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誰最合適定居北京由市場機制決定

新京報：誰最合適定居北京由市場機制決定

　　作者：毛飛(北京公務員)

　　北京市人代會近日收到一份轉交的朝陽區區人大代表建議，該建議提出，應對在京居住兩年以下的外地人員徵收商品房稅。(1月19日《新京報》)

　　在公民遷移自由觀念漸入人心的今天，提出這樣明顯「排外」的議案，定然無法博得
輿論的好評。在現行的稅收制度規範下，這樣的議案與法律衝突，得到通過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不過，這條議案背後凝聚的傳統思維模式還是非常值得反思。

　　該議案的提出者說：「北京本來就不是誰想來就來的，你說美國的哈佛大學，誰想進就進嗎？我們現在說平等，說以人為本，但來北京定居是需要門檻的，不然誰都可以來了。」以「哈佛大學」喻「北京」，恰恰透露出一切「進京准入門檻論」者的思維定式―――北京只有「精英」才來得。這種「精英論」認為，只要是非北京戶口，除非是出類拔萃的人才，才能夠獲得定居「天子腳下」的資格。在「精英論」的支配下，管理者始終以挑剔的眼神看待外來者，通常指對財富精英、知識精英才網開一面。

　　值得警惕的是，在「門檻」政策日益遭到批評的今天，「精英論」正悄然發生著變異。在某些時候，「精英論」又以「有用論」的姿態登場，並且極容易贏得掌聲與喝彩。越來越多的人呼籲放鬆對外來進京人口的限制，但理由是外來人口給北京帶來了智慧、資金、廉價的勞動力，是外來人口緩解了城市人口老齡化危機，是外來人口優化了城市的產業分工……總之，降低「門檻」的原因是外來人口對北京「有用」。

　　「精英論」也好，「有用論」也罷，傳遞的都是同一種信息：「北京不是誰想來就來的」，除非你能給這個城市帶來足夠的好處。在這種傳統思維模式之下，人不過是服務於城市或服務於另一些人的工具；這樣的觀念是對「以人為本」的最大悖逆。

　　我們總是要無數次重申同一個道理：選擇到哪個城市工作生活，是公民個人的權利。這種權利不能因出生地點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從權利的視角看，誰想來北京都可以來。當然，權利上的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力上的平等，北京想進就可以進，但「定居」的確需要「門檻」。只不過，這道「門檻」不應該是公共權力製造的「權利門檻」，而應當是市場機製造就的「能力門檻」。

　　人們之所以湧入城市，乃是因為城市裡蘊藏著農村所沒有的各類稀缺資源。在人口流動過程中，充滿著外來人和本地人對稀缺資源的競爭。在自由競爭、公平交易的市場機製作用下，競爭者的個人能力是決定競爭結果的最主要因素。「進入北京」

　　是每個公民的權利，但並非每個想「定居北京」的公民都具備定居的能力。「長安大、居不易」，在就業機會、生活成本等多種約束條件下，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會選擇最合適定居北京的人。

　　事實上，我們一直是站在不公平的起點上討論人口流動問題。戶籍制度已經造就了「權利門檻」，而社會經濟發展、區域差異也製造出了「能力門檻」。當兩個「門檻」並存且相互交織的時候，公平就距離我們越來越遠；更何況，兩種「門檻」都僅指向一個群體(外來人)。

　　哈佛大學人人可以報考，但並非人人都有能力考得上。北京人人都有權利定居，但並非人人都有能力定居。政府的職責所在，應當是儘可能打破「權利門檻」，實現機會均等；同時充分發揮「能力門檻」的作用，以規則平等保障結果的公平公正。

　　在未來理想的狀態中，「能力門檻」面前，無論是北京人還是外地人一律平等，大家在平等的規則下共同競爭，誰有能力誰就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