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毛澤東對待鄧小平微妙的政治態度

析「文革」初期毛澤東對待鄧小平微妙的政治態度


楊俊/復旦大學歷史系

　　《二十一世紀》網路版二○○五年十一月號

　　雲譎波詭、變幻莫測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出現過許多戲劇性的場面，而作為「文革」發動時主要鬥爭目標之一、「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鄧小平在「文革」後期又重返政治舞台，並一度被委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恐怕是這個時期最有戲劇性的事件。由於「文革」時期毛澤東在黨內一言九鼎的至高權威地位，鄧小平此時的政治命運顯然與毛澤東的態度有直接關係，而「文革」發動初期毛澤東對處理鄧小平小平的真正態度，則是我們理解鄧小平奇迹般的升降起伏的一把鑰匙。本文試圖在充分利用現有史料的基礎上說明，「文革」發動初期毛澤東在如何處理「鄧小平問題」上微妙態度。

　　一

　　在中共「打天下」的歷史中，鄧小平的個人能力、歷史功績和地位是很突出的，建國之初作為西南最高領導而成為「五馬進京」之一的他，在擔任政務院副總理、財政部長和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工作中也頗有建樹，特別是在反對高崗、饒嗽石的鬥爭中的表現更讓毛澤東滿意，而且在政治、軍事、思想方法和處事風格，甚至在歷史上「犯錯誤」的淵源上，鄧小平都與毛澤東都有許多相似之處和共同的政治基礎。正是由於毛澤東對鄧小平充滿賞識和信任，在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露史達林事件后，為防患於未燃，毛澤東把鄧小平考慮為「防風林」的接班人之一，並在1956年的中共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推選鄧小平為總書記。到了六十年代初，鄧小平和劉少奇被毛澤東內定為共同擔負一線領導工作的接班人，來共同主持中央具體工作1.

　　在糾正「大躍進」錯誤的進程中，為制止災難的擴展，從事實際、具體工作的一線領導同志必須深入調查、正視困難、實事求是。在實踐的基礎上，他們逐漸從「大躍進」運動時的頭腦發熱中冷靜下來，對毛的一些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社會理想開始產生懷疑，並在心理上和他拉開距離，他們認識到國家的根本是在經濟，應該怎麼促進經濟發展就怎麼做，反之就不做。這樣，他們的調整工作很快超過了毛澤東的設想和限度，實踐的洪流很快就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原有的條條框框。大規模的調整措施所引發的結果，在客觀上無異於對1958年以來「左」的錯誤一次又一次地批判。隨著調整工作的深入，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委和各個領域的知識份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彭德懷，對「三面紅旗」有所懷疑的現象，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震動和疑慮，他漸漸對「一線」領導失去了信任，愈來愈多的埋怨他們。在國際上，中共與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愈來愈大，在毛澤東看來，蘇共二十二大之後已經整個變成了修正主義，赫魯曉夫的本質，事實上是對外屈服於帝國主義、對內妥協於資產階級。由於對中國黨內務實力量深深的猜疑和赫魯曉夫的「背叛」給他的強刺激，導致毛澤東開始了同時在國際和國內兩條戰線作戰。他不斷給階級鬥爭加溫，鬥爭的範圍逐漸以黨內為主，矛頭日益指向黨內領導層，最終出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判斷。這就導致他最終選擇「文革」這種非常方式來解決他所擔憂的問題。

　　毛澤東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判斷，自然是針對中央一線領導的，但輕重緩急還是有區別的，他最為不滿、懷疑的是處於他的接班人地位的黨的一線主要領導人劉少奇，自從1962年「七千人大會」始，毛澤東就愈來愈堅定地認為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而他與劉少奇的分歧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分歧。在1965年在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與劉少奇與他當面爭了起來，劉少奇成了繼彭德懷之後敢於冒犯毛澤東權威的又一個領導人，根據他後來對斯諾說的，他就是這個時候下決心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的2.

　　另一個擔負一線領導鄧小平此時也逐漸從「大躍進」運動時的頭腦發熱中冷靜下來，開始比較注重實際，強調所面對的現實國情，注重發展生產力，對意識形態和階級鬥爭的認識上，也愈來愈趨於實事求是，這與毛澤東的堅持自己的理想模式，著眼於生產關係，把矛盾和問題歸結於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是明顯不同的。在具體工作方法上的毛澤東與鄧小平分歧主要事件有鄧小平贊成了羅榮桓的意見，反對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在甄別平反工作上主張「一攬子解決」；主張「貓論」；支援農村自發地「分田單幹」；調整知識份子政策，肯定知識份子是勞動人民一部分；主持制定教育工作條例，反對過火的高教和文藝方針，等等。這樣導致毛澤東對鄧小平不滿意，認為鄧小平對他「不尊重」、搞「獨立王國」、「所犯錯誤是嚴重的」。在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開會，討論《二十三條》，毛澤東批評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其中一個就是指鄧小平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3.在1966年8月25日，毛澤東在聽取中央工作會議彙報時說：鄧小平耳聾，一開會就在離他很遠的地方坐著；鄧小平從來不找他，自1959年以來，六年不向他彙報工作4.

　　然而，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滿，與對劉少奇的不滿有根本的區別，用毛澤東的術語形容，就是鄧小平的問題是不同於劉少奇那種「敵我矛盾」的「人民內部矛盾」，他並不把鄧小平看成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在批判鄧小平所謂「嚴重錯誤」的同時，毛並不排斥鄧。我們從1964年毛澤東一次意味深長的談話便可窺見一斑：在1964年11月，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作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麻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還是你（指劉少奇）掛帥，小平做秘書長」。這些話都反映出他對劉少奇影響上升而自己的影響似乎下降的不滿，以及對鄧小平對劉少奇工作的配合不滿，這裡，可以明顯看出他對劉少奇與對鄧小平、周恩來的不滿在程度和性質上的顯著差異。下面兩則史料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一）1965年秋，周恩來曾受「毛主席的委」與王稼祥進行過一次重要的講話。王稼祥後來說：「那次周總理來和我談話，是毛主席委他來和我打招呼的。他肯定了我對革命有貢獻、有功勞，還談了我黨各個歷史時期的重要路線鬥爭。這時，周總理謙虛地說，你比我更早地站到毛主席一邊，與王明等人作鬥爭。又告訴我，近期人事變動很大，黨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鄧小平。」5

　　（二）就在「文革」即將發動的1966年5月5日，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后的第二天，毛澤東在外地作過一次談話。毛澤東說：譬如抗美援朝我們出動一百萬軍隊，那時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個錯誤，沒有用鄧小平同志去指揮，他是一個懂軍事的，你看他人這麼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統帥的。打南京是兩個野戰軍，差不多一百萬軍隊。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後他們第二野戰軍向西琢燜拇ā⒃頗稀⒐籩蕁Ｕ餿鍪〔畈歡嚶幸灰諶絲6.

　　1965年毛澤東派周恩來打招呼的內容，說明在當時，毛澤東認為不能交班給劉少奇，而中共黨內，林彪、鄧小平是符號自己接班人條件的。在距離「文革」正式發動的「五一六通知」僅僅幾天時間裡，毛澤東稱鄧小平的講話，也反映出他在「文革」發動前毛澤東對鄧小平有所不滿的同時，仍對鄧小平還是有賞識和信任的，並沒有打倒鄧小平意思，甚至有更重用鄧小平的意圖。至少不是打擊的主要目標。

　　二

　　同樣是一線主要領導人，但把鄧小平的問題看成是不同於劉少奇那種「敵我矛盾」的「人民內部矛盾」，究其深層原因主要有：

　　（一）鄧小平在黨內也沒有與劉少奇那樣有逼近毛澤東的地位、威望和影響，鄧小平本人也小心謹慎、沈默寡言，從來沒有「犯忌」去觸犯毛澤東的權威，不去直接評判毛澤東的錯誤做法。自1962年以來，鄧小平對毛澤東做法和想法也有許多不滿和懷疑，但鑒於毛澤東在黨內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對毛澤東的尊重，鄧小平只能消極的抵制毛澤東的錯誤做法，而且一旦毛澤東表示不同意見時，鄧便不再堅持，只是在心理上與他拉開距離──「不去貫徹毛澤東的錯誤指示，並且常常「忘記」向毛彙報情況。開會時，為避免毛那令人難料的詢問或是尖刻的教訓，而總是坐的遠遠的。」7劉少奇與鄧小平不同的做法和態度舊極具象徵意義的體現在有關鍵性影響的「七千人大會」上，這次會議毛澤東不得不做自我批評的，毛澤東劉少奇的講話使毛澤東開始懷疑劉是「潛在的赫魯曉夫」，而鄧小平的講話則謹慎的沒有使此時「憋了一肚子火」的毛不高興，所以毛澤東的批示為：「鄧小平同志：全文看過，很好。」8凡此種種，使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錯誤」主要是「不尊重」，說穿了就是認為鄧小平不那麼聽他的話了，這顯然只是毛澤東對鄧小平在心理上與他拉開距離而不滿的氣憤之詞。但他還是認為鄧只是「不聽話」，僅僅是對他「敬而遠之」，沒有劉少奇那樣否定自己，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

　　（二）歷史上所謂犯錯誤的淵源上，毛澤東與鄧小平都有許多相似之處和共同的政治基礎。這些共同之處在毛澤東腦海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從「文革」期間，毛澤東反覆強調並且內容大致相同的肯定鄧小平的話，就可以這種印象影響之深。這些「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的之類的話，集中體現在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信上所寫的批示上9.特別是鄧小平在30年代在江西中央蘇區時代作為「所謂的毛派的頭子」遭到批鬥的經歷，使毛澤東對鄧小平有一種患難之交的感情，而且鄧小平由於在艱難的局面下執行一條正確的路線而贏得了毛澤東的賞識和信任，毛澤東在以後不斷的談及，譬如在1943年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說「反鄧小平、毛、謝、古」是「指雞罵狗」，「鄧小平、毛、謝、古死了三個人，鄧小平你要為黨爭氣」。正是這種信任，在組建八路軍時，鄧小平被派到主要有反對毛澤東的張國燾所領導的第四方面軍組成的一二九師做政委，而在決定國共兩黨命運的淮海戰役、渡講戰役中，作為總前委書記的鄧小平承擔著毛澤東「我把指揮交給你」10的重任，這些歷史，在記憶力驚人的毛澤東腦海中也都是難以磨滅的。

　　（三）從延安時代開始，中共黨內便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慣例：一個人犯各種「現行錯誤」都還可能留有政治餘地，而一旦有「歷史問題」，諸如有叛徒、特務等歷史，就會被徹底打倒，並且永世不得翻身。在「白區」工作的黨員幹部同志，由於經常與國民黨直接打交道，由於當時黨的領導一些「左」和右的錯誤指導，同時也由於在險惡的環境下，有時為了保全同志，共產黨中央也曾有過一些權宜之計等等原因，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中，這些同志特別容易被誣陷為有「歷史問題」。劉少奇就因為被誣陷為「叛徒、內奸、工賊」，而慘遭政治上被「永遠開除黨籍」，人身上被迫害致死的厄運。不同與在「白區」長期工作的劉少奇等人，鄧小平雖然曾經在「白區」工作過，時間卻相對較短，其間也曾多次遭遇過危險，卻沒有被國民黨逮捕，沒有發生過諸如脫過黨等事件，也沒有被國民黨誣造過「自首」。沒有「歷史問題」，充其量只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沒有緊跟毛主席，嚴重地脫離了領導」問題，是鄧小平能夠避免了劉少奇等人那樣的悲劇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

　　（四）尤為重要的是在毛澤東最忌諱、最擔憂的「赫魯曉夫問題」上，毛澤東與鄧小平也有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這就是在對待赫魯曉夫問題上的毛與鄧的一系列共同立場。眾所周知，毛澤東對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大罵史達林是不滿意的，當時鄧小平以副團長的身份出席蘇共的二十大，回京向毛澤東彙報時，說報告主要是從史達林個人性格方面講的，但個人性格不能說明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大的黨、這麼長的時間犯了一系列的錯誤，史達林搞個人崇拜的確不對，但不能說錯誤都是史達林的，沒有大家的份，功勞是大家的，沒有史達林的份，這兩個片面性都是不對的。鄧的這些意見與毛澤東的內心深處的意見是一致的11，說出了毛澤東想說而沒有說的話。在1960年11月，鄧小平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在訪蘇過程中，與毛澤東認為的「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集團」進行了面對面的，針鋒相對的鬥爭。這次鬥爭，讓毛澤東非常滿意，毛澤東在會後評價說：「成績很大，應該說取得了偉大的成功，基本上把赫魯曉夫發動的反華攻勢打下去了。」並且用讚許的口氣說：「赫魯曉夫很怕你這根棍子（論者註：鄧小平1959年腿部骨折，參加莫斯科會議時拿著一根手杖）」，「你這根棍子出名了，我們黨幾十幾個中央委員，只有四個人出面和蘇對罵，這就是彭真、康生、胡喬木，加一個鄧小平。」1963年，鄧小平率團赴莫斯科，在蘇共召開的祝酒會上，赫魯曉夫要求停止爭議，停止在報刊上攻擊。鄧小平表示：「我們要表示態度。」12會談從7月6日到20日，由於鄧小平堅持原則鬥爭，沒有任何進展。7月21日，鄧小平返京，在機場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的隆重歡迎。毛澤東說：「代表團取得了完全的勝利，沒有同蘇方達成任何有違原則的協定，這次代表團做了一件好事情。」鄧小平是「一個重量級拳師，事實就是這樣，赫魯曉夫都斗不動你，鬥不過你，蘇斯洛夫更不在話下。」可以想像出，在60年代上半期，毛澤東因為大躍進失敗而受到國內國際的壓力情況下，鄧小平在莫斯科旗幟鮮明的維護毛澤東的形象的言行一定給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加深了對鄧小平的好感。毛澤東晚年最為警惕和反對的就是「中國出赫魯曉夫」，發動「文革」重要目的是「防止中國出赫魯曉夫」，而在這個毛澤東視為原則的問題上，他認為鄧小平與自己是毛澤東一致的。

　　正是由於毛澤東與鄧小平在政治、軍事、思想領域內，以及在歷史上「犯錯誤」的淵源上有著共同的政治基礎，毛並沒有打倒鄧的意圖，甚至還有把鄧小平與林彪放在一起考慮為接班人之意。

　　三

　　自1962年北戴河會議開始，毛澤東先後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如強調階級鬥爭、搞四清運動、開展對文藝工作的批判等等，以解決他所深深憂慮的「資本主義復辟」和「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但許多人對這些還是不那麼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巨大衝擊力量。到了1966年毛澤東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依靠原有的機構、秩序和做法是不行的。單靠一些政治批判文章（無論它寫得怎樣尖銳）和一些組織措施（無論它牽涉多麼高的層面），都還遠遠不夠，只有下最大的決心，甚至不惜打亂黨和國家的日常秩序為代價，發動全國性的大批判、大揭發，自下而上地把群眾放手的、充分的發動起來，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熱火朝天的大風大浪的局面，去揭露舊體制存在的一切「陰暗面」，去鬥爭和審查各級黨委，挖出隱蔽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去鬥爭和審查各個領域的知識份子，揪出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摧毀中國出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

　　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它的突破口在哪裡？正好這時，毛澤東看到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的攻擊北京市委與北大黨委、號召「充分發動」「革命人民」的大字報，這個大字報形式、內容和「鬥爭精神」符合毛澤東此時的想法，故6月1日，毛澤東做出支援該大字報的批示，指示新華社全文播發，在全國報刊發行。《人民日報》與當日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打倒牛鬼蛇神」，這引起全國形勢的變化，「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突破口找到了。面對「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發表后所引起的全國混亂局面，中央一線領導還是依照處理著內問題的慣例──派工作組去限制混亂局勢的發展。這與毛澤東決定要袢∫幌盜諧匠９娉＠淼淖齜ǎ浴柑煜麓舐搖溝姆絞餃ゴ蒓僬觥缸什准端玖畈俊溝乃枷胄緯上拭韉姆床睿虼耍庵擲獻齜ㄒ丫塹環廈蠖謀疽猓炊鶿母蠓吲Ｒ虼耍彼氐獎本吹焦ぷ髯樵詒本┢鵒私矯鶿貌蝗菀椎閎肌肝幕蟾錈幕鷓妗故保顧岫稅蚜跎倨娓閬氯サ木魴模ぷ髯槭錄妒薔統晌蠖齠ù虻顧健噶跎倨嫖椎淖什准端玖畈俊溝牡薊鶿骱屯黃瓶凇Ｔ7月底至8月初，毛澤東對派工作組進行了一系列嚴厲的批評，把它上綱上線定性為「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是「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實行白色恐怖」，是「方向問題，是路線錯誤問題」。13根據毛澤東的態度和意見，1966年8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出在毛為首的黨中央之外，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司令部」自1962年以來，犯下一系列「錯誤」，大會號召炮打這個司令部。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實際上被打倒。

　　在這個意義非凡的事件中，鄧小平不僅與劉少奇一起起著領導作用14，並且立場格外堅定、態度特別鮮明，甚至與中央文革小組展開面對面的鬥爭：在6月3日，中央在劉少奇家裡開會，劉主持，鄧小平小平講話，會議通過了旨在當時北京的「八條指示」。鄧小平說，中央的「八條指示」傳達要快，開個十萬人大會，一竿子插到底15.7月，因事態緊急，中央於13、19、22日在懷仁堂連續三次開會討論工作組問題，在19日會議上，劉、鄧與中央文革，從思想到言辭均展開交鋒，鬥爭已趨白熱化。康生、陳伯達依仗毛澤東的信任並揣摩出毛澤東的意圖的，說工作組壓制民主，給群眾潑冷水，要求撤除工作組。劉少奇憤而駁斥，並與康生發生爭執，鄧小平也特彆氣憤地「一下子站起來，叉著腰，十分憤怒地說：「我們要講得客觀一些，要t解第一線的困難，甚麼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們不行，你們上去，你們那樣行，我們統統撤出去，黨委垮了，工作組沒有了，黨的領導在哪裡？誰來放手發動？你們根本沒有搞過群眾運動，你們試試看！」16在這次會議上，江青也於中途躡手躡腳進來，在靠著記錄席外邊的沙發上坐下，她看到了會議爭吵的場面17.江青究竟是不是毛澤東派來的，不得而知，但依照慣例，她一定會對毛作添油加醋的彙報。所以，鄧小平這一次與劉少奇一起針鋒相對地反對他所倚重和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確給毛澤東一個鄧與劉一樣在反對他的印象。

　　前文分析，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目標並不是鄧小平，然而，由於鄧小平在派「工作組」這個被毛澤東視為「方向性」和「路線性錯誤」問題上與劉少奇相差無幾的態度、表現和作用引起了毛澤東惱火，這種惱火更因為聯想到60年代以來鄧小平配合劉少奇的調整經濟工作、對他「敬而遠之」的態度而加劇，從而導致毛澤東改變了對鄧小平的態度，產生「鄧小平要批一批」的想法。同樣，由於工作組事件是毛澤東決定打倒自1962年以來，犯了一系列「錯誤」的「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導火索和突破口，鄧小平作為1962年以來，與劉少奇一起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特別是在工作組事件的作用、態度也使得他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波及。

　　毛澤東對鄧小平態度的轉變，給覬覦權力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以機會、他們為了奪權而極力要徹底打倒鄧小平，他們深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滿與對劉少奇的不滿是不同的，不僅程度不同，而且性質也不同，在劉少奇已實際打倒后，主要危險和最大障礙是鄧小平。他們知道，要去掉鄧小平這個心頭大患，必須加大對鄧小平的批判，上綱上線。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決定，由林彪主持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議原定繼續批判劉少奇，但林彪、江青等黨內極端勢力將會議批判的矛頭指向鄧小平，把劉、鄧連在一起批。陳伯達、林彪、康生紛紛批判劉、鄧小平，會議充滿火藥氣味。謝富治一馬當先首先批鄧小平，他說鄧小平在全國解放后變了。陳抱怨說想與鄧小平進行平等的討論比「登天還難」，並認為他是「修正主義路線錯誤」的「急先鋒」。他聲稱，在這兩個人中鄧小平更為頑固；林彪還親自出馬，林彪說鄧小平曾經與四野爭功，並說鄧小平在歷史上是逃兵，力圖給鄧小平加上歷史問題的罪名18.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等黨內極端勢力這些話，勢必對毛澤東產生影響，毛澤東的批判鄧小平「六年不彙報工作」，「耳聾」的話就是在聽取這次會議彙報時所說的，這樣，劉、鄧小平就被連在一起成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12月25日，在張春橋的策劃下，清華大學造反派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徹底打倒劉、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並在北京街頭貼出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字標語。2月6日，林彪在一次會議上講話，稱劉、鄧小平不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19，批判因此大大升級。1967年春，在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的煽動下，全國開展批判和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高潮，劉、鄧小平分別被冠之以黨內第一號，第二號「最大走資派」。1967年7月15日，中央辦公廳向中央文革小組報送的一份關於批鬥劉少奇的請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用筆將「少奇」兩字劃掉，在後面加上「鄧、陶夫婦」。事隔幾日，7月19日，造反派抄鄧小平的家，8月，揪斗鄧小平，8月1日，鄧小平的秘書和警衛員調走，9月，兒女被勒令搬出中南海。1968年3月鄧小平專案組成立。7月，專案組炮製《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鄧小平小平的主要罪行》，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印發該文件，並做出了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四

　　在毛澤東身後的1980年，已經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評價毛澤東的話，「雖然不聽他的話的人，他都要整一下，但整到甚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20鄧小平被徹底打倒，顯然不經過毛澤東的點頭是不可想像的，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由於歷史上、思想上、現實政治上的種種聯繫和共同點，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問題的定性為不同於劉少奇那種「敵我矛盾」的「人民內部矛盾」，所以，毛澤東只是想「整一整」鄧小平，並沒有徹底否定鄧小平，在鄧小平已經被打倒情況下，仍對鄧小平有所關注，甚至還是繼續啟用鄧的意圖。本節就此試圖做一個歷史考察。

　　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出席並在會上作檢討時，毛澤東在檢討的稿子做出了「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的批示，這句話頗值得玩味，明顯含有保留鄧小平的意味。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毛毛也透露了一個重要的史實：「「文革」初期，在毛澤東決定確立林彪為接班人的時候，他還沒想徹底去掉鄧小平，他曾希望繼續用鄧小平，並希望鄧小平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選擇。為此，毛澤東曾找鄧小平談了一次話。父親後來回憶：「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就在1967年春戚本禹發表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將鄧小平指責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對其批判時，毛澤東向鄧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小平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在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談話時說：「我的意見還是要把他（指鄧小平──論者著）同劉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分開」。在1968年九大召開前的視察途中談到鄧小平時說：「鄧小平是不是要保？一個是他打過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國民黨的人，第三，他沒有黑修養。在北京中南海批鬥鄧小平正如火如荼的1967年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同王力進行過一次涉及接班人問題的重要談話。毛澤東語出驚人地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小平出來。鄧小平至少是常委。」楊成武也回憶回憶：1967年9月毛澤東視察南方時提出：1970春天「文革」結束后，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放出來，許多同志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毛澤東並且列舉了鄧小平名字21.1969年3月23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說：「九大報告上只寫我與劉兩個人的名字，只寫劉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陳伯達也曾回憶：「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2280年代初期，鄧小平曾在一次談話中說：九大時，毛澤東同志確實也提出，要我當中央委員，進政治局，但是林彪他們不同意。九大選舉前夕，毛澤東談過鄧小平的問題，他的「鄧小平與劉少奇要有區別」的談話，在將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和將「文革」理論與實踐合法化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和九大上前夕，毛澤東這些談話，顯然是有的放矢的。把劉、鄧小平拆開來，話只是一句，但含義很深。它是對劉、鄧小平個人生死前途、政治命運的不同決定，不僅使鄧小平避免從了劉少奇那樣的人身悲劇發生，而且在深層次上為重新啟用鄧小平的準備了最必要的條件。可以看出，毛澤東仍然認為鄧小平是僅次於林彪的符合自己接班人的條件的人選，並且想對鄧小平做出某種政治安排。

　　毛澤東對鄧小平已經被打倒情況下，仍對鄧小平有所關注的態度，讓林彪和中央文革忐忑不安，更加劇了他們置鄧小平與死地的信念。對於毛澤東對鄧小平有所保留，並且想對鄧小平做出某種政治安排的態度，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是強烈反對、百般阻撓。上文論述的包括毛澤東要鄧小平跟林彪搞好關係但林、鄧談崩了，毛澤東同王力的關於「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的鄧出來」的談話，九大報告不許點鄧小平的名字，並建議鄧小平進政治局但遭到林彪等人的反對等等內容，都能說明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企圖置鄧小平於死地的用心。在1968年5月21日，鄧小平寫信給汪東興，要求見毛主席，毛澤東指示：在23日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讀一下鄧小平的信，議一下，徵求大家的意見是否與鄧小平談話，自然，鄧小平的要求被林彪和中央文革拒絕。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將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並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也堅決要求開除了鄧小平的黨籍……

　　在對待鄧小平的態度上，毛澤東是想保護，是想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然而又不得不顧及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態度，所以當時鄧小平還是無法出來工作。對於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要徹底打倒鄧小平的態度，為甚麼在黨內具有一言九鼎的至高權威地位的毛澤東，會有所遷就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這些做法呢？考察毛澤東在發動「文革」時給江青的那封意義深長的信，提到的他「違心地同意別人」，「我只好上梁山了」，「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等等一類的「黑話」23，其實也為我們理解毛澤東對黨內極端勢力行動不得不有所遷就的心情，提供了一個思路。這是因為「文革」是袢∫幌盜諧匠９娉＠淼淖齜ǎ浴柑煜麓舐搖溝姆絞餃ザ崛∩緇崛Φ摹剛未蟾錈梗⑶乙ゼ啊溉說牧榛輟梗凇噶榛晟畲δ指錈梗庖恍┮旌躚俺５淖齜ㄊ票匾鸚磯噯說幕騁傘⒌種坪頭炊浴Ｎ松釗虢小甘肺耷襖溝摹肝幕蟾錈梗順溝狀蒓佟噶跎倨嫖椎淖什准端玖畈俊溝納緇嶧。蠖匭虢柚鴕兄亓直搿⒔嗟鵲襯詡聳屏ΑＨ歡魑渭業拿蠖故羌湟饢渡畛さ謀Ｗ×舜淼誦∑降牡紫擼粗篡曇岢植煌飭直搿⒔嗟鵲襯詡聳屏λ塹畝緣私腥松砥群塗臣淖齜ā

　　根據毛毛在她的書中披露，1967年5月，毛澤東約鄧小平談話，主要是問他30年代離開紅七軍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這一段歷史情況，並批判了他派工作組的錯誤。毛澤東態度緩和，批評的並不嚴厲，並且說，以後有事情，可以找汪東興。毛澤東作為一個大政治家，當然知道林彪、江青等黨內極端勢力要極力要置鄧小平於死地，所以，「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只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從來沒有讓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便有深刻的含義。由於毛澤東的堅持而未得逞。在「文革」中，劉被整死，鄧小平雖遭批判，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軟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與他一起生活的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被允許與他呆在一起，而且未受到劉少奇或其他「走資派」所受到的人身迫害和摧殘。鄧小平躲過了厄運顯然與毛進行了干預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有關，數年之後，鄧小平本人也承認：「林彪、「四人幫」，總是想把我整死，應該說，毛主席保護了我。」24

　　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將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並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也堅決要求開除了鄧小平的黨籍，毛澤東出面做了抵制。在開幕式和閉幕式上，毛澤東分別發表講話，講話均提到了鄧小平，毛澤東在開幕式上指出：鄧小平這個人，我總是替他說一點話，就是鑒於他在抗日戰爭跟解放戰爭中間都是打了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他的別的歷史問題來，甚麼叛變哪、自首呀，這些問題。他的意思要求保留黨籍，不要開除黨籍，最好嘛還能夠做點工作。一講到做工作，許多同志都搖頭。我說，現在很大的工作也難做，叫他做點室內的整理材料，這樣的工作，總是可以嘛。在閉幕會上，毛澤東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的。要開除一個人很容易呀，只要我們舉手，那還不開除了。我看還是慎重一點。橫直將來你們要開除也可以嘛！哪一天把他開除就行了嘛！我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25這些話的語氣、用詞特別值得玩味，諸如「一講到做工作，許多同志都搖頭」，「大家要開除他」，「橫直將來你們要開除也可以嘛」，「我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這些話都真切地反映出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企圖置鄧小平於死地的態度。毛澤東用近乎協商的語言「替他（指鄧小平──論者著）說一點話」，要求給鄧小平「做點工作」，哪怕是「做點室內的整理材料」，並且「不合你們的口味」地不同意「大家要開除他」的意見，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近乎狂熱的1968年，毛澤東用這種口氣與語言在中央正式會議上為鄧小平說話，的確是「獨樹一幟」，這些談話真切地反映出毛澤東的確不想根本打倒鄧小平。由於不得已要遷就除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意見，毛澤東只好將鄧小平「做點工作」的想法暫時擱置，但毛澤東還「反潮流」的保留住鄧小平的黨籍。

　　毛毛在書中寫道：「九大的召開，父親是從報紙上和新聞中知道的。雖然他再一次被確定為「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卻沒有開除他的黨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經驗，他深知這一處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奧。應該說，只要沒有開除黨籍，就留有餘地，就存在一線生機。」鄧小平作為幾乎搞了一輩子黨務工作的老黨員，自然對保留黨籍的玄機有著遠比一般人深刻地理解，毛毛的這句感U更為我們理解和感悟當時的政治「玄奧」，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再聯想到鄧小平小平給毛澤東的信一再要求「留在黨內」，而毛澤東為保留鄧小平的黨籍一再親自出面干預，對為我們了解這一具有特別意義的「玄機」提供了啟發。這個「玄機」為鄧小平的}出預留了空間，當然，由於黨內情況的}雜性，鄧的}出還需要時機和鄧個人的努力。到了林彪事件爆發后的難得時機中，由於鄧小平特殊的特殊的個人因素和個人努力，周恩來等老幹部的竭力促成，終於成就了鄧小平奇迹般的復出。

　　註釋

　　1毛毛在鄧小平生前出版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中也指出：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小平和劉少奇被毛澤東內定為共同擔負一線領導工作的接班人。見該書的第649頁。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頁。

　　3呂書正：《解讀鄧小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02頁。

　　4宮立等著：《鄧小平在重大歷史關頭》[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72頁。

　　5朱仲麗，《毛澤東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224頁。

　　6劉志男，關於建國后至中共八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J]《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26頁。

　　7羅斯。特里爾著劉路新譯《毛澤東傳》，[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頁，第330頁。

　　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頁。

　　9毛澤東的批示：「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頁。

　　10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M]，北京：1993年8月版第612頁。

　　11吳冷西：《十年論戰──1955年-1966年中蘇關係回憶錄》，[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頁450頁440頁。

　　12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頁。

　　13毛澤東7月24日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談話記錄，引自逢先知金_及：《毛澤東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1423-1428頁。

　　14周恩來6月4日出國訪問，指導運動的責任落在劉少奇、鄧小平身上。

　　15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頁。

　　16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從「618事件」到「729大會」》載《中共黨史研究》，[J]，北京：1998年第4期，第2頁。

　　17參見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從「618事件」到「729大會」》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2頁，以及吳德口述，朱元石等整理《十年風雨記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6頁。

　　1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55頁。

　　19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125頁。

　　20《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01頁。

　　21張子申：《楊成武將軍訪談錄》，[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40頁。

　　22陳伯達著，陳小農編註：《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M]，北京：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3頁。

　　23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月7月8日，引自逢先知金_及：《毛澤東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1420頁。

　　24《回憶鄧小平》（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38頁。

　　25毛澤東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1968年1031日，引自逢先知金_及：《毛澤東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1557頁。

　　--------------

　　

為什麼在89年發生六四事件后,從90年後中國大陸又重掀毛澤東熱?鄧還是打心眼裡佩服毛的政治遠見的.為什麼現在又風行紅色旅遊,還是毛澤東思想使然,國際上反華,遏華勢力想動我中華之根基,只要毛澤東思想不倒,他們能耐我何.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文化精髓的集成,毛澤東思想已成中華民族與反華勢力鬥爭的"戰神".

永遠的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