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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紀中國政治的目標是一組相互衝突的系列，如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自由與安全。逃避苦難，就要泯滅個人,維護集權，追隨救主；恐懼壓迫,又要爭取自由，選擇民主，反抗統一。因而這個時期中國的政治家的性格都是矛盾的，命運幾乎都是悲劇性的。其政治理想和人性的光輝最終在同一主體對這二律背反的超越過程中被埋葬掉。毛澤東就屬於這樣的時代，一個需要巨人又必然要毀滅巨人的時代。
毛的思想體系內容龐雜,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我們主要論述毛思想的特點，這些特點主要是同共產主義運動的其他領袖比較的結果。歷史地看，毛思想的一個特點是在繼承災民理性傳統的基礎上，又沉陷到災民傳統與現代性的衝突之中。鄧面臨這種衝突試圖尋求現代性的"現實主義"的救援，而後鄧時代的"實用主義"更多退回到災民理性傳統中以期緩解這一衝突導致的權力危機。 民族主義與國家現代化
僅僅從文字史的角度說，毛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毛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他對外國人沒有任何好感，無論是資本帝國主義國家，還是社會帝國主義國家。毛的排外情緒不僅是來自災變理性傳統和民族自卑感，也是他的革命經歷的產物。他的對手(無論黨內的還是黨外的)總是有外國勢利的支持，美國人支持蔣介石，蘇聯人支持王明和彭德懷。毛的排外情緒是合乎邏輯的。在毛主義的敵人辭典里，官僚主義和帝國主義遠遠排在資本主義的前面，克里姆林宮比大洋彼岸的"喬"更使毛感到不安。他的"國際共產主義"政策只是實現其民族主義的一種手段，對"世界革命"的支援只有在有利於體現泱泱大國之君的風範時才有意義。
但現代化是二十世紀中國最根本的問題或主課題，要發展就必須開放，必須學習。毛的封閉政策是現代中國落後的一個根源。國家現代化需要和毛的民族主義病症在毛主義的內部必然發生衝突，這種衝突激發了象"大躍進"和"文革"這樣的政治想象。歷史已經證明毛缺乏解決這個矛盾的理性和能力，一篇《矛盾論》使活著的毛得到安慰：一切本來就是如此吧。
救世主困境
權力自私和道德救世在毛的思想里發生了最激烈的衝突。毛的民粹主義可以界說為領袖救世主哲學，是赫爾岑的思想與列寧主義的混合物，但中國法家傳統的影響更大。要保護幾千年來受盡苦難的小民免受官僚主義的迫害和讓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民主與主民兩個對立的方面在毛主義里實現了"統一"。統一的結果是毛即人民。毛希望人民在他的監護下行使民主權利，但不肯放棄監護權，自然使人民與他為敵；不肯讓渡監護權，自然使同夥與他為仇。
毛的專制主義有他的道德基礎與社會基礎。毛對知識官僚的罪惡記憶猶新，對官僚主義在新政權統治下復辟深表擔憂；戰爭的倖存者和勝利者作為一種經歷強化了英雄救世的道德性與合理性。"一般說來，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就是錯誤的"（9）
與民粹主義相關的兩小範疇是無政府主義與平均主義，這都是反對官僚主義的結論。毛一生與"官僚主義"作戰，但最後仍以失敗告終，新中國的官僚主義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官僚主義都更廣泛更深入地滲透了整個社會。
中央集權、工業化和計劃經濟需要建立龐大的官僚隊伍，中國也有官僚傳統，毛必須用官僚和政黨來統治和治理這個國家，來貫徹他的政策。"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東方專制主義的傳統一拍即合，傳統官僚主義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大旗凱旋了，黨的官僚成為新的精神貴族和特權階級，而且其腐敗程度超過了他的前輩們。
這樣，毛帶領著他的政黨從反判傳統出發又回歸於傳統，在歷史的上空劃出了一個流血的近乎封閉的光環，儘管毛通過不斷發動運動對這個制度進行反覆的推倒與重建，仍然沒有使他超越出歷史的怪圈，而政治運動本身也內化為一種權術。
這種"困境"是與毛對民主和自由的無知聯繫在一切的；對形式自由的偏見從馬克思開始的。馬克思對自由持一種矛盾的心情。作為蘇聯的獨裁者，列寧為了政治生存用"民主集中制"把自由徹底污辱了並把自由進行了"階級分析"。毛完全繼承了這種文化無知和權力自私，並用人民自由或"本質自由"的概念取代了公民自由或形式自由的概念：對人民的自由就是對敵人的專政，於是本質自由成為謊言。1945年7月他對黃炎培的那個有名的答覆曾使黃感到興奮:"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0）類似這樣的民主高調毛同一些外國記者也說過。這種民主"熱情"主要發生是在抗戰期間和抗戰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這是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而不是他的真實思想。毛關於民主的的真實思想體現在中共內部的一些講話和文件中，1943年六月六日毛給彭德懷的信已經清楚地說明了毛的民主完全是列寧式的民主；（11）可以把它和列寧給米雅斯尼科夫斯基的信對比一下，他們之間對民主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12）
唯意志主義
經典的歷史唯物主義反覆諷刺企圖在落後的農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人是白痴，但是毛在馬克思主義的外衣里塞盡了許多"麥淇淋"，他至死都相信他一直在領導中國的老百姓走向共產主義的天堂。
毛信仰思想的力量特別是意志的力量。當然，這首先必須是他的"思想"和他的"意志"。他的革命生涯從開始到結束幫助他確立了這個信仰，而在落後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神話又使毛必然選擇超現實的精神力量；同時，實現大同，擺脫落後的急躁心態連同毛的浪漫又固執的個性，使其唯意志觀點走得更遠。毛的工業化初步實現了社會主義的資本原始積累，但是留下了低效的國營工業和生產停滯導致的社會普遍貧困。
唯意志主義者敵視自由思想與不同意見，因而被他碾碎被它迫害的人也是最多的。 毛有一種強烈的超越慾望，他的確是想提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儘管馬克思反覆說那不行。意志是執行這種超越任務的主要力量。毛期望把精神勝利變為實際勝利，並俘虜這個大國一起超越；但他總是忘記他實際上並沒有離開地球或實際這個事實。我們能聽見毛從高空沉重跌下來的聲音，那是夸父的喘息；他激起了巨大的塵土，我們至今生活在這灰塵里。他的失敗和夸父不同，人民和他一起經歷了這個失敗。
毛究竟要超越什麼？他想超越中國的貧困和愚昧，想超越蘇聯，想超越英國，想超越美國，想超越官僚制度，想超越馬克思，想超越孔子，超越秦始皇，想超越經濟規律，超越人性--一切在他前面的東西都是對他的挑戰--但他超越不了自己。我們看到，毛一個太陽也沒有射下來；不，他射殺了一個，那個太陽就是他自己。
矛盾（運動）價值論
毛繼承了赫拉克利特－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並把它發展到極端。他不僅認為矛盾和運動是事物存在的普遍狀態，而且認為是應該存在的狀態；他不僅對運動進行事實判斷，而且進行正價值判斷。矛盾、運動、鬥爭就是善。"他把衝突看成是這個世界的一種有益的特性，因為它所引起的變化是積極的、進步的"（13）他實際上是從馬克思返回到赫拉克利特，但他沒有表現出赫氏面對"一切皆流"的無奈，而是對"大風大浪"的狂喜。他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修正同新達爾文主義對達爾文主義的修正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承認歷史或物種是進化的，但不是或不僅僅是漸進的，而是漸進中有突變。毛認為人的意志是突變的主觀條件，而運動是客觀條件。他悲劇性的把這種"哲學思考"應用到社會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中，政治鬥爭和政治運動被認為是一種歷史的善，當毛在這個"善"中"其樂無窮"時，人民便其苦無窮了。把衝突當做善，這是古往今來一種非常病態的權力思想。
從赫拉克利特到馬克思都片面地認為"運動"是自然界存在的唯一的、普遍的特徵。事實上，運動必然是相對的，事物也同時體現相對靜止的特徵。黑格爾把這種片面性應用到精神世界，而馬克思把它擴大到一切領域，特別是人類社會和人類歷史領域。馬克思獨特的錯誤在兩個方面：一是把運動的原因全部歸結為矛盾，並對矛盾概念賦於了人類殘殺的意義；其二是把已經人性化了的物質世界運動的矛盾規律全盤應用到人類社會。他忘記了人類社會具有不同於物質世界的特徵和自身的邏輯，人類精神不僅需要"運動"和"衝突"，也需要靜止和合作。馬克思有一句名言是,"有階級以來，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毛把它發展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應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波普爾說對馬克思這句隱語不能太當真，但我以為對毛的這種摹仿必需當真；毛是真誠地把馬克思的隱語當做真理來理解的。
人類社會的歷史不僅僅是或主要不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也是或主要是階級特別是個人合作的歷史。人類社會的歷史應該是個人合作或在個人合作的基礎上團體合作的歷史。物質運動不等於人際矛盾，矛盾不等於鬥爭。物質世界的規律不完全等於人類社會的規律,運動不是世界存在的唯一的特徵,"大象還有別的腿。"
毛對矛盾和鬥爭的"偏愛"根源於中國現實的矛盾、中國政治的矛盾和他自己思想的矛盾。首先，中國的落後同現代化的目標是矛盾的，中國的現實同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是矛盾的，在落後的農業國建立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一直堅決反對的。其次，馬克思主義和基本人性是矛盾的。最後，思想理論同權力的實際利益和實際行動是矛盾的--毛的"矛盾律"是一種對這些矛盾的適應，當矛盾無法解決時就乾脆認為矛盾是必然的和有益的，這是一種哲學精神勝利法。
另一方面，毛承擔了相互衝突的角色，這種角色衝突是"矛盾論"的主體性基礎。作為思想家和政治家、革命家和農民、真理的代表者和權力的獨執者、社會的穩定者和社會的運動者......眾多的二律悖反內在於毛的思想里，註定了他的精神錯亂。這些互相衝突的角色就象靈魂中的"矛盾惡魔"，它並沒有起到"有益"的作用，他粉碎了毛的政治生命。更可悲的是，這一點，直到他去世時也沒認識到。"毛的一生與封建傳統整整兜了一個圈，他的孩提時代就開始反中國傳統，杜絕過14歲時的包辦婚姻，但最終卻以一位新時代的皇帝而結束，駐足於久享盛名的中國傳統台階上。"（14）
導師的困境
"太陽城的統治者是一位祭祀，用他們的語言來說叫做"太陽"，而用我們的語言來說應該稱他為"形而上學者"。他是世俗和宗教界的一切人的首腦；一切問題和爭端要由他作出最後的決定"。（15）毛是災民神話的人格代表，是權威人格的政治形式。他有一種"導師"情結，或"教皇情結"。他不僅要照耀世俗世界，也負責為精神世界提供光亮。
毛不認為他是政府意志的代表，或不僅僅是政府意志的代表，他更喜歡把自己想象為中國人的精神領袖或中國人的"教養員"（16），自我想象為盧梭說的"立法者"或"總意志"的代表。毛相對反對"偉大的革命家"等肉麻的恭維，但獨對"導師"的恭維情有獨衷。他說，導師，就是教員。
精神領袖必然反對精神自由，因為精神本質上是無領袖的。毛對精神自由的反對表現為對知識分子的仇恨和對精神的迫害。思想改造這種精神迫害未必比斯大林的肉體消滅更人道。當迫害仍不滿足時，他以蔑視知識的方式來實現這種滿足;"書讀得越多就越蠢，就越不知道什麼。"這句讓人類思想史和常識震驚的名言只有這樣解釋才符合毛的本意：別人書讀得越多就越蠢，就越不知道什麼；毛自己總是"好好學習"的。
不能把毛的政治迫害"刀不刃血"歸因於他政治的開明----與斯大林比----這種怪誕的現象來源於政教一體化的自大，他比斯大林的專制更狂妄，他要佔有人的靈魂。"為了實現有形自由和對以其他人的統治，他力圖掌握權力；但另一方面，然後又不利用權力。這是一種想同時兼有兩種自由--有形自由和倫理自由--的怪誕企圖。……他要向自己復仇的犧牲者表明他報復的可能性，然而出自道德動機他又放棄進行報復。"（17）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時代中國很多人的生命的倖存,"得益於"這種"怪誕的企圖"。但同時需要記住的是，受暴力和精神迫害而自殺被禁止，因為那意味著對這個人間上帝能力和尊嚴的一種挑戰。因此，當赫魯曉夫聽到有人開槍自殺時很憤怒----領袖或導師一般不具備同情這種基本人性----"他不是向他自己開槍，他是向黨開槍！"他氣極敗壞地嚷道。侮辱自殺者及其家屬，是毛時代一種獨特的政治迫害形式。
教皇情結的必然邏輯結果是相通道德的力量和群眾運動。上帝的尊嚴來自群眾或"選民"的自動崇拜，教皇的主要工作是佈道而不是命令。這種教皇情結是把毛和世界上其它獨裁者區別開來的標誌之一。強迫思想轉變和命令"主動"交代"罪行"是神權政治的政治藝術之一。但是，毛相通道德的力量主要是相信自己道德的力量；他相信群眾是相信盲從他思想的群眾和相信群眾的熱情而不是理性。雅斯貝斯說群眾是虛妄----我同意這個判斷----但毛根據自己的需要使群眾和個人（他自己）聯繫起來而"消滅"了"虛妄"。毛是群眾的代表，毛就是群眾，群眾由於這種"客體化"獲得了現實的實體性，通過徹底的虛妄而獲得了這種"實體性"。由於毛是群眾和思想的唯一實體性，他就比教皇更不寬容，無論是對思想，還是對"群眾"。他縱容"群眾"正是這種不寬容的表現，因為那是在縱容他自己;"群眾運動"的心理邊界是"運動群眾"。毛從來沒有把"群眾"當做同他平等的人的團體來看待，"群眾"存在的價值就是證明他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合法性和群眾的工具價值。"為人民服務"的重點不在"人民"，而在"服務"，是為了"服務"而"人民"，而不是為了"人民"而"服務"。人民是只能被服務、但不能自己服務的那群人。毛從來對群眾充滿了蔑視而不是尊重，他說:"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晚年毛澤東》P.166）這表達了他對群眾的蔑視和對"服務"（即獨裁）的執著。由於群眾的無知，中國只能走獨裁的道路；既然中國必須獨裁，那麼，所有的政治鬥爭必然是關於誰獨裁的鬥爭。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也是研究權力思想史的鑰匙。
毛的去世象徵著中國古典英雄主義時代的結束，平民時代的到來。毛為新的時代留下了一份政治遺產，對自由和安全持完全相反的觀點的人不久將在新的國家裡發生衝突。去世的毛仍然在中國公民的心靈的廣場上留下了一具遺體，他在人們對現實不滿的時候翻然坐起，提供一種簡單的解釋。也許新的一代人只有在歷史書中才知道這個人，但這個人在他們的父輩的日記里、在他們自己的靈魂里無處不在。毛代表了中國歷史一個漫長的過渡時代其中最為激烈的一段過程，這個過程尚未結束，我們註定被捲入其中，或者我們被這一過程結束，或者我們結束這一過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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