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豈容虛無――評史學研究中的若干歷史虛無主義論 By 田居儉

2006-04-11    田居儉    《高校理論戰線》2005年第6期    點擊: 8

歷史豈容虛無



――評史學研究中的若干歷史虛無主義論



田居儉



   



    摘 要：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歷史研究領域有多方面的表現。在中國當代史與中國近代史領域，其表現為否定與醜化革命的歷史作用，宣揚改良，鼓吹侵略有功；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則更表現為不顧歷史真實，公然篡改中國文明的起源，試圖證明「中國文明西來說」。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源是唯心史觀和主觀臆想，要害是混淆歷史的支流與主流、現象與本質。對它的理論與現實危害，應當高度重視。



                                     一



    古往今來，世界上任何民族、國家、階級和政黨，沒有不珍惜自己的歷史的。因為歷史是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和精神支柱。它能啟發人的思想，豐富人的智慧，提高人的素質，有助於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還有助於從正反兩面總結歷史經驗，鑒往知來，治國安邦，成就千秋大業。因此，歷代各階級、各階層的有識之士，無不重視歷史。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觀察社會和改造社會的共產黨人，更是如此。誠如恩格斯所說：「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任何一個哲學學派，甚至比黑格爾，都更重視歷史。」

    然而，在史學研究領域裡，正有一股歷史虛無主義的逆風乘隙襲來，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這股逆風，從形式上看有虛有實，虛是理論抽象，實是史事解讀；從內容上看有整有零，整是總體構想，零是分體剖析。值得人們警惕的是，一些並不熟悉也不認真研究歷史的人，竟擺出一副執史壇牛耳的派頭，推濤作浪，揚言「改寫」從古到今的中國歷史。歷史虛無主義者的言論，直接涉及史學研究的大是大非問題，歸根到底，是維護歷史本來面目還是糟蹋歷史本來面目？是從歷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還是從歷史支流中尋找負面影響？是堅持唯物史觀還是拋棄唯物史觀？對於這些原則問題，不可聽之任之，必須據理爭辯。限於篇幅，本文選取若干有代表性的言論加以評析，管中窺豹，以見一斑。



                                      二



    歷史虛無主義者虛無中國歷史，大多厚今薄古，先從中國當代史切入。因為他們知道「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如有的論者說：「文人的可惡之處還在於，作為歷史的敘述者與研究者，他們常常有意無意地洗滌、抹殺歷史的血腥氣。我們讀到眾多的研究本世紀中國歷史、共和國史的著作，但這百多年發生的無數殺人食人的事實都在歷史的敘述中消失了，只剩下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一片『光明』。」

    這種詰難緣何而起？姑且不論。筆者認為：不論什麼人，要想鄭重地解讀歷史，就必須首先尊重歷史，以翔實的史料為依託。只有這樣，才能取得發言權。

    事實是最雄辯的。這位論者說的「本世紀中國歷史、共和國史」，無疑是指190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對於這「百多年」的歷史，倘若不為偏見所困，恐怕每一個思維健全的人都會承認如下事實：從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中華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國家瀕臨滅亡，到2000年中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進入小康，大踏步走向繁榮富強，是中國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一百年。

    具體地說，20世紀前50年，是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拋頭顱灑熱血的50年。中國人民為什麼要前仆後繼地進行革命？就是為了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無數仁人志士獻出了鮮血和生命。20世紀前半期，帝國主義發動的大規模侵華戰爭就有三次：1900年英、德、俄、法、美、日、意、奧八國聯軍入侵北京，1904－1905年日本和俄國為爭奪土地和財富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日俄戰爭，1931―1945年日本的侵華戰爭。帝國主義的每一次入侵，對中國人民來說都是一場浩劫。日本軍國主義侵華14年，就在中國28個省區製造了2272起血腥暴行，使3500萬人死於非命。1937年12月，日軍攻佔南京后，一周之內竟殺害中國軍民30萬。與帝國主義沆瀣一氣的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在其執政的22年裡，也大肆殺戮中國人民。在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時期，蔣介石和汪精衛之流發動反革命政變，把槍口對準共產黨和包括國民黨左派在內的革命者，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殺害31萬多人。其中，有共產黨員2萬6千多人。試問論者，類似如上「這百多年發生的無數殺人事實」，從哪一本歷史著作中「消失」了呢？又有哪一位歷史學家「有意無意地洗滌、抹殺歷史的血腥氣」了呢？難道論者還另有什麼「殺人食人」的事實要告訴讀者嗎？

    上述事實證明，中國人民在頭頂懸著屠刀的20世紀前半期，進行扭轉乾坤的革命是何等天經地義！筆者由此聯想到一位指責革命並提出「告別革命」的論者，他說：中國革命是「激進思潮的結果」，「自辛亥革命以後，就是不斷革命；『二次革命』、『護國護法』。『大革命』，最後是49年的革命，並且此後毛澤東還要不斷革命。直到現在，『革命』還是一個好詞，褒詞，而改良則成為一個貶詞。現在應該把這個觀念明確地倒過來：『革命』在中國並不一定是好事情。」其所論要旨，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革命不如改良。革命和改良孰優孰劣，難道還要論證嗎？歷史早己做出了結論。戊戌年（1898年）資產階級的百日維新，是中國近代史上典型的改良，結果如何呢？改良者非但沒有實現維護民族獨立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初衷，反而落了個走死逃亡的結局：支持改良的光緒皇帝被軟禁於中南海ǎ牧寂閃煨淇滌形黃忍油愀郟浩舫雒氈荊匪猛攘嗽虻┏遣聳鋅諦壇　Ａ磽猓倒餿俁袷サ謀┝Ω錈淄仿魅妊慕准恫罰恰凹そ汲鋇慕峁保燦朧肥盪笙嗑鍛ァＲ諭蛉嗣窬跣訓撓⒂驢拐蹌芤蛭偈誦難闖本鴕緩宥穡慷韝袼乖繚1851年就說過：「把革命的發生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那種迷信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地方發生革命動蕩，其背後必然有某種社會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不懂革命背後「必然有某種社會要求」，就對革命妄加責難，甚至還要把革命和改良「明確地倒過來」，該是何等荒唐！難道說革命僅僅是一個名詞或「觀念」，可以像兒童擺弄積木那樣，隨心所欲地顛來倒去？

    至於說「這百多年」歷史「只剩下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一片『光明」』，倘若把論者加在「光明」二字上的引號去掉，則完全符合實際。事實一再證明，從1900年義和團運動開始，中經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誕生、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開展新解放地區土地改革、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兩彈一星」研製成功、恢復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席位和權利、實行改革開放、綜合國力明顯增強、香港和澳門回歸、載人飛船遨遊太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等，正是「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一片光明。



                                      三



    歷史虛無主義者在虛無中國當代史的同時，還虛無與中國當代史銜接緊密的中國近代史。他們把帝國主義侵略和「近代文明」等同起來，鼓吹侵略有功，侵略有理。有的論者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中國要富強康樂，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他們又把革命和現代化對立起來，用現代化來貶低和否定革命。有的論者說：「如果中國當時執行一條『孫子』戰略（不是《孫子兵法》的孫子，而是爺爺孫子的孫子――這是論者唯恐讀者不解其意的自注――筆者），隨便搭上哪一條順風船，或許現在的中國會強得多。比如追隨美國，可能我們今天就是日本。」

    六十多年前，毛澤東評價魯迅時曾自豪地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 誠哉斯言！中國人民向來鄙視「孫子」哲學，從不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主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永遠是中國人民做人立國的圭臬。自1840年英帝國主義用堅船利炮攻破中國大門以來，中國人民就開始了反抗外來侵略、挽救民族危機的鬥爭。「救亡圖存」成了近代中國人民的行動口號。「救亡」，主要是指反對西方列強勾結清朝政府侵略和瓜分中國，把中國變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圖存」，主要是指改變中國落後挨打的局面，探索一條使中國走上獨立、富強的現代化道路。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09年間，中國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通過太平天國起義、義和團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等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鬥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領導的北伐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進陶冶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

    如果按照有些論者策劃的「孫子」方略行事，國人從1840年鴉片戰爭伊始就卑躬折節，向西方列強乞求搭乘「順風船」，中國的處境會比現在「強得多」嗎？中國「先被殖民一百五十年」，就能「富強康樂」嗎？否！晚清歷史己經對此作了明確的結論。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處處唯洋人馬首是瞻，被國人譏為「洋人的朝廷」。這群「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敗類，「孫子」相可謂足矣！結果怎麼樣呢？「多情反被無情惱」。美國沒讓搭乘「順風船」，中國也沒成為「日本」，西方列強更沒向中國恩賜「近代文明」，讓中國「富強康樂」起來。

    眾所周知，一部資本主義發展史，就是一部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殘酷剝奪本國和他國人民的歷史。這部歷史是用血與火寫成的。期望資本―帝國主義幫助落後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無疑等於與虎謀皮。資本―帝國主義的既定方針就是侵略中國，變中國為殖民地，統治和壓榨中國。它們既不容許中國獨立，又不容許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從1840年到1949年的一個多世紀中，幾乎所有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都用武力侵略過中國，強迫中國簽訂了數以百計的不平等條約和協定割去約160萬平方公里土地，勒索1000億兩白銀。僅通過《南京條約》（1842年）、《北京條約》（1860年）、《馬關條約》（1895年）、《辛丑條約》（1901年）等8個不平等條約，列強就勒索中國白銀19.53億兩，相當於清朝政府1901年國庫收入的16倍。同時，它們還從中國攫得了駐軍、司法（領事裁判）、海關管理、內河航行、自由貿易、自由經營，甚至劃定「國中之國」的租界等特權。然後憑藉這些特權在中國設銀行、辦工廠、開礦山、修鐵路，逐年增加對中國的資本輸出，與舉步維艱的中國民族資本形成巨大反差。1894年，外國在華資本佔中國資本的60.7%，1936年，增至78.4%。事實證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中國近代史一再證明：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絕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揭露了帝國主義通過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手段，從十個方面強行改變中國面貌，「把一個封建的中國變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血跡斑斑的圖畫」。因此，中國人民只有用革命手段清除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大障礙，才能實現現代化。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強調，革命和現代化之間的辯證關係是：「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離開這個前提，不論什麼人，其現代化願望再美好，也是無法實現的一枕黃粱。



                                      四



    歷史虛無主義者不僅虛無中國近代史，而且還把虛無的觸角伸向中國古代史，乃至中國文明的起源。近年出版的兩本談論「三星堆文化」的書，就是虛無中國古代史的典型標本。

    這兩書的作者武斷地說：「『三星堆』文明絕非內生，它屬於外來文明，其來源是『西方』。」「人類其實只有一個『文明子宮』」，即「地中海東部沿海地區，主要包括北非、巴比倫、猶太人以及希臘人」。「三星堆古國是古代中東地區閃米特人建立的政權，三星堆文明實質上更是閃米特文化的遺澤」。「時間不同的中東不同群體來到中國，給中國帶來了形態各異的不同文化」。作者還直言不諱地說：寫作這兩書的目的「是針對中華民族的祖先追源，並且重點推測《聖經》和中國夏、商、周三代之間的關係」，通過《聖經》這部「以色列人的家譜」，「讀出其他民族的家譜信息，包括中國夏、商、周的起源。」在如上立論的基礎上，作者具體推測出猶太族先祖亞伯拉罕的后妃夏甲建立了「夏后朝」，亞伯拉罕的孫子以掃（又名以東、紅色）與其妻簡狄建立了「殷商朝」，亞伯拉罕另一個孫子雅各（又名以色列）12子中的「但」建立了「周朝」。並聲稱「中國人一直認為自己是『龍』的傳人」，是因為「但的圖騰是龍」。

    請看，論者「論」得多麼輕鬆！憑著半部《聖經（僅是《舊約》）和幾句數典忘祖的話語，就把中國古代悠久的歷史從源頭上一筆勾銷，並信手記到別人祖宗的賬上，也把有文字記載以來中國歷史學人的豐厚研究成果全部否定。這裡且不說《尚書》關於「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的記載，也不說《墨子》關於周朝自天子至諸侯各國均有《春秋》的記載，即使從司馬遷《史記》的《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等篇目算起，中國人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已有兩千多年。在這漫長的歲月里，可謂史家輩出、史著如林。正如梁啟超所說：「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自漢以降，歷代史家包括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古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都以確鑿無疑的史實有力地駁斥了西方論者鼓吹的「中國文明西來說」。譬如，「在安徽繁昌癩痢山人字洞發現了距今200－240萬年的石製品等人類文化遺存，與非洲發現的最早人類文化遺存的年代相近，為在亞洲地區探索人類的起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又譬如，「中國歷史時期以中原為中心的文化發展格局，最初形成於『龍山時代』。這時期正是中國文明的形成時期，並在它的末期誕生了夏王朝，開始了中國的文明時代」。與此類似的諸多研究成果，殊途同歸，證明了如下結論：「中國雖然並不是完全同外界隔離，但是中國文明還是在中國土地上土生土長的。」1996年啟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又通過自然科學家和人文社會科學家的聯合攻關，在確定夏代和商代前期比較可靠的年代框架，復原商代後期和公元前841年西周各王比較準確的年代等問題上取得了階段性的新成果，為中國文明是「中國土地上土生土長」的結論，進一步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而前引「三星堆文化」的論者，對這些史實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在學術準備極不充分的狀態下，又重複和演繹了一番早已破產的「中國文明西來說」。正像一位批評者指出的：「一個無所事事的人在網上瀏覽，偶爾點擊了『三星堆』，在缺乏文化學、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人種學、民俗學。社會學、語言學……（少列個學科，就算饒了它們吧）等學科知識的前提下，對「三星堆』文化作了漫無邊際的生拉硬扯。」這話說得雖然有些辛辣，倒也符合實際。

    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要嚴肅、認真地對待歷史虛無主義呢？因為這涉及某些出版單位和新聞媒體對史學研究的錯誤引導。有的出版單位明知這兩本「破譯颶風系列」的書，「不乏臆斷、附會、甚至曲解、累贅之處」，卻極力推崇作者這種「大膽探索與想象的精神」，以及「脫離了當下盛行的低級趣味與浮躁的、回歸學術天真與淳樸本質的追求與激情」，盛讚這是「一場思想與學術的革命」，甚至將其提到事關「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心胸與自信心」的高度。面對這些令人費解的言論，人們不禁要問：如果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歷史被虛無了，即精神支柱被抽掉了，那還有什麼「心胸和自信心」可言呢？難道說這種「心胸和自信心」會來自別的國家和民族嗎？他們特別賞識作者談論「整體人類與中國夏商周三代之間的特殊文化紐帶」時，「沒有選取中國的典籍」，而「耐人尋味」地「使用了《聖經》這一人類共同的文化寶典以及最古老的歷史文本」，強調這是「傳統學者從來沒有人做過的」。看了這些莫名其妙的言論，讀者難免驚嘆：把「中國的典籍」置之度外，用《聖經》為依據研究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文明的起源，並被視為「創舉」，豈非咄咄怪事！

    在這方面，有的新聞媒體也不甘落後。南方某地一家刊物載文評論說：一位民間女學者「最近大大冒犯了一回史學界」。「她提出的『中國文明脫胎於紅海文明』論，新奇大膽，佔盡風流。儘管那些見解遭到了正統學術界的鄙夷，但卻獲得了普通讀者的支持，從而引發出新的疑古風潮。」「網際網路、出版商和資本邏輯聲援了這場學術叛亂。」為了抬高作者，評論不顧事實對新中國的史學和史學家橫加貶損，說什麼「從中國古史研究領域的兇險圖景中，可以看到帝國傳統對史學和考古學的統治」，「如今，這種被國家財帛包裝起來的『宏大敘事』，卻要被迫面對一個民間女子的挑戰。」

    這位「民間女子」的作用果真如此大嗎？

    恩格斯說：「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裡只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而談論「三星堆文化」的論者卻與此背道而馳：僅憑三星堆遺址出土文物與紅海地區某些文物的表象相似，就天馬行空，靠「大膽的推論和想象」，斷言「中國文明脫胎於紅海文明」；僅憑《聖經》這部「以色列人的家譜」，就「耐人尋味地』」讀解出「中國夏、商、周的起源」；僅憑「不乏臆斷、附會、甚至曲解、累贅」的兩本書，就想「引發出新的疑古風潮」，掀起一場「學術與思想的革命」；這是何等的痴心妄想和輕舉妄動！借用這個論者正在寫作的另一本書的書名，可謂「歷史也瘋狂」矣！至於說這是一場「學術叛亂」，未免言重；如果說這是一場學術混亂，倒恰如其分。最令人擔心的還是「出版商和資本邏輯」的「聲援」。試想，學術研究如果為「孔方兄」所左右，後果將會怎樣呢？

    七十多年前，魯迅告誡文學青年說：「對於只想以筆墨問世的青年，我現在卻敢據幾年的經驗，以誠懇的心，進一個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斷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載，幾篇文字和幾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絕後的大勛業。還有一點是：不要只用力於抹殺別個，使他和自己一樣的空虛而必須跨過那站著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陣的時候，幼稚和淺薄都有不要緊，然而也須不斷的（！）生長起來才好。」這語重心長的教誨是何等令人振聾發憤呵！難道『下三星堆文化」的論者和她的支持者不該反躬自省嗎？特別要銘記：只有「不斷的（！）努力」才能「跨過那站著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而「用力抹殺別個」，會使「他和自己一樣的空無」。如果背離了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不論出版單位和新聞媒體如何揠苗助長，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



                                      五



    從新時期史學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表現可以看出：歷史虛無主義的宗旨就是虛無歷史。虛者，模糊歪曲也；無者，抹殺消除也。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源是唯心史觀和主觀臆想，要害是混淆歷史的支流與主流、現象與本質，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以樹木的個別枯枝敗葉（甚至是人為的枯枝敗葉）否定森林。歷史虛無主義者的「研究」不是以事實為出發點，不是全面、系統地掌握有關資料，把握歷史事實的總和並闡明其內在聯繫，透過歷史現象分析歷史的本質和主流，揭示歷史的發展規律，而是隨心所欲地挑選零碎的歷史事實加以塗抹或剪裁，憑主觀臆斷歪曲和否定歷史。正如列寧所說：「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於，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繫中去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選的，那麼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歷史虛無主義者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治史方法，就是憑藉「零碎的和隨意挑選」的事實，玩弄「一種兒戲」，甚至「連兒戲都不如」的鬧劇。因此，這種「研究」了無新意，毫無學術價值可言，更談不上科學創新。

    即使如此，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也不能低估。當前，由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嚴重曲折，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中國「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依然存在；由於世界範圍內的各種思想文化劇烈震蕩，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和反滲透鬥爭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對於歷史虛無主義更要提高警惕。因為它極易導致民族虛無主義和崇洋媚外，使人喪失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削弱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其後患不言自明。

    清代傑出思想家龔自珍有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初聞龔氏話語近似危言聳聽，細繹起來令人刻骨銘心。龔自珍通過對人類社會運動潮汐的觀察，揭示出「去史」與「滅國」的關係。其中，「絕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即模糊人的思想，擾亂社會教育，是「去史」導致「滅國」的必然後果之一。聯繫「去史」的輿論在蘇聯解體中所起的亡黨「滅國」作用，筆者由衷地欽佩龔氏的高瞻遠矚和真知灼見。

    蘇聯解體，原因固然很多，但「去史」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推波助瀾危害甚大。蘇聯自上個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上有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葉利欽宣布退出蘇共的演說，下有大批崇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政論家、作家和教授們連篇累牘的文章，他們遙相呼應，歪曲和否定列寧、斯大林開創的社會主義道路，攻擊十月革命使俄國離開了「人類文明的正道」；歪曲和否定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歷史，攻擊蘇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迷誤」；鼓吹無產階級領導的十月革命不如資產階級領導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又不如斯托雷平改革。甚囂塵上的「革命不如改良」聲浪，使蘇共廣大黨員和蘇聯廣大人民在錯綜複雜、劇烈動蕩的社會生活中茫然若失，不知所措。結果，信仰動搖了，信念喪失了。幾年之間，建黨90多年的蘇共和立國70多年的蘇聯，便走向了分崩離析的境地。當帶有鐮刀斧頭標誌的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降落時，人們竟然無能為力，聽之任之。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永遠值得人們記取！

    人們常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那麼，容忍歷史虛無主義者虛無歷史，又意味著什麼呢？答案不言自明。因此，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史學研究者，必須義無反顧地應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挑戰。

    為了抵制歷史虛無主義，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史學研究者必須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提高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史學研究的自覺性和堅定性，進一步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為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為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增強綜合國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歷史智慧和精神動力。

    （《環球視野》摘自2005年第6期《高校理論戰線》）

無須否認，國內和國外均有那麼一批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充滿了偏見，其中身居國內的以所謂「史學家」自居、實際上早已在金錢面前失去正義和良知的那幫人尤其令人鄙視：他們在自己甘當洋奴買辦的同時恨不得全國人民也都象他們一樣犯軟骨病、淪為西方所謂民主自由勢力的附庸。當然了，隨著時代的進步，我相信此等自絕於中華民族的敗類們的市場必將日見萎縮和困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