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精英：利益的獲得與聲望的下降

　這兩天，有兩條和高校教師有關的新聞讓人感到意味深長：其一，高校教師的工資已不動聲色地在20年裡漲了18倍，他們已經被稅務系統界定為高收入個人，和「大款」、「大腕」等並列(9月13日新華網)；其二，教師的社會聲望跌到了新的谷底，而高校教師跌得最狠，在包括幼師、小學和中學教師在內的序列里忝陪末座。(9月12日《中國青年報》)




   



　　如何解讀這「一升一降」的現象呢？我的結論也有兩個：一、以高校教師為主體的知識精英，已經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部分，他們在努力為自己爭取利益方面做的很出色；二、一些知識精英已放棄了理想以及自己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擔當，蠅營狗苟於個人私利，熱衷於充當權貴附庸的角色，在社會中喪失了道德權威。

　　以新華網報道中提到的那位「北京某高校經濟學教授」為例，在談及2001年借西部大開發的東風去寧夏做經濟分析報告的收入時，他輕描淡寫地說：「幾萬元能入眼嗎？費用全包是規矩。」我們在他的身上，還能看到一點點理想主義者的影子嗎？不能！我們看到的不過是一隻嗜血的牛虻，緊緊叮在「西部」這頭骨瘦如柴的牛背上。

　　問題的關鍵在於，像這樣的教授不是個別的。在知識界，按名氣的大小，頭銜的高低，拿不同等級出場費，是一個盡人皆知的普遍現象。除此之外，他們還會根據特殊客戶的特殊需要提供特殊服務：比如法學教授之於「黑老大」劉涌，經濟學教授之於顧雛軍，等等。法學家們拿了劉涌的錢，這一點大家都知道了；坊間也一直在流傳當初力挺顧雛軍的經濟學家們拿了顧的錢，包括出場費若干，每個字稿費若干等。如果沒拿，為什麼不出來澄清一下呢？

　　對權貴和富人是這樣的態度，但對下層民眾，他們又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樣了。一些知識精英們很少去關心下層民眾的利益，甚至認為所謂「原始積累」的所有血污骯髒，都理所當然。當被剝奪的民眾有所不滿時，他們又出來諄諄教導說，這是為了「改革」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以個案而論，比如，現在大家都在關注王斌余的案件，網民們都在好奇地打聽：法學家在哪裡？其實有什麼可好奇的呢？王斌余不可能像劉涌那樣，拍出巨額出場費，誰有閑心去給他製作什麼「專家論證書」呢？

　　行文至此，我知道有人一定又要拿出市場經濟的大道理，來為這些趨炎附勢的行為辯護了。但是且慢！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會允許自己的知識精英只充當理性經濟人，知識精英作為民族中的先知先覺者，對國家民族的未來負自己特殊的責任，放棄這種責任，就意味著對國家民族的背叛。對於正處於轉型期，未來還有許多不確定性的中國來說，知識精英更應該充當望哨和社會良心的角色，更應該跳出自己的「專業」，積極介入公共事務和公共生活，沒有權利只埋頭經營自己的蠅頭小利。

　　孟子有言：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惟能。在古代中國，就是靠「士」這個階層聯繫著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維護著社會的穩定；而在當代中國，中產階級微不足道，聯繫上層和下層主要靠富有理想主義精神的知識精英。如果知識精英們忘卻自己的社會責任，僅滿足於一己之利的獲得，則國家堪虞、民族堪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