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人體模特的批示[轉貼]

毛澤東對人體模特的批示

                              蔡孑人
    人體繪畫與人體寫生模特兒問題，在古今中外美術史上――從歐洲中世紀教皇神學對此的扼殺與文藝復興大師米開郎基羅的反扼殺，到19世紀20年代中國封建衛道士的禁止與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的反禁止，再到60至70年代的兩度廢除與毛澤東的兩度反廢除，都曾發生過驚世駭俗的論爭。而在中國論爭了半個世紀的人體寫生模特兒風波史，雖以毛澤東的著名「批示」畫上了難以爭辯的句號，但今天仍然能夠給人以深刻的啟示。

　　20年代禁止與反禁止論戰

　　毛澤東於60年代在其批示人體寫生模特兒問題的文尾處曾經補充過如下一段文字：「中國畫家，就我見過的，只有一個徐悲鴻留下了人體素描，徐悲鴻學過西洋畫法。此外還有一個劉海粟。」在憶述毛澤東這段著名的「批示」之前，不能不追憶起20年代劉海粟曾為此而展開的那場歷史性的論戰。

　　那是1925年8月22日，劉海粟當時曾申訴：「民國初元，鄙人開辦美專，首置模特兒，開宗明義，亦既宣之。而世人不察，目為大逆，譏笑怒罵，百啄叢集。鄙人為學術尊嚴計，不惜唇焦舌爛，再四辯白……」繼之，他迫於無奈而連續怒撰多篇論戰檄文投稿於《時事新報》、《新聞報》。之後，劉海粟又「眼裡滾動著憤慨的淚花」，聆聽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名人蔡元培醒世迪人的肺腑箴語：「封建氣息瀰漫著中華，要前進一步，談何容易！就說這人體模特兒吧，也許還有反覆、多次的反覆啊！你要有心理準備。海粟呀，人的富有不是金錢，不是一時的成功，而是那些幫助你認識生活的經歷。你應該為你如此年輕就有如此的經歷而自豪！不要因為它們而餒傷啊！」從此，劉海粟就更以其「阻礙學術之進程，謗毀學者之人格，視人體習作為洪水猛獸。

　　風聲所及，騰笑世界，實為國家之趾」的憤慨控訴，以其「我反抗！我反抗！我們的學校絕不停辦！我劉海粟為藝術而生，也願為藝術而死！我寧死也要堅持真理，絕不為威武所屈」的堅定誓言，來表明自己藝術追求的決心。他面對江西省教育會會長韓志賢、上海總商會會長兼正俗社董事長朱葆三、上海縣縣長危道豐、以及曾下令禁止穿旗袍和禁止畫模特兒的五省聯軍司令孫傳芳之流的「欲查禁模特兒則尤須嚴懲藝術叛徒、禍首劉海粟」的輿論和武力兼施的「圍剿」，毫不屈服，他先在法庭上嚴詞駁謬，后在進步輿論（如「頑固派淺見陋俗，妨礙藝術之進步，頗覺可憐可恨！中國藝術之路，尚賴明哲之奮鬥焉……」）的強烈聲援下最終取得了勝利。劉海粟在其晚年曾有過如下追憶：

　　「五四運動之前，弘一大師那線條中滲透著北碑筆姿及沖和恬淡韻味，具西方畫家難以混同的東方人體藝術雖被毀壞，但前哲對美的鍥而不捨的追求卻無疑將為後輩藝術家所繼承。20年代在與軍閥孫傳芳因人體模特兒的衝突中，使我體會到一個普通的中國藝術家一朝順應了歷史的要求，能為真善美吶喊幾聲，給封建思想一些抨擊（當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是莫大的榮幸！」

　　60年代廢除與禁止風波初起

　　1964年5月，在那「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四清」運動初期，康生等人曾在一份《關於使用模特兒問題》的報告上批示：「這個問題現在必須解決它。用女模特兒是不是洋教條？可不可以廢除？難道吳道子的人物畫是靠這個辦法練出來的嗎？」「我意應堅決禁止，我決不相信要成為畫家一定要畫模特兒。」他們甚至還認為，「這種辦法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美術界玩弄女性的借口」。3個月後，當時的文化部被迫根據康生等上級領導者的「廢除」與「禁止」的「批示」精神，向全國文化領導部門及美術院校發出了經其審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關於廢除美術部門使用模特兒的通知》。

　　就在美術教育界正在紛紛「驚弓」低語之際，中央美術學院老師聞立鵬、王式廓、李化吉因不同意廢除人體模特兒寫生，曾於1965年5月12日向中南海頤年堂送上了致毛澤東主席函：「……無產階級在建立和完備自己的藝術教育體系中，可以批判繼承舊傳統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模特兒寫生作為解決藝術基本功的初步訓練方法，是可以批判繼承的。」「真人（模特兒）寫生是美術基本功訓練的重要方法，因此，反對為技術而技術並不否定畫真人習作。為了深入研究人體的運動、結構、比例、造型，至少在油畫專業和雕塑專業應有一定比例的人體習作。」「從廢除模特兒制以後，在教學活動中已經遇到了不少困難，應屆畢業生的創作質量有可能因此受到影響。建議在『四清』第四階段中，發動群眾進行民主討論，經過反覆試驗，使新的藝術教育體系穩定地建立起來，完備起來。」　　

　　毛澤東發出了「不要不行」的重要批示

　　1965年7月18日，毛澤東在聞立鵬、王式廓、李化吉來函的第一頁上，以其高遠的心智和辯證的思維，函勸決策中樞，尊重藝術規律、維護美術科學、堅持洋為中用。他果斷地揮筆批示：

　　定一、康生、恩來、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事應當改變。男女老少裸體model，是繪畫和雕塑必須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壞事出現，也不要緊。為了藝術學科，不惜小有犧牲。請酌定。

                                                   毛澤東

　                                        　    1965年7月18日
另外，毛澤東還在3位老師來函的末頁上補充批示：

　　……中國畫家，就我見過的，只有一個徐悲鴻留下了人體素描，徐悲鴻學過西洋畫法。此外還有一個劉海粟。

    這一「批示」精神，在那「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四清」運動的濃厚政治空氣中傳出之後，曾立即驚動了藝術教育領導者、美術育才者和美術史論者。尤其在那「批示」中，不曾出現「階級鬥爭」字樣，反而直用英文「model」代寫中文「模特兒」。由此足見毛澤東對古今中外美術史論的博覽與通曉，在人體寫生模特兒問題上「洋為中用」的時代氣魄，實乃革命領袖中的驚世駭俗的空前之筆！

　　3個月之後，當時的文化部黨組根據毛澤東「批示」精神，於1965年10月9日送上了「中央宣傳部並報中央、主席」的《關於美術院校和美術創作部門使用模特兒的請示》：「毛主席在7月18日在對美術院校繪畫和雕塑專業使用模特兒問題做了重要批示，使我們受到深刻的教育。文化部黨組討論了毛主席的指示，一致認為十分正確，應當堅決執行。文化部1964年8月發出的《關於廢除美術部門使用模特兒的通知》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不妥當的……」要提高師生及模特兒工作者的思想認識和審美觀點；應多用專職模特兒而少雇或不雇臨時工做模特兒；對模特兒應採取同志式的平等態度，尊重他們的勞動；除安排模特兒進行基本功訓練外，應注意組織師生深入工農兵中寫生，以鍛煉和提高刻畫工農兵形象的創作能力……」此《請示》經中央宣傳部於1965年11月11日轉發「各中央局宣傳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文化部黨組《關於美術院校和美術創作部門使用模特兒的請示》，已經中央批准，現在轉發給你們，請參照執行」。

　　「造反派」的否定與毛澤東的再肯定

　　在「文革」初期，美術界的一些愚昧無知的「造反派」，在那「橫掃一切」「造反有理」「打倒封資修」的瘋狂聲中，曾首先針對他們所謂的「資產階段學院派」的維納斯、大衛等素描石膏教具開始了徹底砸爛的行為。繼之，美術界的一批更加無知的反美術科學的「造反派」，又於1967年初秋針對人體寫生模特兒問題，以加重身心污辱的方式在恭王府大院召開了對周揚等中宣部、文化部的幾位領導者的批鬥大會，從而以其野蠻的行動否定了毛澤東的著名「批示」精神（其實，在此之前的5月26日北師大紅衛兵的一張小報上，就曾全文刊登過毛澤東《關於model問題的批示》。可能由於這批「造反派」忙於造反而無暇細讀，只是注意捕捉了其中比較耀眼的洋文「model」、中文「裸體……」和「封建思想……」及「……之流」等所謂「封資修」字樣，從而竟將毛澤東反對封建思想、肯定模特兒的著名「批示」，誤作「文革」中「橫掃」之用的「最高指示」了？）。接著「四人幫」在美術界的那個「蠻橫淺知的女領導者」，竟給繼續主張用人體模特兒寫生的中央美術學院師生，扣上了「資產階級學院派」「回潮」「復辟」的大帽子，從而進一步否定了毛澤東的著名「批示」精神。

　　繼之，原中宣部某副部長又以「使用模特兒問題」致函黨中央、毛主席。毛澤東在這「文革」中的兩次干擾之後，卻仍然以其成竹在胸的泰然理智，繼其1965年的首次「批示」精神，再次簡明而堅定地於1967年8月4日，信筆寫下了33個字的補充性批示：

　　畫畫是科學，就畫人體這問題說，應走徐悲鴻的素描道路，而不應走齊白石的道路。　　
　　為撥「四人幫」之亂文化部再發新通知

　　在70年代末那些充滿「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氣氛的日子裡，文化部藝術教育司為重新起草關於模特兒寫生問題的文件，將擬稿任務交給了我。我在當時主管藝術教育的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和藝術教育司司長王子成的具體指導下，曾數次去過中央美術學院院部及其油畫、雕塑兩個系進行調查研究。發現當時曾有兩種現象：一種是，少數學院領導者與部分老教授，他們的心境似乎仍被「文革」中所謂的「資產階級學院派」「回潮」「復辟」以及「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來一次」等殘魂餘悸所纏繞；而另一種則是，很多中青年教師和不少系主任，向知情者進行著多次的漫說和呼籲：「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僅在抗擊帝國主義方面是世界上少有的偉大英雄，而且在對待那半個世紀一直爭論難休的人體寫生模特兒問題的博大氣魄和他並未將此與階級鬥爭相聯繫的科學態度上，則更是中外領袖中罕見的真正美學家。文化部的領導者應當迅速恢復毛主席批示的『畫畫是科學』『不要不行』的模特兒寫生課。」

　　此後，中央美術學院史論教授邵大箴曾發表一篇《關於模特兒》的長文，盛讚毛澤東「批示」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精神，並針對毛澤東「批示」中涉及的一系列問題，結合中外美術史上的諸多例證，分別做了比較精闢的闡釋，對當時全面正確理解毛澤東的「批示」精神起到了啟迪作用。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為恢復人體寫生模特兒課，1978年12月15日，經藝術教育司擬稿並以文化部文件形式，再次向全國各省市文化領導部門及美術院校發出了《關於美術院校和美術創作部門使用模特兒問題的通知》。

　　《通知》說：「……由於『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在使用模特兒問題上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許多幹部和教師為此遭到迫害，美術教學質量和創作的基本功嚴重下降。粉碎『四人幫』后，有些美術院校和美術創作部門至今心有餘悸，不敢使用模特兒進行基本功訓練。

　　現經我部研究，認為1965年11月11日中央宣傳部轉發的文化部黨組的《請示》報告是正確的，所做的幾項規定是可行的。為了撥亂反正，特將中央宣傳部《通知》和文化部黨組的《請示》報告再次重印轉發，望遵照執行。」這不難看出，在人體寫生模特兒問題的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工作上，是何等的複雜與艱苦，何等的縝密與慎重了。

　　此後，為繼續推動對毛澤東「批示」精神的恢復與貫徹，同時又強調對人體模特兒寫生課程的管理，文化部又曾於1984年發出過補充性的「通知」，主要強調應根據美術院校不同專業的實際需要和按照教學大綱規定的循序教程認真安排人體寫生課，並重視提高師生及模特兒工作者的審美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