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美蘇夾擊 毛澤東命四老帥研究國際形式

　2005-11-17           黨史博覽　　

作者：斯夫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對於新中國外交來說，沒有什麼比中美關係的改善更大的事了。中美關係的改善，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進一步提高，使世界的戰略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件大事的決策，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作為大戰略家的深謀遠慮。然而，在這一戰略決策過程中，卻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美帝、蘇修妄圖重新瓜分世界」／以林彪為首的「軍委辦事組」，認定大規模的侵華戰爭迫在眉睫／面對大量「嚇人」的消息，毛澤東有自己的想法……



陳毅和葉劍英、賀龍、羅榮桓、聶榮臻、徐向前在天安門城樓上合影（1959年10月）

進入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以後，國際社會主義陣營進一步瓦解；資本主義世界中複雜的矛盾關係也加劇了它自身的離心傾向；廣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取得政治獨立后，更加重視自身經濟、政治的發展。即使是屬於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也大大發展了自身民族和國家的因素。各國越來越從國與國之間尋找共同的利益基礎。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交接之際，中國的國際環境進一步惡化。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０日，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中美關係不但毫無鬆動，且又雪上加霜。美國侵越戰爭繼續擴大。美機、美艦仍不時侵入我國領空、領海。尼克松３月１４日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共產黨對我國人民的威脅以及一次意外進攻的危險是不能忽視的。」為此，他決定建立反彈道導彈系統，以對付「中國共產黨的潛在威脅」。他還說，「蘇聯像我們一樣，不願使他們的國家暴露在中國共產黨潛在的威脅之下」。與此同時，中蘇關係也更加惡化。重要標誌之一，就是蘇聯挑起的「珍寶島事件」。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晨，蘇聯邊防軍侵入我國領土珍寶島，打死打傷我邊防軍人員多名。蘇聯政府硬說珍寶島屬於蘇聯，大肆宣傳，說中國軍隊「越過蘇聯國境線」向「警衛」蘇聯領土的蘇軍「挑釁襲擊」。珍寶島事件發生之後，戰爭的危險似乎已日益迫近。而此時，我國國內由於「文化大革命」的進行，正處在一片混亂之中。顯然，分析戰爭的可能性和採取可行的對策來保衛國家安全，已成為十分急迫的任務。

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４月１日至２４日在北京舉行。

在「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對國際形勢的分析是：「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在反華、反共、反人民、鎮壓民族解放運動和進行侵略戰爭方面，他們互相配合，狼狽為奸」；「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而放鬆自己的革命警惕性，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總而言之，我們要有準備。」

嚴峻的國際形勢使毛澤東不能不有所考慮：一方面是著重考慮世界性戰爭和可能針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問題；另一方面是適時調整中國的對外政策，使之更加現實化。

當時，毛澤東是冷靜的。針對世界局勢的新變化，他在考慮新的戰略決策，調整對外戰略方針。與此同時，中國的外交決策還有一個系統在起著作用，那就是以林彪為首，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緊隨其後的「軍委辦事組」。其中林彪對形勢的判斷起著決定作用。

６月間，總參謀長黃永勝主持召開「軍委辦事組」座談會，宣布了林彪「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的判斷和命令，提出了龐大的國防建設計劃。很顯然，「軍委辦事組」認定大規模侵華戰爭迫在眉睫。

但毛澤東並未因當時由黃永勝領導的「防止突然襲擊辦公室」所提供的大量「嚇人」消息而絕對化地考慮戰爭問題。毛澤東自有他的想法……

四老帥一邊「蹲點」，一邊受命「定期座談國際形勢」／周恩來進行周密安排／陳毅說：總理擔心我們四位聚在一起難免不放炮……

還在「珍寶島事件」和「九大」之前，毛澤東就在考慮對外戰略調整的事情了。就在國內一派「大備戰」的氣氛中，早在「九大」召開之前的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９日，毛澤東在住處召開會議。會上，毛澤東要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研究國際問題。會後，毛澤東交給四位老帥兩項任務：一是分別在北京四家工廠「蹲點」；二是共同研究國際形勢，由陳毅負責，提出書面看法。

「九大」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自１９６７年所謂「二月逆流」以來一直靠邊站的四位老帥，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葉劍英被選為政治局委員。

與林彪集團相比較，四位老帥更熟諳外交與國際事務，因此他們的觀點相比之下會更穩健，更成熟。毫無疑問，毛澤東決定重新起用四位老帥參與大政決策，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

此時，葉劍英７２歲，聶榮臻７０歲，陳毅和徐向前都是６８歲。

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周恩來進行了周到的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門將涉外文電及時分送四位老帥，並親自選定四家靠得住的工廠，然後向各廠負責人就四位老帥「蹲點」時的勞動、休息、飲食、安全及職工應持的態度等作了細緻交待。周恩來讓四位老帥每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廠「蹲點」三天。其中陳毅在南口機車車輛修配廠，葉劍英在新華印刷廠，徐向前在二七機車車輛廠，聶榮臻在化工三廠。其餘時間，由老帥們自行支配，可以抽空看看有關國際問題的材料，再由陳毅主持，每月討論兩三次。

四位老帥當時很不理解：經毛主席審定的「九大」政治報告剛剛發表，其中對國際形勢作了詳細闡述，為什麼還要他們研究？如果照抄照搬，算不上研究；如果提出某些不同看法，那又談何容易？即使能夠，會不會被認為是同「九大」政治報告唱反調？

為此，周恩來對四位老帥說，主席交給你們這個任務，是因為主席認為還有繼續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貫思想是，主觀認識應力求符合客觀實際，客觀實際不斷發展變化，主觀認識也應隨著發展變化，對原來的看法和結論要及時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們的思想不要被框住。

周恩來接著說：現在國際鬥爭尖銳複雜，各部門集中力量進行「斗、批、改」，只能應付「門市」，熟悉國際問題的幹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於處理日常工作，實在擠不出時間過細地考慮天下大事。主席沒有讓你們回到原崗位，除了「蹲點」，你們可以不受行政事務的干擾，每星期有幾天時間專心考慮國際形勢。你們都是元帥，都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供主席參考。這個任務很重要，不要輕看了。你們也不要因為我這樣講就去拚老命，要注意身體，量力而行。世界風雲天天變，但戰略格局不是天天變，一個月討論兩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較成熟的看法，請陳總歸納幾條送給我，我幫你們參謀參謀再轉呈主席。但討論的內容要保密。

之後，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外交部選派熊向暉、姚廣二人參加「國際問題研究小組」，協助四位老帥進行工作。

５月２４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闡述中蘇邊界問題的事實真相和中國政府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的一貫立場。聲明中指出：「珍寶島事件是蘇聯政府蓄意挑起的」，是為了「討好美帝國主義，以便進一步聯美反華」；「蘇聯政府通過這一行動告訴美國，中國是美、蘇的共同敵人」；「蘇聯政府還向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遊說，乞求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九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的，是美帝和蘇修「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但在「九大」閉幕後，在我國政府的正式文件以及宣傳報道中，不再提美蘇「爭奪」，而突出美蘇「勾結」，特彆強調了美蘇勾結共同反華。而蘇聯則大肆造謠，說中國要對蘇聯發動核戰爭。

５月２７日下午，陳毅找到前駐英代辦處常住代辦熊向暉談話，告訴熊上述情況。陳毅說：「我們四人帶了各自的秘書開了一次會，我報告了總理，總理『批評』了我。總理說，為什麼要帶秘書？以後開會討論，只限於你們四位，不許其他人參加。總理就講這麼幾句，我一聽就明白他的心意。總理是擔心我們四個人聚在一起難保不放炮，傳出去又要惹禍。我們的秘書不外傳，曉得哪天再有風吹草動，有人派紅衛兵把他們揪走，勒令他們揭發檢舉，不得下台。不讓他們參加，免得他們遭災。於是我對總理說，總理的批評、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謝，堅決照辦。主席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要努力做好。只是我們四個人都上了年紀，有些事力不從心，請總理給我們派個幫手。總理點將，點了你。總理說，就讓熊向暉協助。我說，好，贊成，請總理馬上下命令。總理讓我直接同你談。你看可以不可以？忙不忙得開？」

熊向暉說，我還沒有分配工作，總理給了我向四位老帥學習的機會，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帥的指示，全力以赴。但這兩年多來我脫離外交實踐，不了解外交內情，建議再請外交部派一位現職工作的同志參加，使靜態材料和動態材料結合，對研究工作更有益處。陳毅說，這個意見好，我就報告總理。

幾天後，陳毅告訴熊向暉，總理讓姬鵬飛從外交部司局長以上幹部中推薦一位同志，要求政治歷史清楚，熟悉國際情況，組織性、紀律性較強，不是「造反派」。姬鵬飛推薦歐美司司長姚廣，總理批准了。

６月２日，周恩來在陳毅６月１日關於「國際問題研究小組」活動安排情況的報告上批註，強調毛澤東交給他們的三項任務：一、到工廠、學校、公社去「蹲點」；二、對國際形勢經過閱讀材料和集體討論，提出意見；三、對國防問題經過閱讀材料和集體討論，提出意見。

陳毅的「開場白」幽默風趣：「四個老傢伙」、「兩位強勞力」，不開「神仙會」，來個「自由談」／老帥們一個接一個發言，高瞻遠矚，條理分明／聯名上報《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

６月７日下午３時半，四位老帥在中南海武成殿開會，姚廣和熊向暉列席。

陳毅講了「開場白」。他說：主席指定我們議議天下大事，讓我牽頭。平時各人看材料，用不著我「牽」。上次我們談過，材料很多，有價值的不多。一些單位的調研報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麼說，自己做註腳。這種「二路貨」可以不看。要重視第一手材料。《參考資料》每天兩大本，內容很豐富。香港、台灣的幾家報紙、雜誌，有時透露一些內幕消息。對有用的材料要認真看、仔細看。對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形成看法，開會的時候交換意見。總理讓我們每個月討論兩次到三次，地點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閣。時間一般定在禮拜六，下午３點開始，討論半天。每次開會之前，由我這個牽頭的人打電話分別通知。我們這個會，就叫「國際形勢座談」。在沙發上「座」而談之。上次開的會不算，今天重打鑼鼓另開張，算作第一回。我們四個老傢伙，增加兩位「壯丁」、「強勞力」：一位是熊向暉同志，他不再當駐英代辦，總理讓他專門協助我們，包括從英文書報里選擇材料；另一位是姚廣同志，他的工作比較忙，不一定每次都參加。他可以向我們通通情況，提供外交動態。開會的時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請客，算是一點「物質刺激」，「刺激」大家踴躍發言。歡迎長篇大論，也歡迎三言兩語。現在開不得「神仙會」，我們就來個「自由談」。不拘體、不限韻，鳴放一通。

稍停，他接著說：可以插話，可以打斷，可以質問，也可以反駁，講錯了允許收回。「自由」不能漫無邊際，國際形勢千頭萬緒，什麼都議也不行，雞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點，抓要害。現在北邊蘇修磨刀霍霍，會不會向我們發動大規模進攻？南邊美國虎視眈眈，會不會把侵略越南的戰火向中國燒？這是關係到國家安危的大事，我們要做出明確回答，不能模稜兩可，含糊其詞。總理的批示很重要：第一，腦袋裡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戰略格局的發展變化。一次議不出名堂，就多議幾次。由向暉同志作記錄，議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請大家複議，意見比較一致，上報總理。總理為我們把關。如果總理認為有可取之處，他會呈送主席參考。討論的過程和內容要保密，這是總理規定的紀律，大家都要遵守。

「開場白」講完，四位老帥一個接一個地發言，毫不冷場。他們沒有稿子，沒有提綱，侃侃而談，高瞻遠矚，語言生動，條理分明，顯然事先都做了認真準備。雖然他們的年齡都不小了，但他們精神都很好，連續討論３個半小時，中間不曾休息。

此後每次開會，他們都提前幾分鐘到達。討論的次數也超過了預先計劃的次數，有時星期天也開會討論。

從６月７日至７月１０日，他們進行了６次共１９小時的討論，並寫出了第一份書面報告，由陳毅定稿，上報總理。

為了使四位老帥能夠及時了解國際形勢，周恩來多次批示，為他們的研究提供資料。６月２３日，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有關國際問題的重要文件、資料，應送給四位老帥――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７月１２日，周恩來在一份反映國際問題的材料上再一次批示：「這類文件應發研究國際問題的四位老同志：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

在此期間，《人民日報》的報道有以下幾方面內容：一、繼續揭露蘇軍入侵我國領土的事實；二、更加強調蘇、美以反華為重點的勾結；三、一再渲染美、蘇聯合日本等亞洲國家反華。

上述宣傳報道給人造成的印象是：大規模侵華戰爭迫在眉睫。

但是，四位老帥並不這樣看。７月１１日，由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聯合簽名，將題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的書面報告上呈周恩來。主要內容如下：

關於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報告認為，國際上兩大階級的對抗，集中地表現為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這既不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七強」並立，也不同於戰後初期美蘇對峙。

對反華的看法，報告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還不大。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

對美、蘇矛盾的分析，報告指出，美帝、蘇修都在布局。蘇修要向西歐伸手，美帝要向東歐插足。雙方針鋒相對，都要爭奪對方的東西。真正的、現實的利害矛盾還是在它們之間。它們的鬥爭是經常的、尖銳的。

《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勾畫出剛剛形成並在後來延續了１０餘年的國際戰略格局，為打開中美關係提供了依據。

面對蘇聯的咄咄逼人，美國開始向中國釋放善意／「蘇修也憋不住了……都向中國暗送秋波，都向對方打中國牌」／戰爭氣氛依然緊張……

從７月２９日至９月１６日，四位老帥對相繼發生的重大新情況又進行了１０次共２９個半小時的討論。

７月１１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作報告，一方面倡議蘇、美舉行最高級會晤，以發展兩國間的「廣泛合作」，並在國際問題上「尋求一致的立場」，一方面則是大肆攻擊中國。

７月２１日，美國和柬埔寨恢復代辦級外交關係（１９６５年柬國家元首西哈努克因美對柬進行軍事威脅和政治挑釁，宣布與美絕交）。同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放寬對美國旅遊者購買中國貨物的限制；放寬美國公民去中國旅行的限制。７月２５日，尼克松在觀看了美國首次登上月球的宇宙飛船「阿波羅號」返回艙降落後，在關島發表談話，承認在越南戰爭中「受挫」，宣布將從印度支那收縮兵力，使戰爭「越南化」。７月２６日，尼克鬆動身訪問菲律賓、印尼、南越、泰國、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

７月２６日這一天，發生兩件有意思的事：一、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突然約見我駐蘇代辦，面交蘇聯部長會議給中國國務院的內部聲明（未公布），要求舉行中蘇高級會談；二、西哈努克派人會見我駐柬大使，面交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６月１７日寫給周恩來的信，要求訪華，會見周恩來總理或其助手。信中說，中美「２０年長期交惡」不應繼續下去了。

四位老帥對此立即進行了仔細研究。

葉劍英說，美帝不得不從南越逐步撤軍，蘇修卻在大力推動建立「亞洲安全體系」。尼克松訪問亞洲５國，是怕蘇修接管「真空」。同時，曼斯菲爾德乘美、柬復交轉來信件，蘇修可能偵悉此事；美國國務院宣布「兩個放寬」，步子雖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國，壓蘇修。

聶榮臻說，葛羅米柯反華的調子那麼凶，剛剛半個月，就來個１８０度大轉變，要求舉行中蘇高級會談，它是害怕中美和緩。

徐向前說，尼克松訪問羅馬尼亞，在東歐會引起連鎖反應，蘇修怕「後院」出問題，不得不向我們遞出橄欖枝。

陳毅說，「２０年長期交惡」，真是慨乎言之！美國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國，接近中國比登天還難。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現在美帝憋不住了，蘇修也憋不住了，它們的矛盾不可開交，都向中國暗送秋波，都向對方打中國牌。局勢到了轉折關頭，後面還會有文章，我們要繼續觀察。必要時向中央提點參考性的建議。

……

這期間，尼克松在出訪中多次表示，美國準備開始同北京交往，反對蘇聯建立「亞洲安全體系」，並說，如果讓中國繼續處於「孤立」狀態，亞洲就不能「向前進」。他稱，美國願意同蘇聯和中國都建立友好關係。回國后，尼克松表示，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國。外電評論，這意味著尼克松不願匆忙與蘇聯舉行最高級會晤。一家英國報紙認為，尼克松此次出訪６國，是要利用中蘇矛盾，改善歐洲局勢。

８月８日，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在澳大利亞堪培拉發表演說，聲稱：「台灣的中華民國和大陸上的共產黨中國都是生活中的現實。」「大陸中國終有一天會在亞洲和太平洋事務中起重要作用。」「這就是我們在一直尋求打開來往渠道的一個原因。」

上述各點，以及美國宣布在有關中國問題上的兩個「放寬」，在那個特殊時期，新華社均未報道。

同時，原定於１９６８年５月舉行的「中蘇國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會」，因蘇方破壞延至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８日至８月８日在蘇聯伯力舉行。８月１１日，新華社報道了此事：「中國代表團本著開好會議、解決問題的精神，同蘇方進行了耐心的協商，就中蘇國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體問題達成了協議，並簽訂了會議紀要。」

８月１３日，我外交部照會蘇聯駐華大使館，指出該日上午蘇軍侵入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製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國政府對此向蘇聯政府提出強烈抗議。

８月１５日，《人民日報》以《蘇修頭目聲嘶力竭發出反華戰爭叫囂》為題，刊載新華社的報道說：「勃列日涅夫誣衊中國『策劃武裝衝突』，叫嚷要『把防禦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對我國進行戰爭威脅。蘇修軍事頭目格列奇科

原來鄧下放是毛為了防蘇核戰爭保證中國領導力量應付危機的一著妙棋啊.毛真是深謀遠慮啊.不愧為大戰略家.

毛呀毛,平時嘴比鴨子硬,遇到情況心裡直發毛,怎麼不再整老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