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里的現象與現實

金瓶梅里的現象與現實
作者：潘金蓮   


    也就在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或米開朗基羅時代，我們中華民族古老軀體內部也在孕育著劃時代的變化，長篇小說《金瓶梅》正是這一時代的產物。它不同於李卓吾的標榜「童心」和湯顯祖的張揚「情」，它以標榜箴誡「酒、色、財、氣」的形式露骨地宣揚市井眾生對於「酒、色、財、氣」的嚮往、艷羨和追求。無論是從思想還是從藝術上看，在中國小說史上，《金瓶梅》所標誌的轉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以市井人物為主人公，以他們的群體為表現對象，淋漓盡致地描寫他們的生活，渲染他們的情趣，這在中國小說史上還是第一部。在山東省東平府清河縣，在以西門慶為中心的那一社會環境中，新的人物群體、新的社會關係、新的追求、新的觀念、新的道德準則在潛滋暗長，在迅速崛起，傳統的生活模式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面，這些現象在長篇小說中還是第一次出現。這一現象我把它稱之為「金瓶梅現象」。這裡，擬以書中幾個人物為標誌，試加以陳述。

    西門慶現象

    西門慶有句「名言」：咱聞那西天佛祖，也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

    西門慶的這段「名言」，自經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引用之後，早已經膾炙人口，但對其意義的認識，往往局限於「無恥」、「黑暗」、「腐敗」之類。其實這不夠全面，它是一個市井之徒的豪言壯語，是特定的社會小環境中一代「天之驕子」的心聲，它反映了封建社會後期都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錢勢力的擴張，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這一官商結合的暴發戶那睥睨一切、不可一世的氣概。

    西門慶亦官亦商，但他首先是商，是山東屈指可數的大富商。他以商起家，成為千戶之後仍然以商作為主要經濟來源。他的顯赫的社會地位，不是來自他的「權勢」，主要來自他的「財勢」。
    西門慶是他那個時代的「大款」。作為一個社會人，他是金錢的化身；而金錢，又是他的本質力量的外化。他的力量，是金錢的力量；而金錢，正是他的力量之所在。

    西門慶的一個「哥們」在麗春院講過一個有趣的故事。一妓女院請泥水匠打地平，因招待不周，泥水匠故意將陰溝堵死。遇到雨天，滿院是水。主家花了錢酒解決之後問及這水是「那裡的病」？泥水匠回答說：「這病與你老人家的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是啊，在金瓶世界的湧起的商品大潮中，世間的一切都是「有錢便流，無錢不流。」

    西門慶不過是個市井浪蕩兒，既無高貴的閥閱，更無可以稱道的學問和令德，他無非是有幾個臭錢，給當朝太師送點像樣的生辰禮物，一下子就成了五品的掌刑千戶，輕而易舉地躋進了上流社會，周旋於撫按科道、府尊縣令之間，轉眼之間，一個市井惡少變成了山東一省炙手可熱的人物。他以自己的發跡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西門慶模式」，在他大紅大紫地暴亡之後，張二官也以同一模式成為他的繼任。在這一模式面前什麼「學而優則仕」啦，「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啦，「立德、立功、立言」啦，傳統的價值觀念都失去了光彩。西門大官人以自己的發跡變泰向人們宣布：「有了錢，便有了一切；有錢，才能夠有一切。」金錢，散發著銅臭，俗而又俗，向來為清高的士大們所諱言的「阿堵物」，在到處肆虐，無孔不入地褻瀆著傳統的尊嚴。在「金瓶世界」里，官爵、倫理、親情、體面、良心、官司的輸贏、女人的貞操，無不可以買賣。錢與性，《金瓶梅》的兩大主題，西門慶雖然是二者「得兼」，但他總把「錢」放在第一位，以之為根本。他物色小老婆，固然講究色相，但更看重金錢。而「少女嫩婦」的孟玉樓，也放著舉人老爺的正頭娘子不做，寧願給西門慶「做小」，以「老大嫁作商人婦」為幸事。――暴發戶領導著時代的新潮流，時代精神變了。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西門慶以自己的成功宣布了這一傳統觀念的破產。利與義，金錢與良心，西門慶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西門慶經營生葯、絲綢、絨線買賣，並開著解當鋪，固然是經營有方，書中也寫到了他在這方面決策的眼力，可這些並不是他能夠成為大亨的主要原因；西門慶在經濟方面的成功，原因在經濟之外，即在於超經濟的原因。――他長於原始積累。

    他深得官商結合之三昧，他不光長於以權謀私，而且在運用上具有戰略頭腦。他懂經營學，更懂關學，總是正確地把關係學擺在經營學之上。應酬往還，觥籌交錯，不光是消費和滿足，更是「感情投資」。沒有他苦心經營辛苦編織起來的從朝廷到州縣的關係網，他是無從在商海里縱橫弄潮，如魚得水的。比如，太師生辰和太尉臨幸，他雖然花費成千上萬，但那實際上就是他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也是收益最大的一次投資。

    當然，貪贓賣法、巧取豪奪以積聚財富和資本，對於他來說更是駕輕就熟和家常便飯。
    他賄買御史，早支鹽引，以保證競爭優勢；優惠簽訂承包合同，壟斷古董貿易，都可獲得超額利潤。
    他向鈔關行賄，偷漏國稅，從國家手裡分割向全民剝奪來的剩餘勞動。
    在信用和流通方面，權力也是他經營運轉的保障。即使是皇親之類拖欠，他也能把其家人抓到提刑所，一枷三敲，不怕其不給錢。
    西門慶又是流氓惡霸，他還長於運用黑社會的手段進行原始積累。謀財害命，使花子虛的巨額財產流入了他的金庫；利用地痞流氓，搗毀蔣竹山的藥店，固然也是為了爭奪李瓶兒，但更顯出了他那葯霸的風采。

    長期以來，人們多以中世紀的眼光來審視這位官僚、商人兼流氓的醜惡人物；不能否認，西門慶身上的確有許多屬於未來的東西。

    武松現象

    從春秋戰國的刺客遊俠，到「三國」、「水滸」中的英雄群象，荊軻、豫讓、高漸離、關羽、張飛、諸葛亮、武松、李逵、魯智深……，蔑視強暴、疾惡如仇、扶危濟困、士死知己、言信行果、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悲劇精神和崇高美，一直是文學創作的主旋律。《水滸》中的武松，正可以作為這種崇高與悲劇精神的代表。他的幾乎無人可及的神力，他的超凡的人格和自信，他的敢做敢為和光明磊落……都與「三國」中的關羽頗為相像，武松可以說是「水滸」中的關羽，一位典範性的傳奇式的英雄人物。可是關羽成了「武聖」和「伏魔大帝」，而進入金瓶世界的武松，卻從神壇上走了下來。這位景陽崗上的打虎英雄，一落到人間就成了芸芸眾生。西門慶才是真正的「虎」，是「英雄好漢」，是強者；在西門慶面前，武松變成了「羊」，是凡夫俗子，是弱者。雖然，在西門慶死後，他也終於遇赦回來向潘金蓮報了仇。然而，他採取的方式是多麼卑微可笑，不足為訓啊。他以一百兩銀子從王婆手裡將被西門家賣出來的潘金蓮買了回家，表示要娶她為妻，然後將她殺掉，卷財逃走。《水滸》中殺嫂祭兄、仗義自首的慷慨悲歌的場面不見了，光明磊落、義薄雲天的英雄，變了卑微屑小的凡夫俗子。《水滸》中頗為仗義的小人物何九叔，到了金瓶世界也變成了甘心為虎作倀的真正小人。

    小市民的頭腦，只迷信金錢萬能。金錢，是現實的，看得見，摸得著，金閃閃，響噹噹，有了它，可以換取人間的一切幸福。淹沒在利己主義冰水中的人們，他們不相信英雄，不崇拜英雄，鄙薄英雄；他們只講利，不講義；只講現實，不講理想。――要講理想，發財，發大財，發發發，就是他們的理想。
    武松的非英雄化，標誌著理想主義的失落。

    蔡狀元現象

    在俗氣、臭氣熏天的金瓶世界的上空，竟也劃過一顆文星，它拖著一條怪異的光線，三次墜落在西門慶府邸之內。――蔡狀元的出現及其表演，他的可鄙與可憎，可笑復可嘆，讀後給人留下了深深的嘆息。

    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時代，「學而優則仕」不光被視為「耀祖光宗」、「顯親揚名」的傳統的神聖事業，而且從科舉入仕還被視為各種入仕途徑中的最光輝的正途。無論從雅的角度還是從俗的角度，「金榜題名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向來都被看成人生價值實現的最為輝煌的時刻。

    而西門慶者，清河縣一鄙俗齷齪之市井浪蕩兒也，毫無清操令德可言，向為士大夫所不齒者。二者相比，多大的反差啊！

    然而在金瓶世界中我們看到的情形卻恰恰相反。這裡是狀元公紆尊降貴，找門路與市井兒拉關係，套近乎，打秋風，供其驅使。蔡蘊其人當然格調不高，然而論者對他的道德批評亦多失之偏頗。比起翟謙和宋喬年們來，以權謀私此公不過是初出茅廬。一百兩白銀的饋贈已經使堂堂狀元郎在市井兒面前恭謙乃爾，一再表示「不敢忘德」――他「太嫩了」。待他第二次以巡鹽御史的身份造訪西門府，西門慶向他提出早支鹽引的要求時，他竟恭謙地表示：「休說賢公華紮下臨，只盛價有片紙到，學生無不奉行。」而在西門慶後園的翡翠軒作那為人熟知的「東山之游」的次日，當妓女董嬌兒拿出御史大人賞賜的用大紅紙包著的一兩銀子給西門慶瞧時，西門慶理解且大度地說：「文職的營生，他那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這真是：狀元學士斯文掃地，市井無賴趾高氣昂――歷史顛倒過來了！

    其實何止一狀元，在金瓶世界中，從朝廷顯貴到地方權要，他們不都是因為錢，才按照西門慶的意志行事的嗎？

    金瓶世界中出現了商人做官、官商結合乃至官貧商富的現象。如果不貪污受賄，又不能經商致富，那麼官僚士大夫們除了「安貧樂道」以形而上的滿足來彌補形而下的匱乏之外，那就無從與暴發戶相抗衡了。清河一地，如西門慶一般的千戶多的是，而吳月娘的嫡親哥哥吳千戶，在上任之際還要鄭重其事地向西門慶告貸30兩銀子以供開銷，可見其餘。山東合省官員招待六黃太尉一席花費千金，而他們合配的分資，不過106兩。固然，他們是要存心打西門慶的秋風，不過，我們也要看到，如果不是藉助於這類「贊助」，以他們的薪俸，是不能應付這類開銷於萬一的。站在一月薪水不值一席酒的天平上，做清官的也就很難在腰纏萬貫的暴發戶面前直起腰桿了。開始，是他們居高臨下地扶植起了暴發戶；後來，則身不由己地拜倒在暴發戶腳下。

    溫必古現象

    狀元、士大夫們向暴發戶俯就，傳統文化貶值了。西門慶對狀元公的大方施捨，不是對科舉事業搞什麼「贊助」，他是向官場搞「感情投資」：此公所熱中的是關係學，而不是文化學。市民階級的整體作為新興的社會力量出現在歷史舞台之上時，曾經產生過但丁、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