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蘇州模式是當地老百姓的悲劇

2006年04月04日 15:50 《財經文摘》

　　蘇州在創造經濟增長「神話」的同時，卻不得不面對一個「貧困」的現實――普通市民收入增長緩慢，土地資源的減少，民族品牌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以及「世界工廠」的身份。

　　在這樣一個稱作「人間天堂」的地方，很多人卻並沒有想象中的富庶。在一座GDP排名居全國第四位的城市，人們並未更多地考慮如何創業，而是紛紛加入到報考公務員的洪流之中。這一切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帶著諸多疑問，本刊記者走訪了蘇州經濟研究專家、《中國改革》主編新望先生。

　　工業化姍姍來遲

　　按照新望的觀點，蘇州目前工業的最典型特點是：勞動力偏「打工仔」化，工業結構偏加工業化。如此結構特點和格局絕對不是巧合，是和蘇州的歷史文化分不開的。蘇州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和新加坡工業園區能夠建立並吸引全球資金和巨型企業，除了蘇州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更多可能是政府引導的作用。

　　歷史上的蘇州在明清兩代一直是全國賦稅之重地，朝廷的「衣食之源」。不僅如此，蘇州的手工業也異常發達。

　　正是由於歷來蘇州手工業的發達，所以步入近代后，蘇州是典型的消費經濟城市，長期優越感使得居民在生活觀上有些頹廢。蘇州當地居民可能沒有浙江人那麼具有開創精神，他們比較安於自己在「天堂」里的生活。

　　當工業剛起步時，勤勞、智慧的蘇州曾經超越過上海，但是由於上海地理位置的優越，隨著通商口岸經濟的起步和繁榮，允許外國辦廠吸納了蘇州各類經濟發展資源，蘇州日益轉變成上海的後院，而自身經濟也一直未完成近代化。對蘇州整個工業化進程可以用「小馬拉大車」來形容。

　　因為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張家港、崑山等六個縣劃歸蘇州市政府的行政管轄，蘇州才開始打破沉默。由於這六個縣鄉鎮企業發展得非常成功，所以，蘇州經濟的崛起也主要是依靠六個縣的財政貢獻。蘇州市自身的經濟發展並不充實，整個蘇州經濟呈現空心化趨勢。

　　到了90年代，新加坡政府看中了蘇州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條件，在蘇州城東合作開發了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隨著該園區招商條件的逐漸成熟，蘇州又在城西如法炮製，開闢了新的工業開發區――蘇州新區，提供更便宜的土地、更優惠的稅收政策。隨著新加坡工業園區和高新技術開發區在蘇州市的建立，蘇州經濟格局有了豐富的「兩翼」，呈現了騰飛的架勢。

　　這對於蘇州來說是「遲來的」工業化，正是這兩個工業區的建立使得蘇州經濟內部真正得到了充實。從某種意義上看，也正是到這個時候，蘇州的城市化才切實建立在工業化之上。

　　飛來經濟事出有因

　　在蘇州工業的發展初期，很多合資外資企業遷入蘇州是源於在浙江和其他地區享受稅收「兩免三減」期限已到，希望通過改變廠址，重新獲得優惠。於是這些車間就如蒙古包一樣「逐水草而居」，漂移到政策更優惠，土地、勞動力更廉價的地方。

　　同時，蘇州政府為了在此屆任期內「有所作為」，必須採取快速實現GDP增長的經濟措施。如果是培育民間生產力，可能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為啟動民間生產力是一個系統歷史工程。更何況，蘇州本土也著實缺乏培育民間經濟力量的土壤，於是歷任政府都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向了外資。

　　於是，蘇州市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可謂「竭盡所能」，甚至不惜「以土地換資金，以空間求發展」。

　　現在大眾眼中的「蘇州模式」，其實是典型的引進發展型，以強勢政府為基礎，以招商引資為手段。我覺得用「飛來式經濟」形容當今的蘇州經濟比較貼切。

　　當然，蘇州經濟獲得外資的注入還有一個偶然因素：因為當時上海開放的時候，門檻較高，很多外資無法直接落戶上海，於是選擇了崑山等地方。如此一來，外資的注入無疑給潛力已差不多枯竭的本地鄉鎮企業注入了新能量。

　　後娘養的孩子

　　現在的新區可以看到，15年前的稻田變成了三菱、豐田、阿爾卡特、宏基、電通等公司的廠房。當蘇州成為大眾眼中的全球IT製造業新中心時，我們看到的卻是名符其實的血汗工廠。

　　由於蘇州沒有形成上、下游貫通的產業鏈，產業結構比較單一，完全以加工為主，沒有自主創新的能力和品牌，從而導致在全球工業化分工中，只能通過廉價土地、廉價勞動力和稅收等政策的投入，在外資企業的產業鏈中充當加工和組裝環節的角色。而這些低端環節，最大特點就是：耗費勞動力多、勞動強度大和附加值低。

　　實際上，現在蘇州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的強勢領導和外資企業來支撐。經濟增長方式是嚴重的外資依賴型，弊端也非常明顯：這種模式最終肯定會阻礙蘇州本土民營經濟的發展，使蘇州經濟失去「再生造血」功能。更嚴重的是，將導致蘇州本地品牌的流失和勞動力「打工仔」化，完全扼殺了民間生產力。如此創業環境，對於蘇州本土的私營和民營企業來說是相當惡劣的。

　　新望認為，蘇州私營、民營經濟的不發達，和長期集體經濟的傳統觀念的禁錮有關。因為蘇州老百姓個體主動性創造性長期受到壓制，缺乏一些開創的活力。

　　另一個方面，民私經濟發展的「殘缺」也是蘇州現行體制的必然產物。因為幹部考核制度和「任期制」的存在，蘇州政府發現最快發展經濟的捷徑不是發動群眾，培育民營企業，而是在短期內指定優惠政策快速吸引外資，實現蘇州數字上的發展。

　　新望說，「民營經濟在蘇州政府主導經濟的環境中遭到最徹底的排斥和最無情的扼殺。」

　　由於長期意識形態的障礙，民營經濟競爭不過集體經濟；同時，由於制度(政績考核制度和官員「任期制」)的障礙，民營經濟也競爭不過外資經濟。可見，民營企業長期得不到公正待遇和平等的發展機會，使得民間生產力得不到充分的培育和發展，整個經濟過分依靠了外資。

　　幹部說了算

　　從古至今，蘇南地區的稅收負擔都比其他區域要略微偏重。可以這樣認為，蘇州人民或許缺乏了些開創精神，但他們是最具韌性的一群人。在計劃經濟時代，由於經濟增長方式的「高積累、低分配」特點，老百姓沒有機會分享到發展的成果。歷史步入現代，政府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似乎老百姓可以有機會發展自身了，但由於長期以來幹部掌握著全部經濟資源，老百姓得不到平等的機會，再加上蘇州居民的個體創造性一直受到壓抑，最終仍只落得「為他人做嫁衣」的結局。

　　新望認為，蘇州模式其實就是當地老百姓的「悲劇」。但此種典型的「幹部主導經濟」模式(即幹部主導所有經濟資源，政府帶領人們進行經濟建設，一切以幹部升遷為標準)，從政府主導經濟的角度看，蘇州政府最為典型，甚至把該模式發揮到了極點。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雖曾經觸及到這種模式，但事實上經濟主導權仍在政府手中。其中當然不乏某些歷史和社會原因。

　　近代蘇州，其實士紳經濟非常發達。開明士紳在政治上是老百姓的代言人，在經濟生活中也與老百姓融為一體。解放后，經過反覆的革命，徹底摧毀了原有的士紳社會，最終建立了非常完整的「生產隊村大隊人民公社」的經濟社會結構。或許正是因為這個體系建立得比較完善和穩固，而且運行非常有效率。在蘇州，人民公社解體是最晚的，也就註定了幹部主導經濟生活的觀念深入人心， 一切經濟發展完全依賴幹部，一切經濟活動以幹部升遷為標準。最終導致蘇州群眾個體活力釋放得也比較晚。

　　新二元結構

　　不僅如此，在蘇州經濟發展史中，真正付出最多的是老百姓，可分享財富利益最少的也是老百姓。當年全國倡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由於鄉鎮企業發展之路是「高積累、低分配」，如此的發展模式使能夠落實到老百姓手上的實惠相當少，即使有些利益分配也是在賬面上。亞洲金融危機后，全國對鄉鎮企業進行了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式是把原來的集體企業用各種方式把經營管理權劃歸給了幹部，讓他們直接支配那些經濟資源，老百姓並未享受改制帶來的發展機會。他們曾經用辛勤的勞動來換了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但最後絲毫未分享到鄉鎮企業發展的成果。於是，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上，群眾和幹部不自覺地就形成了「水油不相融合」的新「二元結構」。

　　「蘇州模式」本質上是幹部主導經濟資源的經濟發展模式，這個模式的形成不僅與民營經濟發展不充分有密切聯繫，其中更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蘇州社會內部的新「二元結構」。事實上，城鄉差別在蘇州並不明顯(即不存在突出的傳統「二元經濟結構」)，真正最具有標誌性的差異是「干群差異」即蘇州社會獨特的「二元結構」。這樣的「二元結構」、「干群差距」已經滲透到了蘇州居民的骨子裡，同時深刻影響到了人民群眾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約束了蘇州百姓的創造力，更把蘇州政績經濟模式的發展和推廣到了極致。

　　新「二元結構」直接導致了蘇州經濟發展中居民收入的「兩極化」。到目前公務員薪金收入與一般企業職工兩者的收入差距達到了4-5倍。

　　於是,有觀點認為，在外國資本「掠奪性」的投資過程中，真正獲益的是公務員群體。所以，幹部成為了蘇州人追捧的對象：競爭公務員考試是大學生就業的第一選擇；蘇州青年談婚論嫁也會考察對方是否具有公務員的潛力。這些在局外人看來有些不解的現象，在蘇州卻是情理之中。

　　作者：新望 《中國改革》總編輯

2006年04月04日 15:47 《財經文摘》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古詩里的蘇州，是文化的滄桑與歷史的厚重。城裡的繁榮與寒山寺的孤寂，經濟的發達和思想的空靈，夜色之靜跟耳畔鐘聲，全部融進如畫的美景。很多看似矛盾的東西和諧地交織在一起，構成人們心中抹不去的印象。

　　如今的蘇州，同樣有多張面孔，同樣有多種聲音的交鋒。一邊是GDP增長跟外資的趨之若鶩，另一邊是「只長骨頭不長肉」和民族名牌的淡出；一邊是優惠政策與科技園區建設，另一邊是資源代價和「飛來經濟」；一邊是政績工程與政府主導經濟的蘇州模式；另一邊則是普通市民的貧困和干群之間新的「二元結構」。

　　支持者認為，蘇州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城市面貌日新月異，基礎設施和各項社會事業日益完善，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迅速，取得這些成就，外資功不可沒」。再說，存在即合理，蘇州模式更符合國情，靠引資突圍並實現經濟騰飛，更易於操作，更具推廣價值。

　　質疑者則提出，在蘇州經濟繁榮的背後，是普通市民的貧困，「世界工廠」的無奈以及土地、環境方面的代價。「蘇州模式其實就是當地老百姓的悲劇」。

　　透過各種各樣的觀點和看法，摘下生旦凈末各色面具，繁榮與貧困，哪一個才是蘇州最真實的面孔？

　　蘇州「貧困」調查

　　這些年來，蘇州經濟的增長世所矚目。據2005年的統計數據，蘇州在全國大中城市GDP排行榜上居第四位，名列上海、廣州和北京之後。蘇州的實際吸引外資規模超過上海、深圳，居全國各城市之首。

　　但伴隨著這樣一個城市經濟「神話」的誕生，質疑之聲卻從來不絕於耳。不少專家、學者、新聞媒體，都加入到這個行列中來。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一次演講中公開發表的觀點。他認為：「蘇州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萬多元人民幣；而同等的人均GDP規模，上海人均收入2萬多元人民幣；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慶，城市人均收入也達到了8000元人民幣。這是典型的『只長骨頭不長肉』。」

　　這些觀點歸納在一起，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GDP增長與人均收入不對稱；二是普通市民與地方政府公務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三是土地資源與環境方面的代價；四是外資對本土品牌的擠出效應；五是「世界工廠」的身份。這樣得出的最終論點是，在經濟高增長的背後是一個「貧困」的蘇州。

　　事實真是這樣的嗎？蘇州當地的市民對此又怎麼看？果有其事，還是那些質疑者只是站在外圍發表主觀的評論？

　　《財經文摘》為此展開了一次關於蘇州的調查。

　　GDP增長不關我們的事

　　今年51歲的孫寶慶4年前下崗，現供職於蘇州市某街道居委會。談到自己的生活時，他認為還算比較幸運：原來企業給交了養老保險，60歲以後每月能拿到一筆退休金。

　　「我還是比較幸運的，6年前買的房子，貸款也還清了。買的時候還比較便宜，現在房價已漲了好幾倍了。」孫寶慶接著說，「那些下崗后找不到工作，家裡又有重病號的要比我們艱苦得多，還有遇到舊城改造強行拆遷的。很多人住的老房子面積不大，政府安置補貼根本不夠買新房子，城郊接合部的也買不起，我實在想象不出他們的日子怎麼過。」

　　提到蘇州發展很快這一話題時，孫寶慶說，從城市建築上看得出，蘇州發展了，國際品牌也紛紛登陸了，但受益的應該是那些政府官員和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吧，「與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關係不是很大」。孫寶慶這樣總結。

　　「GDP與我無關，GDP漲有什麼用，也沒見我的工資同步增長。」一位在蘇州打工的朋友無奈地感嘆。

　　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突出反映了目前蘇州以工業生產拉動GDP增長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使得經濟快速增長難以轉化為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

　　從某種意義上說，蘇州的外向型經濟是「房東經濟」，即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讓外商來發展。勞動者以打工為主，拿到的只是「辛苦錢」，蘇州不僅拿不到「優勢利潤」，而且政府稅收還得幾免幾減。

　　李應國在蘇州工作快十年了，老家是黑龍江的，在北京上的大學。李應國說：蘇州普通老百姓收入與其GDP相比確實不算高。 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外地人看蘇州」。文章記述了蘇州人的收入一覽表：

　　老城區(平江、滄浪、虎丘)的本地人收入不高，大多就1000-3000之間吧，自己當老闆的也不多，雖然在老城區的小商販收入要比這高一到二倍，但基本都是外地人。蘇州人一般是不肯做的。

　　新區、園區、吳中區的收入藍領在1000元左右，白領通常在2500元以上，4000元左右的佔大多數，高的也有上萬的，但藍、白領都以外地人居多。

　　蘇州收入最低的一批人是在新區和吳中區的台資企業，如新區某大型台資企業(幾萬人)，很多一線工人只有16歲，每月工資600元，加班工資也很低，每天工作12小時，一個月也只有1000元左右。相城區在蘇州鐵道北，聯繫較少，估計收入也不會高。

　　對年輕人來說，蘇州又意味著什麼呢？

　　趙然和費亞軍都是從外地來蘇州的大學畢業生，在蘇州工作三四年了。來蘇州發展的原因都是：蘇州是一個花園式的建築城市，環境優美，空氣清新，綠地覆蓋面積較大。不過，他們都認為這裡沒有更多的發展空間，提供的工作崗位種類不豐富。

　　趙然說：「蘇州城市節奏太慢，容易滋生惰性。年輕人在這裡生活時間長了，進取心會被消磨。」

　　當我們問到蘇州對年輕人提供了什麼機會時，費亞軍告訴我們：「外資企業比較多，尤其是台資企業更多，而台資企業提供大陸人的崗位大多是一些低層次的，沒有多少技術含量和發展空間的職位，這一方面限制了年輕人豐富的創造力，另一方面，年輕人由於不能到高層次的管理崗位學習發揮，因此也限制了年輕人進一步學習國際化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經驗。」

　　年輕人沒有上升空間，工資又不是很高，生活過得有點壓抑，但本地的房地產商人和企業的高級管理層卻是蘇州生活優裕的人群。費亞軍說：「對於這幾年房價漲得快，蘇州房價幾年前只有1500元/平方米左右，最近普遍漲到4500元/平方米以上，高的6000-7000元/平方米，有幾套房子的人，他們可以通過租房賺錢。還有就是台灣人，他們一般居於公司高層，有著豐厚的薪水，生活比較優越。外地人和蘇州的普通打工者則生活比較辛苦。」

　　不同視角看公務員

　　在經濟迅猛發展過程中，公務員是受益很大的一個群體。據統計，蘇州平均每位公職人員的年薪為6萬-8萬元，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與GDP增長的同步；而同期一般企業員工的年收入則為1.5萬-1.8萬元左右，充其量只相當於一般公職人員的年終獎，兩者的差距達到了4-5倍。

　　涉及到具體收入，很多人都不便透露。蘇州某機關工作的林先生這樣跟我們說，「具體掙多少錢我不說，但公務員的福利比較好是公認的。就拿去年執行的公務員強制帶薪休假來說，我的工齡是8年，所以每年可以休7天的假，休假時每天補貼150元。」目前，強制帶薪休假制度已被叫停。

　　我們從某網站論壇里，看到一位蘇州網友發的帖子。他去年大學畢業進一家外貿公司工作，每月工資是1300元，住房公積金200元，沒有獎金。他的父親是一位公務員，每月工資是5464元(包括交通補貼1000元和預發獎金1000元)，公積金1146元，季度獎金全年25000元，年終獎30000元，全年過節費5000元。

　　在蘇州，收入差距引發了當地人報考公務員的熱潮。人們對公務員考試的狂熱程度，較其他城市更甚。孫凱是蘇州大學大四的一名學生，目前正在為公務員考試做準備。他說，「你可能想象不出來，今年考公務員的人實在是太多了。考試報名現在都在網上進行，就在這個月初，有兩天由於報名的人太多計算機系統都癱瘓了。後來，幸虧又向後順延了兩天，到3月7日截止，要不連名都報不上了！」

　　對於報考公務員熱以及普通市民與公務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那些公務員們又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

　　「目前蘇州經濟的發展主要得益於外向型經濟的拉動，政府在這個環節上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經濟指標是最好的說明。同時政府機關近年在維護社會治安，加強綜合治理，建設和諧社會等問題上也加大了工作力度。從我個人來看，我的經濟收入是提高了很多，同時我的工作任務、工作強度也是加強的，甚至加強的比例高於收入提高。我有嚴格的考核指標，有硬性的經濟指標和學習要求。」鍾敏芬，女，今年53歲，是蘇州滄浪區的一名政府官員。

　　這幾年隨著公務員工資的幾次調整，工資提升較快。針對人們對蘇州公務員收入的非議，鍾女士不以為然。

　　周先生也持這樣的觀點，他也是一名公務員。周先生說，「那些公司老闆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公務員的工資能有多少！至多每年十幾萬元，能供孩子出國讀書罷了。」

　　鍾敏芬認為，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目前普通市民與公務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她說：「對於這種外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目標肯定也是為了共同富裕和區域經濟健康增長。現階段，我們可能看到公務員收入提升得比較明顯，那也是高薪養廉的初始階段。蘇州市各項政府措施一一落實，和諧社會穩步發展，蘇州投資環境不斷改進，那麼今後肯定會吸引更多更優的外資，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到時候可能我們會發現若干行業的收入也開始大幅度增長。」

　　在鍾敏芬身旁的同事胡女士接著說：「外資企業帶給一座城市活力，每個城市各個時期的發展重點必然有所側重。而且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必然有更深遠的意義。現在是招商引資的大好時機，相應的政策支持也是必然的，更有利於城市經濟發展。」

　　環境的代價

　　在環境保護方面，蘇州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所博士劉奇洪介紹說：目前，水面佔到總面積42.5%的蘇州，由於工業污水隨意排放，近600萬城鄉居民已面臨水質型缺水的難題。很多縣級市大多獲得了「國家衛生城市」或「國家園林城市」等稱號，但沿江化工、冶金、造紙工業園等依然在100多公里的長江沿線一字排開，這些工業園大多位於沿江城市取水口上游或附近；蘇州城區、崑山、吳江等地，雖然不把冶金、化工、造紙等產業作為重點產業，但重點發展的電子通訊製造業，對外排放的廢水中含有重金屬、放射性元素，對環境的污染更大。

　　鍾敏芬坦言，大量引進外資的結果，可能會造成資源的浪費，比如耕地大面積減少，以及環境的污染。前幾年，太湖水治理工程搞得聲勢浩大，現在不再提了。而這其中肯定是有一定關聯的。

　　蘇州許多企業的生產線對人體有很大損害。大學畢業1年，在蘇州土生土長的周厲說：「蘇州那些台資企業的老闆很狡猾，3年就換一撥工人，這樣，許多5年後會對身體有負面影響的，由於工作環境導致的病症在當時就暴露不出來。」

　　其實很多工人都知道這一點，但為了生存，也沒有其他什麼辦法。周厲本來也想去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的一家公司工作，但有人勸他別去，「『你看蘇州的新加坡工業園區，那麼大，綠化得那麼好，竟然看不到一隻鳥！』聽到這些話，我還敢去嗎？」

　　網上曾有兩篇讓人感到不寒而慄的文章：《沒有蚊子的蘇州工業園區》和《園區十年的罪惡》。雖然蘇州工業園區的真實情況不至於像文章說的那麼嚴重，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卻是不爭的事實。

　　有媒體曾對此做過調查。在去年9月份，蘇州市環保局在清查放射源專項執法檢查中，有3家單位因未申領輻射工作安全許可證，被遭到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和限期補辦許可證的行政處罰，並分別處以1萬元至4萬元不等的罰款。既然如此，人們也沒有理由不去擔心，在經濟利益的推動下，有些廠家會存在僥倖心理，逃避檢查，置電磁波輻射污染的危害於不顧。

　　在經濟全球化下，蘇州走外來型工業化道路，可以利用各種內外資源，實現區域經濟快速發展，但無論如何，始終都應有利於「富民」和「可持續發展」，不能失去「自我」，迷失方向。

　　消失的民族品牌

　　上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興起，蘇州一時名噪四方。當時蘇州也出現了一些行業內排名靠前的全國品牌，如香雪海冰箱、孔雀電視、春花吸塵器、長城電扇等，人稱蘇州「四大名旦」。

　　可如今，長城倒了，香雪海被三星吞了，孔雀被飛利浦並了，唯一繼續以自有品牌出現的，就剩一個春花了。但這麼多年來，春花基本上是停留在傳統的吸塵器行業，沒什麼大發展。此外，尚有虎丘牌照相機、登月牌手錶等精密產品，以及非常發達的絲綢織造業，但這些企業後來都相繼沒落。

　　走訪了幾戶蘇州家庭，記者發現他們日常使用的產品很少有蘇州本地的品牌。如冰箱，大多是海爾、科龍等；洗衣機，很多家庭用的是小天鵝、海爾等；至於照相機，使用蘇州本地生產的虎丘牌照相機的並不多，很多人用的是尼康、索尼等洋品牌，或是海鷗、鳳凰等國產品牌。

　　「我們家以前用的是香雪海冰箱，不過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現在早就換別的牌子了。」家住平江區的宋先生說。「香雪海已經倒閉了吧。」

　　老品牌已經消失，新的叫得響的品牌又比較少。這種現象的背後，不能不說一些蘇州人的品牌意識存在著問題。不少人都持這樣的觀點，「我們也知道品牌重要，但現在處於生存期，資源不足，等有了閑錢再做品牌也不遲。」

　　看似精明的蘇州人在品牌問題上卻犯起了糊塗。金字招牌的大量流失，好像並未引起蘇州一些企業的足夠重視。

　　據蘇州知識產權有關負責同志介紹，在蘇州400多個到期的品牌商標中有近70%的商標並未進行續展。而一件商標的註冊成功，至少需要12―18個月，加上前期的設計、籌備，所耗財力委實不小，若是遇到異議或駁回複審，還得需要幾年。而這400多個商標如今都成了「沒娘疼的孩子」。

　　說到引進外資對蘇州民族品牌的影響，一位專門研究蘇州經濟的專家稱，「那些洋品牌確實對蘇州本地的一些品牌造成了衝擊，總有些『招了女婿冷落了兒』的感覺，優惠政策造成新的不平等值得我們去反思。但話又說回來，本地企業的發展，品牌的壯大，說到底還是有賴於自身競爭實力的不斷提升。像香雪海這樣的家電品牌，假使當初沒有被三星『雪藏』起來，如今面對海爾等強大的國內競爭對手，結局也可能是市場份額銳減，甚而退出家電市場的舞台。」

　　江蘇民企「巨頭」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則認為，沒有外資的拉動，就沒有蘇州今天民營經濟的崛起和三產的興旺。他說：「如果不引進外資，不走上國際市場，沙鋼難有今天的好局面。引進外資使我們接觸到了全新的更高的層次，企業的技術裝備、管理思想、營銷市場等都有了極大的提升，普通員工及管理人員的觀念由此發生了巨大變化。」

　　蘇州本地品牌的「貧困」，確實值得引起人們的關注。無論自身品牌保護意識的淡薄，還是洋品牌一定程度的衝擊，都是蘇州企業及政府必須去思索和應對的。但這種現象，又沒有必要過分誇大其嚴重性。

　　在2006年度央視廣告招標中，蘇州的兩大民營品牌隆力奇、德爾就分別以1.87億元和1.058億元奪得兩項行業「標王」。其中，隆力奇已是「三連冠」，連續三年引領中國本土日化品牌廣告投放的風騷；成立不到五年的德爾，則是第一次參加央視招標就搶回了「標王」。

　　肉爛到鍋里了嗎？

　　關於蘇州模式的質疑，時下比較流行的觀點是，這種「兩頭在外」的經濟發展模式，最終使蘇州淪為「世界工廠」。外資企業只是將生產過程的低端部分――主要是加工和組裝環節設在當地，這些低端環節耗費勞動力多，勞動強度大，並且附加值低。

　　瑞士與美國合資的羅技公司是一家滑鼠製造商，生產工廠設在蘇州。該公司每年向美國運送2000萬個貼著「中國製造」標籤的滑鼠。羅技滑鼠在美國的售價約為40美元。在這一價格中，羅技拿8美元，分銷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進入零部件供應商的腰包，中國從每隻滑鼠中僅能拿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資、電力、交通和其他經常開支全都包括在這3美元里。

　　這種現實跟蘇州人均收入與GDP增長不同步的情況聯繫在一起，也就無怪乎蘇州會「只長骨頭不長肉」了。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的看法是，「因為我們沒有核心技術、沒有自主品牌，有相當的利潤都進入了國際資本的腰包。在初期，我們只能走這條道路，就是利用資源和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但中國不能老是走這條路，如果始終這樣，再大的經濟規模也是一個空殼，外表看起來很大，但核心部分卻都是外國人的，不是自己的，這叫做『沒芯』。」

　　蘇州經濟高速增長，人均收入卻增長緩慢，在財富的再分配過程中，除公務員從中得益外，其他的又到哪裡去了？

　　其中很大一塊是外資企業的利潤。當然，這利潤當中股東回報與擴大再生產、再投資規模的資金又占不同的比例。另外，我們注意到國家對外資企業(包括台資企業)的利潤轉移亦有相關的規定。從理論上講，外資企業稅後利潤中的一部分應當留在蘇州本地，而非全部流出國外。

　　這些年，蘇州財稅收入的增長幅度也較快。蘇州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官員就曾說過，「蘇州每年上交國家的、四大銀行獲取的利潤、海關直接拿走的稅收幾項加起來達1000億，哪個城市有這麼多的『肉』？」

　　隨著財稅收入的增長，公務員收入較高也就不難理解。另外，我們也看到，蘇州的基礎設施投入在加大，近年來交通越來越便捷，在環保方面也是越來越好。

　　從今年開始，蘇州市政府投入1000萬元資金，開始對滄浪、平江和金閶三個區的老新村，4萬戶家庭的老式龍頭、馬桶進行免費改造，用三年時間把全市10萬戶的節水器具全部改造完畢。政府出資為居民更換節水器具，這在全國尚屬首例。從這樣一個小方面，也足以看得出蘇州在城市建設方面投資的力度。

　　如此說來，蘇州模式確實存在著「國富民弱」等種種問題；但從另一個側面看，很多肉還是爛在了鍋里，只不過盛在碗里有的多有的少罷了。

　　作者：《財經文摘》編輯部

廉價的中國製造賣到了全球;微薄的利潤,沒有保障的工人權利,被犧牲的國家資源和環境毀掉了中國.

發展的代價太大了。值得深思。

[QUOTE=愛國.]發展的代價太大了。值得深思。[/QUOTE]
得失根本就不能平衡，俗話說得好甘蔗沒有兩頭甜。作為後來者，我們憑藉什麼追趕別人？為什麼近年來很多國外媒體大談中國實力？我們需要得是理性看問題，不是心裡不平衡。今天得苦是為了改變我們和我們得子孫的未來不再苦。當我們大談我們處於產業鏈的底端的時候要考慮的是我們有什麼實力說我們應該處於高端，難道是我們能生產嗎？不是，如果沒有我們別人一樣能生產，自去年以來國內的學界浮躁地鼓吹改革的弊端，實在是鼠目寸光。回頭看看當年日本，西德走的路，我們就不會抱怨了，這個世界就沒有公平在，有的只是競爭，不是從我們從今天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