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滿清消滅明朝的戰爭並非是一場單純的改朝換代的國內戰爭

滿清消滅明朝的戰爭並非是一場單純的改朝換代的國內戰爭，它帶給被征服民族的災難與痛苦也長期未能消除，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成了各民族人民的大監獄，所以各民族人民的反抗鬥爭也長期存在，直到二百餘年後的辛亥革命仍然把反清作為鮮明的主題之一。在長期鬥爭中，民族與國家的立場是很鮮明的，我們不應該以今天的國家觀念加給明末清初的人民，那個時代的國家、民族觀念鼓舞著史可法、閻應元等不畏強敵，困守孤城，阻擋清軍鐵蹄南下。他們那種不計個人利害安危、為國殉職的崇高形象，永遠為中華民族子孫所敬仰。即使在當時，也博得滿族正義人士的欽佩。其他如大思想家、大學者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也曾奮力抗清，失敗后隱居不出，終身不應清廷的徵召；還有勢單力孤的黃道周等也誓死抗清，留得正氣在人間，與洪承疇降敵求榮、為虎作倀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些愛國志士大義凜然的崇高氣節博得後世人民的長期敬仰。

那麼，我們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上的愛國主義者，會不會影響今天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內的兄弟民族關係呢？不會的！因為正確判斷任何問題的是與非都應該「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一切都依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這是最基本的思想方法，是不可違背的原則。歷史上的愛國思想與民族感情有它產生的特定背景，決不容許我們用現在的思想與感情去取代它。例如，今天肯定沒有人把吳國同越國、秦國同楚國的對立當作現實問題來談論，而我們要繼承的是勾踐那種為復興祖國而卧薪嘗膽的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屈原憂國憂民、為崇高理想而獻身的精神，而絕非為了發思古之幽情，去替古人分憂。

文天祥、史可法的孤忠耿耿、誓死不降、公而忘私、臨危不懼等優秀品質是愛國主義的思想結晶。反之，那些在民族戰爭中貪生怕死，或逃或降，甚至認賊作父、甘當兒皇帝的人都是中華民族的敗類。儘管時過境遷，歷史的洪流早已將當年的「國家」觀念沖刷凈盡了，當年活動在今天中國大地上的各個民族，早已融合為偉大的中華民族，兄弟民族之間的友好情誼早已取代了歷史上的互相爭戰，但是，歷史上的民族叛徒卻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今人對待歷史，只能採取歷史主義的態度，而無權去改變歷史的事實，即使是利用文藝形式去纂改歷史、蒙蔽群眾也是不能允許的。

當然，有的論者為歷史上的民族敗類翻案，主觀上也有為當前的政治服務的意圖。例如歌頌鄭成功的叛將施琅，便含有這樣的用意，他們的意圖也許無可非議，然而卻達不到目的。因為簡單的歷史類比方法不是科學的史學方法，說明不了任何問題。清康熙帝利用施琅征伐漢族鄭氏政權是民族戰爭的繼續，現在台灣回歸祖國是人民解放事業的繼續；前者仍然是明清兩個帝國的對抗，後者是反對分裂祖國的鬥爭，純粹是國內的政治問題。二者僅僅是形式類似，性質截然不同，絕對不能相提並論。誠如馬克思所說：「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3頁）。把本質不同的歷史事件牽強附會地硬扯在一起作類比，實際上是否定了歷史是一門科學。這種做法不僅不能正確地闡明歷史，而且會造成不良後果DD顛倒是非，使忠奸不分、愛憎不明。假如將來一旦爆發衛國戰爭，我們的子孫應該向哪一類歷史人物學習？是以文天祥、史可法為榜樣，堅貞不屈，為國殉身，還是學習洪承疇、施琅叛國投敵，或者學汪精衛替日本侵略者促成「大東亞共榮圈」？這可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嚴肅問題，含糊不得，也馬虎不得，我們只能以歷史主義的態度而絕不能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歷史問題。

歷史科學是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不少征服者懂得，要真正征服一個國家的人民，必須消滅或篡改這個國家的歷史；而被征服者不甘心做亡國奴，也總是力圖保存自己國家的真實歷史，使愛祖國的觀念永遠留存於人心。如果使古人現代化，抽掉歷史上的國家觀念，請問，歷史上的愛國主義思想從何產生？不要以為我們國家現在已經強大了，就可以淡忘歷史上受侮辱、受迫害的痛苦歷程。即使是用文藝形式篡改歷史取悅觀眾，也必然在不知不覺中使捏造的歷史深入人心，使後代子孫不知道先烈們為保國保種保護民族文化所付出的巨大犧牲，造成難以估量的不良後果。我們要牢牢記住「居安思危」這句名言，要以史為鑒，以真實的歷史為鑒，不能讓偽造的歷史混淆視聽。

歷史的巨輪無情地駛過一個個帝國的廢墟，舊的國家消滅了，新的國家形成了。社會存在決定了社會意識的發展，現代的國家觀念是現代產生的，古代人的國家觀念是他們那個時代形成的。因此，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歷史主義地對待歷史，才能夠使豐富的愛國主義思想遺產不受損害，繼續發揮它激勵人民精誠團結、為祖國的繁榮而獻身的教育作用。文藝工作者固然不是科學工作者，但如果要以歷史為題材創作文藝作品，也必須懂得這個基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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