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專家縱論GDP修正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

主持人：《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王紅茹

    嘉賓

    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第一副院長

    賈  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陳興動：巴黎百富勤中國總經濟師

    袁鋼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宏觀室主任

    李稻葵：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修正數字是一大進步

    主持人：2004年開展的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讓我們的GDP統計數據在一夜間增加了2.3萬億元，也證實了國內外一些機構對中國GDP被低估的猜疑。如何評價這次國家統計局對GDP數字的修正？

    錢穎一：統計局做的這項工作非常偉大。為我們提供了重新認識中國經濟的信息。其實我們都感覺服務業被低估了，但是一直沒有證據證明。半年多前在找不到證據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找一個跟中國發展水平類似的國家――印度相對比。西方國家對印度的統計水平是相當認可的，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很簡單的中國服務業的八個類和印度的比較。拿印度2002年和中國2003年已經有的數據比，在中國，服務業佔GDP的34.3%，印度則是50.7%，差16.4個百分點。其中批發、零售、餐飲一項就差了6.7個百分點。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國的軟體不如印度，金融不如印度，但批發零售、餐飲業不可能也不如印度吧？其次，交通運輸倉儲業，我們數字也比印度低2點多個百分點。但我們的公路、交通是公認比印度強的。第三項是房地產。這三部分加起來就比印度低了14個百分點。我在半年多前寫的一個短文也提到中國跟印度發展階段差不太多，印度的統計比較被認可，從比較中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GDP被低估，而且是因為服務業被低估。現在證明這個判斷是對的。

    賈康：對於GDP的調整勢必聯繫到很多宏觀的判斷，進一步引申到對原來政策的基本定位和要領把握的重新審視。GDP調整之後很多人士反映我們完成「十一五」的目標太容易了，雖然這話有些過，但至少表明可以提前一到兩年完成，這些與對中國發展趨勢判斷有關。跟這個相關的還有一系列指標比如財政赤字占的GDP指標，現在是往下修了，我們原來判斷可能是偏高一點。現在GDP調高了，這種指標表現的風險是降低的。還有一個大家特別關心的公共部門債務餘額佔GDP的比重這塊又會下來一部分。還有一個宏觀稅負問題，因為中國的宏觀稅負到底是高還是低，要做很多修正，無論怎麼修現在肯定是向下修正的。這些對於我們的政策分析和以後政策的把握都是有影響的。因此，我個人覺得，統計局做這項工作非常有價值，因為決策的科學性源頭是必須要有儘可能客觀準確的數據支撐。

    陳興動：GDP調整肯定是極其重大的事情，我非常讚賞統計局的工作。我做了十幾年中國經濟學家，滿世界跑，背後時時刻刻替統計局解釋，因為很多人說統計局的數字邏輯上有問題。所以，我認為此時GDP調整本身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最低程度的調整，可能還有比較多的低估部分沒有體現出來。但肯定地說這已經比原來大大前進一步了。

    新一輪市場泡沫會否加劇

    主持人：統計數據是經濟學家分析工作的依據和根基，如果數據出現了很大的偏差，那麼過去做的很多細緻的結構性分析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現在統計數據進行這樣大的修改，對我們認識和分析中國經濟是否有影響？GDP的大幅修正，在投資、消費和人民幣匯率方面的未來政策上有沒有影響？

    袁鋼明：GDP修正不僅對我們認識和分析中國經濟有很大影響，而且對經濟政策也有很大影響。第一個問題，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這兩年一直在爭論。投資率真的達到了那麼高，消費率真的降到那麼低嗎？這幾年中國經濟運行及市場機制功能發揮情況比前些年好得多，擴大投資的政策力度減弱，消費明顯上升，投資和消費比例應當得到改善，但是數據表現出來的情況反而更加不合理。我們無法解釋，以為是投資和消費的統計分類出了什麼問題。現在看來，這幾年快速發展的服務業收入及消費支出漏報，是造成投資和消費比例數據不合理程度加重的重要原因。

    第二個問題，數據變化造成的經濟結構變化，對未來有關結構調整方面的經濟政策影響特別大。近兩年宏觀調控和中長期發展政策對能耗問題很重視，最近國務院剛剛發布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文件，有關部門把節能問題提高到居於所有問題之上的首要位置，都是以能耗過高、能源使用效率下降的數據為據的。政策部門對能源使用情況如何判斷，直接關係到產業政策及經濟政策的制定，對產業發展及經濟發展將產生重大影響。新數據改變了對能耗程度的認識，因而也會影響到政策的力度。

    第三個問題，新數據會影響到對收入分配狀況的認識。新數據將使城鎮就業者和收入水平提高，這次普查把城鎮居民收入調高以後，城鄉收入差距將會更大。目前城鄉收入差距已經拉大到1:3.2，新的數據將使這一差距進一步拉大，矛盾會更加尖銳，宏觀政策的壓力更大。區域經濟差距可能會擴大。

    錢穎一：這次GDP的調整對經濟的判斷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十一五」還沒有開始，「十一五」規劃對經濟的判斷和數字，這次普查提出了疑問。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由於我們的經濟受到各種政策的影響，而這些政策又基於對整個經濟的判斷，這些判斷又基於這些數字，所以我認為這一調整會對經濟有重大影響。這裡有宏觀的層面，比如說M2（廣義貨幣供應量指標）對GDP的比率調整，會影響貨幣政策。經濟結構方面，現在普遍的判斷是中國的服務業太低，中國的投資太多，中國的儲蓄太多，出口太多，能源消耗太高。「十一五」中只有兩個數字，其中一個就是關於能源消耗的。所以可以看到對經濟的判斷，五年規劃都是基於GDP這個基本數字，一旦這個數字改了所有東西都要改。問題是改多少？假定第三產業加五個百分點、十個百分點、十五個百分點，這些比例將如何變化？這些新的數據統計確實是一個衝擊，我們對我國的經濟結構需要有一個重新的認識。

    陳興動：按照現在的數字來看，中國在世界上現在已經是第六大經濟體了，今年統計數據出來以後我們將會往前提兩步，肯定超過法國，要跟英國GDP差不多了。中國的GDP比以前大了從國際意義來講，好處就是增加了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壞處有三個：一是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可能會進一步加大。二是關於IPR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三是要對社會盡到的義務等等。

    微觀角度講，投資者覺得投資中國的風險下降了，特別是金融行業，比如說NPR不良貸款率，出口佔GDP比重依存度下降，貸款對GDP的比重都在下降，這些下降將會重新回頭判斷我們的銀行並不是那麼糟。這對國外的投資者來中國投資是有利的。但是很有可能興起一股新的熱錢湧向中國，中國可能面臨新一輪市場泡沫的加劇，比如人民幣如果升值，五年以上的資產泡沫會急劇積累，因為中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好，國家欠債比較多，有可能導致泡沫經濟以後承受不了。

    李稻葵：很多人認為，統計數據的調整對於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沒有改變。比如說消費過低，投資過高，固定資產形成比重過高，出口依賴很大，順差很大，這些問題沒有改變。對這個問題我總結為「兩變一不變」。我自己做了一個簡單計算，比如說投資率調整之前是44％，調整以後降到38％，調整以後今年的固定資產佔GDP的比重也能到40％的水平，這在中國的歷史上和東亞的歷史上看都是非常高的。還有M2我計算，調整之後是170％，這個比重也是非常高的。比如貿易順差，今年儘管GDP調整后也能佔GDP的4％。出口經過調整之後佔29％，這些都是非常高的數字。總的來說宏觀經濟問題沒有改變，變的是兩個方面：一是經濟結構改變了，比如地區差距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加劇，再比如說GDP能耗改變了。第二個「變」是國際對中國經濟看法的改變。比如聯合國會費可能更多了，還有一系列國際政治、國際外交的影響可能會接踵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