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毛澤東的重大敗筆――皖南事變六十五年祭

六十五年前的今天，即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軍軍部及下屬六個團共九千人，「響應」國民黨軍二總長何應欽白崇禧的命令移軍，擬與江北「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會合。1月6日，這支先擇了南下再東上然後北上的行軍路線的隊伍遭遇了第三戰區七個師八萬餘人的包圍，經激戰七天七夜，到1月14日，除有多股共一千多人突圍外，四千三百人被俘，其餘失散或犧牲。新四軍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兼政委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等犧牲。史稱「皖南事變」。

數天時間損失九千之眾，這應該是抗日戰爭中共產黨軍隊的重大失敗。從嚴重程度上而言，這是新四軍的一次極重大的失敗：在合法編製上只有六個支隊的情況下，皖南事變一次性被解除了三個支隊（儘管有些是編外組建的）的武裝且擁有各個機關組織和隨營知識分子的軍部被打爛；這還是共產黨軍隊歷史上僅僅次於西路軍之敗的一次重大的成建制的失敗，沾沾自喜於「精兵路線」的項英的這九千人，無疑是新四軍的精華組成。

因為毛澤東從頭至尾指導了這次新四軍軍部的北移行動，且他清楚地熟悉與此相關的各種情報，而他所做出的各種判斷和對新四軍、八路軍、周恩來、東南中央局、中原中央局通過電報而發出的傾向性意見和指示，也直接地影響了這次事變的流向。從局部和整體、從短期和長遠來看，毛澤東本人對這次失敗都負有不可推卸且最為重大的責任。在當時新四軍及負有新四軍名義的總兵力不超過八萬人（後來重建新四軍軍部時全軍有九萬多人那是因為有彭雪楓、黃克誠等的八路軍第四、五縱隊的加入）的情況下，軍部以及超過十分之一的部隊被基本殲滅，其中包括軍長、副軍長、副參謀長、政治部主任以及重多的縱隊、團的領導被殺、被俘，這實在當得上共產黨軍隊建立以來的一次奇恥大辱。而作為新四軍的幕後指揮，毛澤東肯定脫不出干係。

黨史上的研究，過分注重了對此事變中項英的責任問題，近來的研究又有對劉少奇責任的認識，也有一些研究者較為含糊地提出了「黨中央」的決策失誤問題，但積極大膽並條分縷析的指出毛澤東在這次事變中的責任的文章還很少。在毛澤東還在世或他剛剛去世的那個時期，恐怕也不會有國內的學者敢於這樣明確地提出毛澤東在皖南事變中的責任問題。可在學術空氣越來越寬鬆、相關資料越來越豐富的今天，提出並正視這一責任應該是順理成章。本文擬對此做出一些分析。

南京軍區作家黎汝清有小說《皖南事變》，他用文學的和心理的描寫，較為明晰地指明了葉挺和項英在這次事變中的重大責任；新四軍研究專家童志強較為明快地提示了劉少奇在蘇北攻勢對皖南事變的刺激作用；王輔一的《項英傳》中，從同情項英的角度也提出了對黨中央的責任問題但語焉不詳。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皖南事變研究越來越接近於事件的真相。筆者謹從毛澤東研究的角度對此做出一些粗線條的疏理，以探討毛澤東本人在這一事件中的具體責任。

一、 事變性質

1、 皖南事變是抗日戰爭中微妙但有些變態的「三國演義」即國共之間時戰時和甚至磨擦多於合作的結果

抗日戰爭中的國共合作，一如諸多並沒有多少感情基礎的夫妻一樣，在結婚初期以性吸引和新鮮感和激情過後，便是長時間的同床異夢。在抗日的初期，即持久戰中的戰略防禦期，以國民黨軍為正面、以共產黨軍隊為敵後游擊或騷擾，國共之間曾經有過較好的合作。但這種合作主要是指蔣的部隊與八路軍之間的，諸如平型關大戰、百團大戰等都可以表現八路軍的實打實的合作和實打實的抗日。

而在新四軍方面，因其戰鬥力和戰略位置等影響，這支部隊一直沒有形成如八路軍那樣可以獨當一面的強大抗日力量。如四支隊的首戰擊斃十一名日本鬼子、韋崗處女戰擊毀敵人五輛汽車的勝利都被蔣介石通令表彰，就可以看出新四軍在抗日中的作用遠次於八路軍。以葉挺而言，除了組建新四軍、赴江北整理第四和第五支隊，還有著名的四次辭職，他的具體的抗日行動，大概也不過是雲嶺保衛戰（涇縣之戰），還有在廣東時客串的「東江游擊指揮」。涇縣之戰據稱消滅日偽軍二千餘人，這應該算了新四軍較大的抗日戰鬥。

雖然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並不一定如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