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論爭終結的內涵和意義

中西文化論爭終結的內涵和意義

　　　　　　　　　　　　　　　　　　　袁偉時

如果從明末算起，中西文化的論爭已經斷斷續續進行了四百多年。這是關乎國運民生的大爭論。

中國知識階層素來熱衷討論中西文化問題。僅20世紀上半葉就有數以百計的《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化概論》、《中西比較文化》之類的專書出版。在中斷了幾十年後，中國文化書院在80年代舉辦的一系列講習班和大量發行有關中西文化的講義，在全國範圍內影響巨大，又把當時的文化熱推向高潮。而1987年李中華教授的《中國文化概論》(中國文化書院出版)，成為20世紀下半葉中國大陸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文化的專書。此後，良莠不一的此類圖書紛至沓來，表明市場對此類圖書有強勁的需求。研究中西文化的過程沒有也不可能完結，但是愚意以為20、21世紀之交，在實際生活中延綿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論爭已經終結。這個論斷可靠嗎？如果站得住腳，那麼這一終結的內涵和意義又是什麼？


中西文化論爭終結的標誌

同任何社會和政治問題緊密牽連的論爭一樣，中西文化論爭的結論是由實際生活而不是文人學士做出的。

2001年，新世紀正式開始，中國參加WTO。上個世紀末，中國還在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上籤了字。對中國說來，這是審時度勢、總結歷史經驗作出的正確抉擇。這些行動不但是經濟和政治的選擇，而且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義。

以參加WTO來說，愚意以為這意味著中國作出了幾個非同小可的選擇：

選擇了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道路。

選擇了按照國際認可的規則，徹底改造本國經濟運行機制的道路。

選擇了按照國際認可的規則，改造本國政府和司法體系的道路。

有識之士已經一再指出，參加WTO主要問題不在企業。真正的企業本來就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運行的；與國際接軌，是學習、改革和提高的過程，在利益驅動下，不存在太大的困難。真正的困難在政府的改造。行政機關要適應規範化的市場經濟改變自己的職能和運作方式，可以做什麼和怎樣做都跟從前迥異，在經濟領域從可以指揮一切的黨政領導者轉變為市場的服務員──秩序的維持者和規則的執行者；司法系統從法律的內容到司法程序，都要真正納入法治軌道；而在我們過去一元化領導、一權獨大已經制度化並已成為人們行為習慣和利益聚合的社會裡，要改變這個狀況是非常困難的。

從文化角度去解讀，歸根到底，參加WTO就是在有關領域選擇和認同西方主流文化，決心改造與之不相適應的中國文化。眾所周知，WTO的規則和制度設計採納的主要是西方主流文化的理念和規則。離開這個立足點，我們無法理解和堅定執行我國承擔的條約義務。

查閱一下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的內容，這個文化內涵就昭然若揭了。「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權享受與他人結社的自由」；「和平集會的權利應被承認。」而如此等等的公民權利的確認，是為了「實現自由人類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於恐懼和匱乏的自由的理想」；而其前提則是「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如果不諱疾忌醫，中國人應該敢於坦率承認，在中國文化乃至東方各國中即使能找到有關思想的閃光，也僅是與大局無補的吉光片羽。人的自由、平等及其保障制度是西方現代文明的結晶。

以中國來說，傳統社會的基本架構是政教(教化)合一的宗法專制體系，是與個人平等、自由格格不入的。回顧四百餘年的中西文化論爭和融合的歷史，可以粗略劃為六個階段：

1．明末清初，隨著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利瑪竇等傳教士東來，在接受一批科學技術的同時，爭論的中心是要不要接納來自西方的異教和天文歷算，而以1717年號稱開明的康熙皇帝在所謂禮儀之爭中下令禁教而告終。按照康熙皇帝的諭旨，只准欽天監等技藝之士留在中國，而且要具結永遠留在中國，不再回國，否則就驅逐出境。西方技術之士在中國自己可以修道，但不準傳教。一個翻譯七千部西方書籍的計劃隨之擱淺，關閉了中國接納西方文化的大門。後來的皇帝更恪守康熙皇帝的聖諭，把排外的基本原則確立為不可違反的祖制。

2．從18世紀90年代至19世紀初，乾隆、嘉慶年間，英國政府兩次(1793、1816 年)派出使節，冀圖同清政府討論如何平等通商，都因英使不肯按照藩屬朝貢禮儀拜見大清帝國的皇帝而決裂。中西文化尖銳碰撞，使中國喪失了一次接受人類文明最新成就的機會。

3．從鴉片戰爭至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以「嚴華夷之辨」為旗號的文化保守思潮，一再撲滅主張向西方學習的開放思潮，相應地一再扼殺了社會轉型的生機。

4．從20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清末新政到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在專制走向民主、自由的蛻變過程中，思想文化領域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現代西方主流文化、無政府主義等西方極端流派、國粹派(廣義)三足鼎立，激烈博弈。現代主流文化不敵極端派和國粹派，沒有完成啟蒙的歷史任務；隨之而來的惡果是國民黨建立了新式獨裁專制政權。

5。在20世紀50、60、70年代，以國家政權為後盾，文化領域實行「興無滅資」、「全面專政」，結果是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民怨沸騰，10％以上的知識階層成了歸入專制對象的「右派」(據當時毛澤東宣布，中國知識分子為5百多萬)，接踵而至的是成百上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

6．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逐步向現代主流文化回歸，這個過程至今仍在進行之中。儘管有意無意的干擾仍連綿不斷，市場經濟、法治、人權、憲政、保障私有財產已經從異端邪說演變為可以公開言論的語彙。

這個過程留給人們的啟示是：

1．以制度來說，各個國家的現代社會是大同小異的。

2．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社會、東方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無可諱言，這些國家向現代社會轉型都受到外來力量的衝擊。這是事實判斷，顧准等人早就指出：假設可以自行轉型，是不值得討論的假問題。

3。接受或抗拒西方現代主流文化，是17世紀以降世界性的課題。這是關係國家盛衰和國民福祉的生死選擇。中國是在20、2l世紀之交才大體作出無法逆轉的選擇。遲滯、曲折來自過時的本國傳統文化的阻力。

總結上述論述，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20、21世紀之交，以中國簽署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和參加WT0為標誌，中西文化論爭在理論上已經終結，中國政府承認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並在道義上承擔了使之在中國得到保障的義務，儘管把書面的東西轉化為社會生活的實際還非常艱巨。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認識中國的傳統文化？


區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是個龐大的有機體，可以從多方面去解讀；加上解讀者視角和認識的差異，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乃正常現象。愚見以為從社會變遷的角度看，陳寅恪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見解很值得注意。概括起來有這麼幾個要點：

1．中國文化可分為制度層面和非制度層面。「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兩教者。」

2．以儒學三綱六紀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已經具體化為社會制度。「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國文化即使吸收外來文化也堅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來學說融為一家之說后，即顯現排外的本質。「是以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久長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而卒歸於消沉歇絕。」而吸收外來思想經過改造后存活下來的思想，「則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之教義。」

4．中國的制度文化已經不可救療。「故所依託者不變易，則依託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消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

這四點說得非常深刻，值得我們深思。今天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區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觀點。兩者有密切關係，但是，有沒有固化為制度，大不一樣。百年來文化討論糾纏不清，各不相讓，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注意這個區分。

筆者斷言20、2l世紀之交，中國簽署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和參加wTO標誌著中西文化論爭的終結，也是指制度文化而言。至於那些與制度文化無關的文化，例如，私人的各種宗教信仰，人生目標和價值觀念，文化藝術愛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風俗習慣，乃至政治觀念，如此等等，統一既不可能，干預則屬侵犯公民自由，通常在個人自由選擇中自然更替，這裡不存在終結與否的問題；而且有些文化遺產，需要嚴格保護，根本不存在更新問題。但涉及制度卻無法含糊，如何選擇關乎國計民生，辯論和改革無法避免。19、20世紀的文化運動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點也在制度文化。


普世價值與多元文化

跟著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如何看待多元文化？近年來，海內外學術界都在強調人類文化的多元性。無論從起源和現狀看，說人類文化是多元的，完全符合實際。在發達國家，保障多元文化體現著對不同民族公民平等權利的尊重。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這一問題往往與民族獨立的訴求緊密相連。因此，這一問題的提出，有其明顯的正當性。

不過，同任何問題一樣，多元文化也有它的特定邊界，不必要的超越，可能走向謬誤。

第一．進入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以後，多元文化的正當性，大體僅限於非制度文化領域。如果在制度特別是基本制度領域，不適當強調保留民族特性，往往成為抗拒改革的借口，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目前許多東方國家仍在泥淖中打滾，說到底，就是沖不破傳統的桎梏，不願勇敢地接受普世性的制度文化。

第二．不應以多元文化為借口，抗拒普世性的核心價值。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念，現代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人的價值至上。普世性的制度文化(民主、法治、憲政等等)正是圍繞公民個人自由及其保障而獲得正當性，並上升為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的。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成敗的關鍵都與是否接受這些普世性的核心價值息息相關。

如果上述兩條邊界可以接受的話，困擾文化討論多時的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就會迎刃而解。

海內外學術界熱衷於從民族傳統中尋找自由、民主的傳統。有些中國學者進一步冀圖證明中國文化有特殊的救世良方，可以治療西方現代社會的痼疾；加上有些西方學者推波助瀾，對民族性的強調更成為一時風向。

愚意以為，這是一種複雜的文化現象，從中可以看出這麼幾個問題：

1．東方各國國家獨立后，無論經濟起飛或者困頓，都會經歷狹隘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階段，這是幾乎無法避免的文化青春期現象。只有民主、法治健全和經濟徹底融人全球化以後，這種民族狹隘情緒才會逐步消解。

2．民族文化研究青春期的主要特徵之一是誇大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積極因素。19世紀以降中國屢見不鮮的西學中源說和東方文化救世論，就是其中兩大流派。

3．不能低估中國人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能力。新中國憲法把外來的馬克思主義規定為指導思想；我國政府這些年又斷然決定參加wT0，而朝野波瀾不驚；都證明中國人，從平民到黨政領導人，都有寬廣的胸懷。那種認為中國政治、經濟現代化進程不順利應該歸罪於不注意傳統的論調，是文人學士不恰當援引洋人沒有經過嚴格論證的假設后想當然的產物，經不起嚴格推敲。

4.中國正處在需要在從社會管理到企業經營，從軍事、政治、法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各個層面全面輸入和借鑒一切人類文明成就的關鍵時期，特別需要警惕別把弘揚民族文化變成構築民族文化自我封閉的堡壘。


中國文化的改造無法迴避

總結19、20世紀中西文化論爭的歷史經驗，一個必須刻骨銘心的經驗教訓是文化、學術積累不足的中國知識階層，往往要在面對世界性的難題時作出自己的選擇。走錯一步，就要付出極大代價。在這個領域，特別需要的是冷靜、理性、自由爭辯。

從20世紀之初開始，既缺乏管理經濟和社會的實際經驗，又沒有系統研究過政治學、經濟學的孫中山就鼓吹「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其文化底蘊直接淵源於《禮記．禮運》對大同世界和小康社會的描繪，加上一個美國三流經濟學家關於土地國有化的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設想。

20世紀一個世界範圍的論爭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爭。在頻頻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面前，在前蘇聯蓄意掩蓋真實情況和大肆宣揚計劃經濟的成就的背景下，從20世紀30年代起，中國的經濟學家和人文學者幾乎異口同聲，主張中國應該採取民主政治加計劃經濟的道路。張君勱、張東蓀、馬寅初、翁文灝無一例外！中國沒有產生自己的堅定不移維護市場經濟和個人自由的哈耶克。中國傳統社會沒有法治的傳統。

說到底是中國沒有牢固樹立公民個人自由及其基礎──財產所有權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而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服從君上等臣民思想卻根深蒂固。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等人好不容易引進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制度，在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國民革命中被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攔腰打斷！

廣義說來，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萌發的中國新文化運動，雖然屢撲屢起，但迄今還沒有很好的完成人的解放的歷史任務。

按照建設現代社會的要求去衡量，中國文化的土壤是貧瘠的。輸入先進文化，改造和清理已有文化是中國知識階層無法推卸的責任。

《炎黃春秋》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