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傳統文化思潮激起波瀾

2004, 傳統文化思潮激起波瀾
　　　　　　　　　　　　　　　　　　朱學勤

這一年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中國方興未艾，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樂觀其成。但對可能出現的邏輯矛盾，如普世主義與相對主義，確實不容易警覺，多說幾句，也許能相互提醒？

一

歲末天寒，回顧這一年思想文化事件，可圈可點處不少，能說能論者不多。筆者擬集中論述這一年與傳統文化有關的事件。

先說事件和趨勢。

1．蔣慶讀經與龍場會講。蔣慶本為深圳行政學院教師，2001年提前退休，於貴陽龍場王陽明悟道之處建陽明精舍，講習儒學。7月10曰至17日，蔣慶邀請盛洪、康曉光等文化保守主義人士以「儒學的當代命運」為主題，會講於陽明精舍。

2．「公祭」孔子。孔子誕辰2555年，作為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的核心內容，祭孔大典首次由民間活動轉為官方主導，即所謂「公祭」。9月28日，曲阜市市長頌讀祭文，獻花籃，之後孔、 孟、顏、曾後人及教師、海外華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團分別向孔子敬獻花籃，拜祭「萬世師表」。 此前曲阜祭孔，都由民間承辦，當地政府介入，則為建國后第一次。此舉由新華社報導后，立刻引來輿論不安與尖銳批評。

3．北京文化峰會及甲申文化宣言。9月3日至5日，以許嘉璐、季羨林、楊振寧、任繼愈、王蒙五位的名義發起，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主辦，共有72位名流參加的「2004文化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是「全球化與中國文化」。閉幕會上通過和公開發表了《甲申文化宣言》， 「向海內外同胞，向國際社會表達」他們的「文化主張」。目前可見的批評，可能以袁偉時先生最為尖銳。 他針對此事撰文指陳：要創造中國文化新的輝煌，傳承固有的優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創造一個切實保障公民權利和尊重知識的環境，讓具有原創力的當代優秀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能夠脫穎而出，這才是中國文化惟一的出路。

4．讀經論辨。另據報導，民間悄然興起讀「經」之風，截至2003年底，中國已有五百萬個家庭、六十多個城市少年兒童加入誦讀儒家經典行列。蔣慶則主持編輯了《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系統地提出以背誦為主的教學方法。旅美華人學者薛涌發表文章，激烈批評上述現象，題為 《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一場以『文化保守主義』為旗幟的愚民運動似乎正在開始」。7月22日， 《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國華、秋風和劉海波的四篇文章，討論蔓延到網路論壇，反對者眾，支持者也並不微弱。

5．在讀經爭論中，一批原來被認為可能持不同意見的學者，比如劉海波、秋風、王怡、范亞峰，明確支持兒童閱讀中國古代經典，包括儒家經典。他們的學理依據與蔣慶及北京文化峰會不同，並不是來自儒家聖賢，而是來自哈耶克和蘇格蘭道德哲學，一種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憲政主義框架。在他們看來，建立憲政制度，與保守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之間，並無矛盾之處。法學界也出現 一批學者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持同情的理解：夏勇從民本思想發展出民權思想，武樹臣從中國司法傳統中發掘判例法(普通法)傳統，杜鋼建提出儒家憲政主義，蕭瀚提出科舉憲政主義，並主張恢復繁體字。

二

蔣慶讀經非今日始。但今年能鬧出這樣大的動靜，則恐非蔣慶一人能料及。1994年我去深圳開會結識這位朋友，那時他已經開始穿中式大褂。十年來他行裝不改，主旨不變，應該得到眾人尊重。我以為，民間活動不涉國有資產流失，確實應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態度，無論是《易經》、《聖經》，或是《可蘭經》，都可以讀。即使那批中青年朋友要從儒家、老子那裡尋找傳統資源，我也不反對，儘管也有保留。但所有這些文化保守主義取向，是否也應有兩條共識：對內不能強制， 倘若只可背誦，不許質疑，則確實與現代蒙昧無異；對外則不能借行政力量以壯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為，引起不必要的歷史記憶，理應批評，甚至譴責。若以這兩條共識衡量，蔣慶關於讀經只能背誦不可質疑的說法，確實過火；但他的對外原則卻處理得較好，遠走貴州龍場，可謂潔身自好；群賢畢至的北京峰會則反而不如這位「文化個體戶」，無論是聚會場所，還是發表宣言的地方，取捨之間欠思量，出處辭讓乃儒者大節，似不應那麼隨便。

就內容而言，蔣慶的政治儒學和《甲申文化宣言》如出一轍。只是前者不繞圈子，坦白直露；後者要多說幾個「但是」，在「但是」後面做文章。那些說法作為對「五四」文化激進主義的反彈，也不是不可理解。就歷史後果而言，「五四」扭轉此前五十年的歷史走向，導引此後幾代知識分子「以俄為師」，作為知識分子的內在反省，不能不從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使中華民族的注意力從具體的政體改制轉向文化改造。

二十世紀發生過三次文化論戰，復古派與西化派爭得你死我活，卻是同一個「文化決定論」的兩極震蕩，都把中國的存亡興廢歸結為文化問題，除了轉移社會政治層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學術層面，也乏善可陳，沒有積累下多少積極成果。今日中國已經沒有二十世紀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機，改革25年曲折經歷也歷歷可數，阻礙中國進步者，不是「外部影響」，也不是「文化問題」，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時就在眼皮子底下發生著的非文化問題。在這種時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比較」文化，但最好不要強調文化，更不要把所謂的「文化誤區」再一次歸結為外部影響。倘如是，就不是反撥「五四」之失誤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誤區。

中國人文學者好談文化、侈談文化，在世界歷史上大概只有另外兩個民族可以「比較研究」：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法國。十八世紀德國初起，在文化上有後起民族之自卑，於是發明出「文化」優於「文明」的概念，證明「日爾曼文化」比「法蘭西文明」高級。內里卻反映出德國知識界的卑瑣，以致馬克思反諷自己的祖國，是「頭足倒置」，「只敢在頭腦中完成鄰國在政治上完成的變革」。法國自十八世紀末葉衰落，從此也以「文化」自慰，對外誇大自己的「文化優越」，只是二等國不甘人後卻又不思進取的怨婦心態；知識界對內高唱「文化革命」，則反襯出這個階層在社會政治領域的失敗與無奈。

三

在這場文化復古主義流變中，比蔣慶值得評論的個案是楊振寧先生，並不是因為後者為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而是因為他參與此次「文化熱」爆出了猛料，以及前後文化立場出現了邏輯矛盾。楊先生是出席北京文化峰會的，併發起簽署了《甲申文化宣言》。誰也沒有料到，不出一個月，楊先生在同一個地方發表題為「《易經》和中國文化」的講演，直搗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楊先生初衷，顯然是在追索學術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約瑟問題」，卻落入五四以來的文化決定論：此前的西化論者僅僅把民族病弱的責任推及到孔孟之道，而他走得更遠，把這一責任推到更為遙遠的《易經》。對這一類思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前所長席澤宗先生髮表不同看法，平實而中肯，值得轉錄於下：

問題不是出在中國人的思維、文化上，而是出在後來具體時代的社會政治原因。通常看法認為，歐洲人繼承了希臘文化、而中國人則此前沒有產生希臘文化，故而歐洲產生而中國則沒有產生近代科學。席先生則提出了相反的論證：近代科學在歐洲是反對古希臘科學體系(亞里士多德物理體系、托勒密天體體系)的結果，正是擺脫古希臘體系的束縛，才誕生了近代自然科學的伽利略物理體系和哥白尼天體體系。近代數學的標誌微積分，也是擺脫歐幾里得幾何學的結果。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在形式上按照《幾何原理》而寫，但在內容上卻突破了歐幾里得幾何學。牛頓自己說過，讀了《幾何原本》對他沒有多大幫助。後來反對微積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歐幾里得幾何學束縛的人。席先生也反對盲目誇大《易經》作用的觀點，更不能贊同有些學者把現在發現的遺傳密碼、量子力學等等獨用《易經》來解釋。

楊振寧先生將中國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原因追溯到先秦時代的《易經》，是否也是從反面誇大了《易經》的作用呢？席先生沒有說。但是他接下來提出對「李約瑟問題」的解答，則比楊氏切近：

1644年是個轉折點，此前70年不到的時間內，中國已經產生了《本草綱目》、《天工開物》、《演演算法統宗》、《農政全書》、《瘟疫論》、《律學新說》等世界水平的著作，但在此之後，中國和英國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國議會軍隊打敗了王軍，為資產階級革命奠定了基礎。1688年光榮革命后，在君主立憲制度下，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前進；而中國由於清軍入關，打斷了上述進程。此後到康熙時代，國內外環境都不錯，由於康熙一系列錯誤的科學政策，失去了可以與歐洲「同步起跑」的機會，雙方以此為起點，差距開始拉大；到乾隆時代，「復古」運動崇尚一切都可以從古書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統治政策阻礙了中國科技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發展也說明了一些問題。建國初期，科技工作者沒有條件全身心投入到科學研究中，以後的「文革」時期，更談不上社會為科技發展提供怎樣的條件。而當時歐美科技工作者在研究鑽研時不會受到任何干擾。社會條件的差異，是現在諾貝爾獎獲得者中，有中國人，但都是外籍華人的一個原因。所謂「李約瑟問題」，不必到1400年以前的希臘去尋找，也不必追著孔子、孟子。自16世紀以來，中國科學開始落後，要從當時、當地去找原因。

上述談話發表在最近一期《科技中國》，其歷史縱深與文化含量，並不亞於北京文化峰會及其《甲申文化宣言》。只是因為人文學界多半不讀非人文雜誌，這篇談話沒有得到應有注意。

回到楊振寧先生這裡來．他出席北京文化峰會，簽署《甲申文化宣言》，這一立場似乎證明他應該是中國文化本位者，堅決反對文化上的普世主義的？而他又在同一個地方發表演說，抨擊中國傳統思維不合亞里士多德邏輯體系，此次演說以及此後在清華大學再次重申，豈不證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論者，只是「挖」得更深，是堅定的普世主義者？到目前為止，楊氏演說引起轟動甚多，但誰也沒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場已經出現首尾不一，如此邏輯矛盾，出現在一個批評中國人邏輯思維不過關的著名學者身上，是說不過去的。

楊振寧先生的文化立場矛盾，可能來自他所受的西方科學訓練與本土民族主義情緒的衝突？楊先生是個傑出而成功的物理學家，他的成功本身就證明，人類思維邏輯具有普世性，只要遵循普遍規則，套用民族主義者最常用的語式：西方人能做到的，中國人也可以做到。在思維方式這一最為核心的文化問題上，他不可能不是一個堅定的普世主義者，否則，無法解釋他在西方的成功，也無法解釋他為何那樣強烈地批評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哪怕是尋錯了方向，也不給中國的文化相對主義者留下可以逃避的餘地。對於這一點，我是欣賞的。可惜他的局限在於，他被民族主義情緒拖住了另一條腿，使他思維邏輯的另一面倒向文化相對主義，前後矛盾而不自知：出席北京文化峰會並簽署《甲申文化宣言》，能滿足他民族主義情緒；回過頭批判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又使他回到了一個科學家本來應有的普世主義。

像楊振寧這樣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此次抨擊《易經》，有些說法不無可取之處，如他強烈批評中國士人對技術的輕視，以及邏輯思維欠缺，這些缺陷客觀存在，並不是此前沒有人這麼說，而是因為中國知識界、傳媒界到現在還沒有擺脫崇拜國際名人的庸俗習性，同樣的話只有出自他這樣的國際名人之口，方能收振聾發聵之效。

此外，此次文化復古浪潮在整體上沒有跳出五四以來窠臼，但因為楊氏參與，也帶來一些新鮮氣息。以前的文化討論總是人文學界在那裡自說自話，很少看到科學家參與。在中國，這並不僅僅是因為斯諾所言「兩種文化」的隔閡，還有一層不能說破的因素：包括我在內的大陸中青年人文學者，受害於中學教育文理分科過早，一些朋友因數理成績不理想，才被動轉向文科班；進入大學後繼續受害於高等教育，知識結構尚未及時矯正，卻已經開口發言，進入了文化熱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科學家保持距離，以沉默而自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這一年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中國方興未艾，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樂觀其成。但對可能出現的邏輯矛盾，如普世主義與相對主義，確實不容易警覺，多說幾句，也許能相互提醒？本文不是專為楊振寧先生髮，只是引楊振寧先生偶一失誤為戒，智者千慮，亦有一失，既為己戒，亦為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