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

從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
作者不詳

　　從上一世紀90年代初唐浩明的小說《曾國藩》(1990-1992出版)風靡海峽兩岸開始，重寫晚清歷史和人物在史學界和文藝界蔚然成風，最近中央電視台播放《走向共和》受到熱烈歡迎，又令這一熱潮升溫。筆者在1992年出版的《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增訂新版易名為：《帝國斜陽――晚清大變局》)也因對晚清歷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提出一系列嶄新的看法，至今仍受到許多讀者關注，有的讀者說：「翻了許多大案，令人震撼」。怎樣看待這一學術和文化現象？


　　所謂「翻案」的實質歷史小說和影視作品完全可以虛構，把《三國演義》看成《三國史》那不過是笑話。可是，這次《走向共和》深受觀眾歡迎，卻明顯帶有重新發現歷史的意味。這與20世紀中國政治對歷史研究的干擾息息相關。

　　任何學術結論都是相對的。學術研究包括歷史研究在內，本來就應如胡適所說「在不疑處有疑」，不斷推陳出新，拋棄不符合實際的結論，不存在什麼翻不翻案的問題。可是，自從上一世紀20年代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利用政權力量取消了學術和思想自由，就出現了許多不正常的現象：

　　1.神化領袖人物，並以擁護還是反對他們作為是非標準，竄改歷史。

　　例如，認真研究過有關史料的人都知道，1922年的所謂陳炯明叛變，其實是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與孫中山推行武力統一的兩條政治路線之間的鬥爭。誰是誰非可以從容討論(當時包括胡適在內的許多學者和公眾輿論都認為正確的是陳炯明)。但為了神化孫中山，國民黨卻認為陳炯明是「叛變」乃至「叛國」，組織御用文人編出一部《陳炯明叛國史》，並且不準人們說半個不字，1922年以前陳炯明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也一筆抹煞，歷史就變為一筆糊塗賬了。而隨著多年來官方審定的教科書的灌輸，人們習非成是，聽到真實情況評述，反而覺得是奇談怪論。

　　2.由於沒有言論自由，許多知識分子被迫借古諷今，按照政治鬥爭的需要去塑造歷史。

　　如吳晗筆下的朱元璋，抗日戰爭時期好些人罵袁世凱、曾國藩，揭露明代的特務統治，其實都有影射蔣介石的企圖，有的就不免有過頭之處。又如，為了抗議國民黨獨裁統治對文化的摧殘，人們熱衷於寫乾隆爺統治年代的文字獄；在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里，對皇帝更是貶損唯恐不及；於是，18世紀中國和乾隆皇帝的全貌自然就模糊了。當《戲說乾隆》之類的影視推出后，新鮮感便油然而生。

　　3.以歷史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大清帝國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階段，但在孫中山口中，卻是「外國人」滅亡和佔領中國的歷史。孫中山說：「中國之見滅於滿清二百六十餘年而莫能恢復者，初非滿人能滅之、能有之也，因有漢奸以作虎倀，殘同胞而媚異種。始有吳三桂、洪承疇以作俑，繼有曾國藩、左宗棠以為厲。今又有所謂倡維新、談立憲之漢奸以推波助瀾……。」為了動員人們為推翻清帝國出力，曾國藩、左宗棠、康有為、梁啟超統統被戴上漢奸帽子！

　　陳伯達的《中國四大家族》曾風行一時，蔣、宋、孔、陳是四大財閥幾成定論。這對動員全國人民奮起反抗國民黨的專制、腐朽的統治起過很大作用。可是，離開大陸后，陳立夫在美國靠養雞活命，太不像財閥了。

　　4.把歷史唯物主義簡單化，神化勞動人民及其造反行動，貶低統治階級的歷史人物。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在「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思想指導下，中國自命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史家，往往有意無意貶低地主、資產階級政治家和企業家、知識分子等等的貢獻，樂於抬高勞動人民的作用。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理解，又是對歷史真相的掩蓋。

　　5.為動員民眾反對帝國主義，全盤抹煞外國人對近代中國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貢獻。

　　19世紀中國內地最早的現代報刊是1835年在廣州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影響最大的報刊是《萬國公報》，都是外國傳教士創辦的。當時的新式教育和對西學的介紹，也無一不依靠外國人。時至今日，研究中國教會大學的史家們，無不肯定它們的成就。可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不少論著仍把為這些事業貢獻了一生的外國人，一概視為帝國主義分子；把他們辦的文化教育事業一律稱之為文化侵略！

　　這是給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危害極大的專制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和左毒的體現。所謂翻案，實質是肅清錯誤思潮在歷史領域中的流毒。多數中國人離開學校后，很少重讀歷史。認真研究史料，從愚弄人們的歷史謊言或史家們因主客觀條件限制弄歪了的歷史圖景中解脫出來，實事求是，力求將真實情況介紹給讀者，這樣的翻案有利無弊。藉助小說、影視，普及學術研究的新成果，十分有益。這件事遲早都要做，今天的熱潮毋寧說來得遲了一點。

　　讓我們從幾個公案看看葫蘆僧如何亂斷葫蘆案，就會對「翻案」的是非得失有進一步的了解。

　　太平天國公案的由來

　　天平天國研究歷來有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兩派。這是正常的不同學術觀點之爭。但政治的介入，使問題複雜化了。

　　開其端的是孫中山。在他看來，「太平天國一朝為吾國民族大革命之輝煌史」，因而命追隨者編就《太平天國戰史》，並贊之為「今日吾黨宣傳排滿好資料」。換句話說，讚揚太平天國就是讚揚革命，就是為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依據。中國共產黨崛起后，不少史家沿著孫中山的思路踵事增華，並摘引馬克思的話以證明太平天國確是一場革命。以後進一步推到極端，一部近代中國史被說成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為綱」的歷史。直至今日，我們的中學和大學的標準教科書，還是跳不出這個窠臼。

　　可是，不但義和團怎麼說都與革命不搭界，太平天國是否稱得上革命，也大有疑問。

　　從理論上看，洪秀全的綱領《天朝田畝制度》規定經濟上實行徹底的絕對平均主義和公有制，「物物歸上主」，實行一切財物歸公的「聖庫」制度；政治上則規定從最基層到中央，層層實行絕對的專制統治，政教合一，軍政合一，行政和司法合一，百姓的勞動、教育、日常的一舉一動全都在基層官員嚴密監控之下進行。總之，是一個極權統治的軍事化社會。洪秀全更申明，「只有臣錯沒有君錯，只有子錯沒有父錯，只有妻錯沒有夫錯」，「妻道在三從」，婦女「硬頸不聽教」、「起眼看丈夫」、「眼左望右望」、「面情不歡喜」、「有喙不應聲」都「該打」！明白無誤是堅持三綱。從社會發展的眼光看，那裡有什麼革命氣息？

　　從實踐看，更為荒唐。佔領南京后，軍政官員驕奢淫逸、貪污腐化，無所不為；殺戮臣下，互相殘殺，血流成河；愚弄百姓，掠奪財物，劣跡斑斑；摧殘文化，燒書刪書，激起公憤。一般士兵夫妻不能團聚，軍政官員則按級別分配女人，無不妻妾成群。這樣的造反集團，那有不覆滅之理？說他們比清帝國的統治集團更為進步，甚至不惜為他們加上一襲革命外衣，真是匪夷所思！

　　有人以洪仁岢齙摹蹲收縷紛魑撬枷胂冉酥糧錈母蕁！蹲收縷啡肥凳欠淺Ｗ吭降南冉枷胛南住：樾閎聰?1條批語，除四條有所保留外，其餘都寫上：「是」或「此策是也」。洪仁?859年到達天京，20天後就受命掌理朝政。要是真正按他的思想辦事，太平天國的歷史確實可能改寫。可是，洪秀全連當時可以立即施行的如改進統治集團內部關係的一些建議都不予理睬。從1859年4月到達天京到1864年6月太平天國覆沒，洪仁鈐諂渲形迥輳洗蟮氖奔渲揮幸荒臧耄?861年2月後的權力便一再削弱，眼見大廈將傾而無能為力。以他的思想作為判斷太平天國性質的根據過於勉強了。

　　有的史家還以馬克思的讚揚作為肯定太平天國的根據。對現代學術來說，某一先哲的語錄本來不是判斷學術是非的根據，何況馬克思學派對太平天國的否定，最早和最徹底的就是來自馬克思本人。這場戰爭的初期，馬克思確實曾滿腔熱情地讚頌太平天國。他說：「可以大膽預言，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的即將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1853年)可是，隨著時間推移和對情況有更多了解，這位大思想家極其悲憤地作出新的論斷：「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老統治者們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中國記事》1862年)也就是說，在馬老大爺看來，清廷與太平天國不過是腐朽與醜惡的對立，兩者並無本質的區別；他原認為是「革命」的太平天國之戰，不過是屢見不鮮的改朝換代的新嘗試；這種局面是當時中國社會生活停滯，未有新的社會生產力和新的社會力量的必然產物。

　　延安時期的兩個曾國藩

　　再看看曾國藩的有關情況。評述曾國藩研究不能不談及一篇著名文章，即范文瀾寫的《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此文作於1943年，研究者通常認為它是借古諷今之作，是影射當時對內獨裁專制對外與侵略者勾勾搭搭的蔣介石。可是，由於過分急功近利，這篇文章的一些結論在學術上是經不起嚴格推敲的。

　　例如，范老拾孫中山的牙慧，以替清廷服務而斷定曾是「出賣民族的漢奸」，是「百年來一切出賣民族的漢奸與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的開山祖」。他說：「那拉氏、肅順二人是當時滿洲皇族裡最有『政治頭腦』的，他們知道(為)了挽救滿清的統治不能依靠滿人而要依靠漢奸。」這個基本前提如果可以確立，包括左宗棠、張之洞、陳寶箴、黃遵憲等等在內的漢族大臣都成了漢奸，晚清史變成一部漢奸賣國史!

　　曾國藩是不是特別殘忍的劊子手呢？從1851-1865年間，經過太平天國和清軍之間殘酷的內戰，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中國人口減少了一億一千多萬人，佔總人口26%。從現有史料看，只能說雙方的責任在伯仲之間，把這說成是曾國藩特別殘忍的結果，未免膚淺和偏激！

　　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就在范文瀾大罵曾國藩的同一年，毛澤東卻在延安「向一些幹部提議閱讀《曾文正公家書》。」與此同時，八路軍《軍政雜誌》全文出版了《增補曾胡治兵語錄白話句解》，供軍政幹部學習，並且於1945年重版發行。毛當時是中央軍委主席，沒有他的首肯，此事是辦不成的。

　　但歷史挺會捉弄人，延安的這類讓不同觀點並存的現象被人們淡忘，致使80年代至今還曾氏本來面目的努力，居然被不少人認為是新鮮的「翻案「文章。

　　李鴻章的「漢奸」、「賣國賊」帽子

　　在中國大陸，李鴻章幾乎成了「漢奸」、「賣國賊」的代名詞，是個全盤否定歷史人物。李鴻章的一生豐富、複雜，限於篇幅，全面評述留待異日，此處先介紹晚清一些著名人物的評論。

　　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是李鴻章的政敵。他們在1895年成立強學會，堅決拒絕李鴻章參加，不屑與之為伍!1901年，李鴻章還來不及在辛丑和約上簽名，便在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啟超立即寫了一本書，叫《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一名李鴻章)》評論了這個期間的大事和李鴻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尋味的話：「若夫吾人積憤於國恥，痛恨於和議，而以怨毒集於李之一身，其事固非無因，然苟易地以思，當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論者處李鴻章之地位，則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優勝於李乎!以此為罪，毋亦旁觀笑罵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把「漢奸」、「賣國賊」的帽子往他頭上戴並不合適。

　　任公不愧為史學大師，這些話至今仍值得人們深思。以《辛丑和約》來說，實際是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后的一紙投降議定書。這怪誰呢?李鴻章是奉命收拾殘局，所有條款都經朝廷同意，他沒有背著最高統治當局出賣過任何國家權益。如果要追究責任的話，應該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縱和支持義和團的愚蠢官員們的誤國大罪。列強的侵略和欺凌是應該反抗的，但國際法傳入六十年後，不管有什麼理由，用義和團那樣的方式去對待外國人和外來事物是完全錯誤的。對下層民眾說來，這是愚昧的愛國情緒惡性大發作。只要清政府善於引導和制止，本來可以避免發展成為一場彌天大禍。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們卻要煽動與依賴這些無知之民同列強「一決雌雄」、「張國之威」!(《宣戰詔書》,光緒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李鴻章當時是兩廣總督，禍亂的興起與蔓延都在華北，他對朝廷的荒唐舉措是堅決反對的，有什麼理由要苛責李氏呢?

　　要全面評價李鴻章，不妨再聽聽張之洞的意見。張、李政見常相齟齬。譚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對李鴻章的評語:當時朝廷內外對西方軍事、內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鴻章)。國家不用之而誰用乎?」(《譚嗣同全集》第158頁，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他們既是同時代人，又是頗有見識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門生故舊，這些親身觀察所得頗值得後人重視。

　　翻開一部晚清史，輕重工業創辦，礦山開採，鐵路建設，電報、航運的發展，留學生的派遣，各類學校的創辦，海軍創建，陸軍編練，外交大事，幾乎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他還提出「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方針和許多改革、開放的主張，未被採納而延誤了時機。是非得失如何？失誤中哪些是環境限制，哪些是自身責任？需要認真梳理。梁啟超說：「今日舉朝二品以上之大員，五十歲以上之達官，無一人能及彼者。」(梁啟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一針見血，應該三思！

　　袁世凱的臉譜

　　在中國人心目中，袁世凱可能是同汪精衛差不了多少的角色。專制統治、復辟帝制、訂立二十一條出賣主權，這些理應譴責。可是，他還有另外一面。

　　從1895年開始的變法維新運動中，他是強學會的支持者，嚴復的朋友；除了小站練兵成績突出外，所上奏章，談論國事也頗有見地。戊戌政變，另有因由，他負不了主要責任。進入20世紀，身為北洋大臣和直隸總督，推行新政成績最為顯著。

　　大清王朝最後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廢除科舉，實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當機立斷，在1905年開始永遠廢除科舉的就是他和張之洞。而興辦學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轄的直隸(今河北省)。

　　在政治體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會管理體系方面，直隸也走在全國前列。全國首次地方選舉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選舉。義和團事件后，規定中國不準在天津地區駐軍；精明的袁世凱的建樹之一，是訓練3000警察進駐這個地區，維護了主權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會治安，應該說是一個進步。在建立和推廣這個制度上，袁世凱功不可沒。同時，他對清末的立憲是支持的。

　　在經濟領域，發展工商企業也用力很勤，成績顯著；有的至今仍在繼續發揮作用。中國人今天仍熱情傳誦詹天佑修京張鐵路的功績，但往往不了解這條鐵路的決策、資金籌措，包括決定用中國人和中國資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凱的功勞。

　　進入民國，袁世凱是被政治錯誤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領域，最少有幾條也是應該肯定的：

　　首先，執政的第一年，就制訂了《國會組織法》，接著又依法進行選舉，並在1913年初召開了國會。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試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現代國家機關。其中規定文官高等考試，以國法學、刑法、民法、國際公法、行政法、經濟學和財政學七種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學、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通商約章等五種為附科，應試者自擇其一。這些科目設計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語、電腦兩門，用來考選今日中國的高級文官，必將對建立真正的法治國家大有裨益。

　　再次，他推行軍民分治，規定督軍不得兼任省長，也是完全正確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日益專制，一心想做皇帝，總不能說還有什麼建樹吧！但恰恰在這個時候，經濟領域卻頗有作為。簡單說來是：

　　1.起用周學熙、張謇等內行人主管財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憂解難的事。例如，為鼓勵製造業和加工業各民營公司，由政府出資建立保息制度。投資第一年開始，即可獲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攤還。開辦廠礦的手續簡化；有的稅收也降低了。例如，採礦稅就從原來25%降至10―15‰，從而促進了礦山開採。到處設卡，徵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於經濟發展。袁世凱政府沒有徹底廢除，但對頗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會，充分聽取工商業家意見，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規，完善了市場機制。粗略統計，袁世凱政府制定有關經濟法令八十多件，推進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業。

　　3.糾正清政府混淆壟斷與專利的錯誤，取消創辦企業動輒給予專營權若干年的規定，專利只給予真正的發明創新，從而促進了自由競爭。

　　4.整理和健全財政稅收制度，民國三四年間(1914、1915)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約計每年可餘二千萬」。

　　5.整頓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亂髮的紙幣(如廣東)，統一鑄造銀幣(袁大頭)，奠立了統一幣制的基礎。

　　總的看來，袁世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過去有個流傳很廣的說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強無暇東顧，推動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歐戰確實為中國人騰出較大的發展空間，但決定性的是本國的制度建設。統計數字錶明，歐戰前中國民族工商業已以較高速度發展，大戰爆發只是加快了發展速度。清末新政和袁世凱政府在經濟制度方面的建樹，應該得到公允的評價。

　　創巨痛深的歷史教訓

　　中國人重視以史為鑒。近代中國是今日中國的昨天，「殷鑒不遠」，晚清、民國時期許多經驗教訓正確加以總結，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經濟建設有些地方其實是重蹈洋務運動的覆轍，代價非常沉重。不能責怪學者沒有及時提出警告，關鍵在有沒有著力維護一個讓學者們敢於講真話的寬鬆、自由的環境。歷史人物在我們的讀物中被塗抹得面目全非，不過是學術文化環境不正常的體現。

　　時至今日還要用政治和階級標籤去干涉自然科學和技術研究的蠢人，大約已經極為罕見；但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研究受干擾的情況卻並不鮮見。可是，半個多世紀讓我們付出代價最巨的恰恰是后一領域的失誤。讓人們頭腦清醒的最好辦法是掐指算一算，有那次學術批判是搞對了的？

　　在1958年席捲全國的「拔白旗，插紅旗」的學術大批判后，創造社巨子、時任中山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的馮乃超說了一句話：「這是以無知批有知」！著名經濟史學家、先師梁方仲教授則說：「亂拳打不倒老師傅」！他們一語道破困擾中國學術文化幾十年的噩夢的實質，這兩句警世箴言應該永遠記取。

　　學術文化研究承擔著國家學術文化傳承和更新的重任。學術文化的是非只能在自由討論中讓時間和讀者自行作出判斷，任何行政干預都只能帶來負面效果。應像延安當年對待曾國藩那樣，既有人斥之為漢奸，也有人力倡拜讀其家書、治兵語錄。

　　不是說要建設文化大省嗎？離開正常的學術文化環境建設，只能培植一批謹小慎微的庸才，還會產生一些不學有術的鼠輩。那些叱吒風雲、衝破陳腐的大師可能剛一露頭就被打得遍體鱗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