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故事：上海和香港

另類雙城記：上海和香港

  
珍•莫里斯(Jan Morris)

  
  
香
港在南，上海在北，兩地相距將近一千英里。但在2007年春，我的兩地之行卻讓我有了完全相反的感覺——當然不是在地理位置上，而是在感覺上。這是一種哲學到另一種哲學的轉變，是一種氣質、想象力和半虛構的轉變。

其中有著明顯的歷史原因。自從香港脫離英國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時間剛剛過去10年，而上海擺脫殖民時代通商口岸的地位，成為中國第二大城市的時間已長達半個世紀。其中還有經濟、政治和歷史的原因：但我認為，基本而言，是本能的原因。這麼說可能完全不可理喻。

上海的享樂元素

  

「你喜歡香港嗎？」抵達上海后，我向我遇到的第一位上海市民問道。「我從未去過那裡，」她立刻回答道，「但我想很快去香港買化妝品。」

與香港不同，上海有一種享樂的元素。我想，它也有著一種不受北京決策者歡迎的元素。他們希望這個以前曾以受西方腐蝕而聞名的大城市，成為長期遭受屈辱的中國實力重新復甦的象徵。

沒錯。在黃浦江左岸，是一個被稱為外灘的地方，這裡曾經是殖民時代舊上海的中心和象徵，充斥著罪惡、犯罪和外國的剝削。一幢幢豪華的帝國主義建築沿著外灘聳立著，它們一個個傲慢地望向黃浦江以及川流不息的人流。其中半數由香港的帕默(Palmer)和特納(Turner)兩位先生設計：雄偉的銀行、豪華的酒店、擁有全球最長吧台的上海總會(Shanghai Club)、花園中的英國領事館，全部建築均為穹頂，帶有尖塔，設有走廊，而且就像侮辱性傳說中所說的，堅決拒絕狗和華人。

這些建築依然雄偉地矗立在那裡，但現在往江對岸看去，就在外灘的對面，也矗立著一系列雄偉的建築。它們比帕默和特納曾經建造的建築更高、姿態更為傲慢且意味更為明確。在過去幾年的時間內，上海金融區浦東從廢墟中拔地而起，給外灘曾代表的一切以有力的還擊。

在當今所有的新興城市中——包括迪拜、吉隆坡、柏林和新加坡以及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浦東無疑是最為難看的。它不僅不可愛，實際上相當醜陋。所有陳腐的建築元素都體現在了它一簇簇的摩天大樓——到處都是碩大的庭院式大堂、明亮的玻璃和鍍金裝飾，還有全球最高的酒店、最引人矚目的電視塔，所到之處看到的一切都瀰漫著缺乏個性的商業氣氛，同時還有全球最快的火車與上海全新的機場相連。

傲慢，但有活力

寫寫這個城市就會讓我吃驚，而這肯定就是它的用意。這是一個嶄新的中國。黃浦江中的運輸船隻已行走了百年，如今江上悠閑的觀景船則一小時又一小時的播放著視頻廣告。浦東向河對面的外灘嚷道：「去你的。」

香港則從不這樣。它沒有那麼傲慢，那麼無恥，那麼張揚。在香港的街道上，我覺得我身處的這個城市，依然遵循著道德和禮儀，這些讓它成為全球社會的一部分。甚至現在，在回歸中國10年後，它給人的第一感覺仍是一個屬於更廣泛世界的城市。

儘管上海的一切都提醒我，我不是站在中國這個大國的邊緣，而肯定是在它的內部。當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第一次來到上海時，我感到有些吃驚：現在我必須說，儘管城市中瀰漫著工業排放的煙霧，儘管數百萬輛汽車充斥其中，儘管它不可避免的帶有歷史的威脅，但我發現這個城市確實令人興奮。我喜歡難看的浦東，特別是在晚上，燦爛的燈光似乎沒有受到環境的影響，上海金茂君悅大酒店(Grand Hyatt) 88層頂層公寓的燈光向我訴說著難以想象的盈利談判。我喜歡上海的廣大、大膽和放肆。

奇怪得很，雖然浦東光彩奪目，但外灘似乎根本不比江對岸光彩照人的景象遜色，反而更有活力。它的建築師可能會引以為榮。當年入主這些建築的銀行並非今天的這些銀行，上海總會(Shanghai Club)的長廊酒吧(Long Bar)已經被人忘卻，英國領事館(British Consulate)也已遷到不太重要的地方，但在具有愛德華時代風格的建築中，到處都鄭重其事地穿插著令人羨慕的服裝店、時尚設計公司和高雅的珠寶店。上海的青年男女經常出入外灘5號的魅力酒吧(Glamour Bar)，而來到位於6層的某箇舊式金融所，喝杯卡布奇諾，遠離樓下的喧囂吵鬧，也是件令人高興的事——在你探尋那不勒斯式的碼頭途中，休息一下的感覺很不錯。

陸家嘴和外灘

浦東和外灘是上海精良打造的典型，但這座城市存在的細微差別各式各樣，這兩者可能就體現了這一點——上海也比香港更富於變化，因為它的歷史更複雜。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回到了毛澤東時代的上海。在一個高雅的嶄新咖啡館，我碰到了一場由3位年輕女士在下午茶時間表演的三重奏，我停下來聽了聽。她們演奏的是多情的愛爾蘭傳統音樂，彈奏手法嫻熟。但當我站在那兒的時候，才意識到她們的詮釋幾乎都是程式化的節奏，不再是溫柔的舒緩音調，也沒有情感上的震撼，就好像她們被毫無感情的內心節拍器控制著一樣。她們和吉普賽咖啡館的樂手們完全不同。隨後，我意識到，她們可能是在一個崇尚毛澤東思想的少兒班裡學的音樂。

有時候（尤其是在某個人們經常出入的日子、暮靄席捲這座城市的時候）浦東的摩天大樓讓我覺得很邋遢，就像上世紀60年代中國第一篇企圖感受現代主義的隨筆文章一樣；街道上永遠不變的擁堵讓人回想起毛澤東時代大家都騎自行車的日子。回顧過去，所有的色彩都消失了，街道上滿是坑坑窪窪，路人穿著單調，所有人的衣服都是黑色或褐色的，表明自己屬於共產主義工人，自斯大林主義後期開始，全世界任何地方的這種人都是如此。

在眾多嶄新的建築物中間，在遍布上海的無邊無際的高架公路旁，的確有一棟建築在某些地方表現出不足為信的意識形態。在北京和莫斯科方面對彼此的幻想破滅之前，蘇聯向中國提出建造一個斯大林主義紀念建築，冠以無產階級兄弟之情恆久不變的寓意，此類建築至今仍佇立在歐洲某些舊時的衛星首都。

就本質而言，這種類型的典型建築不會主導上海，但在各種頗具中式風格的建築中，仍有這樣一個建築矗立於此，還是讓我感到有些不舒服，何況眼前掠過的還是高速公路的壯觀圖景。我的同伴不能確切告訴我它到底是什麼——某種展覽大廳？——但我不禁想到這是為了保持權威。帕默(Palmer)和特納(Turner)曾經設計的渣打銀行（Chartered Bank，外灘18號，目前內部設有卡地亞(Cartier)、灘外樓中餐館和絢爛的Bar Rouge酒吧）在規模上已經超過了它。

事實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迅速消逝（即便在這個最後的人民天堂中它也在迅速消逝），在這座城市中，其遺留下來的影響力，不及那種遺留下來的狂熱、複雜、註定融於國際社會的氛圍。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氛圍頗為盛行，當時，外灘周圍的美歐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以及附近的法租界，定下了這種基調，並成為上海的聲譽所在。

讓人興奮的不安感覺

在上海，汽車鳴笛聲比香港吵鬧得多。晚上，計程車等在上海各家夜總會的外面，排成幾條長隊，像黑白電影中一樣，這些車應該由避難的白俄羅斯夥計駕駛。有一次，我對一位酒店服務員說，我瘋狂地愛上了我們身邊一個經典的中國英雄塑像，他只是淡淡地說：「我們董事長也喜歡他。」這個地方有一種天生的活力，有趣，有點兒臟，存在一種容忍的意識和一點兒興奮的感覺。

有人告訴我高層腐敗損害了上海市的吸引力，使得投資者仍對香港青睞有加。有時候在穿過這座城市的小巷時，我的確能感到一種從未在香港感受到的些許不安。黃昏時分，糾纏不休的乞丐會突然跳出門口，有時我相信穿著深色衣服的年輕人會通過手機彼此聯繫，指出我的行走路線，做好攻擊我的準備。

不過，什麼事也沒發生過。沒人傷害過我，事實上，在霓虹燈照不到的黑暗縫隙中，那種恐懼帶來的戰慄感覺反而讓我非常享受。對我而言，這就像穿越樸實的時間隧道回到過去，聽到不遠處人民廣場(People's Square)（上海的中心）傳來的街頭爭吵聲。那是一種「地中海式」的爭吵，觀望人群團團圍住，通常爭吵都沒有結果，但時而發作，時而平靜，時而暴怒，時而平淡，偶爾拳腳相向，但最終以粗魯的某種姿勢結束，使得所有看熱鬧的人都失望不已，對我而言更是如此。我喜歡帶有粗糙感的城市，儘管新上海光彩奪目，儘管咖啡館里有那些呆板的少女，但在這裡有許多粗糙的感覺。

我要離開上海去香港，他們那裡正在選舉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香港是民主模式的一個完美複製品，不過（民主）完全軟弱無力；電視辯論、徒步宣傳、報紙採訪等等。所有這些都不能對事先決定的結果造成什麼影響，但這確定了盡職盡責的城市形象。

我去上海機場時，坐的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德國造磁懸浮列車，它以每小時450公里的速度用磁懸浮把我運出上海。有人告訴我，坐這種車的人不太多，因為太貴了，它讓上海耗資上百億人民幣，高出估算，不過這證實了我對這座城市過度花費的感覺。當我們到達機場時，幾乎和我坐同一列車的所有人都轉乘火車回城。他們只是為了「感受」才來的——香港理智的市民可能會認為這是種不成熟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