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的毛鄧關係

文革時期的毛鄧關係

作者 曹英
     
    簡介 ：曹英，法學碩士，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研究生畢業，現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副教授，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中共黨史的研究，有多部專著及多篇論文發表。這是關於毛澤東與鄧小平文革關係的論文，系作者文革論文系列的一篇。     
     
    在認為是其社會主義最重要實踐時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澤東以打倒、選拔等方式選擇了很多的中央領導人，唯有鄧小平的選擇最為出人意料，也最富有戲劇性、悲劇色彩。
   
    在文革之初，鄧小平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被打倒，但在毛澤東的特別關照下，並未收到很大的人身衝擊，政治命運一直存在轉寰的餘地；到林彪事件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大動蕩后，鄧小平被作為接班人的候選者之一，由毛澤東直接點名「浮出水面」，直至主持國務院、中共中央工作；大半年後，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再一次將鄧打倒，但毛也是日薄西山，不一年「別了人間」。毛、鄧關係貫穿「文化大革命」10年，在每一個大的轉折時期，都能依稀甚至強烈地感到他們關係所帶來的巨大影響，研究他們這段時期的歷史，無疑是一個有趣味的課題，本文就能見到的歷史資料，希望能夠窺到一些堂奧，以就教於方家。
   
    一、鄧小平一直是毛澤東既定的接班人之一
   
    毛澤東確定接班人人選是在1953年底。1當時中共中央、毛澤東已經改變了各地方大行政區劃的設置，將地方主要領導人調入中央，擔任主要黨政職務。其中，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任政務院常務副總理，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南局鄧子恢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
   
    由於毛澤東對周恩來主持經濟工作的不滿，1953年3月，作出《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削減了此前一直由周主持的政府日常工作的職權，讓其只負責外交，高崗則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負責最主要的國家計劃工作；2劉少奇支持的新稅制改革、山西合作社問題、工會工作方針問題受到毛澤東的尖銳批評，而高崗則在這些方面得到毛澤東的讚賞，尤其是東北在支撐朝鮮戰爭與斯大林支持方面，高的地位凸現了出來。3
   
    但是毛澤東不願意改變歷史形成的權力格局，或者說，毛對高崗並未完全信任，4毛澤東則是年底準備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的計劃擱淺，毛此種權力分割，實際主要是對其接班人的培養，其擔任主要政治角色無人疑義，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選卻屢有波折。
   
    「高饒事件」后，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漸趨明朗，但毛顯然不期望以劉個人接班，而是扶持一個「班子」，即有一個集體成員，「防風林」，以防不測。5於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主持書記處的鄧小平以及軍隊工作的林彪的地位非常引人注目。6但是，毛澤東始終將接班人作為一個群體來培養，也始終將這些「接班人置於考察、待定的狀態，權力的分割尤其是核心權力如軍隊、組織權力的移交並未進行。到了毛認為他所進行的事業、他所需要執行的路線出現問題，他仰賴的權力體系出現了不令人滿意的狀況時，他就要奮起反擊，甚至不惜打碎一切舊的、他曾經扶持與建立的權力體系。這時候，他就尋找、培養新的繼承人，以取代舊的權力體系，毛澤東對此毫不猶疑，按江青的話說，就是「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7。胡喬木也曾委婉地說，毛澤東比較缺少充分寬容的美德。8
   
    1956年中共八大是在蘇共「二十大」的深刻影響下召開的。毛澤東對黨的領導體制進行了探索，如將黨的代表大會仿照人民代表大會改為常任制，5年一任，每年開一次代表大會；9這一建議得到大會的贊同，鄧小平在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認為此舉最大的好處是「使代表大會可以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能夠促進黨內民主的發展。10但毛此提議只在1958年初實現了一次，即八大二次會議的召開，否定了八大關於政治路線的提法，重新回到毛澤東階級鬥爭政治路線、以政治運動推動經濟發展及以速度為指針的經濟建設路線，實際上是把毛澤東否定八大穩妥的經濟建設路線而發動「大躍進」的主張合法化。11毛澤東在八大期間另一項黨的領導體制重大變革是將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的職能明確化並進行分工，這是其對接班人體制探索的一部分。
   
    毛澤東在1953年進行中央領導層一線、二線分工的探討時，遇到了挫折，但毛還是在956年的八大上再次提議，設立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作為中共中央的日常黨務的辦事機構，以與中共中央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分開，改變以往中央政治局集決策、執行權力於一身而高度集權的狀態，並使其相互監督。12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使其正式進入接班人群體。次年11月，毛澤東出訪蘇聯，在與赫魯曉夫會談時，談到他在前1年八大上提議設立的中共中央名譽主席問題，表示接班人是劉少奇、鄧小平，並表示將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131959年毛澤東正式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由劉少奇接任。這一時期，毛澤東漸漸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劉少奇明確地推向前台。
   
    但是，對毛澤東關於書記處與政治局的權力劃分及一線、二線的分工不可評價過高，只是毛澤東某一時期或者說僅是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對中國衝擊最為劇烈的兩年（1956――1957年）的一個思考，在1957年毛澤東斷然發動針對知識界的政治打擊后，毛澤東重新高度專權，接連發動系列的政治運動，並對黨內高層開展了嚴厲的批評甚至鬥爭清洗。黨史專家黃崢先生說，「後來的實踐表明，所謂一線、二線，在工作範圍和起止時間等方面沒有形成清楚的劃分，毛澤東事實上也沒有完全退居二線」，14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劉少奇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一直為黨史研究人物所重視、也為一般民眾所熟知，似乎沒有疑問，但毛在準備讓劉接班的過程中，一直還有另一種準備，即如果不滿劉作其他選擇時，必須能有適當的候選者，這就是「防風林」，即接班人群體。所以，在其準備退居二線、讓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仍然「顧問」著中共中央的主要行動方向與國家發展的道路選擇。毛對自己習慣且自信的領域十分在意，他一面進行文化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擴大「反右派」運動的「戰果」，使知識分子完全服膺於毛的個人權威，曾經對其有所懷疑的擁有一定獨立、自由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群體遭到整肅，一度能夠自由討論的政治空氣被強行壓縮，毛澤東的話語霸權依賴國家機器尤其是公共輿論的宣傳、支持獨一無二地建立了起來；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其引以自豪的農村「廣闊天地」里開始了以速度為特徵的共產主義實驗，這就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
   
    毛澤東對「三面紅旗」極為看重，認為是功不在禹下的聖人事業，15是他經過嚴重努力而得來的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實踐。為此，毛澤東不惜對前兩年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陳雲以嚴厲批評，甚至有以華東局書記柯慶施更換周恩來擔任國務院總理的動議。16毛澤東將原屬國務院的職權集中於中央，「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實行黨政不分的一元化領導，「大權獨攬」。17毛澤東個人地位通過批判周恩來、陳雲主持的「反冒進」得以「居高臨下」，以前可能與毛商議、平等協商的氣氛完全改變，毛澤東的絕對個人權威在黨內由此確立。18
   
    對於「三面紅旗」的態度，就成為毛澤東判斷是否其路線的追隨者還是修正主義的代理人的主要標準之一。以後，批判彭德懷、批判鄧子恢、批判劉少奇莫不如是，直至發動「文化大革命」也以此為開端，所謂批判《海瑞罷官》戲劇中主要指稱「分田」，即是60年代初糾正「大躍進」錯誤的「單幹風」。19
   
    這期間，毛澤東開始對黨內對其「大躍進」等經濟政策、知識分子政策及軍隊建設諸問題不滿的黨內高級幹部進行政治鬥爭，為防止出現匈牙利事件及蘇聯赫魯曉夫式人物作準備。201958年整肅軍隊內部具有很高威望的「儒帥」劉伯承，1959年整肅彭德懷，都是出於對接班人的擔憂。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曾明確警告全黨，如果不能聽從毛的指揮，他當重新走上井岡山，「打游擊」，作好解放軍分裂的準備。21
   
    毛的「經濟大革命」――「大躍進」實驗遭到空前的慘敗，直至天怒人怨的地步。22毛個人權威受到挑戰，不得不有所收縮，不僅是經濟政策的讓步，在政治權力上也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甚至陳雲主持工作，所謂一線、二線在60年代初的三四年裡成為一種被迫的事實。所以，鄧小平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中說：「到了60年代初期，他（指鄧小平――引者注）和劉少奇被毛澤東內定為共同擔負一線領導工作的接班人。」23
   
    1961年9月，毛澤東借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之口，回答了為國內外普遍關心的毛之繼承人問題。毛直言劉少奇就是繼承人，說：「我死後，就是他。」24這是毛正式公開宣布劉為自己的接班人。但僅僅過了3個月，毛澤東就反悔了，察覺到劉少奇對其路線並不「忠誠」，尤其是對其在「七千人大會」上對其傾注無數心血的「三面紅旗」並無明確肯定、對「大躍進」運動的災難嚴加指責的舉動非常惱火，25緊接著的幾個月是劉少奇全面主持調整工作的時期：2月，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指出現在處在「類似非常時期」；3月，召集第18次最高國務會議，明確提出1958年以來黨所犯的主要錯誤及原因，並對「三面紅旗」再次提出保留意見；265月，劉再次主持常委工作會議，要求大幅度調整國民經濟計劃，切實退夠，以斷然措施，準備慢；同時，也支持周恩來、鄧小平主持的政治關係的調整工作。這些調整措施特別是1962年上半年開始的「單幹風」出現迅速擴張的形勢和彭德懷要求平反事件，27已經嚴重影響到毛澤東對於劉少奇「改革」的底線：「三面紅旗」的正確性質的定性和廬山會議不能翻案。於是，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出現了右傾，決定反擊。28可以說，毛澤東對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的確定到此已經動搖，其注意力開始轉移到防止劉少奇等的「修正主義」和對林彪的扶持上。29
   
    針對劉少奇頻頻檢討中央決策失誤，毛澤東也坦承自己的失誤，但毛卻是認為放鬆了階級鬥爭，是「見事遲，抓的慢」，30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要進行民主革命補課。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及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談階級、階級鬥爭，對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的「單幹風」、「黑暗風」、「翻案風」進行反擊，正式在黨內開始批判「修正主義」的政治鬥爭。31在會上，陳雲、鄧子恢、田家英作為主張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黨內代表受到毛的嚴厲批評，周恩來也被攻擊得很嚴重，劉少奇言語不多，接受了毛的「反修防修」理論；32會後通過的會議公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斷言「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33
   
    對於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對於毛澤東於接班人的選擇，八屆十中全會是一個轉折點。如果說，這之前，毛於劉還有期待、觀察甚至期望轉圜的話，這之後，毛所做的重點就是防備劉的「修正主義復辟」和再選擇更換劉的接班人。「四清運動」由此展開。於是，毛對林彪主持的軍隊工作一再加以肯定，樹立了諸多的英雄模範和標兵典型，34對林的身體健康也一再表示關注，35對林鞏固其在軍隊系統的權威、打擊不服從的對手也給予支持。36林彪迅速地「走紅」，堅定地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對毛澤東的思想、理論、言語進行鼓吹，以符合百姓語言習慣、戰士文化水平的方式造成對毛澤東絕對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使毛澤東成為軍隊戰士唯一信仰的「神」；37極力宣揚「政治掛帥」、以階級鬥爭作為所有政治、經濟、軍事及社會生活的唯一動力和力量源泉，並運用軍隊的輿論工具擴散其對國家社會生活的影響，使得軍隊成為劉少奇糾正毛澤東激進左傾思想的一個「特區」。38林彪得到毛澤東的信任，與劉少奇失勢恰成反照，是當時明眼人瞭然於胸的事實。
   
    如果說，林彪是在軍隊領域出色地領悟、體現毛澤東的意圖得到毛澤東的賞識的話，鄧小平則是在外交戰線「反修防修」即對蘇聯的論戰得到了毛的讚賞。鄧小平對於蘇聯人的強硬態度，對於蘇聯修正主義的堅決批判態度，都得到了毛的肯定。1963年7月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與蘇共代表團在莫斯科會談，鄧措辭強硬，毛澤東主動往機場迎接鄧回國。39鄧小平在書記處主管與蘇聯論戰，並建立了一個「班子」，鄧小平甚為倚重，其主要成員是活躍於60年代初中期的「理論權威」，后也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依賴力量之一。40鄧在此際的主要角色41，毫不妥協的強硬態度，深為毛所嘉許。毛對赫魯曉夫主持國際共運的局面一直不以為然，也以自我居世界革命的導師與舵手所期許，赫魯曉夫此時的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和解、緩和政策受到毛的尖銳批評，以為修正主義的鐵證之一。毛澤東曾經的盟友王稼祥的和平共處思想42即被認為是修正主義在國內的反映之一一再受到毛的激烈批判。43
   
    對於蘇共修正主義的態度，是毛澤東判斷其人是否屬於自己陣營的一個重要標準。毛澤東最終決定在1966年5月正式公開啟動打倒劉少奇的所謂政治局擴大會議，並不僅僅是其防備政變的兵力部署完畢44、倒劉系列人事措施基本完成這些重要步驟的完成，也是毛無法容忍劉在外交領域的「自作主張」。當時，蘇共「二十三大」即將召開，中、日兩黨舉行會談，日共中央建議中日兩黨聯合公報中不點名批評蘇共中央，為劉少奇等接受；另蘇共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出席會議，彭真見開始常委會提出不出席的意見毛未明確回復，再主張告毛一主張出席的意見，並以「常委會一致同意」的名義。毛因此大怒，否決了此兩建議，認為這是在原則問題上搞交易，是以「常委一致同意」來壓迫他服從，於是在其召集的政治局最後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上，對彭等嚴重警告，決定發動「文革」。王力即認為，此事件，「成為『文化大革命』爆發的一個因素」。45顯然，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鄧小平是得分的，是毛澤東最欣賞的「反修戰士」之一。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重點栽培江青，讓江青出面組織思想文化領域的政治大批判，擔任文教方面的「一個流動的哨兵」46。這是毛澤東最為熟悉、最為關注也最為得意的領域之一，一直是毛個人所獨斷掌握，也成為判斷建國后階級鬥爭動向的「晴雨表」。從建國初的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到60年代初的系列思想文化界的批判運動，毛澤東總是「心細如髮」、「先發制人」。到了1962年，當毛澤東發現意識形態領域、知識分子問題出現階級鬥爭動向的時候，他首先選擇了江青。毛澤東始終認為，江青有這個能力。47江青由中宣部、北京、上海的步驟開展思想文化界的政治鬥爭。48這樣，一方面製造階級鬥爭的緊張局勢和尋找毛關於修正主義危險性存在的合理性證據，另一方面則是物色階級鬥爭「旗手」與「尖兵」，準備「文化大革命」的「文攻」闖將。
   
    江青的努力得到了毛的充分肯定，京劇革命，毛多次批示；關於建國後文藝界的領導和知識分子的判斷，毛有「兩個批示」，進而挑起針對北京市委的「海瑞罷官」戲劇批判運動49；江青即明言，「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來管文藝，而是主席讓她來管文藝。」50後來在毛澤東批判彭真及北京市委的關鍵時刻，毛澤東亦以江作為「衝鋒隊」，51與林彪聯盟，成為製造「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動力。關於江青的作用，林彪在文革全面爆發前的1966年3月19日，在批示中央軍委的文件中說：「江青是我們黨內女同志當中少有的傑出代表。她做過許多重要貢獻，不為人們所知，這次文化大革命，她的才華就顯露出來了。」52應該說，林彪對江青的作用及內情是清楚的，分析也是到位的。
   
    江青及江青勢力（即「左派」）的崛起，為林彪、鄧小平以及後來的其他接班人的最終順利受權形成了變數。對待江青勢力的態度，成為毛澤東衡量這些接班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53與江青關係的好壞，決定了這些接班人最終權力甚至政治命運的走向。
   
    二、毛澤東對鄧小平留有餘地
   
    鄧小平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誰不聽話就要整一下，但整到什麼程度，他心中有數。54作為毛澤東在建國前17年培養、確定的接班人，劉少奇、鄧小平在毛澤東心目中有什麼異同，在「文革」的風暴中又有什麼不同的對待呢？
   
    如前述，毛澤東於劉少奇不滿，是在1962年，已經開始進行更換接班人的準備工作：在軍隊，認可、支持林彪的「造神運動」及整肅異己，形成支持毛澤東重新革命的「武衛理論」，按毛澤東的話就是「尊神」；55在思想文藝領域，江青開始「拋頭露面」，頻頻「發現」、製造堅決鬥爭，知識分子的政治定性、思想文化界與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鬥爭進入了毛澤東需要的軌道；在經濟領域，則是毛澤東選擇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本是在「大躍進」之後，農民清算「大躍進」苦難製造者錯誤與仇恨的一種社會不滿釋放的方式，在慘絕人寰的「大躍進」災難后，農民對於基層幹部的痛恨達到頂點，農村一部分幹部在「困難時期」的腐敗問題成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最早由源，兩者結合成為「安全閥」機制。56但是毛澤東在這個持續4年而後又不了了之的政治運動中卻發現這可以徹底解決與劉少奇分歧、矛盾、衝突與鬥爭的突破口。
   
    劉少奇在中央主持這項政治運動。57在「四清運動」進入高潮的1964年，劉少奇神色嚴厲，嚴斥黨內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不支持中央決定，一路批評，58最後形成幹部的「大下鄉」，組織工作隊，59並以其妻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作為樣板，開始對基層幹部的清理、批判，形成影響全國的政治運動。劉少奇與毛澤東對發動「四清運動」的基本原因認識沒有差異，都是認為基層政權的腐朽異質，在一個政治權力全面主宰社會的國度，公共權力的異化即政治腐敗不可避免，中共自建立始即依賴政治運動、革命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解決幹群關係緊張問題，形成政治決策失敗――群眾怨氣聚集――政治運動批鬥幹部――群眾情緒緩解――再次政治決策失誤的冤冤相報的群眾壓力消解模式。60在1964年下半年劉少奇的嚴督下，「四清運動」出現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局面，61全面動員、全面批判的結果，使清算基層幹部進而清理前幾年大躍進運動的錯誤成為必然。一味與基層幹部政治壓力的運動方式觸犯到毛澤東對「三面紅旗」的堅守，毛澤東否定了劉少奇對基層組織的嚴重判斷，將鬥爭矛頭指向中央上層，這又與一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發生了衝突，表面上是對基層幹部還是中央的判斷，實質是對「三面紅旗」還是對「三面紅旗的糾正」的否定與肯定問題。在此，毛劉矛盾激化。所以，毛、劉關係中「四清運動」主要矛盾的爭執，是「四清四不清」還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矛盾問題，沒有大的原則區分，主要是對毛主持中央工作還是劉主持中央工作的評價問題。於是，夾雜在領導人之間的上下級幹部成為運動的整肅重點，無論是在劉少奇的「四清運動」還是在反劉少奇「四清運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無論是整肅農村幹部的「工作隊」還是批判「工作隊」的「造反派」，還是批判「造反派」的「老幹部解放」。
   
    劉少奇的激進做法使基層組織與上級工作組的矛盾激化，激起了基層乃至中央層面的強烈反彈，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即明確表示對劉的做法持保留態度。62對於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毛澤東始則未置可否，后見各地反映差異，9月初，指令停發，為此還對支持劉少奇轉發王的報告的陳伯達非常不滿，63於是，毛澤東另行組織了「小站經驗」與「白銀經驗」。毛與劉的工作經驗不同之處在於，毛主張依靠基層幹部進行奪權、造反，劉則主張以上級組織來制裁基層組織，二者思路的差異與「文革」初期的「工作組」和「紅衛兵」的對抗如出一轍。
   
    毛澤東依靠劉少奇提供的基層階級鬥爭嚴重局面的情況彙報，64得出符合以前自己關於階級鬥爭的判斷，加上蘇聯共產黨在此期間的劇烈動蕩，65毛澤東加深了對接班人的憂慮，毛澤東愈發感覺中共中央上層乃至最高層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問題。在1962年對劉已然不滿的情況下，通過這兩年的觀察、觀望，毛澤東在1964年底與劉公開衝突，二人接班人關係就此破裂。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有一個積澱的過程。從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始，毛已經對劉心存疑慮，到西樓會議、「包產到戶」及平反冤假錯案，毛在8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警告，劉主持中央工作的「讓步政策」，是產生資本主義（毛將黨內的「資本主義」命名為「修正主義」）的溫床，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並提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不可避免，這是毛對劉少奇調整各種政治關係的嚴重警示，但劉顯然沒有認識到毛的「良苦用心」。66
   
    隨之，「四清運動」在全國鋪開。毛澤東先擬定《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宣稱「四清運動」（當時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關鍵在進行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劉時不在國內，回國后，劉則主持另一個「大同小異」的「后十條」（《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毛澤東對此大為不滿，憤然說：「1963年5月杭州會議寫出第一個十條，為什麼剛過了3個月，9月北京又搞出個十條，只有3個月，有那麼多經驗？！」67
   
    而且，劉少奇對田家英傳達的毛澤東旨意未置可否，卻在8月1日的向中央機關副部級以上幹部講話中點名說毛的調查方法過時，說不參加「四清」、不蹲點，就沒有發言權，這令毛極為惱火。68於是，毛澤東一再強調，農村階級鬥爭的「根子在上面」，當時，毛即假借華北局書記李雪峰報告對劉報告持反對意見時，要求鄧小平立即派飛機把大區書記接到北京開會，「重議」劉的意見。698月底，中央局第一書記召開，毛澤東公開指責劉的做法是「傾盆大雨」，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是劉親自指揮，作為對劉8月1日批評的響應。70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毛澤東「放手」讓劉主持「四清運動」，他將工作重心轉移到江青關注的意識形態領域與思想文化屆階級鬥爭運動上。71但是，毛也不斷地或隱晦或公開地警告劉少奇或者說向中央其它及地方領導人預警72；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提出中國要出修正主義、赫魯曉夫，並提出培養接班人的條件問題，五條標準中的第一條就是：「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73
   
    9月23日，劉少奇對按其要求檢討的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做出回信，指斥江以前在省內的講話「空話連篇，基本上是教條主義的講話」，指出江「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我們都必須學習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領導同志的指示，否則，將犯更大的錯誤」的話「不完全正確」，應該是「應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學習」。劉少奇在信中還說，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學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當成教條。顯然這與林彪在軍隊激烈支持的對毛個人崇拜相去甚遠。74
   
    接著二人在年底便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12月20日，毛澤東與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公開發生爭執，這是自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與毛公開爭執后，第一次的與毛的公開抗辯。自1958年成都會議批評周恩來的「反冒進」后，毛在黨內已是「一言堂」，容不得任何的爭論，劉在兩個多小時的會議中，與毛一再衝突，毛極為惱怒，75後來，毛一再說，是在此時決定將劉徹底打倒。765日後，毛澤東設宴過生日，但毛在壽宴上情緒激動，先指責李富春主持的計委搞獨立王國，又指斥劉少奇所言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是非馬克思主義，宴會氣氛極為緊張。臨別，毛澤東還對與會的曾志說：「現在井岡山的沒有幾個人了。」77顯然，劉少奇不能算是井岡山的「戰友」，林彪則是其「井岡山的嫡系」。28日，毛澤東對劉少奇「窮追不捨」，拿著《黨章》、《憲法》與會，對劉少奇、鄧小平要求黨員權利和言論自由。78會後，毛澤東與江青分別對一些信得過的省市領導人打招呼。791965年1月3日，即劉少奇當選共和國主席的當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對劉少奇進行嚴厲指責，明確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無奈，只好召集黨內生活會，作檢討，並由陳伯達向毛澤東逐日彙報。80但毛澤東已經絕然，劉的努力無果。
   
    自此，毛澤東期望發現更全面展開經濟鬥爭的方式、必須更換接班人劉少奇的政治運動和依靠力量，於是，林彪在軍隊系統、江青在思想文化界的活動避開了劉少奇的領導，劉的地位無可挽回地墜落了。這一時期的政治運動，也主要是毛清掃外圍的工作，到1965年底，毛澤東準備工作就緒，「文化大革命」自然就開始了。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衝突，到底為何，歷來有不同的觀點，但這些觀點細究起來卻大同小異，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大致說來，有以下幾點：
   
    1．奪權。按毛澤東自己的解釋，首要一點，是大權旁落，他要奪權，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重建「無產階級司令部」。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即明確說：「那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81毛澤東在「文革」開始採取的鬥爭策略是「剝筍」政策，「一層一層地剝去壞的，留下好的」82。先掃除外圍――書記處、北京市委及軍委秘書長、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再清理「司令部」――劉少奇與鄧小平，重在變修的接班人「赫魯曉夫」，所以，文革的第一期工作在鼓動造反派的奪權，使首腦人物徹底下台（毛澤東謂之「擒賊先擒王」83）；到了1967年，毛澤東號召「全面內戰」，也是大亂求治，「全國奪權」，到1968年底，「全國山河一片紅」，「文革」的使命基本結束，所以有「九大」的召開；在組織上，毛澤東仿照中國歷代通用的「以內製外」的政治策略，使用身邊能夠體會其意圖、得到他信任的秘書人員，組成權力核心，取代國家與黨的常態領導體制，以行使「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確保毛個人意志指導政治鬥爭的順利展開，這就是「中央文革小組」；84林彪在「文革」伊始，也一再強調「文革」是奪權，並認為，毛澤東在1966年前半年一直做這方面的工作。85
   
    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在主持中央工作這麼多年，已經形成了相當的政治勢力，「一國二公」的局面導致他的話失去了效力。而劉本人也羽翼豐滿，不聽指揮，在他頭上「拉屎尿」，因此，它必須反擊。毛澤東先是頻頻指責書記處、國家計委、北京市委及中宣部、文化部搞「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是「閻王殿」；后更指劉少奇有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存在。
   
    「四清運動」最早是毛澤東號召幹部蹲點，但應者寥寥，劉少奇指示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如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省地委書記、部長和司局長，馬上有180多位正副部長、1000多位司局長下去蹲點，毛知道后，多次說：我多次叫你們下去蹲點，你們不聽。少奇一句話，你們都下去了，還是少奇厲害。」86
   
    1964年8月，劉少奇在北京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幹部的大會上，直指毛澤東一直引以自豪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方法「過時」，87對於毛澤東要將協助劉修改「后十條」的田家英轉達關於正確對待基層幹部與工作隊集中的意見不以為然，88這兩點後來都遭到毛澤東的反擊。89
   
    毛澤東認為，曾經是他信任的人開始「投靠」劉少奇。1962年田家英向毛澤東彙報「包查到戶」問題，受到毛的呵斥，毛責問田是個人意見還是其它人的意見，田語塞表示是個人意見，但自此失去毛的信任；90陳伯達的態度也遭到毛的懷疑。91
   
    1965年11月，毛澤東離京，密謀倒劉的部署。不久，中南海的劉少奇辦公室收到一份無抬頭、無署名，列印在一張白紙上的毛澤東在外地與幾位負責人的談話記錄。毛澤東在談到四清運動時說：「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領導不了，華北局也領導不了，是他（指劉少奇）親自領導的。他有他的長處，我有我的弱點。他有一股硬勁，我愛妥協。我說不行，他說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瞞不住他……。」92
   
    2．毛澤東需要一場全面發動的群眾運動，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則期望依靠現存政治組織，批判基層的幹部組織。
   
    毛澤東在1962年後將主要精力專註於階級鬥爭，在思想文化界的努力「證實」了毛的判斷，對於「問題成堆」的知識界，毛並未過多的在意，但於廣大的農村，毛期望已重新塑造新生的「社會主義新人」的辦法來「一勞永逸」地解決農民問題，而且1962年劉少奇支持「包產到戶」的做法，也使毛對於農村經濟的政策調整充滿了警惕。毛對於基層幹部肯定的成分並不大於劉少奇，但對於上層變修的擔憂使毛急於將階級鬥爭的矛頭指向更為急迫的修正主義「大本營」――中央甚至更高層，所以，毛的政治運動的核心區域不在基層，而在上層；劉少奇則將階級鬥爭的重點指向農村，因「大躍進」的切身之痛，劉對於基層組織充滿不信任感，但處於一線領導層的劉則不可能將鬥爭矛頭指向一直受其領導的高層，所以，對於毛的政治指向，劉的反感、反擊是順理成章的。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首先是在「七千人大會」上對毛主持的「三面紅旗」的保留態度，次在當年一度風靡的「包產到戶」風潮，93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展開，毛已經難以容忍劉對其的輕侮，兩人衝突終致爆發。劉少奇在成為黨內第二號人物尤其是出任國家主席后，對毛也不是一味退讓，特別是在1961年回湖南調查后，對「大躍進運動」有切膚之痛，94基層群眾的苦難，使劉在一些政策上固執己見，不再輕易地改變、不輕易檢討，這與周恩來有較大區別，但在毛看來，是驕傲及不尊重自己的表現。95
   
    儘管毛一再指責劉政治運動的過火行為，但即將到來的「文革」運動，其規模、殘酷程度、涉及人數與持續時間，都遠較「四清運動」為烈，所以此種分歧只是表面現象。
   
    3．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個性衝突。
   
    劉少奇在黨內的資歷來源於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的提拔，對於一直處於戰爭環境的中共來說，軍事成就（戰功）是權力核心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顯然，劉在此方面不具優勢，在1954年的「高饒事件」中，高崗對劉的批評一度集中於此；劉與毛相識較早，96但二人相知的程度卻未隨時間的流逝而強化，胡喬木即直言，毛與劉關係始終不是很親密。97
   
    劉少奇不輕易檢討，個人生活嚴謹，與黨內同志關係多是工作聯繫，且久處高位，嚴厲有餘，緩頰不足，易於招怨，這與彭德懷等個性相似。但在1964年底的公開衝突后，劉向毛檢討，說對主席不夠尊重，但毛並未領情，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說明毛已橫下心來，打倒劉少奇只是時間和何時準備好的問題了。毛澤東在會上還怒斥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98
   
    也就是在這次會後的三屆人大上，劉少奇繼續當選國家主席，江青則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正式公開走向政治的前台。
   
    「文革」爆發后，主要針對對象是劉少奇。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遭致毛澤東的嚴厲指責，反映毛政治鬥爭的一貫個性，借一件具體事情開展政治運動，劉少奇此時幾乎到了動輒得咎的地步，工作組的分歧只是強化毛的惡感而已。1966年8月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會上，毛、劉再次發生爭執。毛批評劉在北京搞專政，劉反問說：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怎麼能叫專政呢？毛批評劉為什麼害怕群眾，劉答道：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無非是下台。998月4日，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劉再次發生爭執，劉以「五不怕」對待毛澤東的批評。100毛澤東即於次日寫出一張「大字報」，扭轉了會議的日程，劉、鄧下台成為定局。101
   
    毛澤東發動「文革」，解決劉少奇的「繼承人」問題，在運動初始基本達到目的，但毛為何聽任將劉殘酷迫害，最終悲慘而死102，其原因如何，歷來爭議很多。以前有說，毛不知內情，似乎證據不足；103有人認為，是劉所謂歷史問題（如叛變問題）引起毛的惡感，亦是猜測。（1）以毛與劉40餘年的了解，劉個人歷史當不是置其於死地的原因；（2）毛所信任的「文革」領導人中，有歷史問題的並不少見：備受其信任的華東局書記柯慶施在「七大」審查時即有「不堅定」的結論104，江青、張春橋的個人歷史幾乎盡人皆知，毛也信用如故105，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這樣分析說，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當初，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到了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毛澤東更不會提這個問題了。要是換了別的人，如果有所謂的歷史「問題」，早就會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沒有什麼衡量是非對錯的統一準則。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106這是頗有見地的。聯想以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及彭真、羅瑞卿等的際遇，劉的結局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就在劉少奇被徹底打倒時，同被視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的鄧小平的生活遭遇卻要平靜得多。鄧下台的理由，被公開指斥為「修正主義路線」，但鄧的長子鄧朴方卻明確提出，是給林彪讓路107。
   
    毛澤東對鄧的批評，是嚴厲而剋制的，在林彪確立接班人地位后，毛對鄧又採取了一些保護措施：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降為政治局常委第八位，但鄧卻反升一位，居第六，雖然鄧的處境已嚴重惡化，但至少在公開場合，毛反鄧的態度未趨明朗；10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重點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鄧直接批判的與會人員反映寥寥，毛澤東則表示，鄧對他很為冷落，不向他彙報工作；108在鄧向會議的檢討上，毛的批示顯然與對劉少奇有別，加了幾句「積極」的話，表示「在自己經濟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及時糾正，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109毛還要鄧找林彪「搞好關係」，但鄧與林的談話，不歡而散。110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取消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雲、賀龍出席政治局會議的資格，111劉、鄧的處境惡化。但毛對二人有別。
   
    4月，在鄧小平被公開點名批判后，鄧致信毛求見，毛委託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告鄧：（1）要忍，不要著急；（2）劉、鄧可以分開；（3）如果有事可以給毛寫信。不久，毛召見鄧，明確表示可以找汪，也可以直接給毛寫信。112這與劉少奇一再請求見毛而不得的情況顯有天壤之別。這年7月16日，毛召見王力，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出來。鄧至少是常委。」113此時，劉少奇已被抄家，與妻子王光美遭到連月揪斗。
   
    這之後，毛澤東多次批示，要將劉、鄧分開，並對對鄧提出批判、開除等嚴厲措施持保留意見，「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114毛澤東對鄧的人身安全也有妥善安置，不準紅衛兵進行肆意的揪斗，不許林彪、江青等極左勢力插手，只容許汪東興一人及汪負責的衛戍區部隊全權負責，並保留與鄧的單線聯繫，保證鄧個人情況不致與毛中斷；115對鄧的項目審查也僅附設於「賀龍項目組」，116對此，鄧小平之女毛毛說：「毛澤東在對其（指鄧小平――引者注）批判打倒的同時，在政治上是有所保留的，在人身上也是保護的。」117所以，在「九大」上，毛澤東再為鄧小平「辯護」就不奇怪了118，也可以理解鄧小平所說毛澤東曾提議鄧進入中央政治局119，也能夠體味江青所言將林彪寫入黨章是防備他人的「覬覦之心」的指向了120。
   
    綜觀在這段文革最為動蕩、混亂的時期，鄧小平較少受到外界暴力衝擊而遭致劉少奇、陶鑄121、彭德懷122、賀龍123等悲慘命運，全身而退，顯然毛的保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鄧能夠在林彪、江青等的追責下，政治命運留有一線希望124，也是毛在接班人問題上的深意所在。
   
    「文革」初始，毛澤東確定了林彪為其接班人，但毛對林並不十分信任。林彪個性剛強，遇事決斷從不做檢討，沉默陰鷙，不露神色，與毛大開大闔氣質迥異其趣；林彪軍事將才突出，卻未展示政治駕御和經濟領導的能力，沒有地方、政府工作經歷，與黨的領袖所需全面才華顯有差距；林彪在軍隊中鼓吹、製造對毛的個人崇拜，固然可為對抗劉少奇的利器，但毛對這種不切實際、登峰造極的做法有其考慮；林彪用人多為軍隊舊部，對其他系統的幹部不熱心，對不服從的幹部惡意打擊，也使毛有拉攏、架空的反感；而且，林歷史上與毛幾次的爭執，如長征時的會理會議、東北決戰時的攻打錦州問題、朝鮮戰爭出兵問題、高饒事件問題，都使毛難以釋懷；尤其是林彪的身體狀況，雖然林小毛14歲，但林身體欠佳且迷信中醫是高層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毛澤東對林彪並不放心，可能是在當時無奈的選擇，因此，對林也一直在考察之中。對此，久處高層的李雪峰議論道：毛考慮幹部是反覆的、長期的；林在歷史上與毛的分歧，「主席碰到困難的時候，林會怎麼樣，主席一定會反覆考慮的。」「主席對林彪也不完全放心，自己牢牢掌握著軍隊，不然為什麼定了一條：文革期間不準調動軍隊，調一個排也要軍委主席簽字，就是必須由毛主席簽字？可見毛還是不完全放心，不讓林有權調動軍隊。」125
   
    在這些方面，鄧小平均有所長。鄧小平打過仗，其指揮的晉冀魯豫解放軍挺進大別山並最終站穩腳跟、擔任淮海戰役總前委書記及二野解放南京和大西南，都是赫赫戰功，僅次於林彪；鄧主持西南的剿匪、土改、穩定物價和鐵路建設，取得很好的成績，博得一致讚譽；鄧主持書記處工作10餘年，有黨務工作經驗，且在反修戰場也大得毛的肯定，所以無論黨、政、軍任何一面，鄧都是合適人選。126
   
    當時中國國際環境惡劣，與蘇聯、美國關係十分緊張，毛澤東選擇接班人，首先考慮是具有武略文才的全面型人才，純粹的「秀才」頂不住，不能像蘇聯那樣「立了個秀才接班人」，所以一度毛屬意張春橋，127但也僅是一種考慮而已。
   
    在這期間，還有一個對毛始終置鄧小平於其接班人視線之內的原因，就是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矛盾的激化。
   
    林、江勢力本是毛髮動「文革」的依賴力量，在反對劉少奇的政治鬥爭中結成統一戰線，但劉下台後，兩個集團卻漸成水火之勢。在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講了一些歐洲「文藝復興」的內容以論證「文化大革命」的成功，江青竟指斥林講得不妥，使林極為氣惱，李作鵬認為，這是林、江矛盾惡化的開始，128黃永勝等「軍派人物」與江的「左派」更是格格不入129，在「九大」的人事安排中，林、江集團鬥爭的局面已經形成，江青提名的溫玉成政治局候選人被林彪在最後一刻拿掉130，而林彪提名黃永勝進入常委遭到江青的全力抵制131，「九大」去掉「中央文革小組」就有葉群、黃永勝及陳伯達等的建議。
   
    面對林、江日益激化並最終將攤牌的局面，毛澤東顯然有所準備。對江青「左派」的態度，往往決定著毛澤東對其選擇的接班人的最終態度，鄧小平此時未遠離毛澤東視線和日後在1976年被再次打倒，都與此大有干係。
   
    三、鄧小平東山再起
   
    1971年林彪事件是毛澤東接班人選擇的一次大挫折，毛澤東精心安排的人事布局被毛重新打碎，林彪及其黨羽被清洗迫使高層領導人再次大排隊。在九大確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林彪、陳伯達、葉群、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6人或死或囚，並涉及到更多的高層人選。一段時間內，毛澤東不得不重用周恩來、葉劍英為代表的「老幹部派」，讓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葉主持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132。
   
    但周主持的以解放老幹部為核心的「糾左」工作，未得到毛的長久支持，當毛認為周的批判極左觸犯到對「文革」的評價時，毛斷然制止了周。周以毛澤東理論反對「文革」極左思潮的努力功虧一簣，毛對「文化大革命」路線的堅守，是林彪事件后毛的主要課題133。一方面，毛對已經持續5年的「文革」的錯誤有所省悟，期望周對其有所改正；但另一方面，毛拒絕否認其「巨大成就」和路線、方針、政策尤其是思想的「正確性」，「文革」的指導思想――階級鬥爭的利器在毛看來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唯一方法，即使存在一些問題也是階級鬥爭方法未驟完善的結果，因此，所謂糾正，是對「文化大革命」不完善處的補充、發展，決非重新「另起爐灶」、批判「文革思想」，在此方面，毛認可了江青等對林彪等背叛毛、一系列觸目驚心的錯誤只能是極右的定性，而且始終支持江青「左派」繼續領導「文革」政治運動的展開。
   
    在1972年還有兩件事對毛的晚期接班人選擇產生了影響，一是毛在2月21日突然休克，昏迷近半小時，使毛真正感到時日無多；二是周恩來罹患癌症得到確診，134老一輩領導人包括象徵性的朱德、康生、董必武的年邁多病，促使毛必須儘快選擇接班人。
   
    當時，毛澤東的人事新局是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開展，以「老幹部派」為主，經濟、冤假錯案的平反及協助外交工作；江青「左派」主持思想戰線的政治運動，繼續批判鬥爭；還有就是「文革」中選拔的地方中青年幹部，是1938年後擔任基層領導工作，「文革」初已出任省委書記職務的「穩健派」，這是毛以制衡「左派」、「老幹部派」的「第三種力量」，代表人物是前湖南省委書記華國鋒、河南省委書記紀登奎、吉林省委書記（后調任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及安徽省委書記（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以及遼寧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等。
   
    「第三種力量」的選拔，是毛澤東培養接班人計劃的一個重要部分。135即使在林彪副統帥地位已然確立的狀態下，毛澤東仍對這批地方調任的領導人以特殊的信任，在摧毀林彪以軍人為主幹的政治集團時，他們成為毛依賴力量之一。當1971年8月中至9月初，毛澤東巡視南方到達湖南長沙、江西南昌時，特地在湖南召集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時還調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華國鋒、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劉興元、湖南省委書記卜占亞、廣西區委第一書記韋國清，通報與林彪的分歧，「吹吹風」，明確提出要對林彪警惕，並由華單獨向周彙報，136毛的提前警告使湖南省委及廣東等省避免過深涉及林彪集團的活動，這實際上也為以往長久盛傳的所謂林彪先逃廣東、另立中央的計劃提供了反證。
   
    時為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北京軍區第三政委紀登奎、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在9月12日下午1時許，被毛澤東特地通知到北京南郊丰台車站，毛破例在此停車，向他們詳細講解與林彪集團的政治鬥爭，並明確告知廬山會議批判陳伯達只是初步，還有「黑手」。137會見后，138毛還單獨交代李德生，調38軍1個師到南口以保衛毛澤東；139隨之，在「九一三事件」中，李德生為周恩來直接指派到空軍指揮室，代周坐鎮指揮；140吳德在於9月13日凌晨3時許趕到人民大會堂，由周恩來親自下令北京處於緊急戰備狀態，吳德、吳忠負責衛戍區執行。141
   
    對於林彪事件的處理，毛澤東對後來委以重任的領導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參與，如時為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書記的王洪文，在毛澤東巡視到杭州時，為毛澤東特地找來談話。毛對王關於廬山會議的評論、關於陳伯達「六號簡報」的批判，顯然是滿意的，並要王請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吃飯喝酒；142對林彪事件處置的參與也是這些人得到重用的重要政治資本，他們也基本成為了中央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專案組的成員。143
   
    對林彪集團主要成員的清理，使中央權力層出現真空，也必然使曾經遭到批判的一批「老幹部」得到平反、「解放」，特別是毛一度確立的林彪接班人權力布局被打破，毛需要重新部署、安排新的接班人格局。對於新的高層權力安排，毛確立了幾條原則：
   
    （1）認同、接受、貫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線和階級鬥爭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對政治態度的考量既有對其歷史的一貫態度的認識，也要對現實問題的看法，於此，就是對周恩來工作的基本態度。
   
    林彪事件后，毛澤東一度委託周主持國務院和中共中央的工作，周在1972――1973年的「糾左」，包括解放「老幹部」、經濟、文教與外交正常工作秩序的恢復，這種以政治穩定為核心的恢復工作實為行政權力行使的慣性與必須，也是周在60年代初期糾正「大躍進」災難性局面時採取措施的另一翻版，但為江青「左派」所不容，也為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而主導一切工作所左右。慣於以具體事情破解全局的毛澤東抓住兩個事件對周展開了嚴厲批評，使周的工作時斷時續，也使周政治生命注入了沉重壓力：一是人民日報社王若水的來信事件，1972年12月，王致信毛表示贊成周批極左、不贊成張春橋姚文元反對批極左，但毛認為林彪是極右，修正主義，扭轉了周批林整風中批判極左的方向；144二是1973年12月，周恩來在送別訪華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時，未及時報告毛澤東，毛極為震怒，要求政治局開會批判周，江青即稱此為繼林彪事件后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145
   
    周恩來主持日常工作的國家基本職能完成必須的領導行為，為毛限制性的認可或基本否決，固然有毛對周不滿的表現146，但更多的是，毛以周作為判斷對「文革」態度的標尺，考察、劃分「左派」還是「右派」的標準；也是毛對其他人主持中央工作的一種警告，不能偏離毛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所以，對周工作的限制性態度是毛考量接班人的一個重要標準。所以，在1972――1974年周主持工作的中國政壇，出現了兩道涇渭分明的現象：一邊是周對國家政治秩序的恢復，一邊是針對周政治運動的展開：批林批孔運動，「三箭其發」與「放火燒荒」，反擊右傾複辟回潮運動。
   
    （2）老中青的結合。鑒於他及其為核心的老一代領導人普遍的年邁多病、力不從心，毛澤東此時選擇接班人時加強了對年齡、身體的要求。在初步確定年輕的40歲的王洪文147進入權力核心層后，毛也期望培養中年階層對王等的支持。當時，在毛認可的領導人中，周恩來確患癌症不治之症，朱德、康生、董必武都是年邁、多病，已長期處於修養狀態；148江青、張春橋、李德生、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吳德則屬於介於39歲至60歲的中年，149這些在「文革」期間從省委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大都兼任省軍區或大軍區領導人）任上調到北京的「地方大員」，毛澤東更多的需要是他們的行政經驗或從政閱歷，其人脈體系顯然不如長期擔任中央領導工作的葉劍英、李先念等人。
   
    所謂「老中青的三結合」，表面看是年齡層次的考量，實際是對「左中右」三股力量的平衡、駕馭。在毛澤東的權力布局中，「老幹部派」以周恩來主持的政府人員為主，包括葉劍英、李先念，葉時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得到毛的信任，成為江青「左派」攻擊的重點對象之一，1974年發生的「放火燒荒」與批走後門「三箭齊發」即是針對葉；江青為首的「左派」包括張春橋、姚文元和後來選拔的王洪文，因為他們都從上海起家或者與上海有密切關聯，被毛界定為「上海幫」，還有在1973年「十大」上進入中央委員階層或能接近毛澤東的遲群、謝靜宜、毛遠新等人，他們都是文革的既得利益階層，控制意識形態、思想宣傳領域，是政治鬥爭的「發源地」，也是最為毛澤東「放心」的階級鬥爭戰場。毛雖然委重任與「左派」，但對於他們的政治領導能力尤其是人事控制能力很不「放心」，對他們與周恩來為首的「務實派」之間的矛盾、分歧和衝突也使心知肚明，毛可以容許他們對周的批判，但不允許打倒周；可以容許周對「左派」的批評，但不允許批駁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與土壤――「文革」思想與權力體系。在這二者之外，毛即寄期望於「第三種力量」。
   
    「第三種力量」是由毛一手選擇的，對「文革」政治並無太大的惡感，但對於江青等的極左政策、過於跋扈的個性及唯我獨革的用人標準嘖有煩言，與江等的衝突也是不可避免；對周等基於歷史的情感，雖然礙於毛的左右可能會批評周，但善意情感的累積仍使他們從情理上偏向周，而且長期地方工作經驗使他們樂於接受重視政治秩序的穩健做法，毛希望由他們調和政治局與權力高層左右衝突的努力，在後期貓感到力不從心或在毛百年之後的政治變局中顯然超越了他的想象。毛對於「第三種力量」個人能力的體認並不積極，即使是他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毛也是「厚道人」、「不蠢」等相當中庸的評價，這時候，毛希望有人能站出來輔佐他收拾亂局，且將已顯混亂的「文革」局面穩定下來，這就是他一直在思考、猶豫的鄧小平。
   
    （3）能力。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當然注重他們的能力，以前的劉少奇、林彪包括鄧小平個人能力，都經過歷史的檢驗，也得到黨內一致的認可，對他們的能力很少出現不同的聲音，但在林彪事件后，毛澤東看到再選擇接班人，能力的要求卻成為難以達標的缺憾之一。
   
    關於接班人的能力，毛澤東認為，應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資各方面150，具體體現在駕馭全局的能力，能夠較為全面的、靈活自如地處理黨內糾紛，在左中右派別衝突中超然地處於絕對控制地位；全面的政治領導力，包括行政決策能力、軍事指揮能力、經濟管理能力和外交決策能力；洞察力，較強把握時局、理解毛意圖的能力和對國內國際大勢的預測能力，在這些方面，毛澤東首先選擇的王洪文顯然不孚其望151，就是後繼的華國鋒、紀登奎、吳德等人也使差強人意；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包括後來的毛遠新在黨內的資歷和個人聲望，都是不堪大任，左派核心江青的人望，更使毛深為擔憂，因此，在選擇王洪文、華國鋒、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后，毛澤東還是「請出」了鄧小平。
   
    與前述毛澤東考察的領導人相比，鄧小平在各方面都具有優勢。
   
    （1）政治思想強。雖然對於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事業有諸多疑慮，但鄧小平還是企望主動地跟上領袖步伐，儘力領會其「革命」意圖，儘可能地按照毛的指導思想進行，即「老革命碰到新問題」。152鄧對毛澤東要進行的「反修防修」事業並無成見，對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以革命軍隊控制國家政權及社會秩序的做法也是贊同的，而毛在晚年始終將「反修防修」視為「國內壓倒一切的大事」、畢生從事的志業153，鄧小平只是對「文革」的方式有保留意見，尤其是對挽救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鄧與毛的思想有距離，鄧強調經濟秩序的恢復，這種恢復從本質上也並沒有脫離毛倡導的計劃經濟軌道，但毛強調階級鬥爭優先或者籠蓋一切、其他就是「唯生產力論」，其區別僅在如此。對此，毛也是清楚的。所以，毛在引介鄧再次入主政治局時，一再提到鄧的堅定反修立場，如在鄧「出山「前的一個關鍵批示中（即1972年8月14日毛對鄧3日的來信批示）說，鄧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154並認為這是鄧建國后最重要的「好事」之一。
   
    （2）人才難得。毛對鄧的治國能力從無懷疑，在1956年「八大」前夕介紹鄧小平之時，即將鄧與自己比擬，說他這點象我，並極力向中央代表推薦，不遺餘力，這在毛澤東的領袖經歷中，非常罕見。155鄧小平在主政中央書記處的10年間，作為中央一線領導人之一，鄧的工作毛大體上是滿意的，所以在1974年底毛在確定由鄧主持國務院工作時，再次說鄧是「人才難得」。156
   
    毛說鄧「人才難得」，是指多方面的能力，①有駕御各方面（毛稱為「派」、「山頭」）的領導能力，比較公道；②有軍事指揮能力157，能夠打仗，這是第三種力量特別是「左派」最為欠缺的，而毛澤東此時對國際局勢的判斷相當嚴峻，時刻提醒要準備打仗，兩相權衡，輕重立判158；③有外交決策能力，能夠妥善領會、發展毛澤東的反對霸權主義為核心的國際戰略理論，即聯合第三世界、團結第二世界、反對第一世界的「三個世界」理論，這與江青「左派」的一味鬥爭、「唯我獨革」主張有別，也與周擔心蘇聯壓迫過甚、主張緩和與美國關係的「務實」思想有差異，所以毛對鄧的外交能力一直寄予厚望，即使在1976年鄧被打倒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仍讓鄧專管外事159；④有領導經濟的能力。在「革命」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的基本保障是國民經濟和群眾生活必須維持在一個可能的範圍內、不可能持久保持狂熱的激情，毛澤東在「革命」3年後，雖然不情願，但仍然不得不做出讓步，即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面對「文革」的亂攤子，需要高屋建瓴的決策能力、大刀闊斧的決斷能力、破釜沉舟的大無畏魄力。160鄧小平在1975年取得毛的支持後主持的整頓，綜合體現了這種領導國民經濟、恢復經濟秩序的能力，即以整頓積怨甚深、派系林立入手，不惜以軍事管製為手段，強制解散派系，逮捕派性頭目，以點帶面，立竿見影，促成整頓工作的順利展開，鐵路、鋼鐵、國防科技、軍隊的整頓莫不如是；⑤團結各方面，尤其是對知識分子、老幹部的尊重及對極左政策的調整。在威權體制下，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力是社會輿論的導向標，「文革」晚期，毛澤東個人權威趨於且有加速度下降的態勢，對知識分子、老幹部的「解放」、鬆綁勢在必然，所謂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是領導者必備的前瞻意識，鄧以逆「文革」潮流的膽略、甚至超越毛澤東能夠容忍的限度，在文藝政策的調整、幹部解放和一定程度冤假錯案的平反上贏得了社會輿論的同情、認同和支持，獲得了基層民眾對其領導的合法性基礎，這既是後來鄧再起的民意積澱，也是鄧領導能力的體現，江青的「左派」從根本意識上是反「緩和」、「調整」政策的，而「第三種力量」則囿於定規難於突破；⑥廣泛的人脈關係網路。經過林彪事件后，一般民眾尤其是高層幹部對「文革」的災難性後果有較深切的感受，對「文革」遭難的「老幹部」普遍有較深切的同情，鄧小平再起回到權力中心地帶，得到了較為一致的認同。161前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對鄧「出山」持積極態度，「第三種力量」對鄧也無惡感，此前對鄧多有批判的謝富治已經離世162，與江青為首的「左派」開始尚能共事，應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理想人選163。毛對江青最大的不滿就是不能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蠻橫跋扈。164
   
    （3）鄧小平的身體。鄧儘管此時已年近70，165屬於毛所說的老年，但鄧身體健康卻是黨內人所共知的事實，在「文革」中由於毛的保護沒有受到政治運動的肉體摧殘，在鄧即將「解放」的前夕，鄧表示，自己身體非常健康，可以再干20年。166而且，鄧小平表示願意改正以前的「錯誤」，對毛的批評表示接受，167在江西「重遊」過程中的系列談話，表明了鄧對毛澤東的忠誠，顯然這是令毛格外關注而滿意的。於是，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正式在鄧揭批林彪的來信上作出批示，解放鄧小平。168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鄧正式復出。當日，周恩來正式向政治局請假，要求病休兩周，提出中央日常工作由葉劍英主持169；3月29日，毛澤東在住處接見鄧，提出並由政治局當場決定，鄧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以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重要政策問題，由此，鄧正式恢復在國務院的副總理工作。170
   
    鄧復出是毛澤東關於「文革」晚期接班人考量的重要步驟，但並非唯一的選擇。毛在觀察、思考、綜合考慮。在這前後，毛選擇了一些領導人進入政治局，並正式在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大」上公布。此時，毛澤東希望直接選擇一批工農兵幹部進入中央領導班子，王洪文和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等入圍。171其中，王洪文最為引人注目。王引起毛的關注主要是王的工作經歷「豐富」，有做過工、做過農、當過兵，且是「文革」崛起的「新生力量」。在「九大」上，王即作為工人代表成為9位發言代表之一172，並成為主席團成員，在1971年9月毛的南巡時，召見了王；1972年9月，王洪文「參加中央工作」173，半年後，被宣布正式參加政治局工作。174在「十大」上，王為中央副主席，名列毛、周之後，成為毛的第三位接班人。175
   
    對於毛澤東選擇王洪文為接班人，鄧小平女兒毛毛的分析頗有見地。她說：「他（毛澤東――引者）先選劉少奇，后選林彪，相繼的失敗，使他難於再相信任何一個人，也再不會把權力相對集中地賦予任何一個個人。如果說，以前他也曾注意過在他以下的權力的分散與平衡的話，那麼，到了此時，他就更為介意各派政治力量的分野和相互制約。為使國家機器繼續運行，他勇忠誠厚道的『老臣』；為使『革命』路線得以保證，他用他認為忠於這個路線的新興勢力。毛澤東從來信奉對立的統一，在他的晚年，在駕御政治問題上，他更把這一信條用於實踐。」176
   
    在「十大」的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群體中，毛澤東還安排李德生為中央副主席，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錫聯進入政治局，這就是毛安排的「第三種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比較「九大」，增加2人達9人，這是毛澤東主黨時期人數最多的政治局常委會177。在常委會中，除毛外，「老幹部派」有周恩來、葉劍英、朱德、董必武，朱、董身體欠佳，僅具象徵意義；另一常委康生（亦為中央副主席）自十大后即稱病不出；178屬於江青「左派」陣營的則有王洪文、張春橋（常委）及江青、姚文元（政治局委員）。毛的這種人事平衡，實際上是強化了江青派的政治權力。179
   
    另一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後來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鄧小平，卻僅當選為中央委員，屬於被「解放」的「老幹部」群體中的一員180，顯然，毛對鄧還在考察。
   
    從後來歷史進程看，毛澤東對於「十大」的布局顯然是不滿意的。十大的召開相當匆忙，人事安排更多的是填補林彪集團覆滅后的權力真空，等到局勢變化后，毛立即著手接班人的選擇，主要就是對鄧小平和王洪文的比較上。這一時期的局勢波詭雲y，政治力量的較量在毛重病纏身的情況下加快了步伐，下列幾件事情對毛澤東接班人的抉擇、對毛鄧關係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1）周恩來連遭批評，政治處境險惡。
   
    如前述，在林彪事件后，毛一度委託周處理善後事宜，對周十分信任，但周主持的批判極左思潮卻遭到毛的否決；十大剛過，曾一手協助毛打破中美關係僵局的周卻在外交政策上遭到毛的嚴厲指責。1973年11月，周對來訪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直率地言及戰爭爆發時，中國可能遭受美、蘇聯合進攻的最壞準備，但毛認為參與會談的周、葉（劍英）犯了右的錯誤，要政治局開會，批評此次會談的錯誤。自11月21日至12月初，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周、葉，江青並有周「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嚴重語言出現，江還提出，改變「十大」常委會，增補她和姚文元為常委，這遭到毛的否決，但毛認為江等其他批評是正確的。181緊接著，就是12月12日，毛對周主持中央工作的批評，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1821974年初就有「批林批孔運動」的發動。183連續高強度工作184和抑鬱的心情，使周不堪重負，癌症再度複發，住進305醫院，直至生命的終結。
   
    對周的持續批評，在「文革」發生以來是僅見的，說明毛對周主持中央工作不滿意，認為有「右傾」傾向，希望將來接替周工作的接班人能夠引以為戒，在各方面體會到毛容許的底線，也是毛看待繼承者對文革路線忠誠程度的最低限度，但毛又需要周穩定經濟秩序的努力，不期望國民經濟繼續惡化，而且也不希望周被徹底打倒，毛對周「既不滿意，又離不開」的關係185，與既抓革命又抓生產但以革命為主的思路貫穿毛晚期的始終。革命與生產，毛委託周（繼任者鄧）、江分別主持，這成為政治局權力鬥爭的主要格局。186
   
    但是，在「左派」看來，周所有恢復經濟工作的努力，於文革政治路線（階級鬥爭）是背道而馳的，江青即始終將周恩來是為文革的主要對象187，鄧小平後來繼續周的務實路線，與江的衝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2）毛澤東對國際、國內環境的嚴重估計。
   
    中美關係的改善，主要源於毛對中國四面為敵現實的反映，蘇聯在中國陳兵百萬，與東南亞諸國關係惡化，毛越發相信戰爭不可避免的判斷，毛一再警告全黨要準備打仗，且做出最壞的打算188；在對國際局勢的嚴重估計的情況下，毛澤東對國內形勢也是憂心忡忡，儘管清查林彪集團的政治運動基本完結，但毛還是對掌握軍隊的高級將領頗為擔心，先是公安部長李震突然自殺189，作為黨內高級幹部莫名其妙的死亡，當時中央估計為敵人的暗害，並作了應變準備；隨之是李德生被突然解職190，毛要求八大軍區司令員立即對調，且進行背靠背的檢查，對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提出批評，「實際上是對懷疑與林彪集團有某種牽連的司令員採取背靠背弄清事實的辦法」191。這些非常事件強化了毛對於階級鬥爭嚴重化的判斷，似乎也確證了毛關於「政治運動七八年再來一次」的論斷的正確性。對於周糾左努力的擔心，對國際國內嚴重局勢的憂慮，對日益衰弱的身體狀況的無奈，對身邊領導人能否繼承其革命事業的深深疑慮，使得毛對於接班人的選擇愈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焦慮感，這必然使其判斷易生反覆，政治運動的連波發動也就可以理解了。192
   
    毛澤東因「反修防修」而發動「文革」，但建設「新世界」的努力卻收效甚微，到1974年「文革」的第八個年頭，國內經濟模式、所有制結構、民眾思想意識和社會分層形態基本沒有大的改變，這就是毛澤東一再強調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對社會不公、等級差別的憤概，對權力腐敗的仇視與對一般民眾地位平等的期待，使毛渴望以其巨大政治權威來儘快實現理想政治，即以集權專制的政治權力實現平等、民主的公民權利，手段、目的的矛盾使這種空想往往衍生為政治災難，但在1970年代的毛澤東，卻是生命最後時期的重要使命之一。在經濟形態的變革遭遇空前災難后，毛對輕易更新所有制形式及工農業發展模式持慎重態度，但意識形態先行的革命試驗和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思想期待，使毛十分倚重江青「左派」對毛階級鬥爭觀念的闡釋、發揮和實踐，江青等的價值在毛的整個思想體系中的重要地位193，又使毛在批評江的胡作非為、變本加厲的專橫跋扈的同時，以容忍、勸告和警告的態度從輕發落，並且不許其他人越過他對江進行批判。這種袒護一方面使江有恃無恐，另一方面，使幾乎所有領導人都對江積怨日深，使之成為眾矢之的。本來對待江青「左派」的態度是毛衡量接班人對待「文革」態度的標尺，卻變成中央集體中因與江青的距離遠近而是否成為政治盟友的最好標準，毛澤東扶持「左派」的努力最終失敗，只得盡量求得政治平衡的全力格局能夠順利交接，這也使得毛最終選擇的接班人只能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中庸人物。
   
    （3）毛澤東對王洪文的失望與對江青的嚴厲批評。
   
    王洪文在「十大」上榮升中央副主席，處於兩位「老人」毛、周的第三位，接班人地位昭然若揭，但毛始終未公開宣布王的這一「殊位」，這也使得王的身份充滿變數。毛始則對王充滿希望，對吳德等公開提出要輔助王的工作194，並要王協助周工作，實為學習其政府工作經驗，在1974年6月周住院后，王開始獨當一面195，主持中央工作，但毛很快失望，發現王僅是江青的「應聲蟲」，無主見，更無創見，且其生活奢華、活動限於小圈子的毛病，也與毛要求「五湖四海」的領袖素質相去甚遠；對於經濟工作、軍隊領導，更是了無建樹，到1974年底，毛連續批評江青等人，實際上是對王的警告，到1975年7月，已對王失望至極的毛指示王告假回浙江、上海指導運動，「幫助工作」，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國務院的日常工作。196自此，王再未主持中央工作。
   
    毛澤東對「文革」事業的憂慮，很大程度上是對「文革」繼承人選擇的猶疑，也是對江青命運的擔憂，面對四面樹敵（毛說「積怨甚多」）197、鋒芒畢露、跋扈蠻橫的江青，毛既有憤慨，也是無奈，多次對江青表示，「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198江青好為人師，喜怒無常，且常以惡意度人，幾乎招致所有人的反感、惡感和仇視，而且江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經常凌駕政治局之上，發號施令199，稍有不從，即以各種政治手段進行打擊。毛在1974年1月，江青越權指導批林批孔運動后，終於天庭震怒，連續要求政治局開會批評江的「形而上學」、「片面性」；7月17日，毛在即將赴南方修養前夕，專門召集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不要搞「上海幫」、「四人小宗派」，並宣布，江青不能代表我，只代表她自己。這是毛第一次點出江的「幫派」問題，也是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點名批評江青。200毛還無奈地提醒江青，「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201聯繫到以前毛所說「人貴有自知之明」，可說是苦口婆心，用心良苦，毛對身後這位得罪人過多的夫人已經仁至義盡。11月，毛療養湖南長沙，實是進行白內障手術與了卻回家鄉的願望，但此時關於國務院人事的權力紛爭白熱化，202江希望在政府、人大常委會系統安排「左派」人物，尤其是讓王洪文出任人大委員長、張春橋出任第一副總理或直接擔任總理職務203，實為阻擋鄧的升職，此時，江已經知道，她的政治對手是鄧小平。毛拒絕了江的部分要求，同意周的人事部署，也使江的部分人馬進入了政府、人大系統。204於是有了長沙會談。
   
    （4）鄧小平成為接班人。
   
    12月23日――27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長沙會談，是毛晚年人事安排的一次重要決策，也是毛對接班人的抉擇。毛明確告示王洪文，鄧的「政治」強於他，以鄧出任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增補鄧為中央副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最終確定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與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
   
    周的這次長沙彙報，是冒著生命危險，鄧榕即認為，周「是在用自己的生命，進行最後的一搏」；205時周大便隱血，醫生要求立即檢查治療，但周仍決意南下，葉劍英即叮囑醫務人員，為了共和國的最高利益，現在不能提及此事，要採取一切措施，確保總理安全返回。206周在行前擬定人事名單時，親筆書寫委員長、副委員長、總理、副總理和部長的名單，印刷時，要國務院值班室主任吳慶彤送國務院印刷廠印刷，完畢燒掉原稿，確保不留任何痕迹，警惕「四人幫」插手。207
   
    由此，毛開始安排鄧公開露面，陪同接見外國客人，釋放中共高層人物變動的政治信息，將以前經常陪同的王「束之高閣」。1975年1月30日，鄧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這是鄧在文革初被打倒后再次回到中國政壇中心的標誌。時常委會出席者僅周恩來、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不久，周病倒住院。2月2日，毛批准由鄧代理重病的周主持國務院工作。208到7月初，毛接受葉劍英提議，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鄧主持，鄧的接班人地位再次凸現。209
   
    鄧此時擔任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會委員，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而且居於鄧前面的周，已是病入膏肓，身體不支不久於人世是不爭的事實，毛身體也是江河日下，毛也自知辭世難免210，這樣幾乎集黨政軍權力權力於一身的鄧，超過了在「文革」初所擔任的職務，甚至至少在表面上超過了劉少奇、林彪曾擔任的職權。但是自林彪事件后，毛不再信任任何個人，儘管有將最高權力交付鄧的打算，但毛還是建構了一個權力格局，從後面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格局在1975年由鄧主持全面工作后，毛一再強調是它的穩定，他不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打破它。
   
    四、鄧小平再被打倒
   
    1974年底，在對「四屆人大」第一副總理人選的鬥爭中，毛澤東支持周恩來、葉劍英的提議，決定鄧小平出任並代理周負責國務院的日常工作，樹立了鄧接班人的核心地位，這是毛鄧關係的高潮部分。為了鄧能夠重建政治權威，積累接班威望，毛也支持鄧的工作，開啟了「文革」後期的鄧小平主導的整頓運動。
   
    鄧的整頓，實質是繼續林彪事件後周恩來1972年的批左、恢復經濟的工作，強調恢復政治秩序、政治穩定，注重經濟民生，尤其是對於關係國家經濟最為關鍵的重工業、鐵路運輸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用力尤多，對過左的科技、文藝政策做出調整，緩和社會矛盾。這些力爭在舊的經濟、政治環境中生長活力、尋找動力的體制內努力，取得了相當快的成績，整頓使這一年（1975年）成為「文化大革命」10年內亂中經濟發展狀況最好的一年211。可以說，從體制的選擇而言，鄧的整頓與周的1972年整頓一樣，並沒有突破毛澤東制定的「文革」政治、經濟體制，這也是毛在初始階段相當堅決地支持鄧的主要原因。
   
    支持鄧，必須約束反對鄧主要力量――江青「左派」對鄧的攻擊與批判。1975年3月初，張春橋、江青等發起批判「經驗主義」的運動，沒有得到毛的積極回應，運動不了了之；在身體好轉回到北京后的5月3日，毛特地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員會議，再次批評江青，表示對鄧的支持，還以歷史事實為例，說鄧是「毛派的代表」212；會後，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江青等人，這是自「文革」以來僅見的批評江青「左派」的會議，這是毛為使鄧安心整頓工作、樹立鄧的權威的重要步驟213；並迫使王洪文、江青向中央政治局檢討，214下放王到浙江、上海「幫助工作」，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權力移交給鄧215。鄧的權力至此達到頂點。
   
    但是，毛對江青等的批評是一種挽救式的、恨鐵不成鋼式的，是為鄧的工作製造一個環境、減少干擾，並非要打倒江。216毛對江青不滿，在1974年有增無減，似乎與他對「文革」繼承人的憂慮、對其百年之後江青的命運的關切有關。江青太過驕橫的個性和製造的眾多冤獄，使江成為眾矢之的，而「文革」的災難也必須由一部分人承擔，所以，毛在江身上感到的是無奈、憤懣與擔憂；對於江對「文革」思想的理解、堅定的態度，毛是肯定、欣賞的，關於江「政治上敏銳」的判斷，毛也是終生未改。而且，作為妻子，毛也是信任的。在晚年，而且愈到晚期，毛最終信賴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其親屬217，從文革初期的江青、李訥218，到中期的王曼恬219、王海容220，到晚期的毛遠新221，莫不如是。毛的信息渠道是多方面的222，其中他認為最可靠的信息來源還是一些親屬和身邊合作人員223。這些非常態的政治溝通、信息傳遞，既是毛不太信任中央領導人的一種表現，也是個人專制權力下的正常政治生態使然。
   
    王洪文從接班人地位失落，是毛認為他作為黨與國家的領袖，無論從威望、能力還是資歷言，均不合格，尤其是王與江青糾合一起，對江、張言聽計從，使毛澤東覺得他難以容人，不能團結最大多數，與黨的領袖的素質差距過大。毛需要的接班人必須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能將他晚年布下的權力格局延續下去，不致出現血雨腥風的交接局面，顯然王的能力無法讓毛滿意，即使江青對王也是多有不滿224，但毛認為作為「文革」新生力量的象徵性人物，王洪文並沒有被毛排斥在政治局領導層之外，即使在確定華國鋒出任接班人的1976年的2月，王仍排政治局常委會的第二位；張春橋是「四人幫」中毛最為欣賞的人物，但張長於理論而短於實踐尤其是經濟工作、軍隊工作經歷的缺失，使毛覺得張還只是一個「文人」，且與江青過於密切的權力連接，也無法擔當接班人的重任，張曾經納入毛接班人的視線，但在九大、九屆二中全會上所遭遇的幾乎一致的反對，特別是軍隊高級將領的態度，使毛迅速改變了對張的看法；姚文元是毛「文革」理論的闡釋者，毛對其信任有加，但作為接班人，顯然沒有資歷資本，在接班人的選擇上，毛從來不屑於所謂理論家。
   
    所以，毛一方面批評江青等人，但另一方面，對江青又是保護的，只允許適度的批評，是在肯定其作用基礎上的「幫助」，絕非要打倒，225而且對於他們提供的政治信息也是相當重視的。對於江青所擁有的特殊角色，周恩來、鄧小平是清楚的，因此，在毛澤東提出幫助江青等的時候，周要等注意適度，鄧也要求政治局「能講多少就講多少」，這得到毛的稱許。當毛不能容忍鄧的整頓深入時，毛立即重用江青，並在關鍵時刻，調入與江親情十分密切的毛遠新充當政治局聯絡員，排斥了與周、鄧關係友好而不滿江的王海容、唐聞生，可以說，毛遠新到達毛澤東身邊，是毛對鄧接班人地位不滿的最重要轉折。

1975年5月3日，當毛澤東對江青進行嚴厲批評時，毛又表示，治病救人，不處分任何人。「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226次日，深諳毛澤東心理的周恩來在起草貫徹此次會議精神的草稿中，明確表示，「願自我批評的就說，說多少都可以，不說也可以，不要強人所難。」227實際上為此次批江定下了基調。1月後，主持會議的鄧小平表示，「講多少算多少」，並向毛報告，得到毛的認可，認為，「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228
   
    此時，毛澤東還在鄧小平與江青之間安排了一次會面。毛要江主動到鄧家拜望鄧，希望二人私下的談話能夠冰釋前嫌，但毛的願望落空，鄧後來對這次見面評價說，「江青找我，毛主席叫她來，她不敢不來。談得不好，她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229毛的此一安排顯然是別有深意，作為兩大鬥爭集團的領頭人物，江、鄧關係將影響中國政局的走向，特別是在毛風燭殘年的此刻，毛期望二人相安無事以使政權平安過渡，但江、鄧形同水火的個性使此次見面不歡而散，的確使毛很是失望。聯繫到在1967年初毛在打倒鄧之前要鄧拜會林彪的故事，這次安排的寓意更是意味深長，毛知道，他必須在鄧、江之間進行選擇，脆弱的權力平衡格局遲早會被打破，因此，在鄧小平整頓工作進入關鍵時期的7、8月，也就是江青等「偃旗息鼓」3個月後，毛澤東對鄧「頻頻示警」，連續發動了對《水滸傳》的批判運動和毛遠新進入毛身邊充當聯絡員事件。
   
    毛不滿鄧，在於鄧的整頓與毛堅守的「文革」思想難以相容，鄧以生產為主要內容的整頓，與「文革」政治特別是與其指導思想又有著不可克服的矛盾。毛澤東發動「文革」，強調建設民眾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優先性，毛認為，現存的經濟基礎束縛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必須以調整甚至重建生產關係的政治運動來主動適應，現實的各種制度、規章和規則是舊有制度的殘存，制度的選擇超越生產力的發展是毛在「大躍進」失敗後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的戰略抉擇。所以，毛一再表示對現存政治、經濟制度的不滿230，對自己社會主義理想缺少回應、共鳴而惆悵、憤懣，因此，對於鄧的整頓，他是有限的支持，是一種觀望。
   
    鄧在整頓過程中，要發揮秩序的效力，就必須強化制度的剛性，對於所謂以「批判」開路、強調思想建設一馬當先的浪漫「革命」必須進行必不可少的制約，對於處在一線的「革命派」不得不打擊，對於經濟建設必須的按勞分配製度、8小時工作制度、生產紀律等也必須一再強調與重申，而這在毛看來，恰是應該限制的資產階級法權的複合，是 「文化大革命」曾經打破的舊制度的「反攻倒算」，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1972年周恩來批極左，毛說林彪是極右並以此批周加以斷然制止，實質也是如此。如今已經超越周的工作231的鄧繼續深入整頓，自然難於見容於毛。
   
    隨著整頓的深入、經濟工作展開后，必然涉及到教育、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這在「文革」時期基本上是江青的禁臠：鄧要求教育在重視人才、培養人才，恢復教育的本來功能，以實現它在「四個現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學校以教學為主，學生以學習知識為主，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鄧信賴的教育部長周榮鑫在前衝鋒陷陣，與「文革」得寵的「左派」如北京大學革委會主任遲群、清華大學革委會謝靜宜及一直以教育改革主導者自命的毛遠新等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鄧認為，既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就應以時不我待的迫切進行總體整頓，於是提出「三項指示為綱」，在毛澤東一貫強調的「階級鬥爭」之外，填補「促進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符合整頓的內容，以使全面整頓取得合法性基礎，這在毛看來就是「多中心論」，是削弱甚至反對「文化大革命」核心思想的原則鬥爭；而且，在整頓深入到軍隊、黨兩個系統中，過多的人事糾葛和「左派」權力的削弱使毛也不能容忍「務實派」坐大的局面，權力平衡的人為破裂顯然是毛不願看到的，但基於對苦心經營的接班人格局的珍惜，也是對鄧之外領導人能力整體的不滿，毛還只是一邊提醒，一邊警告，直到他認識到鄧「死不改悔」，唯有最後攤牌，毛才不得不打倒鄧。可以說，鄧小平在1976年4月被宣布徹底打倒時，「文革」的歷史也事實上結束了，因為即使在「文革」體制內以釋放舊體制動力空間的整頓都與該體制及支撐它的思想體系水火不容，那麼面對民窮財盡、國力凋敝的現實的改變，只有對其徹底的改革，舍此別無生路。
   
    毛首先對鄧提出警告起源於1975年8月14日評論小說《水滸傳》指示的公開。如前所述，毛澤東善於以具體事情破解全局，此次亦不例外。有人認為，毛對《水滸》的評論是隨意談話232，似乎理由不很充分，聯繫到前1日即13日鄧小平轉交毛澤東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揭發遲群、謝靜宜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方面問題的信，更可看出毛此舉非同尋常。遲群、謝靜宜是毛非常信任的「文革」新生力量，謝是毛指定擔任北京市委書記職，在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時，周恩來曾提出由她任人大副委員長233；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是「文化大革命」「革命樣板」「六廠二校」的典型，向為毛所珍視。劉冰當時將信分送鄧小平和吳德，鄧轉交與毛，吳則將信壓下，只是找遲、謝談話，透露了劉信的內容。234顯然鄧誤解了毛對他的信任程度。
   
    毛慣於在歷史陳跡中尋找現實世界的鬥爭依據，階級鬥爭的敏銳使毛直接得出《水滸傳》的意義在「投降」，在宋江對晁蓋權力的剝奪（「架空」），這立刻使江青等嗅到了另類的氣味。江以此大做文章，攻擊鄧小平，顯然其來有自。對此，長期在毛身邊工作過的胡喬木在次日即15日即提醒鄧，評論《水滸》是不是有所指？報刊上評論《水滸》的文章影射你架空毛主席。但鄧並未在意。235實際上，早在鄧主持中央工作初，就有人向毛反映，鄧是復辟，劉少奇的班底又起來了。236周恩來對此是洞若觀火，9月中，他斷然指出，「他們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237在10月中旬鄧再轉交劉冰的信時，形勢更完全逆轉。於此，鄧與胡喬木有過這樣的談話。胡說，轉信的事恐怕不是主席批評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一定是主席對你早就有了不滿。鄧答道，過去把形勢看得太簡單了。238
   
    毛對鄧不滿的第二個事件是毛遠新調到毛澤東身邊。毛遠新是在9月中準備參加慶祝新疆自治區成立20周年由瀋陽路過北京的。在27日面見毛澤東時，毛遠新彙報遼寧「文革」情況並對鄧整頓的理解時說，鄧的整頓比1972年周批極左還凶些，鄧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擔心中央，怕出反覆」。239此日，鄧小平在中央農村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特別提出要全面整頓，要正確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能割裂毛澤東思想。如何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文革」最大的禁區之一，充滿不測，鄧此時發表極易為人所歪曲利用的談話240，顯然鄧對24日毛嚴詞批評江青的形勢估計太過樂觀了。
     
     9月30日，毛澤東對鄧小平報送的《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提出不同意見，特別是對文件中引用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表示並未有此語言242，留置未退給鄧，引起鄧的警覺。《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與《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結》，是鄧小平及其信任的胡耀邦、立場及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共同起草的關於整頓的帶有思想指導性的文件，而後者並未公開，仍在起草中，《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主要是鄧系列講話的匯總，惟有《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是原創性的報送毛審閱的文件，遭到毛的否決后，鄧小平於10月14日對胡喬木說，主席還沒有把稿子退回來，這可是一件大事。243後來這一文件即遭到江青「左派」的激烈批判。
   
    10月10日，毛遠新自新疆回京，正式擔任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244毛與鄧的關係出現明顯的逆轉。毛遠新的出現，於「文革」晚期毛、鄧關係是一個重要信號。以前能夠傳達鄧善意信息的王海容、唐聞生也是毛信任的，但王、唐不滿江青、親善周、鄧，為毛排斥245，則不僅是毛有培養、選拔毛遠新的原因，更是毛綜合考量政治局權力格局的結果。毛遠新的加入，使一度鄧領先、主導的政治局至少降低為與江青的平衡了。13日，鄧小平再次轉交劉冰揭發批判遲群、謝靜宜的信與毛，毛遠新見信后當即為遲群辯護，認為遲「在執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上是比較堅定的，十個指頭七個還是好的」，246並要求遲群進行反擊，遲群指示清華大學人事處負責人林鈞萬上書毛澤東，批判教育部長周榮鑫組織上任人唯親，搞宗派，千方百計地否定科教組幾年來的工作；說遲群在「文革」中，以實際行動為教育革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在教育戰線上是有影響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47鄧、江的交鋒正式短兵相接。周榮鑫教育整頓得到了周、鄧的支持，鄧希望以教育整頓成為全面整頓的又一個突破口，「把鬥爭的鋒芒指向『四人幫』直接控制的文化教育領域」。248但毛的支持使鄧的努力化為烏有。這一時期，鄧與江雙方都在收集、送交群眾來信，以圖影響毛澤東，毛在觀察、觀望後於鄧小平正式主持中央工作3個月後，對鄧提出警告。
   
    毛澤東這次仍然是借題發揮249，抓住劉冰來信批評鄧，19日，毛在會見外賓后，對陪同會見的李先念談話，明確批評鄧在「偏袒劉冰」，說劉冰來信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要鄧注意，不要上當。250毛鄧關係正式逆轉。
   
    這次毛鄧關係的破裂，不同於「文革」初期，雖然不能說毛澤東處於被動，但鄧小平在1975年底對於毛澤東的「批鄧」運動表現出極強的自信。以前鄧是主動跟進，努力趕上毛的「革命」思路，即使有所懷疑，也是在強烈的崇拜背後的主動自責、批評，期望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得到毛的諒解，並無根本懷疑「文革」思想和毛澤東的錯誤，但是於今，鄧小平通過復出后對政治形勢的判斷，對「文革」災難深切的了解，對毛澤東身後政治格局的把握，和對自己進行的整頓工作正確性的確信，鄧無意妥協，所以他對毛釋放的「善意」、「好意」，有感知，但不再自污，只是堅持原則前提下的適度讓步，這使得毛的一再努力步步落空，可以說，鄧的「綿里藏針」個性、原則的堅定性和對整頓的自信，換言之，是鄧小平的主動導致了二人最後的分手。
   
    毛澤東這次對鄧是「一批二保」，是步步擴大批鄧的範圍，期望鄧對毛的「挽救」作出有分量的表態――先政治局少數成員，再政治局巨大多數參與，再發散到社會讓「左派」進入，最後是徹底的運動展開，直至全國公布鄧的「罪行」。10月23日，毛澤東指示主要當事人討論對劉冰信的批示，只有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吳德、謝靜宜、遲群6人，毛澤東一方面贊成在清華大學展開群眾大討論，一方面表示對鄧與江青的批評不傳達；25131日，已經感到毛態度大變的鄧小平致信毛，希望面談，次日毛召見了鄧，對鄧轉交劉冰來信提出了批評，但對整頓工作表示肯定；252但毛馬上改變了對鄧工作的看法。
   
    促使毛根本轉變態度的是毛遠新11月2日的回報。毛遠新說，今年以來在省里感覺有一股風，就是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批林批孔運動、要不要批判劉少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並特別提醒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不提文化革命以來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比如教育革命、文藝革命、老中青三結合。今年以來，沒有聽他講過學習理論，怎樣批《水滸》，怎樣批修正主義。」253應該說，毛遠新是看到了鄧整頓工作與毛「文革」思想的區別，毛也感覺到鄧整頓的發展與自己堅持的理想之間不可調和的差距或者說使鄧最終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毛遠新的回報堅定了毛的擔心，因此，在有生之年毛決不允許對「文革」的任何改變，表示同意其看法，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歷來反對階級鬥爭，「三項指示為綱」是淡化了階級鬥爭這個綱，其餘都是目254；清華的鬥爭，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255毛最終在鄧小平與江青兩方爭論中，對江投下了信任票。也就是自此，鄧小平及王海容、唐聞生等幾乎再也見不到毛澤東，毛遠新成為毛與外界包括政治局聯繫的唯一管道。256
   
    毛澤東指示毛遠新先找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談一下，要鄧作檢討，看得出，毛在此時還是不想讓對鄧最不滿的江青等插手，但鄧小平已決計不再妥協，當晚，當毛遠新講完后，鄧小平表示，如果按毛遠新的描述，中央整個是執行了修正主義的路線，這不好說。對於自己主持的整頓工作，是好是壞，鄧表示，實踐可以證明。257這與鄧復出初「永不翻案」258的承諾猶如霄壤； 3日，毛澤東再指示擴大到8人，加入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張春橋。同時要吳德到清華大學參加黨委擴大會議，傳達毛對劉冰信的批評，對鄧的批評範圍大大擴大，毛鄧關係已難緩和。
   
    毛還是對鄧寄予希望，未讓江青直接插手，但張春橋、毛遠新的參與，江當然知悉內情，事態擴大已不可避免，10月底，王洪文即對上海市革委會負責人和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等說，「要密切注意清華、北大動向，那裡有大事。」259「左派」的政治敏感來源他們對毛澤東個性的把握和毛政治批判的指向，鄧接班人的前途岌岌可危。2604日，毛在聽取毛遠新回報「幫助」鄧的會議情況時說，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我們現在的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並指示再擴大會議參加人數，不告訴江青261；7日，政治局第二次八人會議召開，支持鄧的胡耀邦、胡喬木、李昌、周榮鑫與會，並擴大到在京的政治局委員17人。此時，清華大學的大辯論漸至高潮，批鄧的信息已迅速擴散到社會；13日，毛澤東正式指示將「批鄧」的問題「打招呼」，擴大到縣一級，262至此，鄧接班人地位的去職、下台成為定局。但毛此時仍提出只是「幫鄧」，不是「一棍子打死」，對鄧提出由已經回京的王洪文接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建議未予採納，鄧仍然主持，但已是受批判的地位。
   
    毛、鄧攤牌是在20日，鄧對毛要他做肯定「文革」的評價表示婉拒，借用毛的話說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寫這個決議不適宜。263毛於是決定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推向全國，毛、鄧至此分道揚鑣。
   
    鄧的不妥協，在12月8日看望周時更為顯著。周鄭重問鄧，「態度會不會變？」鄧答，「永遠不會！」周說，「那我就放心了！」264顯然，這次毛、鄧分手，鄧是主動，而且是胸有成竹。毛澤東身體的「日薄西山」與江青的不得人心，使鄧堅持自己的原則有了心理的支撐和民意基礎，在軍隊整頓過程中，葉劍英與鄧小平就側重對軍隊高級將領的信息溝通和意圖表達，實際上就是準備毛身後的政治攤牌，由於得到軍隊大部分將領的支持，鄧的頑強也有了信心保障。265「文革」中受到最少干擾、一直作為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堅強後盾和控制政局的軍隊，最終也成為瓦解「文革」、摧毀「文革」極左勢力的主要力量，確實歷史的弔詭，或許也出乎毛的意料。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正式發動；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逝；20日，鄧小平請辭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獲准，3月，運動全國展開；4月在「天安門事件」中鄧被開除黨內外一切職務，但與「文革」初期一樣，被保留黨籍，且由汪東興特殊關照，秘密安置在一個只有汪一人知曉的去處；2669月9日，毛澤東去世；10月6日，江青為首的「左派」被解決；1977年7月，鄧小平再次復出。
   
    【註釋】
   
    　　1 《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257頁。
   
    　　2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見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頁。時高崗負責8個部工作（時政務院由20個部組成），國家計劃委員會等同政務院，有「經濟內閣」之稱，因此高崗被譽為「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饒漱石處於黨政領導機構、人事調整、重新安排的關鍵位置，被毛澤東稱為「吏部尚書」。
   
    　　3 1953年12月，毛澤東欲赴杭州休假，提議討論由劉少奇主持這樣領導工作的建議，這本是慣例。劉表示由書記處輪流主持。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頁；高崗通知劉少奇、周恩來，去他處等候高主持會議，時高僅為政治局委員，劉、周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提出國家計委重大決策須由中央認可方能下達執行，高竟以「哪個中央？哪個中央？」辯駁。見楊尚昆前引書，第289頁。
   
    　　4毛澤東對高崗與蘇聯過分親密以「挾洋自重」的關係十分反感，蘇聯駐華經濟總顧問柯瓦廖夫給斯大林的密報由斯轉交給毛澤東，赫魯曉夫後來評論說，「由於斯大林出賣了高崗，我們失去了一位對我們真正友好並能就中國領導內部對蘇聯的真實態度提供寶貴情報的人。」見楊尚昆前引書，第284頁。
   
    　　5石仲泉、沈正樂、楊先材、韓鋼主編，《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125、191頁。毛澤東後來更明白地說，「我這是準備後事」，見本書，第290頁。
   
    　　6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上專門推薦了鄧小平，鄧擔任中央秘書長。長期養病的林彪在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此前，林彪被認為與高饒事件有較深的關聯，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林得票居97人中央委員的第9位，除林伯渠、董必武2位「老人」外，其餘6人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林彪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當時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是彭德懷，彭僅為中央政治局委員，2天後，軍委擴大會議召開，批判劉伯承、蕭克等的「教條主義錯誤」，並牽涉到葉劍英、粟裕等人。
   
    　　7 1975年6月28日，江青給毛澤東及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書面檢討，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8頁。逄先知亦說，經常接觸毛澤東的人都知道，誰如果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即他認為是路線問題上，同他發生了分歧，要想照舊得到他的信任，那是很困難的，他也是不會忘記的。見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見董邊、鐔德山、曾自編同名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頁。
   
    　　8胡喬木：《與美國記者白修德談毛澤東》（1983年5月14日），載《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5頁。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頁。
   
    　　10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222頁。周恩來在八大期間會見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維奇時，亦認為此舉有助於擴大黨內民主的基礎，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頁。
   
    　　11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於1958年5月5日――23日召開。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的工作報告中提出，「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在某些範圍內表現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確認了毛澤東在此前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的結論。會議亦接受了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12 彭厚文：《中共八大前後毛澤東對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探索》，載《蘇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13此為毛澤東訪蘇的翻譯李越然的回憶。李的回憶見《大型電視記錄片――鄧小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頁。毛評價鄧說，「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另可見《緬懷毛澤東》（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頁。
   
    　　14 黃崢：《論劉少奇的歷史地位》，載《黨的文獻》1998年6期。
   
    　　15 毛澤東：《重看〈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新的高潮〉后寫的信》（1958年5月26日）。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由毛澤東審定的《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新的高潮》的社論，社論說：「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得很慢。他們不了解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這是「大躍進」口號的首次提出。毛澤東十分讚賞和重視這篇社論，在此，他把這篇社論印發給有關負責人，並寫了一個批語，說寫這篇社論的同志，其功不在禹下，並建議把第一號博士頭銜贈給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頁。
   
    　　16 1958年6月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周恩來請辭國務院總理、彭德懷請辭國防部長，會議決定，「他們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參見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頁。據胡喬木回憶，毛對周極為生氣，是周在1956年4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周對毛追加基建預算持反對意見，會後，還親自找毛，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見前引書，第269頁。
   
    　　17 毛澤東：《對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1958年6月8日），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268――269頁。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3――654頁。周恩來即指示鄧穎超以後不得在中央會議上「發言」；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由此改口稱毛為「主公」替代「主席」。李銳亦說，南寧會議后，「進一步形成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地位。」見《李銳文集》（二）之《毛澤東的晚年悲劇》，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0頁。
   
    　　19 可參看林源：《三面紅旗――毛澤東晚年問題的癥結》，載《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
   
    　　20 見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頁。黃說：「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後，開始擔心我軍領導出問題。也許這（指1958年批判劉伯承教條主義事件）就是廬山會議的先兆。」
   
    　　21毛澤東在1959年8月1日中央常委會上的講話說，我66歲，你（指彭德懷）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顧慮。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頁。毛此語多次言及，第388頁。毛在廬山會議前，曾對彭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見《黃克誠自述》，第262頁。黃說，「可見主席對彭顧忌之深，而彭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
   
    　　22 經濟損失估算3年為1200億元，非正常死亡人口為4000萬人左右。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頁。
   
    　　23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頁。時鄧小平仍健在。
   
    　　24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頁。
   
    　　25 劉少奇認為，目前困難局面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與毛澤東所堅持的錯誤、缺點三個指頭、成績七個指頭的評價大相徑庭；關於「三面紅旗」，劉少奇認為，「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26 這期間，劉少奇還說，怕什麼丑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要揭；「三面紅旗」可以讓人家懷疑幾年，等等。見《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30、531頁。
   
    　　27 彭德懷於1962年6月16日，致信中共中央、毛澤東，提出長達8萬字的申訴材料（即「八萬言書」）。
   
    　　28 毛澤東在1966年8月1日，決計打倒劉少奇的時候，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即明確指稱劉少奇此段工作為「右傾」。
   
    　　29 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極力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說，「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個歷史。」林的講話得到毛的高度讚譽，林剛講完，毛帶頭鼓掌，並批示說「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頁。毛還私下要羅瑞卿向林學習。見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50――152頁。羅點點還說，「林彪和毛澤東之間正在形成一種同盟，來反對一些對毛澤東自大躍進以來一系列做法表示懷疑的一些黨內領導人。事實證明，這些黨內領導人後來都變成了睡在毛澤東身邊的赫魯曉夫。」
   
    　　3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465頁。
   
    　　31 1964年5月10日、11日，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彙報「三五」計劃設想時說，「1962年上半年時，很多人說形勢的全面好轉要8年、10年，要包產到戶，不搞社會主義經濟了。在北戴河，我之所以講形勢、階級、矛盾，是有個來源的。」
   
    　　32 參見姚錦：《姚依林百夕談》，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頁。
   
    　　3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653――654頁。
   
    　　34 雷鋒、歐陽海、王傑、蔡永祥、劉英俊，均是60年代初從林彪主持軍隊工作后得到毛澤東肯定的英雄榜樣。1964年，毛澤東發出號召：「全國學人民解放軍。」胡哲峰、於化民：《毛澤東與林彪》，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頁。
   
    　　35 1963年12月14日，毛澤東致信林彪，詢問林的身體狀況，「身體有起色，甚為高興。」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487頁。1965年11月29日，毛澤東要去看望林彪的羅瑞卿帶話，「要他好好養，要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做三個鐘點的報告。」見《紅色家族檔案》，第181頁。時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剛發表不久。毛澤東對林的期待與信任一目了然。
   
    　　36 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后，相繼開展了對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大將、主持總政治部工作的羅榮桓元帥及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的批判，都得到毛澤東的堅定支持。其中，羅榮桓於1963年12月去世，毛澤東有詩吊念曰：「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毛此詩一直未予示人，直至去世。在井岡山時期，紅軍主力團二十八團長王爾琢犧牲，毛澤東曾送輓聯，有句雲「留卻重任誰承擔」，即不顧朱德的反對，提拔林彪繼任王職。譚政於1960年被整肅，羅瑞卿1965年遭打倒。
   
    　　37 如將毛澤東在1939年給抗日軍政大學（林彪時任校長）的題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稱為「三八作風」；認為學習毛澤東著作就是背警句，「走捷徑」，編輯《毛主席語錄》，使之風靡全國。順言之，毛澤東在抗大講演26次，除1945年一次外，其餘均是在林彪主校期間（1938――1939年）。
   
    　　38 見前引《毛澤東與林彪》，第478――492頁。
   
    　　39 在1973年毛澤東批示鄧小平來信時，說鄧「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件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頁。
   
    　　40 鄧小平稱這個班子為「釣魚台的班子」，主要成員有康生、吳冷西、許立群、姚溱、喬冠華、王力、范若愚、胡繩、熊復等，為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9篇中蘇論戰的文章為其起草，寫成的文稿先由鄧小平主持會議討論修改，再送中央常委審定。
   
    　　41 鄧小平說：「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60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頁。
   
    　　42 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06――507頁。
   
    　　43 1964年2月，毛澤東與來訪的金日成談話說，修正主義的路線，國內綱領是「三自一包」，國際綱領是「三和一少」。1965年8月11日，毛澤東再次說：修正主義是一場瘟疫。1962年在國際上、在外交上，主張三和一少是王稼祥，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是陳雲，而且對我們講，不僅要包產到戶，還要分田到戶。說這樣4年才會恢復，解放軍也會擁護。鄧子恢到處亂竄，刮單幹風。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84――587頁。
   
    　　44 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頁。
   
    　　45 參見張志忠：《中國1966――風乍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71頁；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933――939頁。討論出席蘇共「二十三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常委只劉少奇1人，周恩來去邢台視察地震，鄧小平去西南視察三線，彭真以書記處常務書記列席。
   
    　　46 江青：《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可參見《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63――564頁。
   
    　　47 毛澤東多次對曾志說，儘管他與江青生活上合不來，但在政治上江青對他有幫助，「她政治上很敏銳。」並始終給予江青看文件政治局委員待遇。見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錄》（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頁。毛澤東亦對周揚說，江青看問題很尖銳。見林默涵：《「文革」前的幾場文藝風波》，原載《百年潮》1998年第4期，該文收入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頁。
   
    　　48 林默涵：《「文革」前的幾場文藝風波》，《回首「文革」》（上），第270頁。林說，江以處長身份到中宣部召集會議，部長、副部長都要到會。
   
    　　49 江青在1963年就有針對北京市委的批判，借批判《李慧娘》、「有鬼無害論」批判北京市委的廖沫沙，主持其事者是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俞銘璜，江青即說，「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參見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頁。陳說，有些研究「文革」史的人把這篇文章的發表作為界定「文化大革命」起始點的一個標誌，是很有見地的。見前引書，第10頁。早在1962年江青即找中宣部陸定一、文化部長周揚等4人，要求批判《海瑞罷官》，未遂。1964年，江找李希凡，亦未果。參見《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17頁；另見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頁；陳丕顯前引書，第29頁。
   
    　　50林默涵：《「文革」前的幾場文藝風波》，《回首「文革」》（上），第274頁。

　　51 在1966年5月通過《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說，江青曾向主席告狀，說彭真壓制她，欺負她。主席回答說：彭真算什麼，我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說，他當時在場。見林默涵：《「文革」前的幾場文藝風波》，《回首「文革」》（上），第275頁。
   
    　　52 見陳丕顯前引書，第47頁。
   
    　　53 在1967年所謂「二月抗爭」的政治鬥爭中，可說是當時唯一能對江青為首的「左派」形成抗衡理論的「在朝勢力」的一次全力反抗，但毛澤東最終「天威震怒」，表示：「『中央文革』小組執行的是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見陳丕顯前引書，第164――165頁。康生以往對江青還時有煩言，但自此知悉毛澤東對江青的確實態度后，對江青言聽計從。
   
    　　54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頁。
   
    　　55 毛澤東在1966年春節，指示江青到蘇州，寫作後來被稱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以對抗彭真起草的「二月提綱」。毛當時即指此為「請尊神」。
   
    　　56 李若建：《安全閥：四清運動的潛功能》，載《開放時代》2005年1期；另見王朔柏、陳意新：《從血緣群到公民化》，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57 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99頁。
   
    　　58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3頁。江說：劉少奇「脾氣大得很，他在山東已經發了脾氣，到合肥發了大脾氣。」劉少奇在6至8月，先後巡視天津、濟南、合肥、南京、上海、鄭州、武漢、長沙、廣州、南寧、昆明諸省市。
   
    　　59 劉少奇建議中央機關正副部長、正副司局長、處長、科長大體抽出三分之一，再加上工作人員，達到1萬至幾萬人。如中央財貿系統各部門抽調3400多人，占能夠參加的34%，其中，副部長以上29人，占同級幹部的46%；司局長114人，占同級幹部的40%。其它部大體相似。見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212頁。該書提供了各省較具體的數字。薄一波說，1964年夏，在劉的號令下，全國有一百五六十萬幹部參加四清運動，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0頁。
   
    　　60參見李若建：《安全閥：四清運動的潛功能》，載《開放時代》2005年1期。
   
    　　61 李新回憶說，工作組進村，如同白區工作，秘密串連，先入為主，大搞逼供信，不防左，只怕右。工作組權力極大，可以任意隔離審查（等於逮捕），可以隨時審問（等於私設公堂），即使逼死人，也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所以，逼死村幹部不少。見李新：《「四清」札記》，載蕭克、李銳、龔育之等：《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231頁。
   
    　　62 見江渭清前引書，第487――488頁。江對劉極力推崇的王光美「桃園經驗」表示，「從江蘇的實際出發，學習精神實質。符合江蘇情況的，就學習運用；如果不符合江蘇情況，就不照搬。」「不盲目執行。」為此與劉引起頂撞，劉大發脾氣。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亦向毛澤東表示，對王德報告有所保留，見叢進前引書，第540頁。
   
    　　63 1964年底，李雪峰受劉少奇指派出面組織王光美報告學習介紹會，江青站在會外的屏風后，走來走去，非常不滿。見曾志前引書，第431――432頁。
   
    　　64 中南局書記陶鑄即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中的三分之一的估計打不住，可能更多些。廣東40%，可能比較接近實際。甘肅省委書記劉瀾濤說，縣以上爛掉和有嚴重問題的有50%以上；華北局書記李雪峰說，山西8個重點縣委，已爛了3個，常委72人有問題的38人，張家口地委爛了。見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63――471頁。
   
    　　65 是年，蘇聯赫魯曉夫被勃列日涅夫以非常手段驅逐下台。后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在1964年的11月7日對中共代表團副團長賀龍說，希望中共效法蘇共，以武力將毛澤東趕下台。見《蘇聯共產黨最後一個「反黨」集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頁；另見《新中國外交風雲》（第3輯）所收閻明復文章，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頁。
   
    　　66 1964年5月10日、11日，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三五」計劃設想時說，1962年上半年，很多人說形勢的全面好轉要8年、10年，要包產到戶，不搞社會主義經濟了。在北戴河，我之所以講形勢、階級、矛盾，是有個來源的。見叢進前引書，第525頁。在1966年8月導致打倒劉少奇的毛澤東大字報中，毛直接點名劉這段工作是「右傾」，即非社會主義的。
   
    　　67
   
    　　68 劉少奇在1961年曾回老家蹲點44天，毛則未到任何地方考察。
   
    　　69 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355頁。
   
    　　70 同上，第1357頁。
   
    　　71 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作出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全面否定前17年的文藝工作；在1964年11月26日，毛更直接說，文化系統至少一半不在我們手裡。（見叢進前引書，第564――565頁）文藝領域的批判運動與江青的戲劇改革運動隨之展開。
   
    　　72 1963年起，毛澤東在同外國黨領導人會談時，一再指責中國黨內存在修正主義路線，並直接說涉及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十幾人。5月22日與紐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1964年2月9日再與威氏，2月與朝鮮黨領袖金日成，3月與日本共產黨代表團F田裡見，等等。但毛當時未給國內領導人當面批評，顯然毛是在與國外「打招呼」，也是對國內領導人的警告。見叢進前引書，第582――587頁。
   
    　　7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頁。
   
    　　74 轉引自高華：《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998年4月號總第46期。可參閱高對此信的解讀。毛澤東先對劉的複信表示支持，但後來對劉信大加貶斥，在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與江面談時說：「沒有什麼了不起，就是這麼一回事。你感到批評對的，就檢討；不對的，就申訴；申訴還解決不了，就等歷史作結論。」後來，毛澤東還當著江渭清和劉少奇的面，直截了當地說：「少奇同志給你的一封信，是錯誤的。你的意見是對的，少奇意見是錯誤的。」
   
    　　75 關於會議情況，可參見叢進前引書。亦可見郭德宏、林小波前引書，第256――260頁。
   
    　　76 1970年12月18日，當回答美國記者斯諾關於什麼時候決定將劉少奇搞掉時，毛說：「那就早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頁。
   
    　　77 曾志前引書，第433頁，曾志與其夫陶鑄已經感覺到毛澤東要搞掉劉少奇；薄一波說：「席間鴉雀無聲。」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7頁。
   
    　　78 見楊尚昆前引書，第480――482頁。對劉不滿源於前述劉打斷了毛的講話；對等則是負責此次會議組織的鄧提出毛不必參加。可另見金沖及、黃崢：《劉少奇傳》（下卷），第970頁。
   
    　　79 見曾志前引書，第431――432頁。曾說，毛澤東對其及陶鑄說，「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些話的嘛！」江青則說，「有人反對京劇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劇改革！」
   
    　　80 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還要劉少奇顧全大局，要謹慎，尊重毛澤東。見前引書《劉少奇傳》（下卷），第973頁。
   
    　　8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174頁。
   
    　　82 毛澤東1966年5月6日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談話。見張志忠前引書，第365――367頁。毛說，這一次的問題，出在中央書記處，彭真他們是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的，卻不聽中央的，我講了這麼多話，也不聽，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鬥了這麼多年，還有睡在我們身邊沒有發現的赫魯曉夫一樣的人物。
   
    　　83 1964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插話，說，先搞豺狼，后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詩，人們只記得「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四句，其它記不得了。大的倒了，其它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毛澤東即斷言，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390頁。該書說，毛這幾句話「極不尋常」。
   
    　　84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於1966年5月，主要成員由毛澤東的秘書及信用的工作人員構成，核心人物在江青，開始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因中央政治局不久難於開展工作，此小組成為毛所言「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代稱，直屬毛個人領導。核心成員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陳伯達，這些人均為毛秘書或充任秘書的工作。1969年3月3日，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說，「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6頁。1969年「九大」后，該組織取消，回歸原設中央常委會體制。全軍文革小組的體制亦是類似。
   
    　　85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林說，毛澤東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復辟，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后，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后，毛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門、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林的講話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經毛同意，8月17日印發黨內縣團級。9月2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批轉了這一講話。並指出：這一講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嚴重事實，根據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特別是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黨、篡政、篡軍的教訓，對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復辟、反革命顛覆的問題作了系統的精確的闡述。」蕭華在此次會議上說：去年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后，毛澤東問許世友，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你怎麼辦？毛說，出修正主義不止是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是最危險的。見叢進前引書，第642頁。
   
    　　86見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111頁。
   
    　　87 劉少奇說，「現在，調查農村情況、工廠情況，在許多情況下，用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毛主席在《農村調查》中間講了開調查會），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350頁。
   
    　　88 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見董邊、鐔德山、曾自編同名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頁。另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352頁。劉少奇對田轉達的意見，「緊鎖眉頭，沒有說話。」
   
    　　89 1965年1月中共中央下達《二十三條》，特地規定：「『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教導，使我們在工作中必須遵守的。」「過去我們黨採用的開調查會等行之有效的調查研究方法，應當繼續採用。」
   
    　　90 見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前引書第92――96頁。田對劉少奇有感激之情，在廬山會議上有人揭發田被劉少奇斷然制止。
   
    　　91 毛澤東在1967年2月6日指責陳伯達是在他與劉少奇之間搞投機，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頁。
   
    　　92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75頁。
   
    　　93 1962年7月，當毛澤東責問劉少奇為什麼容許「包產到戶」時，嚴厲指責劉少奇為什麼不頂住？劉非常激動，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也非常氣憤，質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見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頁。
   
    　　94 1961年劉少奇曾回湖南老家寧鄉、毛澤東老家韶山調查，發現許多地區餓死人的事實，心情沉重，與其六姐會面，其六姐村近兩月已餓死11人，自己亦是奄奄一息，見劉振德：《我為劉少奇當秘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頁。
   
    　　95 毛澤東在1964年12月26日71歲生日的壽宴上，開口即說，「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麼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371――1372頁。「有人」即指劉少奇。
   
    　　96 1922年剛從蘇俄回國的劉少奇，即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湖南湘區領導下工作。劉的第一位妻子何寶珍即是毛澤東與妻子楊開慧介紹認識的。
   
    　　97 見前引胡喬木：《與美國記者白修德談毛澤東》，第695頁。
   
    　　98見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119頁。
   
    　　99 黃崢：《劉少奇冤案始末》，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
   
    　　100 所謂「五不怕」是毛澤東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提出的，即「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毛澤東聽后，即表示「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劉後來專門為此檢討，說：「我的講話不好，特別是講的所謂五條不好。」見前引書《劉少奇冤案始末》，第27頁。
   
    　　101 黃崢認為，毛澤東最後下決心的日子就是8月5日，並且決定由林彪替代劉少奇，做他的接班人。前引書《劉少奇冤案始末》，第26頁。
   
    　　102 1966年8月5日後，劉少奇靠邊站，「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治大批判隨即展開；1968年10月，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將劉「永遠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這期間，劉及其妻王光美遭到多次批鬥；1967年4月劉開始出現神經性暈厥症，后病情持續惡化，均得不到有效治療；1969年10月在有可能隨時突然死亡的狀況下被秘密押送至開封。26天後，劉孤寂病逝，年71歲。
   
    　　103 圖們、祝東力：《劉少奇蒙冤始末》，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191頁。該書透露，劉去河南開封由「劉、王項目組」直接安排，副組長親自安置醫院、治療，劉去世當天，至少江青、謝富治知悉，當日，《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病死的報告》由項目組寫出。
   
    　　104
   
    　　105 張春橋與其妻李文靜均有變節歷史，張妻甚至充當日軍的宣傳班班長，見葉永烈：《張春橋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1頁。上海在1967年發生「炮打張春橋事件」，即針對其歷史問題，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張平安過關；江青與復興社特務崔萬秋關係密切，亦遭到當時中共相關人士的指證，上海市委書記劉曉、新四軍負責人項英在毛、江結合時都曾致電中央反對，張聞天親自知會毛澤東，毛未予理會。可見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432頁；劉英：《劉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頁。劉為張聞天夫人，她回憶說，張對她說：「江青的事你不要管！許多老同志有意見，不是反對毛主席同賀子珍離婚，而是不贊成他同江青結婚。」 另可見揚帆口述、丁兆甲執筆整理：《斷桅揚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長》，群眾出版社2001年版，該書詳盡地回憶了反映江歷史問題及江青迫害揚的經過，第46――51頁。1975年，康生、周恩來先後向毛談到張、江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毛表示他已知悉，見前引書《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第1156頁。
   
    　　106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331頁。
   
    　　107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88頁。毛毛在書中亦說，去掉劉少奇之後，鄧就成為林彪最大的心頭之患，見前引書，第38頁。
   
    　　108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2頁。毛說，鄧耳聾，一開會就在離他很遠的地方坐著；鄧從來不找他，從1959年以來，6年不向他彙報工作。
   
    　　109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4頁。毛毛說，毛的后一句話給鄧全家以極大的寬慰。毛給劉少奇的檢討只是表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頁。
   
    　　110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7頁。鄧說，「『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
   
    　　111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0頁。
   
    　　112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3――45頁。
   
    　　113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6頁。
   
    　　114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開幕式和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均提到了鄧小平。在開幕式上，毛澤東說：鄧小平這個人，我總是替他說一點話，就是鑒於他在抗日戰爭跟解放戰爭中間都是打了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他的別的歷史問題來，什麼叛變哪、自首呀，這些問題。他的意思要求保留黨籍，不要開除黨籍，最好嘛還能夠做點工作。一講到做工作，許多同志都搖頭。我說，現在很大的工作也難做，叫他做點室內的整理材料，這樣的工作，總是可以嘛。在閉幕會上，毛澤東又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的。要開除一個人很容易呀，只要我們舉手，那還不開除了。我看還是慎重一點。橫直將來你們要開除也可以嘛！哪一天把他開除就行了嘛！我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轉引自劉志男：《關於建國后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此次會議是為通過關於劉少奇項目的審查報告、籌備九大而召開的。
   
    　　115 鄧小平女兒毛毛在所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一再記述鄧給毛的各種信件，毛都適時回復，顯示毛――汪――鄧聯絡通道的暢通，這在「文革」時期區為鮮見。如鄧為長子鄧朴方腿癱瘓治療事致信毛，很快進310醫院醫治，當該醫院拒收時，汪東興出示毛的批示。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119――120頁。
   
    　　116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74頁，鄧的項目材料置於「賀龍項目組」內一分組，鄧為中央常委，賀僅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此項目小組於1968年3月成立，時「劉少奇項目組」已成立1年余。
   
    　　117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62頁。
   
    　　118 陳伯達曾回憶，「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見陳伯達著，陳小農編註：《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第113頁。另可參閱《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頁。在九大選舉前夕，毛澤東又說到鄧小平問題，他說：鄧小平與劉少奇要有區別，鄧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說打仗也不怎麼樣，總打過些仗，蘇區鄧、毛、謝、古，王明是反對的」。轉引自劉志男：《關於建國后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
   
    　　119 80年代初期，鄧小平曾在一次談話中說：九大時候，毛澤東同志確實也提出，要我當中央委員，進政治局，但是林彪他們不同意。轉引自劉志男：《關於建國后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
   
    　　120江青九大召開前夕曾說，「林副主席的名字還是要寫上（黨章），寫上了，可以使別人沒有覬覦之心！」 見於有海：《江青和林彪的勾結》，載《歷史的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犯紀實》（上），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頁。
   
    　　121 陶鑄是在文革之初由鄧小平推薦進入中央書記處，實際是接替彭真的工作，毛也有意選擇陶作為接班人培養，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四號人物」。陶在黨內向以敢於與中央高層甚至與毛辯論著名，如李雪峰即說，「陶鑄是勇敢的，敢講話」，見前引書《鮮為人知的「文革」發動內情》，第319頁；在高饒事件、「大躍進運動」與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鬥爭中，陶鑄得到了毛的信任和賞識，且陶的妻子曾志與毛相識極早、與毛前妻賀子珍關係密切，屬「井岡山的老人」，但陶支持鄧，曾公開說，「如果黨內允許拜師的話，當主席的學生我不夠格，但我願拜鄧小平為師。」見曾志前引書，第452頁。陶因直責江青、反對批鄧、對批劉有所保留而被打倒，其被軟禁的住室隔壁即為毛的住宅春藕齋，但陶屢屢求見而不得，陶后遭到反覆批鬥，患膽囊癌治療延誤，被汪東興強制宣布與妻曾志分離轉移，不1月，在合肥凄涼、孤單而慘痛地離世，年61歲。陶與毛此段關係可參見曾志前引書相關章節。
   
    　　122 彭德懷1959年被打倒，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後被立案「背靠背」審查，1965年9月在毛邀請談話后赴四川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實質是以「調虎離山」方法便於項目委員會的審查及準備戰爭而疏散，見《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695頁；彭到任不1月，批彭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且其項目組工作加緊進行，明確提出，「審查委員會的任務不是證明誰正確，不是審查他們的翻案有無根據，而是進一步審查他們的反黨罪行。」1966年5月彭再被撤職，12月被紅衛兵揪斗、「押送」回京；1967年1月彭曾致信毛澤東，但未見迴音；3月被監護，后連遭批鬥、殘酷審訊（不完全統計200多次），身體遭極度摧殘，1974年11月29日孤寂病逝，年76歲。生命垂危之際，葉劍英得知曾指示派人詢問「有什麼事要說」。見前引書，第743頁。
   
    　　123 賀龍在廬山會議后曾得毛澤東指示，在林彪身體不好的情況下可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對打倒羅瑞卿、劉少奇等持保留態度，與林彪關係惡化而在1966年底遭到打倒。1967年初基本被隔離，9月，正式被立案審查；以後在重病情況下遭殘酷迫害，1969年6月9日離世，年73歲。賀最後入院到離世，僅6小時9分鐘，見《賀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630頁。
   
    　　124 鄧小平在獲悉在「九大」上雖然他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卻沒有開除他的黨籍，而且引人注目地沒有「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稱謂。毛毛分析說，「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經驗，他深知這一處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奧。應該說，只要沒有開除黨籍，就留有餘地，就存在一線生機。」 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115頁。
   
    　　125 李雪峰：《鮮為人知的「文革」發動內情》，見前引書《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第316――317頁。
   
    　　126在九大選舉前夕，毛澤東對鄧小平這樣評價說：鄧小平與劉少奇要有區別，鄧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說打仗也不怎麼樣，總打過些仗，蘇區鄧、毛、謝、古，王明是反對的」。轉引自劉志男：《關於建國后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
   
    　　127 見王年一前引書，第403頁。
   
    　　128轉引自王年一前引書，第401頁。
   
    　　129 參見王年一前引書，第401――402頁。
   
    　　130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頁。
   
    　　131見陳伯達著，陳小農編註：《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第114頁，轉引自劉志男：《關於建國后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江說黃如當常委，她也要當，毛澤東聽從常委名單照舊不動的建議，使陳伯達仍舊擔任常委職。陳說此為周恩來告知他的。
   
    　　132 《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通知提出，撤消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葉劍英、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10人組成，葉主持，在軍委領導下負責軍委日常工作。
   
    　　133 毛澤東此際多次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及一生兩件大事，一是趕走蔣介石，建立新中國；一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毛認為，「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見毛澤東與護士長吳旭君、機要秘書張玉鳳的談話，參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645頁。
   
    　　134 張玉鳳回憶說，毛知道周的病情后，心情非常沉重，但反對開刀，建議用中醫保守治療，並要求對周保密。見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載《炎黃子孫》1989年第1期。
   
    　　135 關於「第三種力量」的分析，可參看陳立旭：《「九一三事件」后肯定與否定「文革」的鬥爭與毛澤東的心態》，載《毛澤東思想研究》1996年第1期。
   
    　　136 參見龔固忠、唐振南、夏遠生：《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中《南巡在湖南》一節，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197頁。該文系採訪當事人華國鋒、汪東興、卜占亞、丁盛后的寫作，文章說，「周總理兩次聽了華國鋒彙報毛澤東在長沙的談話精神后，有了對付林彪一夥搞陰謀的思想、精神準備和相應的措施。」作者還認為，毛澤東粉碎林彪集團的戰役，就是在湖南進行的。
   
    　　137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5頁；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415頁；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頁。毛說，從中央和各大軍區調人進入軍委辦事組是滲沙子；華北會議派李德生、紀登奎到北京軍區就是「挖牆角」。毛還點名批評了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
   
    　　138 紀登奎在會見后對吳德感嘆，這個問題大了！吳德說，我們都感到很緊張。吳德又到吳忠家中，商量是否及如何傳達，已感覺到林彪岌岌可危。見吳德前引書，第129頁。
   
    　　139 見李德生前引書，第415頁。李說，「這在當時，是一個極端重要的軍事部署，毛主席對林彪一夥可能要搞武裝政變的最壞的情況都估計到了。」
   
    　　140 見李德生前引書，第416頁。李說，在9月12日午夜12時許，周恩來向他頒布這一命令。周的消息來源於林立衡向8341部隊副團長張宏、二大隊隊長姜作壽的報告。
   
    　　141見吳德前引書，第131――132頁。
   
    　　142 見汪東興前引書，第162――168頁。
   
    　　143 林――陳反黨集團中央專案組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吳德、吳忠組成。
   
    　　144 見前引書《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第1068――1069頁。
   
    　　145 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87――288頁。
   
    　　146 林彪事件后，周恩來獨當一面，但周遭受毛澤東的批評卻達到周一生的高點，甚至動輒得咎，周自己形容是「如履薄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47 王洪文生於1932年。
   
    　　148 朱德生於1886年，於1976年7月6日病勢，年90歲；康生生於1898年，於1975年12月16日病死，年77歲；董必武生於1885年，於1975年4月2日去世，年90歲。
   
    　　149 江青生於1914年；張春橋生於1917年；李德生生於1916年；華國鋒生於1921年；紀登奎生於1923年；陳錫聯生於1915年；吳德生於1913年。見劉金田、沈學明主編，《歷屆中共中央委員人名詞典》，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
   
    　　150見前引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0頁，為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
   
    　　151 海外評論即認為，「王洪文僅僅只有6年革命鬥爭經驗和政治經歷，卻要他趕上像周恩來那樣的經歷了大革命、國內戰爭、外敵入侵、黨內鬥爭的60年風風雨雨的老同志，並且與他們進行抗衡，這確是一場實力懸殊的較量，是另一場毛主義者將遭受失敗的政治賭博。」見（美）R•麥克法誇爾、費正清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355頁。1973年8月21日晚，在討論中共十大主席團主席、副主席人選時，政治局委員許世友即明確反對王洪文進入副主席，為此，毛澤東不得不要求政治局召集出席大會的中央、地方負責人開會，以便「打通思想」、「統一認識」。在後來的會議上，許還是不服，並面斥張春橋「有什麼了不起！」，老幹部對王洪文講話不鼓掌，只是沉默相對。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61――1663頁。
   
    　　152 1966年7月29日，鄧小平在北京市委萬人大會上的講話。
   
    　　153 參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78頁。
   
    　　154 毛澤東：《對鄧小平來信的批語》（1972年8月14日），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頁。
   
    　　155 毛澤東說，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見毛澤東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9月13日），載《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可參見前引書《中共八大史》，第137頁。
   
    　　156 參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711頁。毛是在1974年12月23日面見周恩來、王洪文時這樣評價鄧的，毛還對王說，比你強。可另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29頁。
   
    　　157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成員時說，鄧小平呢，我喜歡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來呢，此人還是一個好人啊。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77頁。類似的話在1956年毛對赫魯曉夫也說過，毛說，可別低估我們的小個子。此人曾帶領第二野戰軍，一舉擊敗蔣介石，使蔣喪師百萬。見《外國人眼中的中共群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頁。
   
    　　158 1973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政治局有關成員和北京、瀋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時，即一再警告，「要準備打仗！」並做了相應的部署。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75頁。
   
    　　159 1976年1月21日，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關於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彙報后表示，以華國鋒主持政治局工作，「帶個頭」，「小平專管外事」。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766――1767頁。
   
    　　160 毛澤東即評價鄧小平是辦事比較果斷，有些人怕他；是柔中寓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見1973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政治局有關成員和北京、瀋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的談話，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74頁。
   
    　　161 鄧小平在1972年的江西剛解除禁錮，參觀井岡山、贛南時，會昌當地幹部稱呼鄧為「我們的老縣委書記」，此語使鄧很感動；在景德鎮遇到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時，他稱鄧為「老首長」。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52、264頁。
   
    　　162 謝富治本是鄧小平二野系統，曾在鄧主持的西南局下長期任職。但在1966年批鄧時，惟有謝積極發言。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2頁。謝在「文革」中主持公安部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是中央專案組核心領導人之一，1972年3月病故，其職權為華國鋒接替。
   
    　　163 鄧小平與江青公開鬧翻，是在1974年10月17日政治局例會上。當時鄧剛被毛澤東提議擔任副總理10多天，江青以「風慶輪事件」逼鄧當場表態，並對鄧肆意漫罵，鄧憤然退場。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18――319頁。此前，江青阻撓鄧代替毛率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遭到毛的嚴厲批評，毛親筆致信江，「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 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頁，參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89頁。但鄧對江青等不滿卻是自始而終，在鄧「出山」之前的1972年11月18日，鄧即說，「林彪垮台了，我們黨的日子會好點。就是有那麼幾個書生在胡鬧。」 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46頁。
   
    　　16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374頁。毛經常以東漢李固給黃瓊書「『ii者易缺，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告誡江。
   
    　　165 鄧小平生於1974年8月。
   
    　　166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45、253頁。鄧說，「我這一身零件除了這條腿，其他都是好的。」「我才69歲，我還可以干20年嘛，干20年沒什麼問題。」
   
    　　167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34頁。
   
    　　168毛澤東批示全文是：「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見前引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308頁。
   
    　　169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73頁。
   
    　　170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74頁。
   
    　　171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55頁。
   
    　　172 「九大」的大會發言共9人。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康生，陳永貴代表農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鳳英代表婦女，孫玉國代表解放軍。紀登奎代表革命幹部代表。見紀坡民：《紀登奎談政壇往事：文革期間曾獲毛澤東提拔》，載《南方周末》2003年11月06日。
   
    　　173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55頁。是周恩來9月20日致毛澤東的信中提出的。
   
    　　174 1972年11月2日，張春橋在上海接見上海工會代表大會的部分委員時，介紹了王進入中央領導層的一些情況。張說，王洪文在北京，毛澤東和他談了幾次，問他的歷史，提出各種問題，聽他的觀點，這樣幫助他、教育他。中央考慮要培養同志，調一些年輕同志到中央參加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再回原來的單位，這次，參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動，第一名就是他。以後還會從各地再調一些，現在先叫他去。王洪文的好處是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毛澤東還對王、張說，在這個方面，王的條件優越於張。轉引自葉永烈：《張春橋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337頁。
   
    　　175 中共十大后，毛澤東不再出席中央全會；周恩來寫給毛澤東的重要報告，都由周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
   
    　　176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14頁。
   
    　　177 常委會由主席毛澤東，5位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及朱德、董必武、張春橋組成。
   
    　　178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66頁。
   
    　　179 十大中央委員195人，候補中央委員124人，工人、農民、現役軍人以及其他群眾比例約佔67%，其餘33%，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幹部，很多過去也是軍人。見周恩來在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時的插話記錄（1973年11月2日），轉引自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65頁。毛毛認為，在整個中央機構中，基本形成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同志，和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勢力兩大陣營。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83頁。
   
    　　180 被「解放」而進入十大中央委員的「老幹部」有：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志、李葆華、秦基偉、楊勇、王諍等。
   
    　　181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71頁；另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634――635頁。批周的政治局會議由王洪文主持，周在家等候通知與會，不必提前到會場，散會時，周亦立刻離開。周的服務人員感覺到形勢的異常，提出做好準備，「說不定哪一天，給咱們戴上手銬，用吉普車把我們送到什麼地方去了，連家裡老婆孩子都不知道！」見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315頁。
   
    　　182 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在約見張春橋、王洪文等談話時，對周恩來送閱的外交部內部刊物《新情況》第153期登載的文章《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再次提出嚴厲批評，說，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次日，又在周的信上，寫了這個批語。見前引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356――357頁。
   
    　　183 周恩來對於這次政治運動的鋒芒所指「心明眼亮」。在1973年夏，周對其妻表妹說，他也會連累他們的親戚。見《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第1130頁。1974年初，周對中聯部負責人耿飆說，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樣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見石雷：《耿飆在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關頭》，《炎黃春秋》1994年第4期。
   
    　　184 周恩來在1974年1月――5月共計139天的實際工作量為：每日工作12――14小時有9天；14――18小時有74天；19――23小時有38天，連續工作24小時有5天，只有13天在12小時內。除日常工作外，還參加中央各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他會議和談話57次。見前引書《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670――671頁。
   
    　　185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61頁。
   
    　　186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13頁。
   
    　　187 在1967年，江青即宣稱，現在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鬥爭，要打倒以國務院為首的第三個司令部。轉引自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68頁。
   
    　　188 毛澤東在1973年12月接連與中央軍委及相關負責人談話，多達5次。毛說，我還可以打幾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亂，包括中國嘛！我能吃飯，也能睡覺，所以，要打，我最歡迎了。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我還可以打幾仗。一打起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顯然毛不是只針對外國。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頁。
   
    　　189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67頁。
   
    　　190 李德生時任中央副主席僅3月，北京軍區司令員不3年，但遭到江青等的攻擊，被指斥為「大軍閥」，「推行林彪路線」，「上林彪賊船」。見前引書《李德生回憶錄》，第485頁；《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第8――9頁。
   
    　　191見前引書《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第10頁。
   
    　　192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78頁。該書說，「儘管毛澤東的意志、權威仍不容置疑，隨著歲月的流逝，已是年邁多病、力難從心的這位老人的內心卻變得愈來愈矛盾，心情也愈來愈沉重了。」
   
    　　193 毛毛即說，林彪事件后，中央文革一班人馬已成為繼續進行「文革」的唯一的支撐力量，在運動方面，毛對他們是倚重的。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36頁。
   
    　　194 吳德回憶說，鑒於林彪等人的叛黨叛國，毛的確曾經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寄予希望。1973年8月十大之後，毛在中南海游泳池處找我們談話，提出要扶助王、張、江、姚等人，毛指著房子外邊菜地的一些蔬菜說，就象培植他們的生長一樣。見吳德前引書，第110――111頁。
   
    　　195 見葉永烈：《王洪文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葉說，王是1974年6月1日周恩來病重住院起，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6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739頁。毛向周、鄧表示，王政治上不強，「威望不高」。
   
    　　197見前引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394頁。
   
    　　198見前引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372頁。
   
    　　199 曾在文革初與江青共事而被其打倒的陶鑄即說，江盛氣凌人，肆加干涉，且常大哭大鬧，十分張狂。見曾志前引書，第454――455頁。
   
    　　200 參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93頁；前引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394頁。
   
    　　201 後來在1975年1月，毛對身邊的王海容、唐聞生說，「將來她（指江青）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 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717頁。
   
    　　202 1974年9月4日，毛在與鄧小平談話時，即告知鄧，四屆人大主要是人事問題。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695頁。
   
    　　203 毛在是年12月24日與周的談話中，說江對他說，「張春橋恐怕有點才幹」，但毛為知可否；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711頁；江還提名王洪文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毛對王海容、唐聞生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708頁。
   
    　　204 周恩來經過與鄧小平、李先念多次協商的結果，決定教育部職務由周榮鑫擔任，不能讓與江青親信，文化部、體委可以讓，並準備推薦鄧為第一副總理。見《歷史在這裡沉思》（一），華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頁。另可參看《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第32――33頁。張春橋擔任副總理，兼任總政治部主任。
   
    　　205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29頁。
   
    　　206 前引書《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第33頁。
   
    　　207 紀登奎的訪問談話，轉引自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710頁。紀說，周在討論名單時，他即去周住院的305醫院7次。
   
    　　208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44頁。時國務院12位副總理，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為常務副總理，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
   
    　　209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冊），第1739頁。
   
    　　210 1975年4月18日，毛在會見朝鮮黨領袖金日成時說，董必武去世了，總理生病，康生、劉伯承也生病了，我也病了。我今年82歲，快不行了。又指著身邊的鄧說，我不談政治，由他來和你談。他會打仗，還會反修正主義。轉引自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54頁。9月24日，毛在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時說，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一年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我82歲了，我也有病。只有鄧算一個壯丁。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10頁。
   
    　　211程中原：《鄧小平與1975年整頓論略》，載《黨的文獻》2004年第4期。
   
    　　212 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733頁。
   
    　　213 毛說，對江等的批評，「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轉了。」 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737頁。
   
    　　214 這是江第一次向中央寫出書面檢討。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738頁。
   
    　　215 王洪文是1975年6月底被派往華東的；7月1日，毛接受葉劍英的提議，由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鄧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16 1975年11月4日，毛與侄兒毛遠新談話時說，對鄧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評江青也是這樣。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734頁。
   
    　　217 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13頁。毛毛說，毛澤東建議毛遠新擔任其聯絡員，與其心頭解不開的心結有關。經過林彪事件，毛不再把權力給予一人。在政治大局上，採取不同政治勢力相制衡的辦法，在個人信任上，最終選擇的還是自己的親人，而且，愈到晚年，愈為嚴重。
   
    　　218 李訥為毛澤東與江青所生唯一女兒，「文革」初為毛澤東與大學運動的聯絡員，對《解放軍報》奪權，任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秘書。后曾任北京市委書記。見李湘文編著，《毛澤東家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4――566頁。
   
    　　219 王曼恬在「文革」初為天津市委書記、市革委會主任，為王海容的姑姑、毛姨表兄王季范（與青年時期的毛感情甚篤，毛稱其「九哥」）的侄女。1971年吳德任職國務院文化組負責人，聽從萬里要有一個能和毛見得上面、說得上話的人進入文化組才好辦事的建議，調王兼任文化組工作，得到毛的同意。吳說，「王曼恬每星期來一兩次。她在文化組的這一段時間，應該說表現還是比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況，幫助解決了文化組的一些問題。」見吳德前引書，第93――94頁。
   
    　　220 王海容為毛的表侄孫女，為王季范的孫女，少年時即經常出入毛家，甚得毛的喜愛。1968年入外交部工作，不久升任副部長，擔任毛接見外賓的翻譯，且受毛指派參加政治局會議，直接聽取王關於政治局內部各種情況的彙報及國內各方面情況的反映，保送政治局委員的有些文件須列上王的名字，王實際充當了毛與政治局的「一座特殊的橋樑」。見前引書《毛澤東家世》，第397――398頁。另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21頁。
   
    　　221 毛遠新為毛澤東大弟毛澤民之子，少年時即在毛家長大，一直由毛澤東、江青撫養、教育，感情深厚，江青對毛遠新極為親密。毛遠新1968年在遼寧省革委會成立時出任副主任，不久任瀋陽軍區政委。1975年34歲的毛遠新擔任毛澤東與政治局的聯絡員。見前引書《毛澤東家世》，第601――602頁。
   
    　　222 曾志即說，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是分開聽周恩來、陶鑄、江青、陳伯達彙報的。見曾志前引書，第438頁。
   
    　　223 吳德說，1974年5月3日他與江青在政治局爭吵后的一天，張玉鳳找他說給他介紹到友誼商店買東西，實際上是毛派她了解政治局會議召開的情況。見吳德前引書，第166頁。
   
    　　224
   
    　　225 紀登奎說，「主席認為他們對批判劉少奇是有功的，並不想把他們打倒，但也沒想讓他們當頭。」 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734頁。
   
    　　226見前引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397頁；另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732――1733頁。
   
    　　227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58頁。另見前引書《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第1172――1173頁。此前，吳德曾在一次會上對江青等進行了嚴厲的指責，說他們是搞宗派主義。周知道后，對吳進行了談話。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最後，周表示，「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對兩方面意見都在觀察中，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你是吃不消的。」 見吳德前引書，第160――162頁。
   
    　　228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737頁。
   
    　　229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63――364頁。
   
    　　230 1974年10月20日，毛在會見丹麥首相格羅•哈特林時說，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在12月26日，與周恩來的長談中，再次對這些現象表示了深深的憂慮。參見前引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13――414頁。
   
    　　231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在被推進手術室之前，專門對鄧小平說：「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見前引書《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第1187――1188頁。
   
    　　232 如和毛澤東談論《水滸》的直接當事人蘆荻在1975年9月曾說，現在有人說黨內有投降派，要抓現代投降派，毛主席完全沒有這個意思。見前引書《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第512頁。
   
    　　233謝原是中央辦公廳機要局人員，與毛「很熟」，周在提出由謝擔任北京市委書記時說，可以經過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況，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見吳德前引書，第105、196頁。
   
    　　234見吳德前引書，第 頁。
   
    　　235轉引自張化：《鄧小平與1975年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38頁。
   
    　　236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739頁。
   
    　　237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06頁。周認為，批《水滸》、投降派，不僅針對鄧，還針對他自己。因此在9月20日進手術室前，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鄧穎超當場要汪東興將此情景如實報告毛澤東。見前引書《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721頁。
   
    　　238 轉引自張化：《鄧小平與1975年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38頁。8月21日下午，胡喬木問鄧，毛評《水滸》的指示是針對什麼、是不是特別有所指時，鄧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是主席用3個月的時間聽讀《水滸》后的看法，要人整理出來的意見。絕不是指著當前黨內鬥爭的實際。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頁。
   
    　　239 轉引自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753頁。毛遠新的父親即毛澤東大弟毛澤民於1943年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於烏魯木齊，故毛遠新有被邀請隨中央代表團之舉。
   
    　　240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99――400頁。
   
    　　241 9月24日，毛澤東在聽取鄧小平關於江青在中央農村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后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此前，還指示華國鋒對江的講話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見前引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397頁。
   
    　　242 毛澤東關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說法，來自1963年12月毛澤東在聽取中央科學小組聶榮臻彙報《科技工作十年（1963――1972）規劃》時的講話。毛說：「要打這一仗，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過去打上層建築，不打這一仗，生產力無法提高。」見前引書《鄧小平與1975年的中國》，第386――387頁。
   
    　　243見前引書《鄧小平與1975年的中國》，第387頁。另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08――109頁。
   
    　　244見前引書《毛澤東傳（1949――1976）》（第四卷），第1752頁。
   
    　　245 毛毛在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說，王、唐是可以見到毛、可以跟毛說得上話的少數人之一。他們厭惡江青，與「四人幫」格格不入，得到周、鄧的信任。鄧有事常找他們來，比如有事要找毛報告，或者探詢毛的意思，也都交待他們去辦。「在與毛澤東保持溝通方面，王海容和唐聞生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在毛遠新進入后，他們已不像以前那樣在毛面前能說得上話，但毛毛說，他們是批鄧之後，鄧家（東交民巷）最後的客人。第423――424頁。
   
    　　246 轉引自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頁。
   
    　　247 轉引自王年一前引書，第590――591頁。
   
    　　248 于光遠：《憶鄧小平和國務院政研室》，載《百年潮》2000年第7期。
   
    　　249程中原在前引書《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中說，「借題發揮，用小事情做大文章，是毛澤東進行政治鬥爭常用的辦法。這回，它是用批評劉冰等人來信的方式，把對鄧小平主持整頓、否定『文革』的不滿，表而出之。」第561頁。
   
    　　250 轉引自前引書《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第561頁。
   
    　　251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20――121頁。
   
    　　252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13――414頁。
   
    　　253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14――415頁；見前引書《鄧小平與1975年的中國》，第542――543頁。
   
    　　254轉引自前引書《鄧小平與1975年的中國》，第544――545頁。
   
    　　255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15――416頁。
   
    　　256
   
    　　257轉引自《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26頁；前引書《鄧小平與1975年的中國》，第548頁；《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17頁。
   
    　　258 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39頁。
   
    　　259轉引自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29頁。
   
    　　260毛毛說，「形勢急轉直下。」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25頁。
   
    　　261 轉引自前引書《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第568頁。
   
    　　262前引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95頁。
   
    　　263見前引書《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31――132頁。
   
    　　264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30――431頁。
   
    　　265 如空軍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張廷發即回憶，鄧在任命其職時，特地強調，「你當前的任務，就是要保住黨對空軍的領導權不被野心家奪去，保證每個空軍部隊的領導權不被野心家抓走。」張認為，這是「簡單明確、嚴肅鄭重的交待」。見張廷發：《70年代中期兩次軍委會議的前前後後》，載《黨的文獻》1999年第4期。程中原評價說，「通過整頓軍隊，使槍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裡，在決定民族、國家和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無法插手軍隊，最終只能束手就擒。」見前引書《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第420頁。
   
    　　266見前引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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