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李敦白文革中洋人造反派

美國人李敦白文革中洋人造反派




對於《文革》！只准走資派和右派抹黑造謠顛倒黑白？而不準文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陳述真實的事實嗎？中國人的文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都被走資派和右派篡權上台後殺得差不多都死了。留下一個洋人造反派，美國人李敦白說說文革中的事。不行嗎？

美國人李敦白（1921-）的一生曲折而傳奇，入大學不久即秘密加入美國共產黨，又因為「二戰」的機緣，李敦白以美國軍人的身份來到舊中國時，沒有打過一天仗即趕上日本投降。接到退伍命令的他，卻和昆明的中共地下黨接上了頭。地下黨負責人建議他去延安教毛澤東學英語。他乃設法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視察員的身份留在中國，繼而於1946年秋轉赴延安，從此開始他投身中國革命長達三十餘年的歷程。晚年憶述時，他慨嘆當年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會在中國一呆三十五年，並深度了解中國共產黨而把一生最好的年華留在中國。

三十五年間，李敦白的主要身份是中國對外廣播的專家顧問，其人生「鼎盛」，是「文革」初期成為中國最積極也最具影響力的洋人造反派和可以「通天」的風雲人物，一度被中央文革小組任命為廣播事業局局長。而其人生「低谷」，是兩次被誤認為美國間諜而入獄，被單獨監禁長達16年（1949-1955、1968-1977）。

如此深度介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社會主義的建設，親歷文化大革命中又是造反派，並有如此跌宕起伏之人生體驗的外國人，李敦白大概是絕無僅有的一個。令人好奇的是，在身經如此「非凡」的人生之後，留存在晚年李敦白記憶中的，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懷與心緒？作為一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又曾加入過美國共產黨的他，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文革又有著怎樣的認知和思考？

美國人李敦白有兩本回憶錄：一本是《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李敦白、阿曼達·貝內特著，丁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簡稱「紅書」），一本是《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九州出版社2014，以下簡稱「我書」）。兩書各有側重。「紅書」依時序重點回憶了35年的中國歲月。「我書」則貫穿其整個一生，對前書所缺失的前後部分作了補充，並用相當篇幅描述了他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高層官員及眾多當時中國社會知名人士的交往與印象。

一般人寫回憶錄，最常見也最難避免的，是以晚年的「后見之明」回溯前事以及選擇性憶述。而李敦白的回憶，不僅呈現出罕有的坦誠，且盡量避免「后見之明」的影響，試圖「再現」自己「當年」的所思所為。書中描述了一個充滿理想的美國男孩是如何被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者點燃心中的火苗，如何傾其所有獻身中國革命，但同時也如實述說了這些夢想後來又怎樣引領他及其革命同道者的故事。

李敦白自述，他19歲加入美國共產黨時，只是想爭取「黑白平權，男女平等，勞工權益，學術自由」。

李敦白在書中描述：當時美軍在延安設有聯絡處，擔任華盛頓與延安之間的聯絡任務。每逢周五晚，美軍聯絡處即與中共高層分享美國電影。李敦白注意到，中國人非常喜歡那些美國電影，即使是最高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以及邊區的軍事將領王維舟、王世泰等，只要有空便來看電影。

「他們對銀幕上的美國充滿了好奇和羨慕，我可以感覺到，他們認為美國是一個自由富庶的國家，與官方論調完全相反。而對蘇聯，這個理應看齊的對象，倒似乎沒什麼興趣。」（紅書51）

在後來與毛澤東的交往中，李敦白進一步體察到毛澤東對美國非常有興趣。毛澤東不僅願意跟李敦白談美國的情況，甚至喜歡翻閱美國的流行雜誌，看看裡面的照片。（我書290－291）

在當冷戰的氣氛越來越濃，中美關係日趨緊張。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李敦白仍感到中國共產黨的官方雖然猛批「美帝國主義」，而美國人在中國還是相當受歡迎。

李敦白記起上大學時，美共書記和他聊天時曾說過的一句話：如果美國或英國的共產黨員有一天到印度、中國去，印度和中國的共產黨員永遠不會相信他，因為他們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時間太長，任何帝國主義國家來的人，他們都不會相信。李敦白晚年回憶時，認為自己的經歷已證明這不是事實。

李敦白晚年也承認，「身為美國人，我覺得有責任不讓美國人成為中國革命中的污點」。

尤其是坐過六年監獄出來后，李敦白：「我害怕再犯錯誤」。

李敦白：「我做的每件事都帶有著強烈的動機，就是證明自己是個忠誠的共產黨員。」

李敦白：「我私底下盤算，如果我能『紅』得徹底，就能避免在將來再次遭到懷疑和攻擊。」

李敦白：「我害怕組織對我的猜忌永遠不會終止。」

李敦白：「我也想要歸屬感，我想被接受的慾望並未因監禁一事而減弱，反而更加強烈了。」（紅書122）

李敦白：「為了避免再犯錯誤，只有「緊跟形勢，緊跟毛主席」。」（我書93－94）

李敦白第一次入獄前，他曾和一位漂亮的中國姑娘魏琳結婚，等他出獄時，魏琳早已改嫁。當他準備再婚時，更多從政治上考慮，所選擇的對象玉琳雖不漂亮，但「是一個優秀堅定的黨員，其無產階級背景更無可挑剔」，「我可以信任她，幫我走在正確的軌道上。……我需要這樣的伴侶讓我遠離麻煩。」（紅書128）

李敦白：「如果我積極參與這個運動，就可以保護自己不再被誤解。」（紅書125）

李敦白1921年出生於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年輕時秘密加入美國共產黨。二戰結束時來到中國，開始了他投身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動蕩起伏的三十五年曆程。他與宋慶齡、毛澤東、江青、周恩來、劉少奇、陳毅、王光美、任弼時、鄧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鎔基等，都有私人交往。敘述中他披露了領袖人物在生活與工作中的大量細節，彌為珍貴。他以「一個中國的美國人」的視角、罕有的誠實坦率，講述了他在中國的非凡經歷。

李敦白個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著歷史的華章與瘋狂，發人深省。而李敦白對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救贖與療治，於中國讀者則深具啟發價值。

李敦白稱他的妻子王玉琳是上天下來的天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與妻子重回美國創業，生活美滿幸福，而直到今天，他對中國發展的關切仍然一往情深。《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編寫嚴謹、規範的口述史著作。

李敦白稱：我是所有外國專家中介入中國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懲罰最重的人。

李敦白稱在文革中他積極參與了《文革》。

從1958年到「文革」初期，李敦白稱：「我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如魚得水，一時風頭無兩，簡直可以說是個人生命中的『黃金十年』。對『文革』的積極參與，是這種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備充分的主客觀條件。」身為外籍人士參與中國革命時的異樣情結。

李敦白坦言，「文革」開始后，批鬥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當時「我的心情很複雜。梅益一直以來都是我的支持者、保護人、上司、顧問和朋友。」，「我認為他真誠關心革命，也是行家裡手。同時我也有個人顧慮。不少人知道我和梅益關係親密，我擔憂自己會被打成同謀，或是故意隱瞞情報，以便保護他。」

為了與梅益劃清界限，李敦白最終選擇參與到批鬥梅益的行列中。當他第一次出獄后，被組織安排擔任廣播事業局的中層領導，他感到重新獲得了信任時，又有受寵若驚之感。

李敦白從1958年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如魚得水，一時風頭無兩，簡直可以說是個人生命中的『黃金十年』。對『文革』的積極參與，是這種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備充分的主客觀條件。」（我書89）

在這「黃金十年」間，李敦白獲得了毛澤東親自封給他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的政治封號。更不可多得的，他是延安時期入黨的老黨員，是外國專家中僅有的幾個中共黨員之一。

而其他幾位入黨的外國專家並沒有得到像他一樣的政治待遇。當時中國政府讓在華外國專家享受極高的物質生活待遇（如外國專家的薪水大約是其中國同事的七八倍），政治上則將他們隔絕開來。只有李敦白等極少數人例外。

李敦白說：「除了我和喬治·哈特姆以外，大部分外國人還是與他們所喜愛的中國隔絕。在北京的外國人大部是教師、語言專家，或是科學家，他們被奉為上賓，但同時又被嚴格隔離。」一般外國專家不能隨意接觸中國同事，他們的苦悶是與中國社會相對隔絕，十分孤獨。為了克服孤獨感，這些外國專家組織了各自的學習小組。李敦白很快就在外國專家群體中獲得優越的地位。其他外國人都迫切地想要獲得外面的消息，而他因有內部信息來源，很快就成為這個團體里的明星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李敦白自認為獲得了中共最高層的信任，成為中國政府對外聯絡的某種管道和彰顯無產階級革命國際性的「道具」，也因此獲得了與上層接近的良好機會，每年均有機會見到毛主席，自我感覺成了符號式的「通天」人物，具備相當的政治能量。尤其是讓他參與《毛澤東選集》和一些中共重要文獻的英譯工作，更讓他倍感榮耀和信任。

李敦白認為自己在「文革」前，事實上已經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所以，我之成為「文革」風雲人物，某種程度可以說是『勢之必至』」。李敦白憶述其「文革」初期的風雲際會時直言：「政治權力的致命吸引，呼風喚雨的巨大幻覺，也讓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我書94）

當他1967年再度被監禁時，有外國專家在友誼賓館貼出大字報，說他「爬得高，摔得重」。晚年李敦白承認，「話雖傷人，卻是實情。我是所有外國專家中介入中國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懲罰最重的人。」（我書89）

李敦白承認「反右的時候，我當時不覺得不對，認為知識分子的思想確實應該改造。」（我書202）

在李敦白的印象中，當知識分子大鳴大放時，大多數的北京市民和郊區的農民其實並不認同。當中國人民大學葛佩琦教授在《人民日報》發表鳴放文章后，許多憤怒的工人和郊區農民擁到他家抗議。在廣播事業局，印刷工人也拒絕為某些來電台鳴放的學者印刷講稿。工人說，「我們不會去印這些攻擊黨的稿子。」（我書295）

直到晚年回憶時李敦白仍堅持認為「當時知識分子和一般老百姓的觀念相距很遠，而毛主席深得普通大眾的心理。」（我書295）

對於「文革」初期的所思所為，李敦白作了更直率的陳述。「文革」伊始，「一想到運動即將風起雲湧，我仍忍不住興奮起來。」，「我渴望參加『文化大革命』」（紅書201－202）

李敦白說：「上面有通知不許批評外國專家，我第一個站出來，貼出一張自我批評的大字報，一夜之間竟成了英雄，「。「我通過了考驗，我成功了！」。「我進入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小組被提升到了至高的位置，「我卻覺得非常好。」清華大學批鬥王光美，周總理叫他不要去，江青叫他去。「我聽了江青的。我當時的看法是，江青是真正的、紅彤彤的左派，周總理當然擁護革命，但屬於老一輩，不如江青先進。」（我書200）

選擇歸國是因為對新時代疏離。李敦白選擇回美國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對中國走資派鄧小平告別革命、轉向改革開放的嚴重不適。

李敦白即使在十年監獄中，他也一直認為「文革」是對的。

李敦白期待中國可以因此建立高度發達的民主，所以對「文革」一直滿腔熱情，即使出了一些問題也要堅持，以為經過一段時間的混亂就能達到理想的彼岸。

從監獄出來后，李敦白對文革的看法沒有改變：「與社會隔離了十年，出獄之後，我沒有多少變化，社會卻已大變，我們已經不能相互適應。我的思想比較僵化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這個社會顯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惡痛絕的病態。」

李敦白對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難以接受：「我當時（1979、1980）的看法是，鄧小平背棄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對他很不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