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郎咸平的非理性思維

最近郎咸平又有大作出現，在他的博客專欄里，11月22日、26日發表了《中國的經濟是全世界最浪費的經濟》、《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等文章。郎先生過去說的話本來我很贊同，從郎顧之爭到剖析長虹，就包括上述這兩篇文章，也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我這裡說的只是他文中的非理性之處。因為對於經濟學上的東西，本就沒有我置喙的餘地。本人只不過一個地市級中專學校畢業。不過因為看過文章后覺得不吐不快，這裡也斗膽說上兩句。
非理性之一：亂下斷言，以偏概全。亂下斷言本是學者的大忌。因為對於每一個事物，都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說。憑幾份感性了解，就斷言怎麼怎麼。實令筆者生疑。郎先生說：「我們今天有太多的數據證明中國的經濟是全世界最浪費的經濟，我們的能源使用率浪費是日本的九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日本嗎？你是歐洲的五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歐洲嗎？你是美國的2.9倍，比得上美國嗎？為什麼造成這種現象？是因為我們的主導政策方向是有問題的，我們很少認清楚事物的本質，都是一窩蜂地沖向房地產市場。」我們的經濟生活中是有很多浪費現象，也許真的是世上比較浪費的經濟。但是，不能這麼橫向比。我們和日本無法比，和美國、歐洲也無法比。我們中國有太多的歷史重負，日本人一個馬關條約就讓當時的中國人每人給他貢獻了2兩以上的銀子，我出身在「人無三分銀」的貴州,這讓我對比更加強烈。且這只是掠奪中國財富中的「太多的數據」中的一個。我們國家的近代史上，經歷了太平天國之亂、列強入侵、軍閥混戰，經歷了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遠一點的還有明末清初滿人對漢人的大屠殺和落日帝國當局對清朝時期生產力的禁錮。我們完全是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搞建設，建國后還不得不應對國際國內的各種封鎖、扼制和挑戰。想起這些，我就想起了美國的黑色人種、印第安人，我們過去的遭遇其實和黑色人種、印第安人是類似的，奴役、剝削和屠殺帶給這個文明古國的黃色人種太多的傷痕。過去的誰是誰非當然不必去深究了，我只是說，我們就這麼個家底。鄧小平說是初級階段。從整個世界看，我們是不發達國家。在世界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里，對外交往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選擇。只能說我們在如何趨利避害上還做得不夠，在與當今列強打交道的過程中還缺乏經驗。郎先生先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最後是大打板子，說什麼「中國從來就是個沒有法治的國家」，「這個壞土壤」，郎先生的研究可謂走向了死胡同。國人也喜歡和日本比，和美國比，說人家如何如何，我們如何如何。我就老在想：你要那麼比，那麼你怎麼不出生在美國、出生在日本啊！造物主偏讓你降生在中國，你怨天尤人，有什麼用？再說，中國的浪費是中國人想浪費嗎？以中國的國情，也是不得不為啊！我們發展不了大規模的高科技的產業，因為以計算機為代表的英語世界對中國人來說是個天生的屏障；我們也沒有美國人兩次世界大戰中賺到的黃金儲備，更沒有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始積累和社會基礎。相反，相反，歷史上自力更生的物質財富都讓他人掠奪去了。我們的浪費，說白了，實際上是他人集約的基礎。何新曾說過：走向富裕、現代化，並不是一條對各國都同樣寬闊的多行道。發達國家的發達和不平等交易，是我們不發達國家不發達的根源。何新的《論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及該文作單行本發行時的附註里說得很清楚。世界經濟結構很不合理，國與國之間急劇的貧富兩極分化是中國經濟浪費的重要原因。郎先生說「我們的主導政策方向是有問題的，我們很少認清楚事物的本質」，能再說明白一點嗎，是哪一項主導政策還是整個改革開放的主導政策啊？「一窩蜂地沖向房地產市場」是否就代表了中國經濟的全部？因為郎先生是學者，作推斷、下結論希望能更全面一些，做到邏輯性嚴密，無懈可擊。因為郎先生是很有影響力的。當然，我很讚賞郎先生過去發表的很多文章，讓人耳目一新，大受啟發。我們歡迎郎先生提出中肯的批評和建議，而不是指責之詞、偏頗之論。還有郎先生很輕率就斷言「中國處於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社會之壞五千年僅見」，實在讓筆者不敢苟同。只能說，郎先生的非理性思維已經從真理走到謬誤。以郎先生的影響，其實郎先生已讓中國人受到傷害，因為這兩篇非理性的推斷文章無助於中國的社會和諧。我們寫文章也好，說話辦事也好，不僅要考慮它的出發點，而且要考慮實際影響。
非理性之二：以高人自居。郎先生多次稱「我本人是純正的金融學博士，我是大眾化地區第一批金融博士」，「大家千萬記住我是金融學博士」，「我的一切公開發言絕對是以我個人的經濟學涵養來做發言的」，以過去搞經濟學研究的資歷來證明現在的正確，張維迎也說過類似的話。古人就有過「小時聰明」與「長大了是不是聰明」的笑話。牛頓晚年還研究「上帝」呢？牛頓力學是真理，那他後來研究上帝也是真理了？何況他的力學定理還局限在經典力學領域呢。其實郎先生完全不用重申這些話，我們都會知道，郎先生是個很有學問的人。真的，不是諷刺。我對郎先生原來的許多文章中的觀點都是拍案叫絕的。我只是想說：郎先生完全可以自謙一點。而且最近發表的這兩篇文章雖然有很多精彩之處，但中心思想是錯的。很多推論也是錯的，說什麼「社會之壞五千年僅見」。我們都是百歲之人，無法去經歷五千年的風雨。想來郎先生也不是盤古開天地就與世俱存的人物，如此偏頗之詞，實在影響郎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我不明白郎先生出此之言的目的何在？是治病救人，還是想把傳染病患者送進火葬場？回想郎先生引起的「郎顧之爭」，想必是郎先生人生的得意一筆。其實郎先生也大可不必目中無人，郎先生的觀點，國內不是沒人提出過。據我所知，韓德強、王小東等人早就發表過類似看法。只不過郎先生身在香港，地位特殊，雖世有英雄，亦讓先生成名。另外，還有大名鼎鼎的何新，也一直在探討中國經濟問題。我只能說，郎先生比起何新來，至少理論上要差那麼一點點，對中國的國情認識要差那麼一點點。也就是說，郎先生只能做個很好的戰術家，不能做戰略家。郎先生的一個個例證分析是十分獨到的，但畢竟只是整體中的某一部分。郎先生從一些正確的論據中推斷出謬誤，也只能說郎先生具有獨特的非理性思維能力。比如說，我們從一塊五顏六色的幕布中，剪出許多黑色部分來，然後再拼湊到一起，就能宣布這是一塊大黑幕布嗎？回答當然是否。郎先生在《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一文中發表的一些言論，可以說是邏輯混亂，大放厥詞（請原諒我使用這個不雅的詞，似乎沒有別的詞可以形容），對中國政治妄加非議。抓住一點大作文章，完全不像一個高人。在一陣痛快淋漓的痛斥之後，還不忘給自己抹點油彩，輕率地說「五中全會的「三和理論」將是繼「三個代表」之後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個代表」一樣肩負著不同時代的不同使命。」實則表明了郎先生對中國共產黨施政方略的一知半解。郎先生在文中僅引用溫鐵軍的調查就信口開河，讓我想起了郎先生過去的一些例證分析，掌握的其實也只是一些支離、零散的材料，這使我對郎先生過去的分析結論產生了極大的懷疑：郎先生是不是在主觀武斷自言其說啊。如果真是這樣，那我更懷疑郎先生的學者身份了。過去郎先生把在海外發表多少論文作為衡量學者水平的標誌，讓國內支持「郎顧之爭」的韓德強等人「自慚形穢」，現在，我倒是想起了中學時讀過的一篇文章《黔之驢》中的一句話：技只此耳。現在想來，還是何新、韓德強的文章耐讀些。雖然同樣有偏頗之處。順便說一句，在八九風波期間，我也是一個在當時隨風轉的人，被當時的媒體弄得昏頭轉向。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圖書館里讀到何新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一篇論民主的文章，一口氣讀完還覺得不過癮，硬是把那張報紙偷了出來。後來又在人民日報上讀到他的《論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何新與日本經濟學教授S的談話錄》，興奮地在報紙上寫下「雖有佳肴，弗食不知味也；雖有至道，旨學不知其旨也」，對何新推崇備至。1993年浪跡北京時，還曾幻想找到他。想通過報社尋找他的聯繫方法，結果到人民日報社讓樓下傳達室的老頭打發了出來。當然，每個學者都不是神，都會有謬誤，都會有偏激。郎先生其實不妨理性些，自謙些。不是有句話嗎：一個人對自己的評價好比分母，社會對自己的評價好比分子，對自己自視越高，其值也就越小。
當然，我們從不以人廢言，也不以言廢人，郎先生的話值得我們警醒，值得我們反思，郎先生對微觀經濟的正確分析（如股市、房地產、國企改革等）及其分析、推測方法也確實值得我們借鑒。對於郎先生上述真理與謬誤並存的言論，我們同樣也要取其精華，棄其偏頗，把它看作一部「盛世危言」、「反面教材」。但如果有人以此為據，借題發揮，或不明就裡，信口開河，就不得不鳴鼓而攻之了。
最後還想提醒一下，不知郎先生是自己操作電腦還是有工作人員專門錄入，上述兩文中有一些錯別字，大概是用拼音輸入法錄入導致的出錯。想來郎先生或其工作人員並不習慣使用五筆這個國貨，或許是留洋久了，對中國的東西都冷疏了。然大匠不以微暇示人，公開發表在博客上，似乎應仔細校對一下。經典之作，何必讓「通假字」玷污呢。

hehe,作者還真理性啊。

文中看不到「平常心」，似乎要一棒子打翻郎博士。

不知所云， get more education then come back to talk.

作者的水平確實一般。有點搞笑。

贊成樓上幾位

[QUOTE=level_one]get more education then come back to talk.[/QUOTE]
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