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的新僑鄉

台商的新僑鄉      
撰文 顧爾德     
2006/02/10, 周五  

台灣《新新聞》周報授權刊載：阿扁總統在中國台商春節聯誼會上，要台商向中國的晉商、徽商學習。山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可不是只開店鋪賣煤炭和墨條的，他們是中國明清時代最重要的行商、近代商業資本的代表。


五、六百年前的中國商人和二十一世紀台商有何相干？阿扁是想強調兩件事：一是這兩派商人注重團結與紀律；二是這些行商在外地經商成功后，從未忘本，將財富投入家鄉建設。前面一句暗示的是政府「有效管理」的必要性；后一句話是要台商資金迴流台灣。


晉商徽商與台商的確有些相似之處，但不全如阿扁總統所言。


中國古代就把商人分成「行商」與「坐賈」。後者是開店做批發零售；前者做長途貿易。行商資本規模雄厚、投資風險高，獲利往往非坐賈能比擬。從唐代開始，行商開始出現「商幫」這種同業組織，到了明代，以同鄉關係為基礎的商幫出現，其中最有名、歷史也最久的就是從安徽新安商人發展出來的徽商，而較晚起步的山西晉商後來居上，而更晚的寧波商人，則在清末隨著沿海通商而坐大，到了民國時代成了鼎鼎有名的浙江財團，到如今，寧波商人還活躍在全中國以及全世界。


行商可不是只賣當地土產，他們買賣東西南北貨，形成全國貿易網，其中又以近似分區專賣的鹽業獲利最豐。清代道光年間改革鹽務，行商柯斷利潤減少，晉商大舉轉進票號、錢莊，成了金融資本家。


中國台商和晉徽行商都精於貿易，更精確地說，從一九七○年代初興起的台灣中小企業都是透過貿易、發包代工，在國際經貿舞台上佔一席之地。台灣商人也和晉徽行商一樣面臨不太友善的政治力量。中國從秦漢以降，重本（農）抑末（商）思想一直是主流。即使清初的商業政策相對於明代寬鬆，但輕商價值觀未變。清初為對抗明鄭，嚴禁東南沿海貿易；康熙晚年還下令禁止赴南洋貿易，而已在南洋經商的華人，若三年內未歸，終生不得復故土。


國際政治上的孤立，讓二、三十年前的台灣財經官員很難和各國協商經貿問題，台商只得靠自己的力量在外開拓商機。即使官員在國際上空間有限，在台灣內部卻全力配合支持外貿廠商。而後來的中國台商，因為兩岸政治因素，在中國打拚時得不到台灣政府助力；這幾年更被政府敵視，還想「有效管理」他們。


晉徽行商的團結，是以地緣關係、商業利益為基礎，非國家扶植形成；就如今日中國台商組織，與台灣政府關係不大。而台商因為商業利益造成的「團結」現象中，最令政府擔心的是產業群聚效果，某一家大廠商去了中國，上、下游一連串相關協力廠都很團結地一起靠過去。


阿扁以中國行商回饋故里來期勉台商。事實上，行商靠貿易累積了財富，但骨子裡還是受重農抑商思想影響。他們賺了錢會回鄉造橋鋪路，興學修祠堂，更重要的是把商業活動中累積的資本再拿回家鄉買田地，當起地主。他們未把資本進一步投入商業、金融與製造業，這也是影響中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原因之一。南洋華商亦然，他們花錢造福鄉里，卻鮮少把在海外發展出的商業網路帶回中國。


晉徽行商受傳統觀念影響，把資本投入家鄉農業，進一步鞏固了封建的農業經濟。台商對家鄉的熱愛不下於晉商徽商，而受現代化資本主義洗禮的台商，若在台灣未發現值得投資的標的物，不會傻傻地把錢投入台灣市場。也許，他們會像行商華僑一樣，捐錢興學辦社福，讓在台家屬親人提高消費能力、生活更舒適。也許，今天的台灣已逐漸成了台商的僑鄉。


（本文轉載自台灣《新新聞》周報第988期，刊用《新新聞》稿件務經《新新聞》書面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