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

秦暉：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





中國改革已進行了２０年了，但中外改革成敗的比較研究嚴格地說還是在90年代蘇東劇變后才真正開始的。因為在那以前所有前計劃經濟國家的改革無論微觀上有何不同，宏觀上都屬於所謂的體制內改革。而９０年代前蘇聯東歐國家走上了另一條改革之路，這與我國就形成了比較。這些年來，無論政治、文化方面的比較怎麼樣，從經濟上講中國雖遇到不少問題，但總的來說一直處於增長期；而蘇東諸國則都出現了「Ｕ」型曲折，有些國家（如波蘭、捷克、斯洛維尼亞等）在短暫陣痛后即進入了持續增長，另一些國家（如俄羅斯）則危機延長而且回升乏力，但轉軌初期經濟下滑則是共同的。這就使國內外都盛行著中國成功而東歐失敗（至少是不如中國成功）的評論。但對成敗的原因分析則各有不同，就國內而言明顯地可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從蘇東劇變起到１９９２年鄧小平南巡。當時盛行「姓社姓資」之說，認為中國改革姓社，所以成功，而蘇東改革姓資，所以失敗了。這種說法迄今也未消失，但影響已急劇下降了。

鄧小平南巡后經濟改革又興，而「不爭論姓社姓資」已成主流聲音，於是認為中國、東歐改革不是方向之別而是速度和順序之別的觀點盛行。流行的說法是：中國改革是漸進的，摸著石頭就過了河，而東歐改革是激進的，一步沒邁過壕溝就摔慘了。還有人看到中國在許多方面（如辦特區及優惠外資）其實比東歐更「激進」，於是把漸進激進之別修改為存量增量之別，說中國搞的是增量改革，所以成功，而東歐一來就搞存量改革，所以失敗了。

及至去年十五大與今年「兩會」之後，我國改革也日趨「激進」，並且指向了國企等「存量」，於是上述諸說漸衰，而新的解釋模式又應時而生：

有人作「俄越改革比較」，認為休克療法其實不壞，越南行之頗見奇效，而俄羅斯行之則不靈，關鍵在於越南保持了鐵腕強權，所以物價說漲就漲，工人說攆走就攆走，國企說給誰就給誰，誰也不敢說個不字，於是改革便能順利到位。

俄國則不幸搞了所謂民主，失業一高，福利一降，就議會裡吵社會上鬧，政府下不了手，「休克」到不了位，故而陷入困境。顯然，這裡講的是越南，實際所指是很清楚的。

有人則倡交易成本之說，認為東歐搞的是「公共選擇」式改革而中國搞的是「雙方交易」，而公共選擇之成本大於雙方交易，這就是中國成功而東歐失敗之原因。還有種說法是：東歐搞的是「向後看」的改革，老要糾纏工人創造的積累怎麼算、「非法」的沒收怎麼賠等「過去的問題」。而中國搞的是「向前看」的改革，只要蛋糕能做大，怎麼切都可以，「過去的問題」不管它，而只求面向未來，所以成功了，云云。

這些說法在駁論方面有些道理。「漸進激進」或「存量增量」之說並不能揭示中國改革的真正得失。在許多領域（如對外資的優惠和在勞資關係中的資方優勢）中我國實際上遠比東歐更「激進」，而變公社為家庭農場這樣一場涉及我國８０％人口的變革，難道不正是典型的存量改革么？我國改革中成效最著的不正是這些領域的改革么？

但這些說法的立論是不能成立的。無論「揚越抑俄」、「揚『雙方交易』抑『公共決策』」還是揚「向前看」抑「向後看」，其實質都是一個：鐵腕寡頭強行處置公共資產而不顧社會公正，改革就能成功；若是講什麼公共決策、起點平等、民主量化、歷史欠賬──一句話，若強調改革的公正性，就會加大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使改革失敗。我以為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這種看法都是站不住腳的。

交易成本理論是當代經濟學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這一理論只適用於已確定的交易方之間的交易過程，而不能用於交易方的確定。說白了：這個理論首先是支持「交易」而反對「搶劫」（憑權勢強佔）的，它只能比較各種交易方式的成本，而不能比較交易與搶劫的成本。科斯的一個經典說法是：工人為什麼不自己到市場去出賣產品和勞務，而要受雇於企業？就因為企業這種組織形式能降低交易費用。科斯並沒有這樣提問題：如果把這些工人都抓起來進行奴隸制生產，根本不讓他們有討價還價的權利，「交易費用」會不會更省？這並不是荒唐的假設，因為Ｒ

改革進程已進入了又一個臨界點，是走向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還是陷入「不公平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平」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