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象牙塔――中國科學院

黑色的象牙塔――中國科學院


茅廣軍的死是中國科學院、中國科研的悲劇

　　作者: radiology

　　茅廣軍, 一個近來網上出現頻率很高的名字. 洪堡學者, STA fellowship,
32歲提為正研究員/教授, 34歲提博導, 36歲在高能所下崗, 同年跳樓自殺身亡.

　　我不願意再沉默了, 一個自己熟悉的人, 一個優秀的的年輕的中國人離去了,
人們不想知道究竟為什麼嗎? 直白地說, 我本人就有茅廣軍的相似的經歷和心情,
29歲的我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博導和研究員時, 拿」百人計劃」的頭銜, 信心蓬勃
地回國準備大幹一番事業, 可5年以後, 我不得不多次想從中科院近物所的六號
樓自己的辦公室跳下去, 所幸外面的一頁聘書救了我一命, 顯然茅廣軍就沒有我
這樣幸運.

　　茅廣軍不優秀嗎?

　　看看他的簡歷:

　　理論物理專業－博導簡介

　　茅廣軍 1969年4月出生，浙江人。1989年7月畢業於寧波師範學院物理系，
獲學士學位；1992年7月畢業於南開大學物理系，獲碩士學位；1995年7月畢業於
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獲博士學位。1995年7月至1996年10月在中國科學院理
論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1997年3月至1999年6月任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洪堡研究員；
1999年7月至2000年12月任日本原子能研究所STA研究員。現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並為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研究方向：原子核物理理論

　　過去的主要工作與獲得的成果：

　　主要從事原子核理論和核天體物理的研究。在微觀輸運理論方面做出了重要
工作，推導了相對論量子微觀輸運方程；和合作者一起在國際上首先研究了原子
核中的負能譜和反粒子能譜，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在帶電粒子在強磁場中
的性質、γ暴的源、以及強磁場對中子星和脈衝星性質的影響等課題上做了一些
開創性的工作。發表論文四十餘篇，"微觀輸運理論的發展及其在中高能重離子
碰撞中的應用"獲1996年核工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1999年吳有訓物理學獎。

　　目前研究方向：

　　1） 超核和真空反粒子能譜

　　2） 高能核天體物理、中子星、脈衝星

　　「優秀！」這是每個認識茅廣軍的人，對他的第一評價。著名核物理學家卓
益忠先生培養的博士, 先後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博士后，德國洪堡學者和日本
STA學者，在32歲時就成為了正研究員。要知道洪堡學者和STA fellowship是世
界頂尖的年輕學者才可能拿到的. 中科院給他正研究員是物有所值.

　　國內年輕學者難,難呀

　　客觀的講, 國內的科研條件的確不如國外強, 要出份象樣的工作, 需要花更
多的精力和時間. 可最要命的不是科研的難, 而是人事關係難. 所以大多30多歲
當上博導混上研究員(或教授), 只有一個結果, 不是累死, 就是氣死.

　　看看科學院, 路院長搞了個」知識創新工程」, 在國內top 10的大學教工人
數膨脹到都超過2萬人規模, 中國的這個」皇家科學院」把140多個研究所的總人
數從12萬」革命」到不超過今天2萬人, 這中科院讓人大吃一驚, 人才多的讓研
究員下崗. 茅廣軍只是」研究員下崗」之一罷了.

　　中科院年輕學者在國內拚命讓自己不下崗的同時, 還得保護自己的科研助手
自己的學生, 他們要文章才能不下崗, 他們要文章才能拿到碩士或博士學位. 國
外老闆是剝削者, 國內老闆是被剝削者. 我在回國的7年, 發表的30多篇論文,
只有一篇是」自己」的. 中科院的人事制度是在創新工程的崗位確定后(總人數2
萬人), 每年進行一次」年終考評」, 其結果不是人們想象的提職稱, 而是top
10% 漲工資, ending 30% 降工資, 5% 下崗, 不幸的是茅廣軍因為轉研究方向,
沒能迅速出成果而進入5% 下崗之列.

　　年輕學者不當官就沒有出路

　　再看人事制度, 周院長時期每個所是在」所黨委領導下所長班子集體領導」,
所有大小事是所務會集體決定, 學術上的大事由所學術委員會決定, 現在是所長
法人責任制, 所有人都是法人的僱員. 所長可以決定每個人的工資待遇, 甚至下
崗, 包擴副所長. 由於缺乏監督, 所務會成為一言堂, 所學術委員會形同虛設.
誰敢有異議? 在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過度到共產主義的強權制度后, 在科學院看
到一些研究生比一些博導研究員工資還高, 院士坐」冷板凳」就見怪不怪.

　　除了人事, 經費也是」逼死」你的原因. 在大科學工程的研究方向, 研究經
費的90%來源於所長可控制的方向: 院里大項目, 十五, 十一五, 基金委重點/重
大項目, 863, 973, 只要所長想折騰你, 不管你有多大能耐, 有多大的研究隊伍,
就是沒你的一個子, 10%來自基金委面上項目, 還要一路過關斬將, 幾年才會有
一次機會. 茅廣軍因為是搞核物理的在搞高能物理的所里自然分不到羹, 搞理論
在搞實驗為主的所里, 不可能立較大的項目, 沒有充分的研究經費的支持, 就沒
有人手, 因為工資的30%或者更多是來自於研究經費的, 自然就沒有多少成果.

　　學術評價制度是最大的禍害

　　茅廣軍自殺身亡，其自殺原因是因為文章數不夠，被考核為不合格被解聘。
如果茅廣軍真正是不合格的研究人員被解聘，他的自殺似乎也沒有更多可說的。
如此優秀的研究人員，卻因為文章數不夠被判不合格而解聘，只能說明我們的評
價機制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已起不到獎優罰劣的作用了。

　　茅廣軍是研究核反應輸運動力學理論, 如果按正常的研究去推導建立一個這
樣的物理模型, 編程設計, 物理計算, 至少要十年來能成氣候. 自然無法對付中
科院一年一考核. 當然不是沒辦法, 拿別人的模型程序來調整參數討論討論, 也
可以發表文章, 可有什麼價值呀. 本人也常常也把一篇文章解剖成三四篇來發表,
沒辦法的辦法.

　　最可氣的是要橫向比, 不同研究方向, 天壤之別, 有的方向一月就能出一篇
文章, 可有的十年才能磨出一劍. 高能所的不知道嗎? 可是要分名額「划右派」,
總要人下崗, 這是路院長訂的.

　　不少國內年輕的研究員和教授一個一個地去了, 不是累死的, 就是氣死的,
有人驚呼, 國內近年死亡的研究員/教授平均歲數不到五十, 那是中國科學的悲劇.
但願這樣的悲劇不要一直演下去.

從教授跳樓看科研評價體系之憂

［編者按］9月14日，中科院高能所28號樓下，茅廣軍的屍體被人發現。之後，警方排除他殺。很多人難以相信，這個人緣極好、前途光明的中科院理論物理所原研究員、現北航教授，會選擇這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關於茅廣軍之死，有家庭變故之說，有學術評價造成的壓力之說，然而無論哪種原因是最終導致茅博士終身一躍得最主要因素，我們都有必要了解和關心一下那些生活在科學象牙塔中人們的所思所想，以及如同塔外的人們一樣所必須承受的精神和生活壓力了。

學術水平如何，誰說了算？
　　一位學者曾記述了他在芝加哥大學做助理教授時，與該校一知名教授的對話。
　　我問：「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級？」答曰：「據我所知，從來不計多少。」

　　再問：「發表的學報聲望計多少？」答曰：「從來沒有想過。」

　　再問：「多取幾個名銜怎麼樣？」答曰：「沒有誰管你的名銜。」

　　「沒有博士也可升級？」「當然可以。」

　　我再問：「一篇文章也沒有發表過，可以升級嗎？」答曰：「可以的。」

　　我又問：「連文稿也沒有一篇，也可以升級嗎？」答曰：「那會比較困難，但要是你能多說話，表達你的思想，若夠分量，升級單靠口述是可以的。」

　　到最後，我問：「那由誰決定呀？」答曰：「我們這些正教授……
　　1925年，清華大學籌辦國學研究院，擬聘四位導師。梁啟超先生向曹雲祥校長舉薦陳寅恪先生。
　　曹問：他是哪一國博士？

　　梁答：不是博士，連學位都沒有。

　　曹又問：他有什麼著作？

　　梁答：只有數篇論文，未輯成書。

　　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

　　梁火了，說：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論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還不如陳寅恪寥寥數百個字有價值。

　　最後，陳寅恪先生不獨成為赫赫有名的「四大導師」之一，即便是國學研究院解散之後，也是清華惟一的文史兩系雙料教授，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

　


　　「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廣軍沒有通過被解聘，據說是文章數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讓他把房子交回，並一年內另找單位離開。」我不敢肯定這件事對茅廣軍選擇自殺有沒有關係，但這種做法卻值得我們反思：評價一個學者的學術水平，發表文章數量究竟該放在怎樣的一個位置？

　　但是茅廣軍的學術水平終究如何，在茅廣軍的去留問題上，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對茅廣軍「很滿意」、「你們送的學生如果都和茅廣軍一樣棒就好了」的評價是說了不算的；茅廣軍的導師卓益忠先生「研究方向發生了轉折，成果不可能出來得太快」的解釋說了也不會算；茅廣軍先生的師弟顧建忠先生「茅廣軍一直是拔尖的人物，理論功底極紮實，而且喜歡挑戰國際性的難題」的評價說了更不會算。

　　那又是誰說了算呢？是中科協主席周光召先生曾指摘的「科學官」說了算，是不合理的科研體制說了算……

國內現在對文章是不是太重視了？  

　　茅廣軍的博士導師卓益忠向記者透露，「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對員工三年一考核，茅廣軍今年因為文章數目少，考核出了點問題。」中科院一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表示，如果考核不合格，按照規定茅廣軍的職稱要由正研究員轉為副研究員，或者保持原有職稱但要離開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同時單位要收回分配的住房。

　　我想說的是:

　　第一,做科學研究的,不能保證每年都能出成果,有時可能幾年甚至更長時間沒有成果；

　　第二,科研成果和文章數目是兩回事.有一些科研的局部成果,可能意義重大,但是因為不具備完整性,不能作為文章發表也不奇怪；

　　第三,片面強調文章數量不可取.一篇好文章和一百篇垃圾文章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片面強調文章數量的另一個害處是：導致學術風氣變壞。抄襲剽竊、捏造數據，忘記了寫文章的目的，為文章而文章,很嚴重地影響了中國工作者的聲譽。那些不講學術道德的人，就應該一棍子打死，不讓他們再在學術界混,這樣才能杜絕有人拿自己的學術聲譽冒險……〉

SCI是一把壞的「尺子」嗎？

　　「SCI現象」引起了科研界廣泛的關注。有人稱它是一把已經壞掉的尺子。既然是「已經壞掉的尺子」，也就說明它原先並不「壞」。於是，尺子是怎麼壞掉的，就具有了思考的價值。


　　把SCI引進我國科研評價體系，作為評價科研人員之科研水平的一把尺子，不過是20年左右的時間，該算是一個新事物，然而，我們就有這個能耐，在這短時期中冒出一批「SCI大師」。

　　被SCI收錄的論文，有的10年500篇，有的乾脆就一天一篇。採用的方法大同小異，按新語絲網站負責人方舟子的說法，就是到一些影響因子極低，發論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論文，論文的內容都大同小異，用相同的簡單的方法不停地測不同化合物的晶體結構。

　　以論文的被引用率作為衡量論文作者和發表論文的期刊的影響因子及其水準的客觀依據，也算是一個新事物，連「影響因子」這個辭彙都能使局外人耳目一新。

　　然而，又馬上就有人為製造「影響因子」的高招：論文作者自己引用自己的論文，此所謂「自引率」。寧波大學那位已有130餘篇論文被SCI收錄的鄭岳青教授，平均每篇論文的被引用率為6次多一點，「自引率」就高達4次……

對茅廣軍悲劇的一些思考

　　一、我認為茅是現在國內學術界「急功近利，盲目追求論文數量」風氣的犧牲品。

　　■制度上的缺陷造成「學術騙子」泛濫

　　方舟子的網上天天揭露學術腐敗的人，但是之所以有這麼多「學術騙子」，是因為這些騙子在制度上有生存的土壤和空氣。

　　■文章數量決定經濟收入，決定前途命運。

　　為了生存，為了名利，就會大量發表垃圾文章，就會編數據，編簡歷。

　　■現在一些單位的聘任制度，為學術腐敗，學術騙子提供了生存的空間。

　　這種制度當然對於獎勤罰懶，鼓勵大家努力工作有積極的一面，但是這種制度從某種程度上，為學術腐敗，學術騙子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在這種急功近利的制度之下，也很難作出真正好的學問（做學問是要時間的，三年，對於很多專業是做不出什麼來的。）

　　在有些地方，你發的文章不夠多，就由正研降為副研，甚至讓你捲鋪蓋捲走人，這其實是很不公平的。

　　真的還不如國外的"tenure"制度,至少你不會擔心60歲的時候再被由副研究員退回你畢業的大學重新深造。

　　■這種制度還導致了很多導師不願意帶學生，或者不讓學生髮第一作者的文章。

　　因為在有的單位是只算第一作者的文章的，近年來國內各科研院所招了為數眾多的博士碩士，他們將要受到的訓練真的很讓人擔憂，然而這些將來畢業的未必名副其實的博士碩士又勢必導致學歷的進一步貶值。這是個多麼可怕的惡性循環呀。

　　茅是這個制度的犧牲品，說他是被「逼」死，不恰當，但是他的死與這個制度有直接的關係。

　　二、高能所「限期收回住房」的決定（對決定本身不做評論），可能也是導致茅自殺的原因之一。

　　要知道在現在的中國，房子是天價，能在北京擁有一套房子對一個在北京工作的人意味著什麼。不清楚北航有沒有給茅廣軍房子，想必當初茅也花了一些時間金錢，心情來裝修他的新房子。

　　三、關於茅的婚姻不幸的陰影。

　　我認為無論如何不是茅自殺事件的直接原因。茅的妻子不辭而別，到因為始終沒有她的音信而宣布離婚，之間經歷了兩年，想必在這兩年中，茅受到的煎熬肯定很多，如果因為婚姻自殺，他不會等到距離婚事件兩年之後的今天吧。當然了，沒有妻子、兒女會讓一個想自殺的人更容易覺得沒有牽掛而放棄生命。

　　四、不明白為什麼新聞報道裡面那麼強調「博士后」，還說什麼「雙料博士后」。明明是高能所的（前）研究員，現在的北航教授。要知道博士后，並不是什麼學位，只是一種暫時的工作，不是所有的博士后都能夠當上研究員或者教授的。報道的標題本身就是對死者的不敬，至少貶低了死者的身份……

人民網科技頻道專欄作家田畔談學術評價體系
科研豈可量化？不評比，學術就不能發展？
　　第一個誤區，科研評價可以制定出明確的量化指標，可以評出水平高下。實際上，這是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首先，科研本質上是一項極少數人改變絕大多數人觀念的創新活動，真理往往先由少數人所掌握。

　　但我國現行學術評價的主要方式如「同行評議」、「核心期刊」與「引用率」等，其原則都是少數服從多數，對於突破常規的創新成果，具有天生的否定傾向。

　　少數服從多數並不是學術的原則，只有在代表個人或集團利益時，才能少數服從多數，科學研究是多數服從少數。

　　■其次，每一項科研成果都是惟一的，不能批量生產，因而相互間不具可比性。

　　科研就如藝術品，每一項都是一幅「蒙娜麗莎」，它們是獨特的，缺乏共同性。同是歷史學，研究中國史與研究世界史，如何比較？

　　科研的創新性與惟一性，決定了其標準的抽象性與模糊性，決定了我們評價時無法進行量化。

　　第二個誤區，假如我們不搞學術評比，不拉開檔次，就無法促進學術發展。

　　就學界實際來看，特別優秀者和特別差勁者都是少數甚至是極少數，絕大多數都屬於平常之人，水平差不多。

　　對於那些確實得到學界公認的有重大突破性的成果，當然應予以特殊獎勵。

　　但對於那些水平和工作努力程度差不多的平常之人，就沒有必要拉大距離，分出檔次。

　　若是強行將這些人拉開檔次，評出高低，由於缺乏明確的指標，越評越要出問題，其後果必然是人為增加矛盾，自找麻煩。不僅不能促進學術發展，反而會因「窩裡斗」影響科研工作……　
學術規範與學術失范：關鍵在「好經」！
　　對於學術「失范」的普遍化，普通學人要負一定責任，但更主要的責任須由制定規則者和執行規則者來負。

　　如果他們制定的都是好經而沒有歪經，如果他們能夠把現有的好經念正而不是念歪，不搞學術腐敗也不給學術腐敗留下可鑽的空子，《規範》其實也沒有制定的必要。

　　因此，還是要在如何糾正念歪經、如何制好經上面做文章。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評比是學術的鴉片，只能適可而止；批評是學術的生命，只有在充分批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產生正確的評價。我們學界目前的狀況正好相反，在評比指標不斷細化量化，評比項目不斷翻新加碼的同時，正常的學術批評卻總是開展不起來。因為我們有些「經」的確歪得很。

　　以目前學界盛行的「核心期刊制」為例。許多高校明文規定，學人必須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若干篇論文，才能取得諸如申請高級職稱、申報科研項目，以及博士論文答辯等資格。不少單位還將核心期刊分為若干等級，並確定相應的獎金額度，以示鼓勵。

　　但是，

　　這項規定到底有多少科學性？

　　論證過沒有？

　　請問制定這一規則的官員，你們真的相信，核心期刊的編輯比專業學者在專業上更高明，是最合適的學術裁判？

　　你們真的相信，期刊的水平與論文的水平可以划等號？

　　把學術評比的權力交給編輯，說白了無非是承認自己管理無能！

　　那麼，為什麼還要讓「以刊評文」歪經大行其歪道呢？…

從茅廣軍之死看體制壓迫


　　茅廣軍死了。9月14日，中科院高能所28號樓下，茅廣軍的屍體被人發現。之後，警方排除他殺。很多人難以相信，這個人緣極好，前途光明的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博士后，會選擇這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36歲的茅廣軍，不獨是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博士后，而且是德國洪堡學者和日本STA學者，在32歲時就成為了正研究員。（據9月20日《新京報》報道）
　　
　　死者為尊，即便茅廣軍的心理真有什麼缺陷，我也不擬探究（且無實據）。根據新聞的透露：茅廣軍的人生失意有兩端，一端是婚姻的破裂，前妻不辭而別的出走，對於其前妻如此的不負責任，必須予以譴責；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一端，是體制的壓迫，是中科院人事制度安排對於茅廣軍心靈空間的擠壓，――「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廣軍沒有通過被解聘，據說是文章數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讓他把房子交回，並一年內另找單位離開。」
　　
　　一個學者學術水平的評價，確實一般是要看文章。但是要看，也得首重質量，數量的作用究竟又該放在怎樣的一個位置呢？
　　
　　我們且看國外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在《衡量學術的困難》一文中談到：「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作助理教授，問大教授D.GaleJohnson關於升級的衡量準則。該大學的經濟系當時是世界之冠，升級單論研究成就，不論教書教得怎樣。我問：「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級？」答曰：「據我所知，從來不計多少。」再問：「發表的學報聲望計多少？」答曰：「從來沒有想過。」再問：「多取幾個名銜怎麼樣？」答曰：「沒有誰管你的名銜。」「沒有博士也可升級？」「當然可以。」我再問：「一篇文章也沒有發表過，可以升級嗎？」答曰：「可以的。」我逼又問：「連文稿也沒有一篇，也可以升級嗎？」答曰：「那會比較困難，但要是你能多說話，表達你的思想，若夠分量，升級單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後，我問：「那由誰決定呀？」答曰：「我們這些正教授。……」
　　
　　實則在建國前的中國現代大學，也遠不乏這樣的事例。1925年，清華大學籌辦國學研究院，擬聘四位導師。梁啟超先生向曹雲祥校長舉薦陳寅恪先生。
　　
　　曹問：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不是博士，連學位都沒有。曹又問：他有什麼著作？梁答：只有數篇論文，未輯成書。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火了，說：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論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還不如陳寅恪寥寥數百個字有價值。接著梁又告訴曹，柏林、巴黎諸大學幾位知名教授都推崇陳寅恪的學問，清華不請，外國大學也會請他。曹雲祥聽了，這才登門禮聘。最後，陳寅恪先生不獨成為赫赫有名的「四大導師」之一，即便是國學研究院解散之後，也是清華唯一的文史兩系雙料教授，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
　　
　　但是茅廣軍的學術水平終究如何，在茅廣軍的去留這個問題上，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對茅廣軍「很滿意」、「你們送的學生如果都和茅廣軍一樣棒就好了」的評價是說了不算的，茅廣軍的導師卓益忠先生「研究方向發生了轉折，成果不可能出來得太快」的解釋說了也不會算，茅廣軍先生的師弟顧建忠先生「茅廣軍一直是拔尖的人物，理論功底極紮實，而且喜歡挑戰國際性的難題。茅廣軍在德國法蘭克福做了2年零3個月的洪堡學者……洪堡學者競爭很激烈，而且期限一般是一年多，除非特別優秀，擔當著非常重大的學術課題，才可能延長到兩年以後。」的評價說了更不會算。
　　
　　那又是誰說了算呢？
　　
　　是官僚說了算，依附於官僚的犬儒，就是中科協主席周光召先生前曾指摘的「科學官」說了算，官僚和依附於官僚的犬儒「合謀」之下的不合理的所謂制度說了算。
　　
　　我們總在說，要尊重知識分子。但是對於知識分子的尊重，並不能止於房子、車子，票子。這還太膚表，還遠遠未涉根本。只有做到對於知識分子主體性的充分尊重，才是對知識分子真正的尊重。所以，學術領域的事，必須由知識分子說了算，知識分子基於科學精神的制度安排說了算，必須在學術領域做到真正的知識分子當家做主。而不能讓知識分子成為官僚制度的附庸，或者在官僚制度的壓迫下，出走或是逃避。
　　
　　所以，我認為，陳丹青的出走，賀衛方的罷招，以及茅廣軍之死，是一個連續性事件，有著體制壓迫的共因。儘管這個共因，未必就是茅廣軍之死的直接原因、主要要因。但無疑，對於茅廣軍之死，起了助推作用。
編輯:陳志宏  來源:紅網  作者:易水寒

博士后自殺：學術水平如何，誰說了算？  

於立生


　　9月14日，中科院高能所28號樓下，茅廣軍的屍體被人發現。之後，警方排除他殺。很多人難以相信，這個人緣極好、前途光明的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博士后，會選擇這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昨日《新京報》「逝者」）

　　有這樣一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廣軍沒有通過被解聘，據說是文章數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讓他把房子交回，並一年內另找單位離開。」我不敢肯定這件事對茅廣軍選擇自殺有沒有關係，但這種做法卻值得我們反思：評價一個學者的學術水平，發表文章數量究竟該放在怎樣的一個位置？

　　一位學者曾記述了他在芝加哥大學做助理教授時，與該校一知名教授的對話―――我問：「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級？」答曰：「據我所知，從來不計多少。」再問：「發表的學報聲望計多少？」答曰：「從來沒有想過。」再問：「多取幾個名銜怎麼樣？」答曰：「沒有誰管你的名銜。」「沒有博士也可升級？」「當然可以。」我再問：「一篇文章也沒有發表過，可以升級嗎？」答曰：「可以的。」我又問：「連文稿也沒有一篇，也可以升級嗎？」答曰：「那會比較困難，但要是你能多說話，表達你的思想，若夠分量，升級單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後，我問：「那由誰決定呀？」答曰：「我們這些正教授……」

　　實則在中國現代大學，也遠不乏以上的事例。1925年，清華大學籌辦國學研究院，擬聘四位導師。梁啟超先生向曹雲祥校長舉薦陳寅恪先生。曹問：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不是博士，連學位都沒有。曹又問：他有什麼著作？梁答：只有數篇論文，未輯成書。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火了，說：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論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還不如陳寅恪寥寥數百個字有價值。接著梁又告訴曹，柏林、巴黎諸大學幾位知名教授都推崇陳寅恪的學問，清華不請，外國大學也會請他。曹雲祥聽了，這才登門禮聘。最後，陳寅恪先生不獨成為赫赫有名的「四大導師」之一，即便是國學研究院解散之後，也是清華惟一的文史兩系雙料教授，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

　　但是茅廣軍的學術水平終究如何，在茅廣軍的去留問題上，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對茅廣軍「很滿意」、「你們送的學生如果都和茅廣軍一樣棒就好了」的評價是說了不算的；茅廣軍的導師卓益忠先生「研究方向發生了轉折，成果不可能出來得太快」的解釋說了也不會算；茅廣軍先生的師弟顧建忠先生「茅廣軍一直是拔尖的人物，理論功底極紮實，而且喜歡挑戰國際性的難題」的評價說了更不會算。

　　那又是誰說了算呢？是中科協主席周光召先生曾指摘的「科學官」說了算，是不合理的科研體制說了算。

　　我們總在說，要尊重知識分子。但是對於知識分子的尊重，並不能止於房子、車子、票子。這還太膚表，還遠遠未涉根本。只有做到對於知識分子主體性的充分尊重，才是對知識分子真正的尊重。所以，學術領域的事，必須由知識分子說了算，知識分子基於科學精神的制度安排說了算，而不能讓知識分子成為行政化科研體制的附庸。

    來源：《新京報》

對茅廣軍自殺事件／悲劇的一些思考

　　作者：一笑書生

　　首先聲明一下，我不認識茅廣軍，對事件的原委，除了幾篇新聞報道，更詳
細的內情也不甚了解，只是看著大家在這裡討論，也來湊湊熱鬧。

　　1，不明白為什麼新聞報道裡面那麼強調「博士后」，還說什麼「雙料博士
后」。明明是高能所的（前）研究員，現在的北航教授。要知道博士后，並不是
什麼學位，只是一種暫時的工作，不是所有的博士后都能夠當上研究員或者教授
的。報道的標題本身就是對死者的不敬，至少貶低了死者的身份。

　　2，關於茅的婚姻不幸的陰影。我認為無論如何不是茅自殺事件的直接原因。
茅的妻子不辭而別，到因為始終沒有她的音信而宣布離婚，之間經歷了兩年，想
必在這兩年中，茅受到的煎熬肯定很多，如果因為婚姻自殺，他不會等到距離婚
事件兩年之後的今天吧。當然了，沒有妻子、兒女會讓一個想自殺的人更容易覺
得沒有牽掛而放棄生命。

　　3，我認為茅是現在國內學術界「急功近利，盲目追求論文數量」風氣（政
策？）的犧牲品。方舟子的網上天天揭露學術腐敗的人，但是之所以有這麼多
「學術騙子」，是因為這些騙子在制度上有生存的土壤和空氣。如果你不是牛人，
又不甘心當馬屁精或騙子，日子就會很不好過。文章數量決定經濟收入，決定前
途命運，那麼為了生存，為了名利，就會大量發表垃圾文章，就會編數據，編簡
歷。現在一些單位的聘任制度，就是讓大家人人自危，當然這對於獎勤罰懶，鼓
勵大家努力工作有積極的一面，但是這種制度從某種程度上，為學術腐敗，學術
騙子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在這種急功近利的制度之下，也很難作出真正好的學問
（做學問是要時間的，三年，對於很多專業是做不出什麼來的。）在有些地方，
你發的文章不夠多，就由正研降為副研，甚至讓你捲鋪蓋捲走人，這其實是很不
公平的。真的還不如國外的"tenure"制度,至少你不會擔心60歲的時候再被由副
研究員退回你畢業的大學重新深造。這種制度還導致了很多導師不願意帶學生，
或者不讓學生髮第一作者的文章，因為在有的單位是只算第一作者的文章的，近
年來國內各科研院所招了為數眾多的博士碩士，他們將要受到的訓練真的很讓人
擔憂，然而這些將來畢業的未必名副其實的博士碩士又勢必導致學歷的進一步貶
值。這是個多麼可怕的惡性循環呀。茅是這個制度的犧牲品，說他是被「逼」死，
不恰當，但是他的死與這個制度有直接的關係。

　　4，高能所「限期收回住房」的決定（對決定本身不做評論），可能也是導
致茅自殺的原因之一。要知道在現在的中國，房子是天價，能在北京擁有一套房
子對一個在北京工作的人意味著什麼。不清楚北航有沒有給茅廣軍房子，想必當
初茅也花了一些時間金錢，心情來裝修他的新房子。

　　5，一個人的心裡承受能力問題。每個人是不一樣的，想必每個人都有他所
看重的東西，都有他的承受底線，能夠放棄生命的人，只能說是有太多的事超出
了他承受的能力。願死者的靈魂在天堂安息。

觀察者說：他們只能看懂論文數
[新聞簡讀]]9月14日，中科院高能所28號樓下，茅廣軍的屍體被人發現。之後，警方排除他殺。很多人難以相信，這個人緣極好、前途光明的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博士后，會選擇這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有這樣一個細節：「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廣軍沒有通過被解聘，據說是文章數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讓他把房子交回，並一年內另找單位離開。」茅廣軍的學術水平終究如何，在茅廣軍的去留問題上，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對茅廣軍「很滿意」、「你們送的學生如果都和茅廣軍一樣棒就好了」的評價是說了不算的；茅廣軍的導師卓益忠先生「研究方向發生了轉折，成果不可能出來得太快」的解釋說了也不會算；茅廣軍先生的師弟顧建忠先生「茅廣軍一直是拔尖的人物，理論功底極紮實，而且喜歡挑戰國際性的難題」的評價說了更不會算。那又是誰說了算呢？是中科協主席周光召先生曾指摘的「科學官」說了算，是不合理的科研體制說了算。我們總在說，要尊重知識分子。但是對於知識分子的尊重，並不能止於房子、車子、票子。這還太膚表，還遠遠未涉根本。只有做到對於知識分子主體性的充分尊重，才是對知識分子真正的尊重。所以，學術領域的事，必須由知識分子說了算，知識分子基於科學精神的制度安排說了算，而不能讓知識分子成為行政化科研體制的附庸。[詳細]
　　[觀察者說]從國內外真正的專家的評價，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茅廣軍博士是一位優秀的研究人員，假以時日應該能取得相當成就，但是這位優秀研究人員竟被論文數這個「硬指標」剝奪了研究的權利，他也因此而告別人世。為此自殺當然不可取，但是我們的科研管理制度實在該對此負責，對於科學研究人員難道論文數竟是唯一的評價標準嗎？在論文上弄虛作假的我們也見多了，茅廣軍不肯這樣做而已。正如評者所說，以論文數取士源於「科學官」說了算，也就是行政主導科研的惡果，因為掌握決定權的官們離開自己的專業領域只能以論文數看成就，堅持這種僵化的管理體制，犧牲的將不止一個茅廣軍。

按圖索驥的「假伯樂」與屈死的千里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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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學祥

光明觀察刊發時間： 2005-9-22 http://guancha.gmw.cn  



2005年9月14日，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博士后茅廣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此前，「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廣軍沒有通過被解聘，據說是文章數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讓他把房子交回，並一年內另找單位離開。」

如何評價一個科研人員的水平，近年來層出不窮的「改革方案」令人眼花繚亂，變化之快，差距之大，與「科學」二字實在沾不上邊，不過是迫使科研人員儘快做出成果的「胡羅卜」和「大棒」而已。更可笑的是，有些學術單位竟然將每年拿多少萬元的研究項目作為聘任職稱的考核標準，學術水平的評價真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如此看來暴富者應該最有學術水平！

一位學者曾記述了他在芝加哥大學做助理教授時，與該校一知名教授的對話――問：「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級？」答：「據我所知，從來不計多少。」再問：「發表的學報聲望計多少？」答：「從來沒有想過。」再問：「多取幾個名銜怎麼樣？」答：「沒有誰管你的名銜。」「沒有博士也可升級？」「當然可以。」再問：「一篇文章也沒有發表過，可以升級嗎？」答：「可以的。」又問：「連文稿也沒有一篇，也可以升級嗎？」答：「那會比較困難，但要是你能多說話，表達你的思想，若夠分量，升級單靠口述是可以的。」問：「那由誰決定呀？」答：「我們這些正教授……」[1]

或許有人會懷疑上述對話的真實性，不過，我的一個出國同學曾講給我一個同樣的事，這完全是真實的。一個人的學術水平主要表現在他的獨到見解和創新貢獻，是很難用數量化的模式來鑒別的。不是同行專家，給不出正確的評價。用小學生都會的加減法來評價一個專家的學術水平[2]，只能鬧出「按圖索驥」的笑話。學術水平的評價就這麼簡單嗎？這種使人人都能成為伯樂「評定方案」純屬害人自愚的無稽之談。評價的所謂「數量化」的標準並不科學，不同的參考因素及其權重的取法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些因素未必就是問題的本質，大部分是表面現象。

同一個茅廣軍，有截然不同的兩個評價：其一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對茅廣軍「很滿意」、「你們送的學生如果都和茅廣軍一樣棒就好了」，茅廣軍先生的師弟顧建忠先生認為「茅廣軍一直是拔尖的人物，理論功底極紮實，而且喜歡挑戰國際性的難題」；其二是，茅廣軍沒有通過考核被解聘，據說是文章數太少了。文章數少就水平低嗎？

1956 年李政道和楊振寧合作，深入研究了當時令人困惑的θ-τ之謎，並且提出了「李一楊假說」，即在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可能是不守恆的，後來這一假說被華裔女物理學家吳健雄用實驗所證實，從而推翻了過去在物理學界被奉為金科玉律的宇稱守恆定律，為人類在探索微觀世界的道路上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他們因此也獲得了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一篇不足200字的文章在一年後獲得諾貝爾獎，能用文章的數量來衡量學術水平嗎？

世無伯樂，遂使駑馬成名。在中國，不是沒有千里馬，而是伯樂太少，確切地說，是「有權」的伯樂太少。1925年，清華大學籌辦國學研究院，擬聘四位導師。梁啟超先生向曹雲祥校長舉薦陳寅恪先生。曹問：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不是博士，連學位都沒有。曹又問：他有什麼著作？梁答：只有數篇論文，未輯成書。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火了，說：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論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還不如陳寅恪寥寥數百個字有價值。接著梁又告訴曹，柏林、巴黎諸大學幾位知名教授都推崇陳寅恪的學問，清華不請，外國大學也會請他。曹雲祥聽了，這才登門禮聘。最後，陳寅恪先生不獨成為赫赫有名的「四大導師」之一，即便是國學研究院解散之後，也是清華惟一的文史兩系雙料教授，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梁啟超先生是當之無愧的伯樂。

馬大猷院士最近指出，大多數留學生（到國外）經過三五年基礎研究都能取得博士學位，少數後來還獲得諾貝爾獎，多數成為名教授。受同樣的教育，到了國外就這樣與國內不同，原因是環境改變了，科研體制不同[3]！

「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太原始了，博士后茅廣軍竟成為犧牲品。如果再給他三五年的研究時間，如果給他一個學術自由的環境，像馬院士說的那樣，大多數情況下是一定會有成果的。花重金培養的博士后，為什麼偏偏要「以死相逼」？

參考文獻：

1．於立生。中科院博士后跳樓自殺 學術水平究竟由誰說了算。2005年09月21日。來源:新京報。http://news.tom.com/1006/3877/2005921-2492301.html
2．楊學祥。我國基礎科學的尷尬。科技潮。2005，（9）：23-26
3．馬大猷。國家實力根源於基礎研究。科技潮。2005，（9）：26-27

博士后自殺折射評價機制弊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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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自殺、評價機制                                          

      最近，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的博士后茅廣軍自殺身亡。據說，其自殺原因是因為文章數不夠，被考核為不合格被解聘。
      如果茅廣軍真正是不合格的研究人員被解聘，他的自殺似乎也沒有更多可說的。問題是，但凡問起茅廣軍，每個認識茅廣軍的人，對他的第一評價都是「優秀！」。36歲的茅廣軍，是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博士后，德國洪堡學者和日本STA學者，在32歲時就成為了正研究員。如此優秀的研究人員，卻因為文章數不夠被判不合格而解聘，只能說明我們的評價機制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已起不到獎優罰劣的作用了。
      然而，類似這樣不能獎優罰劣的評價機制在我們周圍卻到處存在，直接影響著人們的日常工作。職稱評審中的英語考試，就使許多很少使用英語的行業里的人們花大量精力去學英語。有些行業內的專家就因為英語不過關就可能不能獲得高級職稱。寫文章的多少也是職稱評審中的硬條件，可以以此一票否決一個人的學術水平與專業能力。總題是，科學研究有他的特殊性，在科研成果出來以前，需要科研人員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進行艱苦細緻的研究工作。寫文章的多少不僅不能衡量一個人的學術水平與專業能力，恰恰相反，一個研究人員如果從事課題研究越重大，越投入，往往會越是沒有時間去寫文章。
      不科學的評價機制的最大弊端就是對專業領域的錯誤引導。對科研人員的評價機制應該引導科研人員提高科研水平，多出科研成果。然而，在這種評價機制下，只要達到所寫文章的數量，不論這種文章有沒有學術價值，是不是你自已所寫，你就可以成為了博士、教授、研究員。而如果你不發文章，哪怕你的科研水平再高，你從事的科研課題再重大，你就不符合評職的條件，而與高級職稱無緣，或者被判不合，落得個解聘下崗。為了符合這種評價機制的要求，許多科研人員只好到處找關係發文章，實在不行就抄襲剽竊。由此滋生的學術腐敗不僅有害於科研工作的進行，還直接帶壞了科研隊伍，直接影響以後科研工作的發展。
    我們的評價機制實在是該改一改了！

大W子跳親㈩ll 一死未能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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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合В┙澩籜磯嗥鴆┦可T士生跳巧磽齙謀。鶘氈殛P注。有W者Q，自⑹欠N精神病，自欠N^失。中o神宣魘瞧渥⒏甙l病率的重要原因，中憂孔⒘饜脅W的研究和防止，全民道德理的基A上，教育民\珍惜不只儆謐約旱納


** 36q的人生vM了秀

戮蟮潰9月14日晨北京航空航天大W教，原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正研究T，36q的博士生茅V，家撬親⑸磽觥
蟮婪Q，在旁人和父母的眼中，茅V的人生履vM了秀。他曾啥全@得德楸おW金和日本STAW金，由於工作秀，32qr就u正研究T。在他自⑶]有一c先兆，平r看看到有人自r，茅V常常重}的一句就是：「@人怎麽@麽傻，走@l路嘛？」 ]想到的是，他自己]留下一句，只有沾M淚痕的一t面巾，就扔下白父母永h的走了。

蟮婪Q，茅的自⒖贍芘c其工作困y和婚姻不幸有P。茅V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期g，因改了研究方向，未能及rl表文章，而在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中被解聘，高能所要求他退回房子，在一年攘碚撾渾x_。

茅V曾有^一段婚姻，後砥拮硬晦o而e，他登笳伊撕蕘Lrg也]找到，2003年按照失蹤x婚懟Ｖ鋇矯┧淚幔母改覆胖浪那捌奕チ擻

** 只自己最好的x

另分萑蟮潰8月20日下午，上海一研究所湖南籍在x博士生孟懿７翹攏肋hx_了人世。孟懿小W到高中I一直是老公J的好W生，孟懿的女朋友正在美W，孟懿的感情和事I都]有v^挫折。孟在z道：「自⒃潁世、想偷小⒕褚拄d。」

孟懿走後，父H孟范武常常以淚洗面，哭瞎了一b眼睛，靠著另一b眼，孟父仍固痰孛刻旖o孟懿信，痛心於鶴硬回任的自１從^的父母最後決定公布鶴輿z躍舅恕

孟懿在z到：「我由於ψ約旱O端失望而作出了x瘛２還苣f什麽或做什麽，我都x窳頌穎堋皇竅Ｍ明白，@是我自己最好的x瘛！

戮В9月19日下午，北京交通大WCW院男研究生朝，15鈾奚翹攏地身亡。

9月13日，成異的西安南郊某大W大四女生婷婷(化名)，突然打of：「，我的衣服Y面A著X，你和家Y人用吧。―――我不想活了……！」 於天下午二教W下，Y束了22q的生命…… 。

另┤Ar蟮潰9月21日，一名以{布蒙住p眼的20q左右青年，北京地|大W家2610猶巧磽觥

** 中⒙適瞧驕檔2-3倍

瀾縲l生M（WHO）全球自⒘饜脅W研究@示，中歉咦⒙遙俜@示，每煞晝至少有1人自⑸磽觶8人自⑽此臁Ｖ驕⒙23／10f，是世界平均水平的殺兜餃叮磕曇s有28.7f多人自

中是唯一一女性自⒙矢哂諛行緣遙淥夷信⒄3：1左右，而中員饒行願25％，r村自⒙適淺鞘械3倍，自⒁呀成中殘l生I域中一亟待解決的}。

P於中咦⒙實腦潁普遍JR到心理素|教育的欠缺，情商的低下，社毫Φ腦鑾浚塊T的P注和引У鵲齲鮃了世界^人生^以及宗教信仰的作用。

別讓論文成為扼殺人才的繩索
作者： | 2005年09月21日 11:18 | 原始出處： 新華網    【內容提要】:自古以來，國人把文章看得很重。但是卻從來沒有把它與生命聯繫起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文章特別是論文，似乎越來越重視，大有與生命相聯之勢。文章與生命相聯的，不是其質量，而是其數量。何以見得？   "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在《典論

科研評價不能崇洋媚外



　　「如果陳景潤活到現在，按照現在的評價體系可能也不會合格，也提不了級。」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高歌等全國政協教育界的委員們普遍反映目前高校、科研單位的評價體系不合理。

　　高歌委員說，現在的評估體系只重論文數量多少、科研經費多少、培養研究生多少，而忽略實質性成果，結果助長了青年科研人員急功近利、輕薄浮躁的研究風氣。

　　高校和科研院所相當比例的研究人員還處在做研究、寫論文、鑒定評獎，然後把研究成果束之高閣的模式上，「課題負責人要花50％～80％的時間和精力用於應付各種報表、總結、彙報、檢查和評估。」

　　高歌委員說，現在有些青年研究人員由於要應付論文數量，一篇論文分成多篇寫，「重複發表、抄襲、聯名發表、空洞無物，各種情況都出來了。」

　　多位政協委員還特別提到，不應該把入選SCI、EI或在SCIENCE上發表文章作為科研評價的標準。

　　盧柯委員說，SCIENCE上的文章當然好，至少在一定範圍內是好東西，但不能反過來說，不在SCIENCE上發表的文章就不是好東西，「不能以它為惟一的標準，國際上也不是以它為標準。」

　　「應該淡化SCI、EI，鼓勵年輕人十年磨一劍，允許年輕人失敗。」北京大學教授謝衷潔委員說。

　　高歌委員又舉了另外一個例子。最近他評估了某高校的一位申請博士生導師的德國專家，這位專家幾年內完成了2000萬元經費的科研項目，培養了將近100個研究生，但是按照我國對博士生導師的評價體系，他應該不合格，因為他沒有得過任何獎，發表的論文既沒有入選SCI，也沒有入選EI，「中國的評價體系和德國差別太大。」這位德國專家對高歌說。


　　 中國青年報 　

方周末: 「鄭岳青現象」昭示現行科研評價弊端

學術明星，還是學術泡沫
「鄭岳青現象」昭示現行科研評價弊端

南方周末　 　2005-06-09

　　□本報駐滬記者　柴會群
　　
　　以學術打假著稱的「新語絲」網站日前披露：近3年來，寧波大學理學院執
行院長鄭岳青教授大量發表SCI科研論文，這些論文大都發表在國外一些影響並
不大的雜誌，很少有人關注，但憑藉這些論文，鄭岳青成為一名「學術明星」。
事件發生后，國內學術界廣泛關注
　　
　　「科技明星」

　　寧波大學理學院執行院長鄭岳青教授的簡歷中，有這樣一串令人炫目的數字：
130餘篇論文被《SCI系統》收錄，2001年以第一作者發表、被SCI收錄的論文在
化學類論文排序中居全國第一，2001年被SCI文章引用總篇次全國排名第九，
1997年－2001年SCI收錄論文在2002年被引用篇數排名全國第三。

　　鄭教授簡歷中的這些「硬指標」，無一例外地都連著「SCI」―――目前中
國學術界最時髦的一個詞。

　　然而，日前新語絲網站上的一篇《天下奇聞：3年發表82篇SCIJournalPaper
的鄭岳青教授》的文章，對鄭教授引以為豪的上述成績卻作了完全不同的解讀。

　　這篇署名為「難得憤怒」的文章披露，鄭岳青的文章，其實大都發在國外一
些「影響因子」較低的刊物上。比如，僅在一個德國化學刊物上就發表了39篇文
章，一期最多發表6篇。這本刊物的「影響因子」僅為0.3，被「難得憤怒」稱作
「垃圾刊物」。

　　「難得憤怒」認為，鄭教授發文章的方式，就是通過同一模式給不同的金屬
測序，測出一個，便可作為一個成果發表。依靠這個辦法，身兼數職、公務繁忙
的鄭教授，可以連續3年內，平均不到兩周就完成一篇論文。

　　「難得憤怒」進一步了解到，每發一篇文章，鄭岳青都可以從學校獲得7000
元的獎勵（寧波大學方面對本報記者證實為4000元），而且，很大程度上，憑藉
這些SCI論文，從德國留學歸國的鄭岳青成為寧波大學的一名「科技明星」：他
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具有一級教授、國家優秀教師、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學術帶
頭人、省政協委員、市人大代表、理學院執行院長等多個頭銜，此外還是寧波大
學國家863計劃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有關項目的負責人。

　　「難得憤怒」的真實身份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的一名化學博士。
他在通過SCI資料庫檢索論文時，無意中發現了寧波大學鄭岳青的名字。這個名
字出現頻率之高讓他很是好奇。因為乍看起來，「這樣的水平，即使到哈佛、耶
魯做教授甚至拿諾貝爾化學獎也不成問題」。
　　
　　鄭岳青：「我歷來都反對SCI」

　　「難得憤怒」的文章發表后，立即在網上引起強烈反響。有人作了進一步調
查，結果發現，他的論文平均被引用的情況是每篇6次多一點，而「自引」就高
達4 次，這意味著除了鄭岳青本人以外，僅有少數人注意到他發表的那些文章。
如此高的「自引」率，使得鄭岳青簡歷中「被SCI文章引用總篇次全國排名第九」
的說法很為人注目。

　　此外還有人揭露，鄭岳青簡歷中自稱是美國某雜誌「評論員」的說法，其實
真實的情況是，他不過給那本雜誌審過幾次稿子，而這並不是多麼難的事情，
「一些博士研究生也可以做到」。

　　但一個寧波當地的網友稱，他曾親眼看到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留學生辦公室給
鄭岳青開具的回國介紹信，信中稱「鄭岳青是近年來我國留德學生中的拔尖人
才」。

　　面對新語絲網上的批評，當事人鄭岳青教授一直保持沉默。不過，在電話中，
鄭岳青對本報記者說，他「非常坦然」地看了網上那些帖子。實際上，他發表的
論文比網上說的數字還要多，「我在德國的一些文章還沒有發表」。當然，鄭岳
青解釋說，他發表的目的並不是因為SCI，而「主要是為了展示自己的研究成
果」。 「我歷來都反對SCI，主張科研界要建立科學的、全面的、客觀的評價體
系。」鄭岳青說。

　　至於為什麼有那麼多論文在那麼短時間內發表，鄭岳青說是因為實驗中得出
的這些「意想不到的結果，需要及時向同行報告」，「不發表就浪費了，發表了
的話就有了知識產權」。

　　關於備受爭議的獎金，鄭岳青稱「絕沒有那麼多」，而且是「大家一起分
了」，「按規定我可以一個人全拿」。至於其簡歷中的美國某刊物「評論員」的
身份，鄭岳青認為是「翻譯」問題，稱為「審稿人」會更確切一些。
　　
　　「鄭岳青現象」

　　鄭岳青事件發生之後，一系列的網上批評接踵而來，有人斥之為「學術詐
騙」，有人稱其「罪大惡極」。不過，在新語絲主持人方舟子看來，鄭岳青一事
並不奇怪，「在目前中國學術界並非個別，甚至也不是最惡劣的」。

　　據方舟子透露，去年新語絲曾經揭露過一個比鄭岳青更甚的例子：武漢某學
院的一位教授，2003年共發表65篇SCI論文，平均不到一周就發表一篇，為 2003
年度中國被SCI收錄篇目最多的作者。每篇被校方獎勵1萬元，共計65萬元。而他
採用的方法和鄭岳青類似，都是到一些影響因子極低、發論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
刊登小論文，論文的內容都大同小異，用相同的簡單方法不停地測不同的化合物
的晶體結構。

　　「他們發表論文的速度比得上專欄雜文作家。一篇8000元到10000元獎勵，
報酬也超過了專欄作家。因此我認為這些人不該叫科學家了，該改叫SCI百萬富
翁專業作家。」方舟子稱。

　　而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東北某大學有一對教授夫妻，平均一天就發表一篇
SCI收錄論文，一年收入過百萬元。另有某高校的一位院士，10年來發表SCI論文
500篇，是名符其實的「SCI大師」。

　　事實上，自從SCI滲透至科研評價體系以來，國內幾乎所有高校都相應出台
了獎勵政策，明文規定每發表一篇SCI論文可拿多少獎金。

　　方舟子認為，上述這種現象是中國學術界盲目追求論文數量、過分看重SCI
造成的。這讓一些人鑽了空子，找到了一條成名、發財的捷徑。這種做法其實是
對有科學精神的、正直的科學家的侮辱。「我知道有的國外科學家在獲悉中國科
學家發表論文即可獲得獎金后，拒絕為來自中國的論文審稿。」方舟子說。

　　大概正因為怪象如此普遍，網上也不乏為鄭岳青喊冤者。比如，有網民認為
他不過是多發了幾篇論文，不是「學術剽竊」，所以還是「比較老實的一個人」。

　　而寧波大學校方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鄭岳青的做法「沒有任何不正
常」，學校也沒打算就此事調查，更不會給他任何處分。據寧波大學科研處副處
長王少青稱，鄭岳青事件在寧波大學早已傳開，但學校職工「非常平靜」。
　　
　　科學界的「幽靈」

　　正在一些「SCI大師」各展神通之際，另一些科研人員則苦不堪言。不久前，
上海交通大學教師晏才宏之死曾經在教育界引起很大轟動―――因為缺少論文，
這位深受學生歡迎的老師至死也僅僅是講師職稱。

　　據悉，國內大多高校和科研機構皆把SCI論文直接與科研人員職稱評定掛鉤。
比如，上海交通大學明文規定，申請工科和理科博導者，5篇論文中至少有兩篇
為SCI或EI所檢索。

　　此外，按該校規定，攻讀理學博士學位的研究生也有SCI要求，比如至少須
以第一作者在SCI檢索的刊物上發表或錄用學術論文一篇，否則沒有學位論文答
辯資格。據消息人士透露，今年該校生命科學院15名應屆畢業的博士生中，只有
4人拿到了學位，其他人則不得不延期畢業。

　　因為完不成SCI論文要求而不能按期畢業，這近乎成為國內各高校特別是名
牌高校的一個普遍現象，而且數量呈越來越多之勢。博士研究生從一入學開始，
就背上了沉重的「SCI包袱」。

　　然而SCI只是對理科生的一種通常要求。其他如文科、工科類的博士生，則
又有不同的學術論文達標要求。「逼得博士生們用盡心機『搞』論文，弄虛作假、
找 『槍手』、尋幫手的，隨處可見。」南京農業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侯漢清說。
在這種環境下，一些期刊也變得洛陽紙貴。侯漢清曾算過一次，以目前高校對論
文的要求，國內所有核心期刊加起來，還不夠研究生髮論文用。

　　在一篇題為「SCI與科研績效評價」的文章中，侯漢清將SCI比作國內科研界
的一個幽靈。

　　與他持相似觀點的還有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員金碧輝。她告訴本報
記者，被異化了的SCI已經與它最初被應用的目標背道而馳，「許多科研人員正
在淪為論文機器，他們已經搞不清楚做研究的目的到底是為了追求真理，還是為
了發文章。」
　　
　　SCI熱高燒不退

　　據說，SCI的創始人―――美國人加菲爾德2002年來中國時，對SCI這個檢索
工具在中國的科研評價體系內能如此「發揚光大」，曾大感詫異。

　　國內最早將SCI引入科研評價體系的是南京大學。南京大學前校長、中國科
學院院士曲欽岳告訴本報記者，上世紀80年代末，當時南大出於科研創新考慮，
將 SCI引入評價體系。當時主要基於兩個原因，一是當時處於轉型期，國內學術
界存在各種不正之風，缺少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二是某些專業國內專家很少，
國際上通行的同行評議不現實。

　　「引入SCI的目的，主要是通過可以量化的指標對科研人員實施一些壓力，
使南大的科研可以更好地參與國際競爭。」曲欽岳說。與此同時，南大也出台了
相關規定，對能完成的科研人員給予一定的獎勵，後來對研究生也作了一定要求，
「那時候獎金數還是很低的，大概一篇1000 元左右。」

　　1992年至1998年，南京大學的SCI論文收錄數在全國居第一位。在此期間，
由於可量化，易操作，南京大學的做法也在全國推廣，SCI逐漸上升為衡量科研
工作者學術水平的一把重要尺子。

　　不過，曲欽岳對一些高校盲目模仿南大的做法表示遺憾，「不同的學校應該
有不同的要求，在南大合適搞的，在別的學校未必合適」。

　　在SCI熱高燒不退之際，去年曾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家被收錄進SCI的國內
生命科學雜誌，因為自引率過高，問題暴露后被SCI檢索系統剔除。

　　這個事件從另一角度詮釋了SCI被人為異化的程度。

　　通常而言，衡量一本被SCI納入的期刊水平的重要指標，是其自身的「影響
因子」，而決定「影響因子」的因素，則在於該刊物所載論文被引用的頻率。被
引用的頻率越高，說明該文章和雜誌的水平越高。

　　於是，一種合乎邏輯的操作出現了：為了提高自身的「影響因子」，上面那
家期刊要求作者大量引用其自身文章，人為製造「影響因子」，而作者為了發文
章掙 「工分」，自然也不敢不聽。這樣最終導致該刊物高達95％以上的自引率。
而據業內人士透露，這種現象在國內學術期刊界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

　　統計數字錶明，1981年中國SCI論文數為1650篇，2003年則達40000多篇，20
余年間增長了2000％。增長之快，令人瞠目。而在這些數字增長的背後，是一場
波及整個科研領域的論文大躍進。
　　
　　「SCI是一把壞掉的尺子」

　　對於SCI作為科研「尺子」的弊端，學界其實早有警惕。2002年時，《科學
時報》曾專門就此展開一場廣泛的討論。

　　2003年5月，科技部、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教育部、中
國工程院五部委聯合發文，要求改進科技評價工作，其中特別指出，「SCI、EI
等收錄論文數量只是科學技術評價中的定量指標之一，反對單純以論文發表數量
評價個人學術水平和貢獻的做法。」

　　當年9月，教育部、科技部聯合發文，決定取消政府導向的科學引文索引排
名，引導高校從重視科研論文的數量向重視論文的質量方向轉變。

　　然而奇怪的是，SIC熱並沒有因此而退燒，盲目追求數量的現象似乎也並未
減輕。

　　對此，北京大學化學院孫亦梁教授對本報記者表示，這主要是由我國目前的
科研體制決定的。他認為，SCI指標可量化，易操作，經過十多年的應用，已經
成為科研系統中的一項重要的「政績工程」，「作為一項衡量科研成果的『硬指
標』，哪任領導都不想在自己任上把SCI數降下來。」據悉，直到目前，儘管已
經不再以政府名義，但高校SCI論文排行榜目前仍由某機構每年公布。

　　「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中國政府從未就使用SCI進行科研評價發文，卻
就不使用SCI發了文件。」湯姆森中國區經理劉煜說，「這一定程度上說明SCI用
於績效評價的科學性和生命力。」至於SCI背後的各種亂象，劉煜認為，任何科
學評價體系，都離不開科學家自身應有的良知。

　　中國科學院院士曲欽岳將SCI與國內的高考制度類比，「大家都知道有毛病，
可是在找不到更好替代方法的前提下，只能繼續用它。」他認為，當前對SCI在
科研績效評價中的功能應當進行完善和改進，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據業內人士透露，自SCI火起來后，一些國內機構也紛紛效法，推出自己的
檢索系統，及時地彌補了SCI的「國內空白」。據了解，這樣的檢索系統已經不
下 5個。據了解，主辦這些系統的有關機構已經成為科技界的「紅人」，儘管他
們收錄的刊物檔次被公認為比SCI低很多。「國內期刊紛紛請他們講課，一節課
沒 5000元下不來。」這位人士說。

　　不過金碧輝認為，更應該完善的是同行評議制度，而不是SCI的評價功能，
因為SCI熱起來的過程，恰恰也是同行評議冷下去的過程。「SCI是一把壞掉的尺
子，它已經背離了它原來被指望的功能。」

　　■鏈接

　　SCI是什麼
　　
　　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SCI）由美國科
學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ISI，現被
併入湯姆森集團）主辦，是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最具權威的科技文獻檢索工具，它
從全球挑選出 6500種刊物（其中中國72種），將其刊載文章收錄其中。

　　由於不同質量的期刊和文章被引用的頻率不同，SCI在實際應用中，逐漸派
生出科研績效評價功能，但目前學術界公認的看法是，SCI在科研績效評價中只
能起輔助作用，學術評價仍應以國際通行的同行評議為主。

質疑「知識創新工程「

老網

一， 不倫不類的「知識創新工程」
「知識創新工程」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不倫不類的。有人認為，「知識創新」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概念，「從字面上看，「知識創新」這個概念非常含糊，甚至有些荒唐。在這裡，「知識」和「創新」是什麼關係呢？是要把知識創新，還是要利用知識搞創新？如果是前者的話，那就是學理不通。如果是後者，則又不符合漢語語法規範。知識可以增加，可以創造，但卻不可以創新。其次，這個「創新」的涵義是什麼？是指原創性的科學發現？還是指具有新意的技術發明？可以說，這兩種「創新」不論是在內容還是在層次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在英文中，前者叫做discovery，後者叫做invention。Discovery是揭示自然界中已經存在的現象和規律，即「增加知識」或「創造知識」，而invention則是利用已有的知識來創造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根據中科院的官方文件，「知識創新」這個概念的英文是「Knowledge Innovation」，而西方國家很少有人把這兩個單詞直接連接在一起的，即使有，也通常是指「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基於知識的創新)。」（亦明）。但我覺得，知識創新也未嘗不可。創新並不一定就是英文裡面的invention或者innovation。在中文裡面，創新的意思主要是強調一個「新」字。中文裡面有新知識這樣的說法，知識創新就是說創造新的知識，這樣也是說得通的。不倫不類的倒是中國科學院提出的「知識創新工程」。中國科學院本來就是國家的知識創新體系，搞科學研究本來就是要搞出新理論新成果的嘛！搞科學研究本來就是要為人類創造新的知識的嘛！否則的話，難道要去搞抄襲？所以說，中國科學院本來就是在搞知識創新的嘛，幹嗎非要另外整一個知識創新工程？「顯然，這是為了迎合江總書記的那個批示，「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於我國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亦明）可見，知識創新工程的提出，本身就是科學政治化的產物。某些人通過提出這樣的工程，為中科院「爭取」到可觀的經費，同時也為自己的政治前途掙到足夠的本錢。當然，拋開這些個人政治的考量，能夠為中國科學研究爭取到經費本身還是一件大好事的，因為畢竟中國科研經費多了，研究水平和成果也必定有所提高。但問題是，當本應學術自由的科學研究沾染上政治之後，科學研究本身也就必將誤入歧途。

二，不切實際的知識創新工程目標

「『知識創新工程』的總目標是：到2010年前後，形成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科技發展規律的、具有支撐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高效運行的國家知識創新系統及運行機制，建設一批國際知名的國家知識創新基地，培養和造就大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科技人才，形成不斷取得具有國際影響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環境，為使我國知識創新實力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力爭我國被《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的科學論文總數的排名進入世界前10名、專利指標的國際競爭能力進入世界前10名、中國科技的國際競爭力進入世界前10名做出貢獻。」 (李春芳：知識創新工程百問)。

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的高低主要看其科技的國際競爭力。一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的提高是一項綜合的指標，並不是說單單提高某項指標就可以使得整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而知識創新工程雖然列出了三個前10名的指標，但真正自己能夠把握的只有所謂的SCI（《科學引文索引》）數量。於是，知識創新工程已開始就是把SCI的數量作為突破口。根據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的統計，我國近年來的SCI論文總數不斷攀升，從1991年的7705篇已經增加到2002年的39013篇(包括香港)；世界排名從第15位躍居到第6位。但是，儘管我們的SCI論文數量快速攀升，但是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根據《洛桑報告》評價體系認為中國2002年科技競爭力的國際排名為第25位，從近年的排名看，基本穩定在第25至28名之間。也就是說，即儘管我國的SCI論文數量增長了5倍多（事實上，高校的SCI論文多於中國科學院，數據――在2002年度SCI收錄論文中，來自高等院校的佔了72.97%，研究機構佔了25.46%。在2002年度國內論文中，來自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論文篇數分別佔到63.6%和13.29%。），但是，我國的科技國際競爭力幾乎沒有改變，我國的科研水平依然沒有提高。因此，以為靠快速提高SCI數量就可以提高國家的科技水平的做法，其實是完全不切實際的幻想。實際上，「特別是最近幾年尚存在一些片面的認識和做法，譬如單純追求SCI論文數目，有些人可能只做一些小的容易發表的文章，而不敢或避免去攻克有重要意義但非常艱難的科學問題，表現為浮躁、急功近利。這種現象引起了許多科學家的憂慮，因為這樣發展下去只會導致科學研究低水平重複，導致我國最終不能進入世界科學強國。」（王志珍）。

三，荒唐可笑的「創新文化」建設

「創新文化」建設是知識創新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創新文化其實也是一個怪胎。企業搞什麼企業文化，中科院則搞所謂「創新文化」。創新文化如何搞？沒有人知道。於是，中科院的各研究所為了表現自己創新工程創新文化做得不錯，也就各顯神通了。單位里組織任何活動都可以冠以創新文化的名義，比如，組織研究生搞一次舞會，組織老同志搞一次旅遊之類也在創新文化的宣傳之列。這種創新文化的建設簡直荒唐可笑。為什麼要這樣做？無非就是應付應付。這就是科學研究被政治官僚化之後產生的怪胎。

四，荒謬的「科學規劃」

中科院的知識創新工程因為是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指示來實行的，所以也就免不了要對中國的科學發展進行規劃，劃出哪些應該發展哪些不要發展。應該說，一個國家進行一個籠統的長遠規劃還是必要的。但是，中科院進行的知識創新工程的規劃卻是按照完全忽視科學發展規律的領導意圖來進行規劃的。比如說，中科院按照各個研究所的研究強項規劃出哪個研究所該進行哪些研究那些研究所該放棄哪些研究。比如說，你生化所在研究生化方面厲害，我就成立一個創新試點，給你投入大量資金，其他研究所沒有那麼厲害，那就自生自滅，最好就不要去研究這個方面了。如此下去，由於資源的逐步壟斷，這樣就形成了某些研究領域只有某個研究所在進行研究，其他研究所不涉及的局面。長此以往，形成某些單位壟斷國家資源的腐敗局面，使得國家的科技發展不是建立在健康的競爭發展的基礎之上，從而使得國家整體的科技水平的不到提高。

五，急功近利的考核指標體系

前面已經提到，中科院的知識創新工程一個最明顯的指標就是SCI文章的數量。各個研究所的所謂創新研究組都必須每年進行考核，考核的指標就是看你的研究論文特別是SCI論文數量是否達標。有的研究所規定創新研究組每年至少必須完成6篇SCI論文，否則就下崗。這樣搞的每個研究人員成天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想盡一切辦法發表論文。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完成的論文，怎麼能夠是高質量的論文呢？只能是一些低水平重複的短平快的論文。

另外，由於頻繁的考核，整個研究所一年到頭幾乎都在搞考核評審報告，哪有時間經理安下心來潛心做學問？這些科學家們幾乎個個都成了考核報告的高手，幾乎個個都成了弄虛作假的高手。

六，好大喜功的人才計劃

中科院的知識創新工程其中的目標之一就是「培養和造就大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科技人才」。但是，中科院是如何進行培養的呢？除了一直以來就進行的研究生的培養之外（這個本算不得是知識創新工程獨特的東西），最主要的「培養」手段就是大量從海外引進優秀人才。中科院1994年開始實施的 「百人計劃」是「到20世紀末從國內外吸引百名優秀青年學術帶頭人」。「知識創新工程」的實施之後，這個「百人計劃」目前入選人數已經超過八百人，幾乎變成了「千人計劃」。1998年，也就是「知識創新工程」的試點階段，中科院先是把「百人計劃」的規模擴大成「在3年內每年從國外引進100名傑出人才」。2001年，隨著「知識創新工程」全面實施，這個計劃再次調整為自2001年至2005年，每年從國外引進100名、國內引進30名優秀人才」。(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簡介)。
從國外引進人才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國外的人才回國效力對提高中國的科技水平也是有幫助的。但是，知識創新工程如此大規模地從國外引進人才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好大喜功的表現。為什麼呢？中科院從國外大規模地引進人才無非是從下面幾個方面來考慮的：一是通過引進這些人才讓他們多發表一些SCI論文一邊對這個工程有所交待；二是引進大批人才以實現其「培養和造就大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科技人才」的創新工程目標。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情。說到底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投機取巧行為。國家花了那麼一大筆錢，本來可以通過資助中科院本院的研究人員改善研究條件，多處研究成果的，但是這麼一大筆錢卻被花在了從國外「引進」的人才身上。這些國外的優秀人才，如果本來已經非常優秀，那麼也就根本不必中國來把他們「培養和造就」成為人才；如果他們本來就不是人才，幹嗎要從國外把他們引進來「培養和造就」而不是直接「培養和造就」本院自己的科研骨幹呢？實際上，百人計劃」隨著「擴招」很快就變了味，很多學術水平一般、但道德水平更低的海外人士，通過人際關係，成了中國科學院的「學術帶頭人」。他們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根本就沒有履行「百人計劃」中所規定的義務，但卻霸佔著大量的科研資源。這導致了2003年初「姚雪彪事件」的爆發。(李虎軍 ：「公開信」拔出蘿蔔帶出泥 海外學者瞞天過海遭非議)。 這些海外的所謂「優秀人才」被引進之後一般都不會老老實實地呆在國內做研究，他們願意回國是因為他們可以騙到許多研究經費，撈到一些榮譽。實際上，這些大量的經費就是被糟蹋掉了。
　　 隨著百人計劃出現問題，最近中科院又推出一個更加讓人嘆為觀止的「愛因斯坦計劃」：要培養「科技將帥人才」。對此，郝柏林院士指出：「我覺得固然我們現在缺科學技術戰線上的帥才，我覺得我們更缺的是每天堅持在那兒工作的中層的人員，問題非常嚴重。現在我們好的大學里， 好的研究所里，大家都是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我們幾乎沒有講師，助教。我們幾乎沒有坐到那兒紮實工作做實驗的人，一開始我們就提到科學家是什麼人？好多人發表了看法，我覺得有一個看法，科學家是普通的勞動者，你做農民你就得一鋤一鋤地耙地，現在你開著拖拉機你也得從這兒開到那一頭，再開回來開過去，你每天得干這件事。你作為工人在床子前頭你得銑東西，你搞科學的你得每天坐在那兒，或者做實驗，像我們要算東西、寫程序，坐在屏幕前頭工作。可是我們國家現在有相當一批年輕力壯的人頭銜很多，工作時間很少，這個問題現在非常嚴重了，我跟有一些年輕的朋友開玩笑，我說你現在在天上待的時間差不多跟地上待的差不多了，我知道有首席科學家這個頭銜的人，創記錄的時候一個星期之內在上海和北京之間飛三次，兩頭的會都等著他，他都必須參加，而他又是導師帶著一堆學生，他怎麼自己工作？怎麼指導學生？我們國家的需要重大項目誰在那兒完成？說得不客氣一點 ，碩士生、博士生是完成我們國家很多重大項目的主力，那些項目的真正的帶頭人沒有多少時間在那兒干，這個情況不正常。這樣的話我們的工作深入不下去。我們的管理部門，我們的基金部門去檢查工作的時候，要檢查一下這位首席、課題的主要負責人，一個星期有多少時間，待在實驗室在那兒工作，不能完全怨這些人，我們的管理部門，像剛才路院長講的，必須把許多管理的手續化簡、減少，把錢交給這些人你就相信這些人，讓他三年五年的工作，工作不好了你再給他減錢，但是這幾年中間你別去老乾擾他，現在這些問題非常嚴重。」

科學研究是踏踏實實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玩花架子、投機奇巧、拔苗助長的行為都是違背科學發展本身的規律的。不從最基礎的人才培養做起，而是直接引進已經培養好的人才來湊數，短時間內人才的數量的確能夠大大提高，但是這真的表明我國自己在人才培養方面有了進步嗎？是實施，由於大量的科研資源被這些引進的外來人才所佔據，我們自己的人才培養必定受到嚴重抑制，實際上是在摧毀我國的自己的人才培養基礎，使我們自己的人才成長環境嚴重惡化。

七，匪夷所思的科研管理機制

事實上，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就在於它的科研管理水平的提高。然而，我國的科研管理水平依然處在小學生階段，甚至是文盲階段。為什麼這麼說呢？請看實施知識創新工程中科院匪夷所思的科研管理體制。

1，研究人員的工資自己去找。

中科院個研究所幾乎都實行所謂的工資跟申請研究經費掛鉤的管理制度。一般來說，單位只給研究人員發60%甚至更少的工資，其餘40%甚至更多的工資要自己從爭取來的研究經費裡面支出。為了鼓勵研究人員爭取研究經費，甚至把研究經費的10%作為獎金獎勵給個人。如果你沒有爭取到研究經費，那麼你的工資都不能保障。這種制度存在明顯的弊端。首先，目前我們國家科研經費支出的渠道有限，基本上，中國的基礎研究經費的絕大多數是經3個渠道分配下去的∶中國科學院（CAS），科技部（MOST）（特別是通過973計劃）和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NNSFC）。但研究人員數量又相對較多。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於研究經費的競爭也就空前激烈。在我們這個腐敗比較嚴重的國度裡面，這就進一步促進了學術的腐敗。三個基礎研究經費分配渠道在對大項目評審上都存在一定的問題，就像有人說∶「小經費，大評審；中等的，小評審；大經費，不評審」。

2，研究人員必須租用單位的研究條件

雖然各研究所各單位都有實驗大樓實驗室和一些研究設備，但是這一切都是研究所「自己的」資產，不是研究人員的。研究人員使用實驗室以及各項設備包括水電費都必須向所里交納租金和使用費。另外，研究人員還必須向所里交納研究經費5%甚至更多的管理費。也就是說，科研人員跟研究所彷彿是兩個不同的經濟實體，存在著買賣關係。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原來，中科院個研究所有著龐大的行政工作人員。這些行政工作人員的獎金福利來源就是依靠「剝削」這些科研人員。

3，行政管理人員不是服務而是管人

就像前面提到的，行政管理人員跟科研人員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它們之間的關係還是「管」與「被管」的關係。行政管理人員不用作研究工作，但是他們卻掌握著考核科研人員的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他們自己卻不用被科研人員考核。科研人員被他們每年考核來考核去，一時沒有達到要求就被打入另冊，根本不去考慮能夠為科研人員做哪些幫助。科學院雖然有很多創新研究經費，但實際上這些經費都不是真正用於研究的，而是用於發獎金用的。他們搞出一個所謂創新崗位，進入這個創新崗的研究人員就可以獲得非常高的獎勵津貼。誰能夠進入創新崗，誰不能進入創新崗，大權都在行政管理人員手上。目前，也有部分權力下放到所謂的PI手上。為了爭取進入創新崗位，許多研究人員只好對他們進行賄賂。這種行政管理人員角色的錯位，直接導致了學術腐敗的盛行。

4，不合理的競爭機制

這種不合理的競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宏觀的方面，一個是微觀的方面。在宏觀方面表現為存在某些研究所和學術權威研究資源以及研究領域的壟斷行為。在微觀方面，表現為研究人員之間的不合作行為。因為工資獎金職稱全部跟研究經費和成果掛鉤，每個科研人員事實上都成為殘酷的競爭對手，同行之間難以真正合作。郝柏林院士在中央電視台對話節目中說得非常好：「這幾年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投入確實明顯地增加了，我想我們在第一線工作的人都是有直接感覺的，所以正像楊煥明剛才說的，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還有一個是怎麼把錢花好，把錢用的正確，我覺得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很多。有一些非常貴重的科學儀器，在很多國家只有在一個大城市裡只有一套，我們現在可以有很多套，在從西直門到頤和園這一條路上就有幾套，每一套都是使用得不足的，每一套上都沒有創造出很多新的結果。我有時候到一個單位去參觀他們帶著我，我因為有個院士頭銜，我去了人家還是客氣的，領著我去看實驗室，專門把鑰匙拿來把實驗室打開。結果發現貴重的設備用白布蓋著，然後揭開給我介紹它指標有多高，我就非常擔心我說你再放五年你就成為落後的設備，我覺得現在這個問題，在我們國家已經比較普遍了，有一個設備共享、知識共享，數據共享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一方面，是科學界自己的問題。另外一方面，也有一個管理方面的問題，我說一句尖銳的不客氣的話，我們的管理部門在科學界內部，關於競爭的提法在現在是片面的，在有些時候是不對的，我們整個的底子非常薄，我們的基礎科學連分兵把口都做不到，就是世界上哪些方面有東西冒出來，中國就有人在做或者做得比較好，或者能趕上不是這個局面。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要提倡的是把我們的有限的人力物力擰起來去跟國際上競爭，而不是在國內爭高下，但是現在由於在國內要爭這點錢，少數同行之間互相還要保著留著一手，實際上是留著一些落後的東西，把整個的力量橫著團結起來，擰到一股勁非常不夠。所以現在呢，從呼籲政府呼籲社會，當然是希望能夠，把現在仍然比別的國家先進國家，或者是處在同一個發展時期國家，那個投入我們差得遠、希望增加，但是科技界自己要努力把它用好，而且希望我們的管理部門一起協助，把現在已經增加了的經費用好。」所以說，由於中科院存在這些不合理的競爭機制，也就導致設備、知識和數據不能共享的問題，導致大量的經費被重複浪費的嚴重問題，導致科研人員之間人際關係惡化的後果，這一切都嚴重阻礙了中國整體科研水平的進一步提高。

總之，知識創新工程的事實，一方面科學院的研究經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於存在著嚴重的科研管理機制問題，這些研究經費被大量浪費的同時，還促進了學術腐敗的進一步泛濫，造成科研人員之間的競爭惡性循環，嚴重阻礙了國家整體科技水平的提高。

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荒謬的另一面

　　作者：基地還是地基

　　今天看了老網先生寫的《質疑「知識創新工程」》的文章，很有感觸，也有
了一些想法，希望講出來能夠引起有識之士的警惕，為中國科學院下一步的發展
起到一點積極作用。

　　一、「知識創新工程」傷了很多知識分子的心，客觀上產生了「二桃殺三士」
的惡劣效果。

　　知識創新的初衷也許是希望通過更多的經費來刺激小部分的科研人員以出更
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但是，具體執行操作起來卻成了一批人用於羞辱另外一批人
的方法。

　　其實，在一個研究所內，大家都是在不同的領域做研究，在很多情況下，無
所謂你強我弱（當然，很大的差別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但是，在當前中國科研
水平普遍不高的情況下，比出個一二三來確實很不容易），但是知識創新工程卻
一定要分出個「你好我差」來，在沒有一個公平公正的評價體系的情況下，進入
所謂「創新基地」的過程往往就就成了得勢的一批人壓制另外一批人的手段。中
國科學院實際上是把一些腐朽的政治鬥爭的方式用一個「基地人員」這樣的帽子
再度進行了重新包裝來促進內部爭鬥，但是，畢竟是「換湯不換藥」，科研人員
也就只好無奈遵從了上級的旨意進行了「基地外」和「基地內」的鬥爭，這一政
策的惡劣程度無異於「二桃殺三士」，甚至比晏子當年的招數顯得還要高，有些
接近《書劍恩仇錄》里福康安「天下掌門人大會」的思路了。

　　誰都知道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名」的在意程度，但是中國科學院的領
導們卻沿著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一定要剝掉這層「名」的表皮，盡情地對中國科
學院的這些科學家或者准科學家們進行羞辱，其實使用的卻就是那幾隻「盛酒嫌
大、盛尿嫌小」的「基地人員」的杯子而已，只能說，設計這套制度的人對於福
康安當年手段的領悟真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這還是在創新基地初期的方法，之後的過程則造成了「讓你進基地你就是人
才，不讓你進基地你就不是人才」這樣的後果。因為「創新基地」人員的工資水
平普遍比基地外人員高，差距從幾千元到幾百元不等，所以，是否進入基地不只
成了一種榮譽，也成了個人利益高低的一個明顯分界線，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
所長或者根本不懂研究為何物的科研管理人員就可以利用這頂「基地人員」的帽
子來給大家標上「人才」或者「非人才」的標記，那麼，和這些有決策權的人的
關係好壞則往往成了人才的真正選拔標準，公平性和公正性也就基本喪失了，畢
竟，是不是人才不是自己說了才算，也不是同行專家，而僅僅是單位領導或者行
政管理人員。

　　這樣造成的後果就是，一些有能力、有想法、有稜角的年輕人沒有機會成為
「人才」，反而是比較平庸的人卻能左右逢源，進入「基地」；這進一步傷害了
年輕一代的積極性。

　　這一政策延續下去，將對中國科學院的前途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

　　二、中國科學院很多研究所進入「知識創新」基地的人員居然是管理人員，
而更多的科研人員卻被擋在了「基地」的外面

　　科研人員之爭其實也倒不是很大的問題，因為資源的爭奪在申請項目的時候
也是有的，再怎麼著大家都有資格去爭，只是有時候會有不公正而已，這個在有
了有效的監督機制會慢慢變好，但是，讓科研人員更加傷心的事情是中國科學院
不少研究所進入「創新基地」的居然有很多是管理人員，這個政策的可笑程度要
比北京大學改革只觸及到副教授以下的可憐的年輕人要高得多了。首先獲得創新
基地好處的居然是那些不需要評審（當然也沒有辦法評審，因為連一篇論文都沒
有，科研根本不曾做過，還評什麼評）就可以進入所謂「基地」的管理人員！因
為這個原因，我要為中國科學院的知識創新工程大喊三聲：高！高！！實在是
高！！！

　　再怎麼說，「知識創新基地」也應該是研究人員的地盤，但是，在一些研究
所，這一基本的底線都沒有得到堅守，大批的和科研毫無關係的管理人員佔去了
「創新基地」的名額，難道這些人真的會對知識創新有什麼貢獻？在實際生活中，
他們領著不菲的「創新基地人員」的工資（當然這些工資里也包含了那些「非創
新基地」科研人員爭取來的科研經費的一部分，他們也就是「老網」先生說到的
「剝削科研人員」的情況），卻只起到了「管理」（更惡劣的是「刁難」）科研
人員的作用，「服務」二字卻是根本無從談起的。

　　在中國科學院一些研究所，進入「創新基地」的管理人員的比例竟然高達
20%-25%，簡直就是個驚人的比例；在另外的研究所，因為基地人員的絕對數比
較大，這些管理人員的比例並不高，但是即使只有一個這樣的人，也會讓人覺得
這個所謂的「知識創新基地」制度是何等的可笑：裡面的人非但和創新無關，反
而是一些只能對創新起到阻礙作用的「科研官員」。
　　
　　三、從中國科學院實施「知識創新工程」效果來看，進入「創新基地」的科
研人員的成果沒有顯示出比未進入「基地」人員更高的水平。

　　中國科學院正在準備深化「創新基地」建設，在之前的「創新基地」建設過
程中，根據我所了解的幾個研究所的有心人統計（請原諒我不好具體說這些名
字），進入創新基地的人員的科研成果（即使只用可笑的論文數這個指標來衡量）
低於未進入創新基地的人員的成果數量，即使使用「人均」這樣的指標衡量也有
著一定的差距，我覺得如果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允許，倒是應該對這些年整個科學
院的創新基地與非創新基地人員的科研狀況進行一下更深入的跟蹤統計分析，不
過，我擔心的是，科學院的領導們沒有這個肚量和膽量，他們太害怕自己提倡的
所謂的「知識創新工程」改革的正確性被無情且相反的事實給證偽了的，這樣，
他們將如何面對政府？又如何來向納稅人交代那些大量浪費科研經費（都是錢
哪！）的問題？

　　四、進入「知識創新工程」后的成果從質量上看不如未進入創新基地時期的
研究成果。

　　整體來說，中國原創性的科研成果可以稱道的現在仍然很少，當大家說起來
的時候往往會談到的還是50-60年代的那些成果，從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頒發
情況也可以看到中國80年代以後在科學創新上的尷尬：吳文俊、黃昆、劉東生先
生的成果也多是在50-60年代取得或者至少奠定了最關鍵的基礎，進入知識創新
工程之後，大量的錢花出去了，可是甚至連一個可以拿出來說一說的成果都沒有，
應該說，不能在短期內評價一個人的科研成果，甚至一個團隊的科研成果，但是，
如果上百個科研團隊在陡然增加了很多研究經費的情況下仍然沒有一個團隊拿得
出一個可以向世界宣揚的成果，那就一定是政策出了問題。

　　中國的科學家在工資極低的情況下在很多方面有了自己的原始創新成果，但
是反而當錢增加以後成果質量大大低於沒錢的時候的情形，中國的科學界到底怎
么了？中國科學界領導人的腦子裡到底有沒有進水？進了多少水？

　　其實，這一點科學院的領導們並不是不知道，下面各個研究所的所長們，創
新基地的研究人員們也不是不知道，但是，這個錯誤還是會按照它固有的邏輯繼
續延續下去，而且很可能在很長的時間內都得不到改正，也許，這才是中國科學
院最深重的悲哀吧。

　　這些也許多是些破壞性的意見，為了不給新語絲網站丟臉，我提一些積極的
措施，希望能夠上達「天」聽，或者至少能夠讓領導們在進行下一期的創新基地
建設的時候對這個問題展開一下討論，最好是深入研究，不過，我知道後者屬於
奢望了。每個人都很難能承認自己原來居然一直犯錯誤，我們這樣的普通人都這
樣，更何況高高在上的領導們啊。但是，話還是要說的，即使沒有實在的作用，
也會讓一些清醒的人不那麼容易受什麼「知識創新工程」之類名頭的騙了吧！

　　1、避免使「創新基地」成為管理人員的樂園，在「基地」內應該驅逐所有
和科研無關的人員，避免後人在未來評價「創新」政策時把「管理人員不少是創
新基地人員」這樣一件事作為一個笑柄。這樣，管理人員們會很不高興，不過，
至少從名義上還了「創新基地」的真面目。如果能夠更堅決一點，還可以把所有
管理人員全部改為臨時聘任人員，合同每年一變，是否聘用直接和科研人員對其
滿意程度掛鉤，以促進其服務水平，而不是老爺作風。

　　2、在待遇上，不要讓基地外研究人員傷心，其實，很多情況下不是沒錢，
而是領導們有著主觀故意，大概羞辱基地外人員、或者故意造成這種差異會讓領
導們感覺舒服吧，但是這樣做並沒有任何好處，只會激化矛盾；也就是說，基地
內外研究人員的差異應該縮小而不是繼續擴大：畢竟大家都一樣在做研究工作，
沒有理由因為多了一頂什麼帽子就多了很多銀子。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忍這一方面
本來就是好樣的：他們在意的不是那點錢，只是討厭因此而造成的地位落差。

　　3、對於是否有資格進入「創新基地」應該建立投訴受理機制，不能由所長
或者科研管理人員說了就算，讓感到不公正者至少有個申訴的機會。

　　4、從創新基地建設初期的情況到現在要做跟蹤調研分析，已經經過了這麼
久的「創新工程」建設，如果只說取得了什麼什麼成果（天知道是不是真的或者
是不是象宣揚的那麼大！），不說其中產生了多少多少問題是不科學的，還應該
對基地人員的整體成果進行跟蹤，分析進入基地前後的成果以及基地內外科研人
員成果的差異。深入研究之後就是盡最大可能地改良這個政策，以使它還能在未
來發揮一些積極作用，畢竟，現在看來，直接取消它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國科學院腐敗
近日，媒體公布了中國科學院制定的《院士科學道德自律準則》，並報道說，已有兩名中
科院院士因違背科學道德而被除名。與前不久為申報院士而做廣告的事件並駕齊驅，這兩
件與院士有關的醜聞，大概都會成為全球科學史上的「里程碑」。自90年代以來愈演愈烈
的中國學術腐敗問題，一方面社會在聲討，另一方面有關部門又想捂住，兩名院士的除名
，說明了中國學術腐敗問題終於徹底揭露到了位於學術象牙塔的院士們，任何人想捂也捂
不住了。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學術腐敗產生的本質原因是什麼？採取什麼措施才能從根本
上予以剷除？筆者在中國學術界呆了10幾年，並曾經師承中國科學院院士，是從中國科學
院畢業的博士。本文擬結合自己的切身感受，就以上兩個問題作一些粗淺的討論。

一、中國的學術腐敗的表現形式

許多人把學術腐敗問題簡單地看成學術作假問題，並希望通過學術打假來剷除學術腐敗。
這樣一來，對學術打假的理解似乎就與產品打假有某種類似之處了。筆者認為，以上觀點
實際上包含著兩個誤解。第一，中國學術腐敗問題，不完全是由個人品質問題所導致的學
術作假，所以僅僅通過學術打假，只能打擊個別人作假的極端行為，這對於剷除中國目前
嚴重的、社會化的學術腐敗問題，並不會帶來多少實際效果。第二，學術作假與產品作假
相比，也是有本質區別的，前者只是個人道德層面的問題，後者卻是有法可依的社會問題
。對於產品作假問題，嚴格地說，只要加大法規的制定以及執法的力度，是可以根本解決
的。所以，通過打假的方法來防範產品作假的確是有效的。但對於只涉及到從事學術研究
的個人品質的學術作假，也利用與產品打假類似的方法來操作學術打假，就難免存在很多
問題。下面，我們就方舟子的《新語絲》網站最近公布的學術打假具體案例，來進一步說
明這一點。

首先，應當肯定的是，方舟子先生的學術打假，是揭露了不少典型的案例。如「只發表了
一篇第五作者的論文，卻謊稱作出了六篇論文」的薛毅，「把四篇文章都從甲刊照抄，然
后投稿發表於乙刊」的楊敬安等。但實事求是地說，在中國從事這種愚蠢的作假方法的人
，還是極個別的情況。這樣的打假方法能逮住個別病態的「瘋子」，但對於剷除中國整體
的學術腐敗行為而言，很難有什麼實質性的功效。事實上，通常的抄襲行為都不是原文照
抄，而是吸收某一篇或幾篇文章的觀點，然後重新用語言組織出一篇「新文章」發表，這
與從甲刊照抄搬到乙刊發表的危害性是同樣的，但以上打假的方法對此就無能為力了，因
為即便有心人指出，作假者還可以裝傻充愣。這樣一來，學術打假的後果，只能導致作假
者以後更加小心謹慎。凡有剽竊和抄襲之心者，並不會因為有了學術打假而減少，只是抄
襲的難度稍大，而使得單位時間內通過抄襲而炮製出來的論文的產量，可能會有所降低。


其次，這樣的學術打假就具體某一個案例而言，當然是在揭露腐敗，聲張正義，但導致的
整體效果可能反倒是不公平了。以方舟子網站最近揭發的郭光燦的院士申報材料為例，該
申報材料明顯地誇張了他的學術成果的價值，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問題在於，其他的院士
申報材料同樣也在誇大，中國的科研申報材料也罷、總結報告也罷，幾乎是100% 地都要誇
張其結果，區別僅僅體現在被逮著了還是沒被逮著。這樣，逮著的一被揭發，就滿城風雨
，結果讓沒逮著的佔了便宜。筆者本人學的也是物理專業，我覺得從郭光燦的材料來看，
只要發表的文章和談到的被引用次數不是偽造的，他的研究工作應當比不少現有院士還強
一些。這樣一來，學術打假的後果有可能是，郭光燦落馬而水平還不如郭光燦的倒被評上
了院士，因為每次增選院士都有一定名額的。當然，中國目前的整體科技水平很低，相當
一部分目前的中國院士的學術成就都不及美國二流大學的助理教授，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了。

由此可見，用類似產品打假的學術打假方法來剷除中國的學術腐敗，其作用是有限的。這
當中的問題出在人們對中國學術腐敗問題的看法，還是很粗淺的：把一個目前中國嚴峻的
社會問題僅僅看作是個人的道德問題。事實上，筆者認為，中國目前的學術腐敗，實際上
存在於兩個層面，一是學者的個人層面，另一層面是學術界整體的社會層面。正確區分這
兩個層面的不同的學術腐敗表現，對於尋求剷除中國學術腐敗的正確方向，是具有指導意
義的。

在學者個人層面上的學術腐敗問題，就是指前面已經談到的抄襲行為，以及學者和商業結
合的詐騙行為。由於這個層面上的學術腐敗已有大量的媒體揭露，所以本文不擬把重點放
在這裡。筆者需要在此補充的是，這種學者個人層面的墮落行為雖然讓人難以忍受，但它
只涉及到個人的道德問題，這對整個社會的負面影響還是有限的。正如社會上有了幾個竊
賊，並不會大量吸引其他人也去偷，因為一個人去不去偷，主要取決於這個人的道德底線
。

筆者認為，負面影響更大的是學術界整體的、社會層面的學術腐敗行為，而這是迄今為至
，鮮有人揭露的。在下面將描述社會層面學術腐敗的實質內容以前，先通過一個例子，進
一步說明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兩個概念的區別是有益的。有人問一個中國農村的鄉長：既
然農民都懷疑你貪污，你為何不把鄉政府的財務全部公開，來打消人們的懷疑呢？看看這
位鄉長的回答：第一，即便如此也無濟於事，不管我貪沒貪，農民肯定還是認為我在貪，
因為周圍的各個鄉長都貪，我的前任也貪，我如下台了，後任肯定也要貪。總之，我一當
鄉長，就背定了貪污的黑鍋；第二，既然一當鄉長就背上了這個貪污的黑鍋，我冤不冤？
背了這個貪污的黑鍋還又不貪，那我不是「傻瓜」么？第三，我把鄉政府的財務全部公開
，和周圍的鄉長們還怎麼處？我豈不是故意好表現，來給別人下不了台？由此可見，中國
的貪污者之所以要貪污，實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就說明了，貪污是目前中國
社會層面的問題，而前面所述的偷竊只是個人層面的問題。

那麼，中國社會層面的學術腐敗問題的本質和根源在哪裡？

二、學術腐敗的根源之一：缺乏對院士等公眾人物的道德監督

中國的學術腐敗問題，是實施市場經濟以後，才越來越嚴重的。所以，人們自然地認為，
學術腐敗的根源是市場經濟下帶來的生存壓力。的確，在90年代以前，中國的學術腐敗問
題並不嚴重，只是這些年來，評定職稱、申請科研經費等都必須與論文發表的數量與發表
刊物的級別掛鉤，這才使得學術水平不夠的人，出於個人利益的需要，而製造出了假冒偽
劣的學術。這種觀點雖有一定道理，但筆者認為，這還不是學術腐敗最根本的原因。事實
上，要說生存的壓力，在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社會裡，學者的生存壓力遠比目前的中國社
會要大得多。如在美國博士畢業要當上大學的助理教授不僅比中國要難得多，而且即便當
上以後的幾年裡，如果沒有過硬的科研成果來支撐，依然可能要被淘汰出局。就中國目前
的情況而言，博士畢業後進入一般高校或科研單位是很容易的，進去以後更不至於會因為
沒有學術成果，而有被端掉飯碗的危險。那麼，為何中國的學術腐敗問題還比別的西方國
家更嚴重呢？可見，市場經濟下帶來的生存壓力頂多只是部分原因。

筆者認為，學術腐敗在中國蔓延的更本質的原因之一，是對中國知識界精英人士的道德行
為缺乏有效的監督，以至於他們獲取的利益和應負的責任極不匹配。在任何社會裡，精英
人士所擁有的職稱、頭銜和地位都能給他們帶來利益，這是毫無疑問的，例如，名人寫書
可以掙大錢。但為保證社會環境的健康，一個正常的社會中，必須對精英人士的道德要求
更高，否則這個社會就會亂套。這是因為精英人士對社會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如果道
德墮落，就會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柯林頓的性醜聞引起了如此巨大的波瀾，但如果換在
普通人身上就只是小事一樁，正體現了這個道理。以下筆者將通過中國科學院現有的院士
們的種種劣跡，來說明中國知識界精英人士的道德墮落。

學者被評選上了院士，其本意應當是此君已進入了中國學術界的頂峰，理應對社會的貢獻
更大才對。但奇怪的是，目前中國的學者一旦當上院士以後，就立即脫離了一線的科研和
教學，至少筆者了解的物理學行業是如此。我們不難發現，90年以後評選的上的院士，在
評選上之前，此君往往會有不少第一作者的論文，但自當上院士后的第二年開始，至少一
半以上的院士們就再也沒有第一作者的論文了，有的基本上都是挂名最後的論文。這說明
了什麼？按學術界的慣例，第一作者是具體研究的主要人，挂名最後的是項目主持人。可
見，一旦當上院士，就只是挂名申請科研基金，僅當項目主持人，而不再具體做研究工作
了。當然，嚴格意義上的項目主持人是要全面負責的。但實際上，不少院士僅僅是挂名而
已，對所主持的研究工作不要說有研究，有時連理解都有問題。所有工作都一概推給手下
的研究生等人去做，不聞不問。他們只是在開成果鑒定會的時候露露臉，因為對每項研究
的理解只要達到科普的程度，就可以侃侃而談了。科研不具體做了，就更不用提高校里的
院士的教學工作了。五六十年代，如北大、中國科大，當年的學部委員還要承擔本科生的
基礎課教學。80年代，筆者讀大學時，也還聽過學部委員承擔的專業課。但是，90年代以後
，還有幾位院士願意承擔並不繁重的教學任務？縱觀當今中國高校的院
士們，幾乎沒有人給本科生上課，給研究生開課的，大概也數不出幾個。倒是這些院士們
每到一個地方，去給天真的大學生們講一講「怎樣做研究」之類的居高臨下的體會，是非
常樂意的，儘管這些院士本人已經脫離了一線的學術研究。

評選上了院士以後，他們的主要精力就不在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上了，那麼做的是什麼事
情？不難發現，相當一部分院士都改行成了社會活動家，如各種行政職務、人大政協代表
、專業協會的頭、雜誌的編委，這些職位倒還算是正業。但不少院士還把精力投入在不務
正業上了。那就是自90年代以來，中國號稱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而導致的學界和商家的
相互勾結利用。今日之中國，哪一家大的商業機構沒有一批由專家、學者組成的顧問，或
者名義上的董事？究其本質，這基本屬於非法交易：商家決非依靠這批知識精英來指導其
產品的研製生產，或者為其商業規劃獻策獻力，需要的僅僅是他們的名聲，有了一長串專
家、學者組成的顧問或董事，就可以引來投資、就可以有助於產品的市場推廣。知識精英
們心裡當然也很明白，把他們的名字奉獻上去，在效果上基本等同於讓一位漂亮的女明星
給該商家做廣告，然後從商家那裡拿點銀子。需要他們付出的，僅僅是以其學者的名義，
在必要的時候去吹捧幾句而已。一旦商家出了問題，投資商索回不了投資，客戶有了質量
投訴，顯然與這些知識精英們的專家、董事無關，正如做廣告的女明星也完全沒有責任一
樣。這批知識精英里，就有相當一部分是擁有院士頭銜的學者。在方舟子揭露的「陳曉寧事
件」和「核酸營養事件」中，我們都已經看到多位科學院院士的大名
?

當然，這種「赤裸裸」的墮落，還只是涉及到與產業技術有關學科的院士，基礎科學的院
士就難有此機會。但包括基礎科學在內的各學科院士們的隱性墮落，卻幾乎是無處不在的
。例如，在各種推薦、評審、鑒定、答辯和評獎等活動中，一方面，求上門來懇求堂堂大
院士說好話的人次之多，對不少院士而言，幾乎是應接不暇。這樣，即便在客觀上院士本
人想要認真評審、仔細鑒定，也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既然求上門來了，這當中又有
人情關係，院士們怎能拒之門外？於是，敷衍地捧捧場，然後拿點好處，這就是再自然不
過的事情了。當然，這屬於被動接受，其道德墮落多少有點情有可原。但院士們主動的道
德墮落，也是有不少實例的。稍微多關注一下全中國各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網站，就不難看
出，有不少院士同時任職於相隔千里之遙的兩家、甚至數家大學或科研機構。如果把中國
所有大學和科研單位號稱擁有的院士數目相加，其數目一定會遠大於全中國院士的總數。
據筆者所知，這種相隔千里之距的同時任職，絕不是名譽上的虛職，而是既拿工資，又享
受高檔住房的實惠。對許多大學和科研單位而言，讓出一份工資和一套住房而獲得一名院
士的名義是值得的，而院士則多拿份工資，又有一套度假別墅，亦何樂不為？但這樣的墮落
帶來的社會影響如何？所有的中國社會輿論似乎對此都表示沉默，畢
院士是稀罕物?

正是由於院士等學術精英的墮落，導致了中國的學術環境的破壞，從而觸發了學術腐敗的
種種表現：上樑不正下樑歪，越往下就歪得越厲害，以至於人們為追求榮譽和地位而不擇
手段。這就要談到，為何在中國學術界，有這麼多人想當院士？居然出現了爭當院士的「
賄選」及做廣告「競選」，這當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是再簡單不過的：當院士只有利益，卻
沒有多大責任。這種好差事當然人人都想去干，以至於中國今年的院士申請人數與名額之
比創歷史新高，達到8.56比1。如果對當選的院士提出更高的學術要求和道德要求，以至於
當院士也要肩負起院士應有的責任，那麼，就不可能有這麼多人想當院士了。這樣的話，
中國的學術風氣一定會純潔得多，中國的學術腐敗行為一定也會大為減少。

這裡，筆者要強調的是，以上描述完全是出於對事實的闡述，本人絕無意在此煽動人們對
院士們的仇恨。而院士等學術精英的墮落，也不能完全歸為個人品質原因，更多的還是社
會原因。這也是我不在此具體點名批評的緣由。事實上，院士也是人，面對毫無風險的物
質誘惑，如有人求上門來聘請做又拿工資、又分房子的名義教授，叫人如何拒絕？院士等
學術精英們的墮落，只能歸結為社會對他們缺乏有效的道德監督：他們作為公眾人物，應
當表現出比常人更高的道德水準。實際上，中國目前沒有監督力量來保證這一點。我們不
能說，院士們的實際道德水平連普通常人都不如，但他們至少沒有表現得比普通人強。他
們的行為更談不上是道德的楷模，但這一點正是大眾所想象的，也是所期待的。

三、學術腐敗的根源之二：「學術產業化」

前面已經談到了，對公眾人物缺乏有效的道德監督是學術腐敗的根源之一，這是中國目前
的社會心理還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表現。筆者認為根源之二是「學術的產業化」的問題，它
體現了中國學術行業的體制不健全的問題。鑒於「學術的產業化」所滋生的學術腐敗問題
還從來沒有人指出過，所以，筆者不妨在此先自我揭醜，講述自己作為中科院院士導師博
士生的親身經歷，以此作為一個生動的實例，來詳述筆者創立的「學術的產業化」這一概
念的內涵，然後進一步分析其根源。

93年，筆者本人剛去到導師那裡博士生報導的第一天，他對本人就嚴厲地提出了「五個手
指頭」的要求：爭取發五篇文章，才能博士畢業。後來我才知道，之所以要如此「嚴師出
高徒」，是因導師牽頭申請到了一個中國國家「八五」重點攻關課題。但他對這個課題本
身毫無興趣，僅僅是因為有了院士的 份必須申請研究?題，同時，他也需要課題經費?為
了
應付這一國家課題，導師把發表論文的任務壓給研究生們來完成，他本人只是定期聽
聽彙報，保證到時候他在成果鑒定會上發言不漏破綻就可以了。

由此可見，「學術產業化」就是把學術研究等同於製造產品，既有數量要求，也有「質量
」要求，全國一級刊物以上，最好是國際SCI收錄。這種「學術產業化」的要求不逼著人搞
學術腐敗，那才叫奇怪。大量製作學術論文的方法很多，筆者採用的，首先是「拆分法」
，一項研究出來了，分析後會有幾個結論，於是，結論A投甲刊，結論B投乙刊，文字再分
別組織得不同，給人的感覺就是兩項不同的研究了。其次是「迴避法」，筆者從事的是理
論研究，無論是其出發點，還是最後分析的結論，都可能有其「硬傷」，與某些實驗結果
衝突。為了讓論文得以發表，只能採取迴避的態度，故意不引用與自己的出發點和結論沖
突的實驗論文，並用誇張但依然有分寸的語言論證自己研究結論的「合理性」。另外，與
自己類似方法的論文也刻意迴避，以凸顯自己工作的「新穎性」，儘管自己的想法受到那
些論文的啟發。然後是「中英文分投法」，同一個結果，用英文寫的投到國外，用中文寫
的投到國內。既然是自己做的工作，標題、摘要、整篇文章的措辭、圖表甚至數學符號系
統都可以完全不一樣。外行就絕對看不出是一稿兩投，只是本行業做完全同樣課題的人，
才發現得了。既然是中英文各一篇，必須懂中文者才可能檢舉，而國內研究這個問題的同行
又只有師兄師弟，他們會檢舉嗎？注意，同行並不包括導師在內，因
為他從頭至尾都沒有參與我們研究生的研究，他也屬於外行。導師需要的，只是文章發了
以後送幾份抽印本去，然後發出一句表揚：「不錯」。

作者：y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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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筆者作假的經驗乃中國學術界無師自通、人人皆會的手段。通過這一手段，本人博士
期間發表了8篇第一作者的「論文」，國內外分別4篇，其中5篇被收入SCI，超額3篇完成導
師指定的任務。但嚴格地寫，也就只能生產出2篇來。這說明筆者的學術腐敗額外產生了6
篇學術垃圾。但正是這一學術垃圾的湊數，筆者才「榮獲」了中國科學院院長優秀博士的
稱號。若有讀者感興趣，可以去查一查，筆者的大名趙平波迄今依然掛在中國科學院人事
教育網的獲獎名單網頁上。順便說一句，我的以上所述僅僅是為了表達真實，絲毫不是有
意破壞現在已故的、本人的院士導師的名聲。所以，筆者不願在此直點其名。不過，前述
網頁上也有筆者導師的姓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證。也可以去查證我的8篇「論文」的
情況，至少發表在美國、英國和德國的四篇大概可以查得到。寫到這裡，我可以有把握地
說，在中國學術界，類似於我本人過去這樣從事學術腐敗的，至少佔50% 以上，只是敢於
象我這樣自我暴露的人，幾乎沒有。事實上，正是因為筆者已經移民加拿大，無需在國內
吃學術飯了，才會如此自我暴露。

上面描述的還只是從一個研究生的視角所生成的偽劣學術。但究其本質而言，其實際危害
還遠遠不只是偽劣學術，而是對整個國家科技投入的糟蹋。事實上，以上「學術產業化」
是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流行的「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的必然後果。它觸
發了全方位的、社會化的腐敗和墮落，並不局限於學術的本身。為此，我們再做如下進一
步的分析。

在當今中國，只有「傻瓜」才熱衷於自己埋頭做學問。因為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個人
一年能產幾篇論文？由於「產量」有限，一個人，或幾個人構成的研究小組就很難申請到
研究基金，即便申請到了某個小項目，經費也是有限的。更加關鍵的是，這種小項目豈能
拿來大獎？拿不到國家級或者省部級的大獎，就不能生成大量的職稱、頭銜，那麼，這種
「小農經濟」的埋頭做學問的運作模式就沒有「意義」了。於是，90年代以來，在中國跨
地區、甚至跨行業的多家科研機構組成的「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就成了
以院士等精英人士首選的研究模式。

但如此眾多的「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是否都是研究項目本身的需要？以筆
者作為博士生從事的國家「八五」重點攻關課題為例，它劃分為五個子課題，橫跨了五個
學術單位，分佈在中國不同的城市。每年碰碰頭的，只是幾個不具體做事的頭面人物。不
同城市具體幹活的研究生都窩在自己所屬的領地，連相互見面的機會都沒有或很少，根本
就沒有什麼學術交流可言。這樣，僅僅作為研究本身的需要，是沒有多大必要搞這種大項
目的。各家學術機構完全可以單獨申請課題，這也並不妨礙必要時候的協作交流。可見，
中國的不少「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設立的目的，只是為了更容易獲得研究
經費，有了院士等學術精英牽頭，又有幾家赫赫有名的學術單位聯合，上面批准研究項目
經費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同時這更有利於科研成果的評獎，因為小項目是不太可能評上獎
的，尤其不可能評上國家級的大獎。

這就要進一步談到學術評審和偽劣學術的關係了。在中國，流傳的民謠往往是抨擊時弊的
最生動的語言。農村的民謠最多，現在學術界也有民謠了。「小錢大評、中錢小評、大錢
不評」就是關於科研成果評審的民謠。這實際上反映了研究項目的大小與偽劣學術的關係
。沒有知名度、根基還不深的學者，好不容易申請到一筆研究經費，做出的研究文章一定
會被學術精英們酷評一番，他們真希望揪出幾個假 偽劣來，以應付目前整個中國社會反
學術腐敗的呼聲。而這些知名度不高的學者也具有深深的恐懼感，一旦評出問題來，被列
入「黑名單」，即便不受到任何懲罰，他們的學術前程也將被徹底斷送。所以，對於小錢
的項目，敢胡來的並不多。另外，小錢的項目通常也是從事這個項目的人自己做的，實事
求是地說，問題也不會太多。

中國的學術腐敗更嚴重地表現在「大錢不評」。有誰去核實，院士等學術精英們拿了大錢
，卻實際上是由研究生和寫手們做出的「大項目」，又是什麼東西？「大錢不評」一方面
說明了無人能評，跨地區的多家科研機構合作的「大項目」，把全中國各地的同行們都抱
成一團了，還能找到另外的專家來評么？除非翻譯成英文找國外專家來評。另一方面，也
是無人敢評，「大項目」的頭頭都是院士等精英人士，誰敢在本行業的太歲頭上動土？也
正是因為無人能評、無人敢評，「大項目」的偽劣研究之作才得以出籠，也有必要出籠。
「大項目」是來應付審批和評獎的外行的，而外行看不懂結果，只能夠數一數論文的數目
，以及分析一下發表刊物的級別。前面談到了「學術產業化」是學生對導師的應付，導師
對研究項目的應付。但更深刻地表現在研究項目對外行的應付，外行也是在對國家科技投
入的應付。

國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都流入「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之中，而具體
生產出來的「成果」卻是沒有研究經驗者的研究生或寫手們的偽劣之作，這已經導致了中
國的科技競爭力的逐年下降。據瑞 洛桑《國際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科技競爭力排名
從1998年的第十三位大幅下降到1999年的第二十五位，2000年則再度下滑至第二十八位。
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們是各個學科領域的帶頭人，顯然，他們對中國科技競爭力的
下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有誰提出過這個問題？

四、學術腐敗的後果：知識分子的徹底墮落

前面僅僅談到了「學術產業化」所導致的學術上的濫芋充數和假 偽劣，但它的危害實際
上已經超出了學術的本身，導致了知識分子人格的徹底墮落。

從「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的項目負責人的角度來看，這些通常由院士和學
術精英們充當的角色已不是學者，而是披著學者外衣的社會活動家。他們只要申請一個大
課題項目下來，有錢了就可以大量招收研究生，或者引進幾位訪問學者充當寫手，把研究
課題的工作全部推給這些「被剝削者」研究生和寫手們去干。學術精英本人便可脫身學術
，活動於社會大舞台，並且公私兼顧，既為爭取本課題評獎、申請下一個課題拉關係、設
法招到合格的寫手奔忙，同時也兼為自己謀些福利，各種兼職、顧問、理事之類的頭銜越
壘越多。這樣，研究生和寫手的隊伍越龐大，製造出來的「學術垃圾」就越多，然後憑此
「學術垃圾」又可以去申請新的大項目，爭取再評大獎，形成「良性循環」，「學術產業
化」的規模越搞越大。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院士和學術精英們的所作所為，雖然包含個人利益的追求，但同時
更是無可奈何的選擇。逼他們這麼做的壓力，可能是他們所在的學術單位的領導。一個學
術單位要生存，沒有「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怎麼行？姑且不談領導也需
要政績來支撐。如果專業相同或相近，領導也一定會湊過來，成為這「大項目」中的一份
子。要求他們這麼做的，還有本單位的同事，副教授要升正教授，教授又要提博導，沒有
參與國家級的大項目，並在這個項目之下發幾篇論文，職稱問題如何解決？

從研究生和寫手們的角度來看，他們心裡的滋味如何？具體的活全由他們來承擔，而他們
實際上是學術機構的過客，拿了學位就走人，若評上大獎，工作是他們做的，但獲獎名單
上顯然沒有他們的名字。如果導師真有學問，能指導他們工作，只是導師自己不具體做事
，那也還正常，一個出思想、一個具體做事，做事的不向提出思想的爭功。但問題在於，
院士和學術精英們，實際上已經脫離了學術前沿，他們已經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思想了。


悲劇還不僅在此。中國學術界的怪現象之一，是有名的學術精英，尤其是院士們招研究生
，通常都不是親自帶，他們僅僅是挂名導師而已，然後由另一名「偏導」具體負責。而通
常的「偏導」並沒有博導資格，正因為如此，他們希望通過帶研究生來弄上博導。碰上真
有能力的「偏導」也倒未必是件壞事，但更多的「偏導」是臨近60歲退休年齡的人士，他
們還想延長「學術生命」，混上「博導」以免退休之災。但實際上，他們已根本無力做任
何研究了，只是想從「大項目」中多壓出幾篇文章並署上他們的名字，為他們自己拿去申
請博導做最後的努力。所以，考上院士的研究生們的本意，是想在學術泰斗那裡多學點東
西，但結局往往只是受到了院士和「偏導」的雙重文章壓力，而未受到了作為學生應有的
訓練。

但是，研究生們在「學術產業化」的大生產活動中作為「被壓迫者」，一定苦不堪言嗎？
那也不一定。事實上，他們都知道，跟著年輕的導師可能可以學到更多東西，但偏偏還是
要師承名導師。與名導師在一起發表了文章，就是以後在學術上發展的本錢。不管出國還
是在國內混，名導師的推薦信總是更管用一些。「被壓迫者」其實是甘願被壓迫。於是，
在中國學術界，展現給人們看到的是如此虛偽和醜陋的一幕：「被壓迫者」們聚集在一起
的時候，或者在其他私下場合，會把主子罵得狗血噴頭，但當著主子的面，或者在公眾場
合，一個個又都成了對主子搖尾巴的狗。

用學術一點的辭彙來描述，那就是「犬儒主義」已經滲透到了中國學術界的每一個角落，
尤其是大單位的「大項目」。學術腐敗加速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墮落。

四、剷除中國學術腐敗的途徑

最後，筆者認為，這幾年中國科技競爭力的逐年下降，最需要承擔責任的，無疑是現有的
科技「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的負責人，而這些負責人通常都是院士或者學
術界的精英人士。暴露的許多問題表明，他們在不少情況下，不是在對國家負責、對人民
負責、對歷史負責，而是對自己「負責」，為自己所處的小集團「負責」。這是中國科技
發展的不幸和悲哀。這當中的學術腐敗已經給中華帶來了災難。

剷除學術腐敗也應當與剷除經濟腐敗一樣，要從上至下。既要拍蒼蠅，更要打老虎，正如
目前中國政府加大了對省部級幹部的查處，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一樣。筆者認為，新頒
布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科學道德自律準則》是過於泛泛而談的，必須要制定更加嚴格的規
章制度的保證。為此，筆者特提出以下三點參考意見：

1）正如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在2001年首先在省（部）級以上的現職領導幹部中實施《領
導幹部家庭財產報告制度》一樣，針對院士也應當由相應的報告制度，著重於反對利用院
士頭銜謀取不正當的利益。所有院士必須報告兼任的董事、顧問和其他兼職等以及收取的
報酬，同時任何這類兼職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嚴重違規者要解除院士頭銜。只有這樣才能
杜絕現有院士們實際存在的大量不務正業、謀取不正當私利的現象。

2）對因為年齡等問題已經實際脫離了或者已經無力從事學術研究的院士，建議授予他們榮
譽院士稱號。對於榮譽院士，在政策上不僅待遇不變甚至還可以適當提高。但凡是成為榮
譽院士以後，將不再介入任何學術活動，如申請研究基金、招收研究生、評定科研成果等
，當然其他社會活動除外。許多院士實際上已經喪失了研究能力，但不少人士打著他們的
旗號介入學術領域，造成了許多學術不公的問題。50年代當選的、現在依然健在的高齡院
士要率先對此做出表率。

3）所有院士作為公眾人物，應當更勇敢地接受社會的監督。他們必須明白，他們在贏得了
社會尊敬的同時，也表明了整個社會對他們的行為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如果有輿論對他們
的研究工作或其他行為提出質疑，他們應當勇敢地站出來，澄清事實真相。對於無法澄清
事實真相而在道德上產生了惡劣社會影響的院士，應當予以除名。


筆者認為，中國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潔中國的學術環境。現在已經除名了兩位
，這無疑是良好的開端。

讓院士們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學術和道德的楷模，才是剷除中國的學術腐敗的關鍵。

從陳創天院士剽竊BBO特大成果看中國科學有多腐敗
  我是中國科學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下稱物構所)原晶體材料研究室主任,新材料合成與晶體生長研究組(下稱合成生長組)組長,研究員,王耀水。數十年來, 我們在新技術晶體材料研製方面獲得了多項重大成果,每一項無不浸透了包括合成,生長,加工,測試,器件,性能,相圖,結構,計算等方面同志們的辛勤汗水。正因為如此,我對1984年我所的新晶體材料偏硼酸鋇(BBO)研製成功,獲得中國科學院特等獎, 這個為國家創匯數千萬美元的國際一流成果,遭到原物構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陳創天的剽竊,深感憤怒。這起令人髮指的科技侵權案和科學腐敗案,時隔二十年後,仍不能大白真相於天下,實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科學殿堂中,竟然允許深藏著醜惡的腐敗現象!   
BBO 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激光技術應用的非線性光學新晶體。BBO 的研製成功,說它是世界一流的國際金牌性科技成果,實不為過。但是,這項由我們十幾位同志,歷時八年,經過成千上萬次實驗,遭受過無數次挫折,失敗而在嚴重實驗「錯誤」中被偶然發現的成果卻被以權謀私,欺世盜名的陳創天剽竊了，請看事件的整個經過。
    一, BBO 的研製經過
    1, 發奮圖強趕超世界
   事情得從30年前說起。1974年之前, 我國晶體材料研究,基本上是跟隨國外的步伐進行的。具體地說, 是從國外已經發表的研究報告中, 選擇其中有重要應用價值者, 作為我們的研究課題。 因此, 我國的晶體材料研究工作大約落後於國外5至10 年。為了改變這種落後狀況,我們必須發奮圖強,趕超世界。1974年10 月, 全國第4 屆晶體材料學術會議在福州西湖賓館召開。在盧嘉錫所長的指導下，由本人具體負責籌備工作。 本屆會議討論決定開展我國自己的新晶體材料研究。為落實會議精神, 本人以東道主,物構所晶體材料研究室主任的身份,於1976年10 月發起並組織召開, 以聯合全國力量合作攻關為目的的全國第一屆新晶體材料合作研究交流會。 會議在廈門鼓浪嶼賓館召開, 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梁敬魁教授, 當時的物構所所長黃金陵教授等出席了會議並發表講話。會議制訂了合作攻關計劃,並作了具體分工。 但是,代表們回到各自單位后,由於種種原因,攻關計劃未能得到落實。 一年之後,又由本人發起並在福州梅峰賓館召開了全國第二屆新材料合作交流會。會議專門討論非線性光學新材料合作攻關問題。 但很遺憾,會後各聯合攻關單位還是未能落實計劃。
     基於這種情況, 本人決心依靠本研究室的力量攻關。於是,由本人領導的鈮酸鍶鋇(SBN)研究組轉變為非線性光學新材料研究組。研究組由兩個部分組成： (1) 新材料合成與晶體長研究組,由本人兼任組長; (2) 新材料性能測試與理論研究組(下稱性能理論組),由陳創天任組長,兼任理論組組長。 物構所新材料研究工作正式啟動了。
2, 「理論預言」導入歧途
研究伊始, 陳創天極力主張選定所謂的 「五配位化合物」 (類似NaSbF5的化合物)作為攻關對象。其論點是：無機化合物中，除了五配位化合物外,其它的已沒什麼油水了(因1974年前後幾年裡,國外一直沒什麼新材料報道,只有一個五配位化合物NaSbF5, 但非線性效應很低,毫無實用價值)。 陳創天誤認為是一塊 「大肥肉」,堅持發展 「五配位化合物」。經過幾次討論(盧嘉錫所長也在場指導),選出幾十個「五配位化合物」作為合成對象。 合成實驗由本人與葉桂芬,高東壽同志進行。儘管這類氟化物毒性很大,我們還是堅持一個接一個的合成。經過兩年左右艱苦合成,數百個 「五配位化合物」均已合成出來, 但經測試,效果都不理想,沒有明顯效應。實踐證明, 選擇 「五配位化合物」 為合成對象是方向性的錯誤。但是,陳創天不但不引以為戒,有所反思,反而向上級領導彙報： 他理論計算預計「五配位化合物」是不錯的,問題在於合成，將失敗全歸於別人。為了證實他理論預言 「五配位化合物」 的正確性。他特地請大連化物所的化學合成專家徐元植教授來重新進行所有五配位化合物的合成,結果還是一無所得。事實再次證明,選擇 「五配化合物」是導入歧途。這就是陳創天 「理論預言」 的 「五配位新材料」。除此之外,到目前為止,物構所發現的所有新材料,沒有一個是陳創天 「理論預言」的結果。
3.柳暗花明偶得佳績
   在 「五配位化合物」的 「新材料」研究走投無路的艱難時期(1979年),為了尋找新出路,本人想參照當時國際上最優秀的鈣礦結構與鎢青銅型結構非線光學材料鈮酸鋇鈉 Ba2NaNb5O15(BNN)。發展以陽離子為鋇鈉(Ba2Na-)的新材料研究方向。在1979年間, 選用氧化硼(B2O3); 氧化鋇(BaO); 碳酸鈉 (Na2CO3); 及氧化鈮 (Nb2O5) 為原料, 想合成硼鈮酸鋇鈉 Ba2NaBNb5O15 (BNBN)。 經過本人與合作者葉桂芬同志數月試驗,終於有了結果, 經測試, 加入氧化硼的BNBN 比不加硼的BNN 非線性效應高的多。 其實,上述合成已偶然製備出部分BBO, 因所用原料及高溫固相反應條件正巧與BBO相同。這是一個非常偶然的巧合,但是,我們當時並不知道, 還誤認為我們發現了BNBN 「新材料」。 緊接著,我們又對其它的鋇鈉化合物進行一系列的試驗, 從中又合成出非線性效應很高的鈦酸鋇鈉 Ba2NaTi3O9 (BNTO) 「新材料」。就在1979年間, 物構所三明二部撤消后,陳長章通過盧嘉錫所長要求到本合成生長組工作。 本人同意並安排陳長章及年輕助手高東壽對五配位化合物進一步調研。文獻調研時高東壽偶然看到一篇關於偏硼酸鋇結構的報道。該文章只表明B-O 具有一平面環結構,並沒有說它具有何性能和可能有何用處。我們就在本合成組以陳長章,高東壽為主進行試合成,經幾個月用水溶液及有機溶液法合成,幾乎沒什麼效果。在這十分困難的時刻,本人提出: 試合成偏硼酸鋇鈉, Ba2NaB2O4 (BNBO); 提出合成的配方: 陽離子為 (Ba2Na C) , Ba : Na=1:4, 陰離子為B-O環; 提出合成方法: 改用高溫固相反應法. 由陳長章,高東壽為主進行高溫固相反應合成, 幾天內就燒結出效應極高的所謂偏硼酸鋇鈉 Ba2NaB2O4(BNBO)化合物。我們非常高興,以為又發現了一個 「新材料」BNBO。這樣,經大家幾年的努力奮鬥,在1979年間,本人領導的合成生長組共發現了三個非線性光學 「新材料」。早有私心的陳創天便動起了剽竊之意, 他把我們研製出的上述三種 「新材料」 巧妙的塞進他的一篇與三種新材料發現毫無關係的所謂 「理論」文章, 並以他為主申請到1980年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二等獎。 這是他可恥剽竊的開始,也是他巧奪天功的 「成功試驗」。這是中國科學史上的一個恥辱, 一個嚴重錯誤。獎狀上白紙黑字寫著我們三個 「新材料」的錯誤名稱：偏硼酸鋇鈉, 硼鈮酸鋇鈉, 酸鋇鈉, 錯誤的分子式: Ba2NaB2O4 (BNBO), Ba2NaBNb5O15 (BNBN), Ba2NaTi3O9 (BNTO). 這個錯誤的產生,我有責任,是我想用氧化鋇(BaO), 碳酸鈉(Na2CO3) , 氧化硼 (B2O3) 作原料合成偏硼酸鋇鈉, 硼鈮酸鋇鈉, 尤其是「錯誤」的引入 「無用」的碳酸鈉(Na2CO3) 作原料。 可正是這些 「錯誤」 才導致低溫相BBO的偶然發現! 「無用」的碳酸鈉巧合的起了助熔劑的作用(因其熔點很低), 打個比方,它好比水一樣, 在火海中救了人命,自己卻被燒得無影無蹤。感謝碳酸鈉這個 「無名英雄」! 這個中國科學史上的「錯誤」,我有責任; 但是,這一罕見的科學腐敗案件,可恥的科技剽竊行為,陳創天有罪過!
     4,構圖測試恍然大悟
1979年間,在當時的物構所所長黃金陵教授的指導下,由盧紹芳,何美雲等人對我們發現的偏硼酸鋇鈉BNBO進行晶體結構的研究測定,始終未發現鈉在晶體中。結果說明,我們發現的並不是偏硼酸鋇鈉BNBO,而是偏硼酸鋇 BBO。首次建立BBO的正確結構是黃金陵,盧紹芳,何美雲等人的重要貢獻。同年間我們的新材料偏硼酸鋇鈉BNBO, 在全國第五屆晶體材料學術會議(蘇州)發表后。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梁敬魁教授很重視, 有意與我們對偏硼酸鋇鈉BNBO相圖進行合作研究。我組派黃清鎮同志到北京物理所, 在梁敬魁教授的指導下經半年左右的研究測定。結果表明, 鈉並不在晶體中, 從結構與相圖研究結果我們才恍然大悟, 我們發現的並不是偏硼酸鋇鈉BNBO,而是偏硼酸鋇 BBO ! 首次確立BBO的標準相圖是梁敬魁,黃清鎮,等人的重要貢獻。
5,錯上加錯奇迹出現
高效應偏硼酸鋇鈉粉末雖然能夠重複地合成出來, 但按照同樣配方,讓本人的年青助手曾文榮同志進行晶體培養(拉晶)試驗時,卻出現了 「怪」現象,透明單晶雖然很快被培養出來, 但非線性效應很小,幾乎沒有效應。在一次實驗中,曾文榮 「誤」加入過量的鈉(Na2CO3), 發現晶體很難生長,易拉脫,只拉出一小粒(花生米似的)很不像樣的小晶塊。可是, 從這小晶塊中卻測出非常高的非線性效應。小組討論中, 本人對此提出理論解釋：按原來的成分配方(Ba: Na=1:4), 在晶體生長過程中,部分鈉(氧化鈉,易揮發)在高溫下揮發了,而加入過量的鈉(氧化鈉的熔點低),使融體的熔點大幅度降低, 晶體沒能在原來的溫度下生長,易拉脫。原來,BBO有兩種結構,即有對稱中心的高溫相(無非線性效應)和無對稱中心的低溫相(有非線性效應)。我們原先並不知如何獲取低溫相的BBO。正是本人「錯誤」引進 「無用」的碳酸鈉(抵熔點)作原料,曾文榮又「誤」加入過量的碳酸鈉。「錯上加錯」,致使融體熔點急劇下降,低溫相BBO單晶體被奇迹般地培養出來了! 第一個高效應BBO單晶培養是曾文榮的重要貢獻。
6, 精心加工準備「上轎」
BBO晶體性能測試及做成器件之前,必需進行大量精密的機械及光學設計,加工，好比大姑娘出嫁之前,先要美容一番。面對這一全新的晶體, 付逢程,葉啟金,楊恕冰等同志付出了極大精力與艱苦勞動。但這一 「畫龍點睛」的重要貢獻,卻完全被陳創天給遺忘掉。                                                                                                                   7，性能測試從零開始
新材料研究開展之前,我們是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從粉末樣品到單晶,器件的性能測試,所有儀器設備的籌建及每一個測試數據的提供,大量的工作都是由吳柏昌,尤桂銘,江永才,史子康,黃 文等人完成的。他們在新材料性能研究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8, 批量生產出口創匯
優質BBO大單晶的生長研究及批量生產,提供成果鑒定以及出口創匯,是江愛棟及其小組的重要貢獻。
綜上所述,BBO的研發成功,是我們十幾位科技工作者敢於創新,通力合作,艱苦奮鬥的結果。研發過程中,確實發生過不只一次的 「偶然」事件, 但 「偶然」寓於 「必然」。這個 「必然」就是我們為了改變我國新材料研究的落後狀況,必然要不怕困難,不怕挫折,進行成千上萬的實驗,直至取得最後成功。
二, 陳創天竊取BBO研究成果
在BBO被我們偶然發現之前, 陳創天(包括盧嘉錫所長)根本不知道無機物中有BBO這個好東西。陳創天除了「貢獻」出 「五配位化合物」這個誤導研究方向的 「理論」之外,別無 「理論貢獻」可言。然而,具備欺世盜名權術的陳創天在1980年,第一次成功剽竊了我們誤發現的硼鈮酸鋇鈉及偏硼酸鋇鈉新材料成果后。經幾十位科技工作者,整整再花了四年的辛勤勞動,從結構,相圖理論到各個實驗數據, 確實證明我們發現的是偏硼酸鋇(BBO)而不是偏硼酸鋇鈉(BNBO)。他也悟出BBO新材料的重要性了,於是陳創天再次動用其高明的剽竊術。1984年,他神通廣大,順利的再次竊取了BBO新材料成果,中國科學院特等獎(中國科學院最高獎)。這整個過程真叫有關知情者憤怒與悲嘆! 科學怎能容得如此腐敗?如此黑暗?請看陳創天慣用的幾招權術與騙術：
其一, 高超騙術，混水摸魚：把BBO的研發巧妙的納入他的所謂 「陰離子基團理論」預測中。他在無數次的電視新聞，各大報紙雜誌報道中,總是大肆吹噓自己早在文革期間就開始用手搖計算機,做了大量艱苦的計算,在盧嘉錫教授的「結構化學理論」的指導下，建立了 「陰離子基團理論」模型； 接著, 巧妙的把研發BBO的例子混入一談(混水摸魚術), 一下子將時間倒退整整十年(時間倒置術),最後做出結論：BBO 是他理論預測的結果,而BBO的發現又證明了其 「理論的正確性」。BBO發現后的幾年裡,物構所的幾位年青人在BBO的基礎上,用鋰取代鋇,又發現了三硼酸鋰 LiB3O5(LBO)。所有一切全都被陳創天用「混水摸魚術」納入其 「理論預言」而發現的。騙術如此高超,不知情的內行人也沒能發覺。其實,到目前為止,物構所的所有新材料,沒有一個是陳創天理論預言發現的。
其二, 借用權術，暗箱操作：陳創天善於「借用」權威人士的權力影響，秘密組織「成果鑒定」。福建物構所的BBO成果,不敢在福建公開進行鑒定。1986年,他通過走後門,拉關係,取得當時物構所庄牧書記及科學院權威領導人的同意，秘密轉移到北京進行 「鑒定」。請幾位熟人專家來為其簽字畫押。接著,秘密拼湊材料,申報並順利獲得中國科學院特等獎。此事,他不讓本人知道,也不讓親手合成BBO的陳長章,高東壽,葉桂芬等全體新材料合成組人員知道。培養BBO的曾文榮, BBO相圖測定的黃清鎮, BBO結構測定的盧紹芳,何美雲, 為BBO做大量光學加工的付逢程,葉啟金,楊絮冰等人也不知道,更不用說出席 「鑒定會」了。到目前為止,我們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如何寫 「成果申請書」的? 我們沒有見過,大家也沒簽過字。奇怪吧,這麼多位對BBO新材料有重要貢獻的人都不知道,也沒簽字,成果鑒定及成果申請則順暢的通過。可見其神通廣大, 手段非凡。可悲啊,多麼黑暗的 「科技走私」!堂堂的中國科學院評定成果，也可以走後門，進行「暗箱操作」。但表面上又顯得「光明正大」，科學界的權力腐敗有多嚴重？
其三, 排除異己,掃除障礙：20多年來,幾位對BBO真正做出貢獻的同志,進行了數以百計次的書面申訴與上訪,結果得到的是打擊報復與迫害。指導BBO結構研究的黃金陵教授(當時物構所業務所長)因對BBO事件說了公道話,而被 「光榮」調離物所。這位學風正派,成果豐碩,資深望重的科學家因此再也得不到科學院院士的提名。親手合成BBO的陳長章,高東壽因向科學院等上級反映BBO成果報道失實及科學不道德問題。結果受到打擊迫害,或在報紙上點名批判,或是在黨紀政紀上對高東壽進行 「處理」, 不準其黨員登記,不準其工作轉正。本人也多次向科學院及上級反映情況,所受到的打擊報復更是難於以簡單的篇幅來描述。當然,能進行如此 「高檔」的打擊報復,並非陳創天一人所能辦得到的,但跟他用政客的手腕,借用權威人士力量，進行種種陰謀活動是分不開的。可見中國科技權力有多腐敗?有多黑暗!
其四, 以假 「調查」欺騙上級：中國科學院曾責成物構所對BBO事件進行調查。陳創天則夥同原物構所那學風不正的領導人,授意幾個不懂行的行政人員,拼湊假 「調查報告」,欺騙搪塞科學院,以致沉冤至今。
三, 陳創天所作所為早為同行所不齒
陳創天科技侵權,剽竊別人科技成果的行為,由來已久,劣跡斑斑。不僅在物構所內引起共憤,在國內同行中議論紛紛,就是在國際同行也引發了種種質疑。他的不正學風,科學道德敗壞不但使其個人遭到非議,而且有損國格。
在國際刊物及國際會議上,他也大肆欺騙,說假話,丟盡了臉。1989年8月, 國際第9屆晶體生長學術會議(ICCG-9, 日本,仙台),在陳創天提交的 「理論預言發現BBO,LBO」的報道稿上,由於吹牛,欺騙的太離奇,會議審稿委員會很懷疑,用墨水筆寫上：「Occasionally or predicted」(責問：是理論預言的還是偶然發現的)並印發給世界各國的代表。不用說20年前,直到現在,世間上還沒有人能真正理論預言這種優秀新材料。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新材料真正是陳創天理論預測發現的。陳在該會上做報告,說BBO,LBO是他理論預言而發現的, 當場被人提問：BBO,LBO是你理論預言提出的？是你發現的嗎?陳因說假話敗露了,滿頭大汗,臉紅耳赤,狼狽不堪,久久回答不出,最後只好說 「NO」(不是)，難堪地下了台。
陳創天過去在電視上頻頻亮相及各種新聞的無數報道中，口口聲聲，萬分「謙虛」地吹噓：他的「成就」是在中國科學院盧嘉錫院長「結構化學理論」的指下所取得的。令大師聽了深感無比欣慰。為了某種需要，中國科學院及福建物構所也急需樹立一個有「結構化學特色」的「典型人物」，以擴大物構所的知名度。因而，不顧一切地幫陳進行大量的虛假宣傳，正中一心想「創天下奇迹」的陳創天的下懷。陳創天幸運地被選為物構所的「加加林」，藉助所剽竊到的BBO成果為「動力」，一舉「發射升天」。陳又巧用媒體來大搞「轟動效應」，國內外多個大獎接二連三地竊取到了手。是盧嘉錫院長親手推薦陳創天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及第三世界科學院化學獎得主的。原先在「虛」的宣傳報道中那麼「謙遜」的說他是在盧大師的指導下。。。。可是，在正式學術論文上，成果署名上，獎金（所得不義之財）分配上，全都沒有大師的份。你看卑鄙不卑鄙？陳感到「功成名就」了，「功名」甚至已超過了大師。便想奪取物構所所長大權（第一把手）。盧院長一怒之下，把陳創天的物構所副所長，研究所主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及在物構所的一切職務全撤掉。開水裡「拔公雞毛」，一乾二淨全拔光。即將退休年齡的陳創天在物構所深感日子難過，只好選擇「離家出走」到北京某研究所「另立爐灶」。採取這種「剝光衣帽」，「裸體」的在物構所「遊街示眾」的家長式「人治」土辦法。我看不是整治科學腐敗的好辦法。還是民主與法治為好。可以理解，長期上當受騙的盧院長，此時此刻心情有多難受。還有一批對BBO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因寫信向上反映陳創天的科學腐敗問題而長期受到壓制與迫害。盧老先生也開始為此感到不安，1994年夏，我從國外合作歸來，盧老請我到他家裡，出我意外地暢談了兩個小時，說。。。。「過去因陳創天的問題，影響了我們的師生關係，現在陳創天的問題已明朗了。今後我們應保持以前那種正常的師生關係。並鄭重其事地說：「陳創天科學極不老實，化學一竅不通，他的問題（指科學造假）一定要解決的」。聽起來好像決心很大，可是又過了幾年還沒動靜。BBO冤案又需要大師親自來「解」，因物構所這個「人造科學家」是大師親手「塑造」的。「紅氣球」也是大師親自幫「吹上天」的，而大師又從科學院長退了下來。科技權力影響，身體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從前。心有餘而力不足，年過一年，大師是想解決，但又不能「自圓其說」。一個對「化學一竅不通」的物理學士為何被自己推薦獲第三世界科學院「化學獎」，也是大師親自推薦陳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的。大師後悔受氣，剝光陳的「衣帽」又沒有解決問題。應如何辦是好，最後想出個驚天動地的「爆炸」法。大師過去曾經是研究炸藥的專家，所以
想用一顆重磅「炸彈」,炸開了陳創天的騙局。他聯同前物構所所長梁敬魁院士,前物構所副所長吳新濤院士,現物構所黨委書記程文旦教授等五人。聯名在中國最高學術刊物之一的《科學通報》上發表文章。鄭重指出： 「BBO晶體的發現與(陳創天的)陰離子基團理論無關,這當然是無疑的」(見《科學通報》第42卷,第6期,第563頁,1997年3月)。該文章由一位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一位中國科學院院長,三位中國科學院院士,一位物構所黨委書記,五位作者全都是「重量級」教授。作者的份量如此之重,不但在中國,就是世界文獻紀錄上也未曾見過(可以說,已創造了 「吉尼斯」記錄)。看來，有點像要對BBO科學腐敗案進行「手術」前的準備（請「大名醫會診」，並確診：「BBO的發現與陳創天的理論無關」，既然無關，那麼被竊取的BBO特大成果又該如何處置呢？奇怪的是，該文章發表幾年後又是毫無動靜。你要是細讀幾遍，就不難發現。「警察抓小偷」並非想「物歸失主」！該「重磅炸彈」看起來很嚇人，其實沒裝入多少「炸藥」。只燒毀「小偷」的「衣帽」，沒傷及其「皮肉」，L「小偷」提著大包（所搶奪財寶），坐飛機往北京跑。有幸的「小偷」尚未「歸案」，「警長」不幸先離開了人間。冤案又沉入大海深淵。               
四，一個希望
祖國五千年的科技文明,曾因封建制度,閉關自守,與世界科技水平拉長了距離。延誤了幾代中國人的科技進步。如今中國人再也不是 「東方病夫」了,雅典奧運會上,中國金牌總數居世界第二。那麼,在科技領域,黃皮膚的中國人就不行嗎? 沒有國際一流的金牌性成果嗎? 不! 但是為什麼中國至今未能獲諾貝爾科技獎呢? 主要原因是我們科技領域存在著嚴重的腐敗現象! 如何令世人信服？許多科技大獎是頒給沒有實際貢獻，但有很大權力，很高地位與名望的「科技地主」，甚至欺騙造假的科技剽竊犯。只有整治科學腐敗,維護科學尊嚴,才能振興中國科技! 靠吹牛皮, 說假話對單位與個人雖有「好處」,但終將禍國殃民, 再誤中國科學的偉大振興!
「BBO冤案」無論是從其涉及的研究成果看,還是從涉及的人員看,還是從成果的國內外影響看,都是 「重量級」的,然而卻沉冤20多年未能昭雪。這無論是從大力整治行業不正之風與職業腐敗現象,還是提倡反腐倡廉,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民主,公平,公正的和諧社會,維護科學尊嚴,維護知識產權來看。還BBO事件以原來面目,分清是非曲直,都是極其重要的。如果還是投鼠忌器,敷衍了事,則何以服人?! 我希望給BBO成果一個公平,公正,公開重新評審(見附件)。


原中國科學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 晶體材料研究室 主任
非線性光學新材料合成與晶體生長組組長, 研究員, 王耀水
通信地址:福建省,福州市350005,烏山西路126號9座1601.
電話:0591-83773808;    E-MAIL:yswang402@sina.com.cn

中國科學界的SCI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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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聰

　　近期中國科學界有幾件事鬧得沸沸揚揚。先是上海交通大學教師晏才宏之死引起轟動：因為缺少論文，這位深受學生歡迎的老師至死也僅僅是講師職稱。

　　接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茅廣軍跳樓自殺，原因尚在調查之中。新聞報道提到，茅廣軍文章太少了沒有通過三年一次的考核，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解聘，後轉往北航。

　　日前，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博士生王垠有意退學，理由之一是對論文與商業掛鉤的事看不過眼。

　　這幾件看似無關的事情，都將矛頭指向了中國科學界對論文、尤其是對SCI論文重視的怪圈。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文索引）是美國一家文獻檢索機構的論文資料庫，收錄在全球6000餘種雜誌（其中中國74種，18種用中文出版）發表的科學論文以及對論文的引用的數據。

　　1980年代末，中國南京大學（南大）將SCI引入科研評價體系。前校長曲欽岳教授說，這麼做主要基於兩個原因，一是當時處於轉型期，國內學術界存在各種不正之風，缺少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二是某些專業國內專家很少，國際上通行的同行評議不現實。

　　引入SCI的目的，主要是通過可以量化的指標對科研人員施加一些壓力，使南大的科研可以更好地參與國際競爭。與此同時，南大規定對能完成論文數的科研人員給予一定的獎勵，大概一篇1000元左右。後來對研究生也作了發表SCI論文的要求。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對中國科學家在被SCI收錄的雜誌上發表論文的研究結果，1992年至1998年，南京大學被SCI收錄的論文數居全國第一。

　　1995年10月，美國著名的《科學》（Science）雜誌在其「中國科學」專刊中，有南大這方面的介紹。此後，中國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競相模仿，SCI逐漸上升為衡量科研機構和科學家學術水平的一把重要尺子。

質量遠比不上數量增長

　　南京大學的做法在當時是一種科研管理創新，在國內雜誌多得數不勝數的情況下，引入一個新的參照體系――論文是否發表在被SCI收錄的雜誌（主要是外文雜誌）上，對提高中國科學技術的總體水平不無裨益。

　　中國科學家在被SCI收錄的雜誌發表的論文數量迅速上升，質量也在提高。比如說，高「影響因子」論文從1993年的25篇增長到2003年的223篇。

　　但SCI在中國被異化是不爭的事實。首先，數量成了衡量科學研究最主要的指標，用來為高等學校和科研單位甚至科學家排名次。論文數的多少又與個人的待遇、獎勵、經費分配、職稱評定密切掛鉤，甚至研究生畢業都有SCI論文的硬性規定。

　　其次，為追求排名的提高，高校和科研機構獎勵SCI論文，少則幾千元，多則上萬元。論文成了有價商品。

　　第三，由於論文數量的片面導向，有的科學家專門選擇容易被SCI收錄的論文課題去研究，將同一項研究反覆發表或拆分發表，有的弄虛作假，「搭」別的科學家的「車」。中國被SCI收錄的雜誌也一時間門庭熱鬧，洛陽紙貴。SCI吹起了一個「學術泡沫」。

　　據專門揭露中國學術界異常現象的網站「新語絲」介紹，寧波大學化學教授鄭岳青先後有130餘篇論文被SCI收錄。2001年，他的SCI論文數居全國化學類第一。2004年，他在SCI收錄的外文期刊上發表論文24篇。

　　按照寧波大學每篇SCI論文獎勵7000元人民幣的政策，鄭教授就可額外得到16萬8000元獎金。中國的「SCI大師」不只鄭教授一人。

　　第四，在中國科學論文的「大躍進」中，論文的質量的提高遠遠跟不上數量的增長。科學文獻專家尤金

文章提交者：無神論者

深有同感. 本人的弟弟現年33歲, 26歲拿到美國博士學位, 31歲成為美國名校的助理教授, 現在自己獨立領導一個實驗室, 每天忙得不亦樂乎. 他小時就性格內向, 不善與人交往, 喜歡下棋. 他96年回國探親時才24歲, 就在中科院開了一個講座, 下面坐著一個中科院院士, 後來該院士多次寫信邀他回國, 並說已為他爭取到了特惠政策: 3房1廳的房子. 我弟弟當時連女朋友還沒有, 對房子根本不感興趣, 但他還是思忖再三, 才婉拒了院士的好意, 理由是國內還沒有重視理論基礎研究的環境. 快10年過去了, 情況一樣,甚至更差, 我們在替茅廣軍惋惜的同時, 也只有為現在還在外面搞科研的我弟弟們慶幸了!!!

文章提交者：shanghaizx

1925年，清華大學籌辦國學研究院，擬聘四位導師。梁啟超先生向曹雲祥校長舉薦陳寅恪先生。
　　曹問：他是哪一國博士？

　　梁答：不是博士，連學位都沒有。

　　曹又問：他有什麼著作？

　　梁答：只有數篇論文，未輯成書。

　　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

　　梁火了，說：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論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還不如陳寅恪寥寥數百個字有價值。

　　最後，陳寅恪先生不獨成為赫赫有名的「四大導師」之一，即便是國學研究院解散之後，也是清華惟一的文史兩系雙料教授，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