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水災、長江大堤和三峽大壩

長江水災、長江大堤和三峽大壩

　　王維洛



　　中國旅德學者、德國多特蒙德大學工程博士

　　


　　水災包括兩部分，其一是洪災，即洪水泛濫淹沒土地、毀壞建築物、危害人們的生命安全，它的破壞力強、威脅大；其二是澇災，因地面徑流排泄不暢、淹沒低洼地區，而形成長時間、大面積的積水，它涉及範圍廣、持續時間長、會造成嚴重損失。1954年長江水災造成約34，000人死亡，其中3，000餘人被洪水直接奪走生命，而另外3萬多人則死於長期內澇而產生的瘟疫。[1]今年長江流域發生了嚴重水災，長江幹流、支流及中下游流域內的湖泊的高水位長達數月。即使長江大堤不被沖潰、不出現洪災，江水在高水位的壓力下，仍然會透過大堤或堤下的土層滲到堤后的平原地區，雖然長江兩岸有相當強的排灌設施，但內澇也會持續很久，直到長江水位全面下降后才能逐漸消除。因此，預計1998年的洪澇損失將遠遠超過1954年。

　　一、長江水患因何而來：歷史的回顧

　　長江流域大部分地區處於季風區，夏季氣候主要受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和大陸熱低壓的影響，可能短期內降雨量集中，容易發生洪澇災害。同時，長江中下游地區地勢平緩，幹流及支流從山區進入平原后流速明顯減緩，一旦出現暴雨、河道流量猛增，就容易形成洪水。但長江流域並非自古以來就一直水患頻繁。在漢朝之前，長江是十分溫順的河流，在浩瀚的文獻中還找不到長江水患的記錄；長江流域的第一次洪水記錄出現在公元前185年（漢高后三年），但當時的災害程度並不嚴重；從公元前185年到公元200年的近四百年中，只有四年有洪水記錄。[2]當時長江水患少、災情輕，有幾個原因。首先，長江流域的上游森林茂密、草坡茂盛，地面植被好，水土流失小。其次，長江流域有眾多面積大、蓄水能力強的湖泊，可存蓄長江的自然洪水。例如，長江從三峽進入「天寬地闊」的平原后，周圍地勢平緩，在這裡迎接它的是雲夢七澤，長江的洪水可在這裡休息、平息了從山區帶來的怒氣后，再向東海流去。再次，長江河床寬、河漫灘廣、自然河堤低，擁有很強的自然平衡能力。雨季來臨時，洪水漫過自然河堤，在平原上形成淺而寬的積水區，並將水中的泥沙留在那裡，給兩岸的農田帶來肥沃的土壤。例如，在荊江河段，當年的長江河床連同河漫灘有數十公里寬，其自然過水能力和蓄水能力都很大，不易發生大的洪水災害。其實，長江中下游平原就是如此形成的，兩岸的平原由於泥沙淤積而逐漸加高，河流與平原保持著自然的動態平衡，河床永遠不可能高於兩岸的平原。

　　公元801年之後，人們開始在河漫灘上築堤、在湖區圍垸，擴大生存空間。從此以後，長江便水患不斷。到了明朝，宰相張居正推動完成了一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工程，將長江北岸的荊江大堤連成一線，使長江與雲夢七澤徹底隔絕，從而讓張宰相家鄉的人民得以把雲夢大湖改造成千萬畝農田和居住區。長江流域洪澇災害的頻率明顯加快。但是，當長江北岸的雲夢七澤漸漸消失之時，長江又在江南找到一個新的棲息之地――洞庭湖。長江的洪水被北岸的荊江大堤擋住后，就衝破較弱的長江南岸河堤，闖四口，強將長江與洞庭湖相連。

　　但是，洞庭湖也沒有逃脫與雲夢澤一樣被人類蠶食的命運（見表一）。如今從衛星照片上來看，洞庭湖只剩下支離破碎的排洪溝和岳陽城旁的一個還能勉強稱之為湖的東洞庭湖。人們不但肆意地圍湖填湖，而且還瘋狂地砍伐森林、開墾山坡地，造成大面積嚴重的水土流失。1949年以來，長江流域經歷了三次森林大砍伐、大破壞。第一次在大躍進期間，第二次在文革時期，第三次從七十年代末持續到現在。八十年代後期，長江上游金沙江兩岸的森林遭到濫砍亂伐，以至於現在兩岸幾乎看不到一棵大樹，只剩下荒蕪的亂石，就連人煙稀少的長江源頭地區，樹木也被砍得所剩無幾。[3]這一地區的生態已嚴重惡化，要恢復這裡的生態系統幾乎已是不可能的了。今年長江爆發嚴重洪水后，四川省政府終於宣布，今後幾年不許在該地區砍樹，當然，「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但是，為什麼非得等到把樹砍光了、遭到洪災懲罰后才幡然悔悟呢？此時宣布不許再砍樹，可是那裡究竟還剩下幾棵樹可砍呢？



表一、洞庭湖面積的歷史演變(以1825年以前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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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面積（平方公里）|變化百分比
1644－1825年| 6,200 | 100％
1826－1915年|約5,600|  90％
1916－1949年|約4,200|  67％
1950－1978年|  2,7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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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高冠民、竇秀英，《湖南自然地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作者註：儘管從1978年到1997年間，洞庭湖面積不斷減小，但到1997年為止，官方的地圖仍以1978年的2，740平方公里或1980年的2，691平方公里標示洞庭湖面積。

　　砍伐森林、開墾山坡地，造成水土流失，使長江中的泥沙量增加，而長江又為兩岸的大堤所阻隔，失去了自然平衡能力，大量泥沙只能沉積在河、湖之內，河床和湖床底面的絕對高度就必然被不斷抬高，結果導致洪水期水位的抬高。例如，在過去四十多年中，洞庭湖的湖底抬高了一米；1998年長江水災期間，洞庭湖連接長江的城陵磯處的洪水位比1954年的歷史最高水位高60多厘米；但是，如果洞庭湖湖床不淤積抬高達一米之多，實際上1998年長江洪水的水位比1954年還低30多厘米。又如，1998年夏季湖北沙市長江段的洪水流量只相當於長江荊江段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洪水水位卻超過了1954年的歷史最高水位44.67米，原因也在於河床底面抬高了。

　　中國有「環境保護法」和「森林法」，也有「水土保持條例」，禁止在坡度超過25度以上的地區開墾農田，且規定已經開墾的要退耕還林。問題是，中國的法規往往只是一紙空文，政府機關就經常帶頭違法。例如，為了安置三峽工程的百萬移民，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竟然鼓勵人們在三峽庫區以修梯田的形式開墾坡度大於25度的山坡地，並且制定了「開墾三畝坡地、一畝上交國家用於安置移民、兩畝歸己」的政策，計劃開墾數百萬畝山坡地。在這次長江洪水期間，中游地區降了大到暴雨，三峽庫區新開墾的山坡地大部分被水沖毀，不僅移民新區遭到破壞，而且水土流失非常嚴重，加劇了長江的水災災情。

　　二、在長江防洪和三峽工程的背後：利益集團的活動

　　為了防範長江洪災，1952年開闢了荊江分洪區，這在1954年的長江洪災中起了一定的減輕災害的作用。此後，又相繼開闢了杜家台、洪湖等分洪區。當時，修建這些分洪工程時已將分洪區內的少數居民遷往安全地區。在河流兩岸開闢分洪區，是利用時間差、與水共享同一空間的措施，即在平常時期利用分洪區發展農業，而在洪水到來之際棄田蓄水。既然採取了這種辦法，就應當嚴格限制在分洪區內建立居民區，因為一旦在分洪區內住進了居民，分洪的代價就迅速上升，以至於會顧慮居民的損失而放棄分洪，使分洪區名存實亡。

　　然而，在六十和七十年代當中，湖北和湖南省卻都在上述分洪區內增加投資、安置大量移民，這些措施與當初建設分洪區、與水分享空間的目的是根本衝突的。這些做法雖然與當時「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方針有關，但主要還是受湖北、湖南兩省各自地方利益的驅使，希望以鄰為壑、把洪水趕到別的省去。因為，誰在分洪區內投資多、安排的居民多，誰將來向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的本錢就大，就可能在長江水災來臨時減少在本省分洪區內分洪的可能性。

　　為解決這一矛盾，1975年和1980年國務院先後兩次召開了防洪座談會，會上湖南和湖北兩省爭吵不已。湖北省指出，文革期間湖南省在洞庭湖區圍湖造田，並在長江分洪區內安置移民，使分洪區抗禦長江洪水的能力大大下降，因此湖南省必須退耕還湖；而湖南省則反駁說，湖北省也同樣在長江分洪區內增加投資、安置移民，如果要退耕還湖，應該是湖北省先退耕，應當恢復古代雲夢澤的狀態。當然，最後還是不了了之。1952年修建荊江分洪區時，已將當地的17萬居民遷移到了專門建設的安全區內；但現在長年在該分洪區內居住的居民人數卻達到50萬人，其中30萬就被安置在規劃的分洪淹沒區內。1998年長江洪災期間，位於枝城市至武漢市之間的長江江堤破堤，洪水淹沒的地區就是這些住人的分洪區。

　　最出乎意料的是，在分洪區內墾殖、安置移民的做法，居然得到了負責規劃建立長江分洪區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簡稱「長辦」，現名長江水利規劃委員會）的首肯。「長辦」是負責建立分洪區的機構，當然懂得分洪區內不能住人的道理，但它明知故犯，建立了分洪區卻又希望分洪區失去功能，表面上這確實令人費解。

　　「長辦」之所以支持、而不是竭力阻止在長江分洪區內大規模安置移民，其真正的意圖是，要讓分洪區無法分洪、使長江的水患威脅變得更明顯、嚴重，造成除了在長江上修建大型水庫蓄洪之外、別無其他選擇的既成事實，從而把六十年代初擱淺的三峽工程計劃再度推上中央的議事日程。而一旦三峽工程上馬，則「長辦」及其背後的水利電力部門的地位就會大大提高，權力會擴大，也可獲得更多的資源。

　　三峽工程的上馬，事實上就是由湖北、湖南兩省、長江水利委員會和水電部推動的。理由是洞庭湖已失去蓄水能力，只好「把洞庭湖移到三峽去」，同時也有必要避免使用分洪區，否則損失慘重。這些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造成了修建三峽工程的既成事實，最後也終於如願以償了。1992年，全國人大通過了建設三峽工程的提案。其實，早在八十年代初，全國人大批准之前，相關的地方和部門就迫不及待地動工興建三峽工程了。

　　由於這項工程主要是由利益集團強力推動的，其審批和論證程序都存在嚴重弊端。當國務院批准三峽工程時，該項目的環境生態論證和評估尚未完成，所以是違反環境保護法的。同時，三峽工程的審批程序也有嚴重問題。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是水利部長楊振懷組織人馬準備的；而負責審查這個可行性方案的審查委員會其實是水利部下屬的一個機構，水利部長楊振懷本人就是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而他同時又是負責實際工程施工的部門主管。原水電部副部長陸佑楣是「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工作組副組長，也是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現在則是三峽工程建築公司總經理，直接負責三峽大壩工程建造。

　　所以，從表面上看，三峽工程既有可行性報告，也有審查程序，符合一個大型工程所需要的正常審批、論證要求。但實際上，該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工程的審批和實際施工，都是由同一個部門負責，是一個想抓住三峽工程這個機會的部門自己製作了可行性報告、自己審查並批准讓自己來施工。水利部之所以非要上三峽工程，不僅是因為這一工程可解決其下屬的水電工程部門的飯碗問題，還因為有利可圖。從原水利部長錢正英主編的《中國水利》一書中的資料里可以看出，水利部的資金並不都是用於防洪、供水、灌溉等水利建設項目，在八十年代後半期，在「其他項目」名下，水利資金也被用於房地產投資、修建療養院等，這個「其他項目」的投資竟然佔了水利部全部資金的20％。[4]

　　三、三峽工程能不能防洪？

　　1949年以來，中國的水庫從30餘座增加到86，000多座，但隨著水庫數量增加、水庫容量擴大，中國的水災受災面積也越來越大。因為，這些水庫主要側重於發電，在汛期很少發揮蓄洪的作用。按照水庫的運行設想，每年四至五月水庫應當放水、降低水位，留出防洪庫容，準備攔蓄可能出現的洪水。但是放水防洪可能減少收益、而蓄水發電卻可增加收入，兩相權衡，水電站往往不願放水防洪，使得水庫的蓄洪能力落空。

　　今年的長江水災再次證明了這點。今年初，華中、華東地區的電力供應出現了供大於求的現象，不少水電站被迫部分地停機。例如，從1998年1月至4月葛洲壩水電站的發電量比去年同期減少6億千瓦時，損失達2億元；進入5月份后，情況更糟，每天損失的發電量相當於一座50萬千瓦火電廠的發電量。為了減少經濟損失，華中、華東地區的水電站都相繼採取了增加蓄水、保存水力資源的措施，這也同時埋下了加劇洪災的危險。

　　雖然今年國家防汛指揮部命令，各水庫在6月底前必須把水庫庫容全部騰空，以便蓄積洪水，但各水庫為了避免經濟損失，並未遵行。例如，按照設計，丹江口水庫本應有防洪庫容78億立米，但今年洪水到來時，該水庫將67億立米的庫容用於儲存發電用水，只能提供設計防洪庫容的七分之一。更有甚者，有些水庫汛期之前不願放水騰出庫容，結果汛期期間水庫超蓄、危及壩體安全，只好在下游正防洪搶險之時開閘排洪，增加了下游的洪峰流量，結果這些水庫不但未能有效地防洪，反而給下游地區帶來更大的災難。

　　三峽工程的主要目標是防洪和發電，但這兩個任務是相互矛盾的。要發電就要蓄滿水，要防洪就必須排空庫容。即便將來三峽水庫可在洪峰到來之前恰到好處地放水蓄洪，它就真的能防範幾十年一遇的大洪水嗎？根據水文資料，長江歷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是1，600億立米，而三峽防洪蓄水的庫容量僅221億立米，顯然，萬一特大洪水來臨，三峽水庫照樣是「小馬拉大車、力所不能及」。

　　而且，長江的水患往往來自三峽下游的湘江、澧水、贛江，今年就是這三條支流的水分別淹了長沙、九江的部分地區，三峽大壩當然無法減緩這樣的水災。毛澤東這位出生在湘江邊的詩人，在寫下他著名的「高峽出平湖」的豪邁詩篇時，並沒想到那「西江石壁」是堵不住湘江洪水的。

　　如何運用水庫庫容蓄納洪水也非易事。1998年的長江洪水先後出現過8次洪峰，如果此刻三峽水庫已經建成運轉，那麼，究竟應該什麼時候動用防洪庫容、攔蓄洪水呢，是第一次洪峰出現時就動用這寶貴的防洪庫容，還是等著以後的幾次洪峰呢？要運用三峽水庫那221.5億立米的有限防洪庫容，去對付比它大十餘倍的洪水，達到防洪的最佳效果，其前提是要預先知道什麼時候下雨、在哪裡下、雨量多大。目前，氣象部門尚無法做出這樣精確的預測。今年4月，國家氣象中心和水利信息中心在全國旱澇預測會上提出的判斷是，今年三峽地區的降雨量接近常年或偏少；7月底，中央氣象局長向中央彙報時，還認為長江流域的降水可望於近期內結束，結果此後洪峰仍然接二連三地出現。

　　所以，三峽工程的所謂防洪效益是被片面地誇大了的。現在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三峽大壩上，以為三峽大壩建成后長江中下游就不再會有洪水了，這種想法是十分危險的。

　　還應當注意到，即使三峽水庫動用了全部防洪庫容，攔蓄了某次洪峰，減輕了下游的洪水威脅，此舉卻可能加重上游地區的洪水災害。因為，當三峽水庫攔洪蓄水時，庫區水位將上升到海拔175米，這時大壩上游重慶段的長江水位該是多高呢？三峽工程管理部門泥沙組的判斷是，三峽庫區的水面坡度約為萬分之0.7（無此坡度則庫水不流、泥沙全部淤在庫中、也無法發電），根據這一水面坡度和三峽壩址到重慶的600餘公里距離計算，重慶的水位要比三峽壩址處高出42米。如果三峽水庫蓄水到175米，則長江重慶段的水位起碼在217米以上，而重慶市火車站鐵軌的標高是196米，重慶朝天門碼頭的標高是200米。這樣一來，「死保武漢」的戰鬥就變成「死保重慶」的戰鬥了。

　　其實，與其說水庫在洪水期間能保護下游的安全，不如說水庫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長江流域共建有4萬4千餘座水庫，總庫容高達1，400億立方米。[5]在長江的主要支流上幾乎都建造了多座水庫，如漢江上的丹江口水庫、清江上的隔河岩水庫、贛江流域的柘林水庫等。事實證明，這些水庫都沒有、也不可能達到防洪目標。例如，丹江口水庫大壩是中國有名的險庫危壩，在大壩施工過程中，壩體中的混凝土出現了2，463條裂縫和一些壩體架空的事故，其中17條為基礎貫穿裂縫，這是個先天不足的大壩；而且，水庫泄洪閘的400噸門機是超負荷運行，目前還未找到解決辦法。又如，江西省的柘林水庫是中國最大的土壩水庫，庫容達79.2億立米，1958年動工，直到大壩施工進入了第8年（1966年底）、大壩的工程基礎和部分壩體已完工時，才完成大壩工程設計。該水庫於1972年完工，1973年就被定為全國重點危險水庫。如果柘林水庫能達到設計的防洪目標，那麼今年九江市也不會成為水中孤城。

　　中國約三分之一的水庫是病庫危壩，二分之一的水庫大壩已經進入使用期的晚年。既然長江支流上的眾多水庫都不能控制支流的洪水，堅持認為長江幹流上的三峽水庫就一定能控制幹流的洪水，又怎能令人信服呢？

　　四、長江大堤的維護工程為什麼落空？

　　維護長江大堤是防範長江洪災的基本手段。1949年後，長江大堤只全面維修了兩次。第一次在1949年至1953年，按能防範1935年洪水的標準加高加固了長江大堤；第二次是1954年大洪水后，以1954年的水位為防洪標準，完成了大堤維護工程。從五十年代後期到六十年代末，一直沒有對長江大堤進行過全面維修；七十年代因修建了葛洲壩工程，耗盡了全國的水利投資，也沒有全面維修長江大堤。

　　1980年國務院召開了長江中下游防洪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之後制定了《長江流域綜合利用規劃要點報告》。該報告確定，長江防洪主要還是依靠長江大堤，並規定，1990年以前，必須完成對荊江、同馬、無為、黃廣、松姿、老城、南線、武漢、九江、安慶、南京、蕪湖、上海等堤防的加固、加高工程。當時，葛洲壩工程尚未完工，三峽工程又已悄悄提前上馬，主管的水電部是既無心、也無力、無錢來維修長江大堤。

　　十年過後的1990年，國務院檢查1980年確定的長江大堤維護工程進展情況時，才發現這一任務並未得到執行，上述工程的絕大部分沒有完成，有的甚至根本沒有動工。於是，在制定從1990年開始的水利十年規劃時，國務院又重申了上述任務並再次規定，要把長江大堤的防洪能力提高到能防範1954年洪水的標準上，並把完成任務的期限推延到1997年。當時還特彆強調，長江的荊江段大堤，必須在1997年之前完成加固和加高。可是，這些規劃仍然是僅僅停留在紙上。從1980年開始，年年強調加固長江大堤的任務，年年都是說得多、做得少。今年的長江洪水終於讓長江大堤的險情全部暴露了出來。

　　在今年的長江水災中，受災最重的是江西省的九江市。九十年代初，九江市的長江江堤完成了第一期維修之後，1992年江西省政府曾向水利部和國家計委提交報告，申請加固九江大堤第二期工程所需的2，767萬元資金。可是，水利部為了保證1992年年初批准的三峽工程龐大的資金需要，不給江西省投資，致使九江大堤的加固工程到1998年仍未完成。在1997年春季，長江大堤的江西段居然在長江的枯水期出現了潰堤災難，這個危險的警號本該引起有關當局的特別重視，可是他們卻依舊置若罔聞。於是，今年洪水期間，九江大堤發生裂縫、崩塌等險情，最後終於潰堤，九江市受災慘重，經濟損失遠遠超過九江大堤加固工程所缺的那2，767萬元。

　　長江的九江大堤加固工程所需要的這筆資金，只是三峽工程總投資的幾百分之一，數目並不大，可是水利部和國家計委都不同意撥款。因為，三峽工程本身是個典型的「釣魚項目」，當初為了工程上馬而故意壓低預算；一旦開工了，施工部門就以「半吊子工程」相脅迫，予取予求。這樣，三峽工程所需資金其實成了個「無底洞」，幾乎把全國的水利建設投資都吃進去了。1992年，全國人大批准三峽工程時，大壩（含發電設備）、移民及電網建設這三大項工程的總造價是571億；而到了1995年8月，僅大壩及發電設備與移民這二項的投資就漲到了2，000億。而且，佔用長江大堤維護資金的還不只是三峽工程，三峽工程開工后，國務院又批准了長江南水北調中線規劃，現又在制定長江南水北調西線規劃。看來，那些「好大喜功」的超大型項目總能得到有關方面的支持，而修固長江大堤卻總是既無資金保證、又無技術力量。

　　原水電部規劃司副總工程師陸欽侃一語點穿了其中之奧妙。他指出，加固長江大堤是一件長年累月的工作，是一杴一杴土、一塊一塊石的工作，但是，加固了長江大堤，不可能為任何人樹碑立傳，也不能創造所謂的世界之最。由此可見，加固長江大堤的工程之所以未能完成，今年的長江洪水之所以會如此肆虐，關鍵在於決策者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功名，而不是把維護長江大堤、保護普通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當做首要任務。原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魏廷錚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他認為，長江大堤的高度已近極限，今後進一步加高已無可能，要解決長江的洪水問題，只有儘早建設三峽水庫。[6]這種「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影響了長江大堤的日常維護工程。

　　其實，不斷地精心維護長江大堤是非做不可的事。一座普通的建築尚且需要每年維修，而且每隔二、三十年還要進行一次大修，更何況以土石為主的長江大堤。長江貫穿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居然從五十年代後期以來，四十年內沒有進行過全面的江堤加固和維修工程。這就難怪大洪水到來之時，沿江兩岸會險情迭出。如果長江大堤的維修計劃能如期完成，大堤就不至於在洪水期間險情四起、到處告急，沿江幾百萬軍民也就不必那樣倉促地加高、鞏固江堤，「死保死守」了。

　　今後相當一個時期內，長江防洪的主要目標仍然應當是加固長江堤壩，以便在洪水到來時保護人和財產的安全。當然，從長遠來看，雖然加固大堤始終是必要的，但不斷加高長江大堤卻並不是個好辦法。減輕長江水患的長期任務，應當是恢復長江上游的森林植被，加強上游荒坡草木的保護，把部分耕地退還山林；在長江的中下游要退耕還湖、退耕還河漫灘（圩、垸）、退耕還河。

　　結束語

　　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將是災難性的，可是這個工程的建設，可能只是此類災難的開始，接下來或許還會有很多巨型工程。例如，建設從三峽水庫到北京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計劃從丹江口水庫和三峽水庫每年北調4百億立米的水；用一條比大運河更寬的人工渠道，將長江、淮河、黃河、海河四大流域串連在一起；為了實施調水計劃，還要進一步加高三峽大壩；在長江源頭，建設400米高的世界第一高壩，建設世界上最長的穿山隧道，每年調1至2百億立米的水到黃河流域，並讓一部分水流入新疆，讓長江和黃河都能聽從人的調遣；在西藏雅魯藏布江上建設水庫大壩；為了彌補長江調水后出現的水量減少問題，計劃再在瀾滄江上建設大型水庫和隧道，把8百億立米的水調入長江等等……。

　　中國的決策者和水利工程人員，什麼時候才能真正懂得這樣一個既淺顯又深奧的道理：人類用技術措施干涉自然環境所產生的惡果，是無法再用技術措施加以修正、彌補的。

　　我時常想到一位埃及專家說過的話，納賽爾建了阿斯旺水庫，他被視為偉大的政治家，但是如果有人炸掉阿斯旺水庫，他將比納賽爾更偉大！

　　「註釋」

　　[1]陳邦柱，「湖南人民盼望早建三峽工程」，《人民日報》，1992年1月4日。

　　[2]宋正海主編，《中國古代自然災害和異常年表總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

　　[3]中國《三峽工程報》的記者和作者在長江源頭徒步旅行所見。中國《三峽工程報》，1998年3月6日。

　　[4]錢正英主編，《中國水利》。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91年。

　　[5]張英、李憲文（國家防汛總指揮部）主編，《防汛手冊》。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第14頁。

　　[6]魏延錚，「長江中下游防洪形勢和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中國水利報》，1991年第222－224期。

　　「參考文獻」

　　長江水利委員會，《三峽工程生態環境影響研究》。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

　　長江水利委員會，《三峽工程水文研究》。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

　　戴晴主編，《長江之死》。台北：新風出版社，1991年。

　　李伯寧，《庫區移民安置》。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92年。

　　李銳，「重大決策必須民主化、科學化」，見田方、林發棠、凌純錫主編，《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

　　林秉南，《工程泥沙》。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92年。

　　陸欽侃，「三峽工程十大爭論概述」，見戴晴主編，《長江之死》。台北：新風出版社，1991年。第20－31頁。

　　田方、林發棠、凌純錫主編，《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

　　王維洛，《福兮禍兮――三峽工程的再評價》。台北：文統出版社，1991年。

　　McCully ，Patrick.1996.Silcused Rivers.London/New Jersey.Dai，Qing.1994."Yangtse，Yangtse ，"in Probe International.Earthscan，London.Goldsmith ，Edward and Nicholas Hildyard.1984.The Socialand Enviromental Effects of Large Dams.Bcoropa ：Bordeaux/Powys.Ryder，Barber.1993."Damming the Three Gorges ，"in Probe International.Earthscan，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