重視。

當然，這並不是說《傳統》一書就沒有問題，或許正是由於作者過於重視思想與體制變遷的描述與闡釋，無形中忽略了對國營工業經營管理效率的深入分析，尤其是與民營企業效益的數字化比較分析，因而對個別問題的處理描述多於分析，這顯然是不夠的。

儘管如此，《傳統》一書無論是就其闡釋的內容來說，還是其研究的視角與方法來看，都是一部頗有思想性的著作，豐富和深化了民國史和經濟史的研究，學術上是有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