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一個經濟學家的操守

　　作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泰斗之一，吳敬璉先生並不經常對股市發表評論，但偶爾對股市的表態，總是一鳴驚人。伴隨股市的連年下跌，吳先生的確有太長的時間不談股市了。去年晚些時候他曾說，自2001年3月起，他就不再發表任何預測言論，原因是該說的此前都說完了。而每當評股后，總會有利益群體產生，這也是他不願說話的原因。

　　最近，吳先生接受記者採訪時又開口談股市說：「中國股市逼近千點真的是沒什麼意義的事情。解鈴還須繫鈴人，根本的問題在於中國股市定位的問題，制度安排有問題，一定要把制度改過來，定位明確了，股市是幹什麼的；如果制度問題不解決，定位不明確，就是想到股市1000點了，人為往上抬，是不行的！」沒想到此言一出，又引起軒然大波，贊成者有，批評甚至謾罵者更甚，有人質問他究竟代表誰的利益。吳敬璉又身陷口舌漩渦之中了。

　　對此，吳先生很坦然也很凜然，他說：「我沒有什麼多想的，作為一個學者，我只是根據我的理解發表我的意見，以後中國股市還有問題，我要是看清楚了，我還是會說。」

　　一位74的老人、外表看起來很文弱的學者，心裡為何升騰著的一股凜然和正氣？今年7月1日，為紀念顧准這位20世紀中國偉大的思想者誕辰90周年，吳敬璉寫了《中國需要這樣的思想家》這篇長文。讀懂了這篇文章，就讀懂了吳敬璉的內心世界和思想操守。

　　「顧準是我的老師和摯友……我曾經有兩次和顧准密切相處的機會。第一次是1956年，那時我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財政組從事企業財務的研究，當時顧準是我的領導。第二次是從1963年他重回經濟所到1974年12月他因病辭世，特別是1968年到1972年期間，我們兩人在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五七幹校』同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離室』里朝夕相處。我們利用不準參加『革命群眾活動』的機會和顧准通過巧妙鬥爭取得的閱讀中外書籍的權利，懷著『為什麼我們追求革命理想，千百萬人為之奮鬥犧牲，得到的卻是林彪、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這樣一個當時使我們深感困惑的問題，認真研究各國經濟、文化、政治發展的歷史，探索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在這段朝夕相處的日子裡，顧准對我起到非常重要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導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轉折，因此，我是從他受益極多的。」

　　吳敬璉的背後站著一位思想的巨人。

　　「時代發展到今天，顧准所深惡痛絕的東方專制主義和它的經濟基礎正在走向土崩瓦解，蕩滌歷史上積澱起來的污泥濁水、實現民族騰飛的條件已經具備，15年來的改革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舊體制和舊文化像一條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它們的代表者仍然步步為營，負隅頑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揚民族文化』的招牌為專制主義招魂。在轉軌過程中，也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干著掠奪大眾的勾當。在這種時刻，我想我們知識界尤其需要發揚顧准那種立志為世界人民服務而不屈從於任何政治權威的精神，為大眾的利益、為推進改革而奔走呼號。」

　　吳敬璉對真理的執著追求秉承了顧準的一脈精神。

　　記者曾幾次採訪過吳先生，聽吳先生講話，如沐清風，他儒雅、謙遜、睿智，平易隨和、娓娓道來，既不張揚也不做作。

　　吳敬璉是顧准生前最後一位想見的人。多少年來，他一直以顧准先生那種「完全忘我的境界」為追求目標，「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忘我才能無私，無私才能無畏。從顧准到吳敬璉，劃出了一道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已任的清晰背影。顧準的使命感、責任感更多地體現在對中國歷史進程和所走道路的反思中，吳敬璉沿著顧準的思考走向了市場經濟的前沿，走進了百姓中間。

　　有人曾這樣評說吳先生：嘴對著領導者的耳朵，腳站在百姓中間；大半輩子在計劃體制下度過，滿腦子卻是市場經濟思想；拿著微薄的薪水，卻為人們提供成為百萬富翁的理念。

　　為誰代言，確立了經濟學家的學術定位和人格定位。為百姓代言，堅守一個經濟學家的道德操守，成為吳敬璉先生的一種自覺選擇。

　　我們需要這樣一種聲音，聆聽真理，開啟民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