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幕」―― 從制度設計看超級女聲的可操縱性

超級女聲是一檔娛樂節目，而且必須強調說，它是當下最為紅火的娛樂節目，從觀眾的追捧程度、廣告效應到引發的褒貶來看，以前所有的歌手大獎賽都很難與它媲美。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超級女聲在電視同行中引起了某種恐慌，前不久，一些電視大腕集聚一堂，婉轉批評超級女聲的「低俗」，大抵就是這種恐慌心理的曲折反映。

　　本文的重點不是探討超級女聲的藝術品位，而是試圖剖析這檔選秀節目的公正性。娛樂節目存在公正的問題嗎？當然。超級女聲的參與者以十萬計，簡訊和電話投票的人次達數百萬之多，電視觀眾的數量更是超乎想象。考慮到它對社會尤其是對低齡人群的強大影響力，如果它不能做到公正和透明，必然會帶來惡劣的負面效應。在我們這個不斷呼籲公正和正義的社會裡，要求超級女聲做到相對公平，不應該算是苛求。

　　超級女聲的競賽部分參照了美國偶像的選拔辦法，但也設計了一些新的環節，比如兩名待定選手進行PK（即對決），大眾評委投票決定選手去留等。拋開那些旨在吸引眼球和鼓勵簡訊投票的繁文縟節來分析，超級女聲的基本制度是瘸腿的「三權分立」，這三種決定權分別是專業評委、簡訊支持率和大眾評委。其中，大眾評委的人選完全由主辦方決定，他們的權力也最為有限，即在兩名待定選手中淘汰一個得票相對較少的人，因而，他們對最終的選秀結果基本沒有決定權；專業評審的權力最大，他們不僅可以引導觀眾與大眾評委的傾向性，更可以在多個環節直接決定哪位選手直接晉級，或者把某位選手送上待定席，而且，這一權力的運用存在很大的隨意性；簡訊支持率這個環節最不透明，由於無法通過電視鏡頭「目擊」觀眾的簡訊投票，因此，也無法判斷某些選手的超高支持率到底是如何產生的，我們只能想象有大量的忠實「粉絲」日夜不停地發送簡訊，據說，有的「粉絲」為了支持自己的偶像，經常買十數張手機卡用於投票。

　　超級女聲的「母版」美國偶像有三名固定評委，他們不是格萊美獎得主，就是唱片銷量超過兩億的「超白金」製作人，因而，這三個傢伙雖然有時說話難聽，但無論選手還是觀眾對他們的專業水準都很服氣。相比之下，超級女聲的評委帶有隨意性，各賽區的專業評委經常換人，有的評委說起話來不僅缺乏專業素養，甚至有些不著四六，而專業評委的去留則完全由製作方決定，這是否意味著專業評委必須與製作方保持某種「默契」，否則在下一場就可能被棄用呢？也許正是由於專業評委不固定，一直以來，坊間始終流傳著評委被操控的傳聞，甚至有人冒充湖南衛視的工作人員，杜撰黑楠與製作方進行幕後交易的「談話記錄」。也由於專業評委不硬氣，柯以敏在總決賽過程中遭到張靚穎歌迷的強硬「逼宮」，雖然表面看是柯以敏主動辭職，但考慮到歌迷對於簡訊收入的巨大影響，主辦方不可能不考慮網上「萬人簽名」的壓力，不排除主辦方暗示或授意柯以敏辭職的可能性。不過，客觀地看，柯以敏並不是一個不公正的評委，只是專業水準不足以服眾，加之她的表達方式與受眾存在著文化差異。除了不固定、不硬氣這兩大軟肋之外，專業評委還有「霸氣」和個人傾向性比較明顯的毛病，比如張靚穎個性很強、看上去不太「聽話」，就一再受到評委擠對，而另一個極富實力的歌手韓真真則因為「太不謙虛」，早早就被不客氣地「做掉了」。說得透亮點就是，在缺乏外部監督的情況下，用「簡訊支持率最低」的理由把某個既定的非偶像派歌手送上待定席，應當不是很難操作的。

　　數量龐大的「粉絲」群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與評委乃至主辦方的「傾向」相抗衡，這是由於主辦方的簡訊收入完全依賴於他們的狂熱投票。李宇春和周筆暢由於擁有超高支持率，專業評委對他們的評價往往充滿溢美之詞。但我們還不能斷定簡訊投票支持率是絕對公正的，比如杭州賽區的幾場比賽，從電視直播中就看不到當地公證人員的出場。即使在其他場次中有公證人員的身影，但由於缺乏中立機構的監督，人們也不敢貿然相信簡訊投票結果，畢竟，西安彩票作弊事件中就有公證人員的污跡。

　　超級女聲在公正性方面的最大瑕疵是主辦者之一、天娛唱片公司的商業訴求。美國偶像的第一名在決出之後，自動獲得唱片公司的合約，而超級女聲在進入前十名（另一說是前二十名）之後就必須與天娛公司簽約，而且期限是漫長的八年，這一條款是相當不公平的。這意味著超級女聲的評選帶有贖買意味，如果哪位選手不與唱片公司簽約，她就很讓人擔心。

　　分析超級女聲的公正性，並不是要影射或求證所謂的「黑幕」，而是要提醒主辦方：一檔娛樂節目在做大之後，就必須格外重視自己的形象和社會責任。如果遊戲規則存在著明顯的可操縱性，就應該進行修正，否則難免受到猜疑與指責，嚴重情形下甚至可能危及節目的存亡。[/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