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運動與民主運動的區別 ——兼論「六四」后大陸為何只有維權沒有民運

維權運動與民主運動的區別
——兼論「六四」后大陸為何只有維權沒有民運




什麼民主運動？廣義的民主運動，就是以憲政民主體製為目標的運動，即要求法律的制定、政策的出台、乃至政府的產生和運作，符合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精神，民主運動包含人權運動，因此它可以帶有維權的性質，但卻高於維權運動。
比如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公民運動，就帶有黑人維權的性質，但又超越了黑人維權的境界，因為運動的訴求是所有種族的平等，並未局限於只為黑人爭取平權，這就上升了人權運動的層面。

什麼是維權運動？就是特定的群體或個人自我維護權益的運動，這種運動不具有要求改變體制的訴求，常常只是討要個人或特定群體的利益。如大陸此起彼伏的拆遷戶維權上訪、下崗工人維權抗爭、教師討薪維權、老兵維權等等。
由於沒有體制性的訴求，只維護特定群體和個人的權益（人權運動特徵，是維護所有社會成員的權利），因此，維權運動低於人權運動，因此也算不上廣義的民主運動。


兩相比較可知：
以「反送中修例」為發端的此次港民街頭運動，屬於民主運動，因為反對侵害香港司法獨立的惡法出台，已經具有體制訴求的性質，其訴求的影響並非特定的群體，而是所有的香港居民，這與大陸多如牛毛的維權運動截然有別，徐水良硬說「反送中」是維權，這是把維權運動與民主運動混為一談；
現階段已上升為「爭普選」的港民抗爭，更成為典型的民主運動。

而今年六月爆發的、與香港「反送中」一度同期的武漢陽邏反垃圾焚燒項目的街頭運動，就是典型的維權運動，而不是民主運動。因為該運動沒有任何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訴求，該運動維護的，只是部分群體（武漢陽邏區居民）的環境利益。

一度聲勢浩大的法輪功反迫害運動，看似與人權息息相關，其實也是一場維權運動。因為法輪功的訴求，從來只是（要中共）停止對法輪功信徒的迫害，並不要求中共停止對法輪功之外的群體迫害，更不要求改變中國的專制體制。



1992年之後，三十年來的中國大陸，基本上只有維權運動，沒有民主運動（唯一算得上民主運動的1998年國內民主黨組黨運動，並未形成街頭運動），這是中國大陸與香港，與前東歐、前蘇聯和前蒙古的巨大區別。
可以說，「蘇東波」近三十年來，中國大陸人權和政治環境不進反退，而且變本加厲地大幅倒退，原因之一，就是1992年之後，大陸民眾整體不願追求自由、民主，而只願維權。

這是由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的特點和不同的客觀效果決定的：
由於維權運動的訴求，只局限於維護個人或特定群體的利益，因此很難引發廣泛的社會共鳴，比如，你解放軍老兵爭待遇與我何干？我為什麼要聲援你？說不定你還是當年開槍屠殺六四學生市民的匪兵之一呢！

六月武漢陽邏區的街頭維權運動，甚至連武漢其他城區的人都打動不了，為什麼？因為陽邏人爭取的只是不在自己的區建垃圾焚燒項目，這與我何干？且你不讓在你們陽邏建，莫非要把垃圾焚燒項目趕到我們的區建？我聲援你不是神經病嗎？

因此，維權運動天然帶有散沙性質，它難以引發社會廣泛共鳴，且很容易被當局以「個案解決」為誘餌，收買和分化瓦解。這在今天社會道德淪喪的中國大陸，尤其如此，試問：大陸訪民中為了自己「個案解決」而充當線人，監控其他訪民的敗類，難道還少嗎？

試想，如果今天香港青年打出的旗號不是「不送中」、爭普選，而是象大陸維權民眾那樣，窩窩囊囊地打著特首大頭像，恭請林鄭月娥為民做主，解決青年人就業難、住房難問題...則還會引發兩百萬人的規模嗎？面對這種民眾，港奸林鄭月娥強推「送中修例」還會有顧慮嗎？還能不象習近平那樣趾高氣揚嗎？



為什麼大陸人只願維權，不願民運？徐水良強調：中共高壓，在大陸提民主訴求非常危險！
事實上，今天中國大陸的反對派，並沒有晚清時抓住就砍頭、凌遲的血淋林風險，且中共對維權民眾的鎮壓，也並不比民運異議人士輕多少。三十年來大陸民眾普遍只願維權，決不願為自由民主而抗爭，主要不是中共高壓的結果，而是大陸民眾整體道德敗壞、政治冷漠的結果：「六四」之後，特別是1992年後，中國大陸人普遍喪失了社會正義感，他們不會為社會公義而出頭，雖然為了自己的利益，敢於拚命的「勇者」並不罕見。今天的中國大陸民眾，已經與八十年代的大陸民眾迥然不同了——八十年代的大陸民眾，倒是有點今天香港人的風采。
當然，今天大陸民眾的整體道德敗壞和政治冷漠，是中共精心造成的。在現行中共嚴酷阻斷信息和利益腐蝕的局面下，嚴重缺乏資源的中國反對派人士，不可能對大陸民眾施以啟蒙，或喚醒其良知，中國大陸民眾的素質要獲得改善，需要在中共垮台之後。


因此中共的垮台，主要在外因引發的中共內部坍塌，而不能指望大陸民眾起來反抗。香港的抗爭和台灣的拒統，就成為引發中國變天的強有力契機。

徐水良強調：大陸民眾自願維權，是因為時機未到，時機一到，大陸維權民眾就會「全民起義」。
中國歷史維權運動轉變為革命的例子，只有一個，就是1911年四川的保路運動，上升為辛亥革命，並在武昌起義后掀起了大規模鎮壓滿清官僚、掃滅清軍的「同志軍」光復四川戰爭，令四川成為滿清勢力遭到最為徹底剷除的一個省。
但是保路運動之所以能上升為革命，在於滲入保路運動的孫文同盟會組織，鼓動維權民眾突破了立憲派（立憲派是運動初期領導派別），劃定的「只求爭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眾暴動」的維權界限。可以說，如果沒有孫文的同盟會，保路運動就不可能自動上升為革命，頂多在滿清的鎮壓下演變為無序的暴亂泄憤。

同理，即便時機到來，如果沒有民運人士或民運組織的介入，大陸的維權運動也不會自動上升為民運。而因為三十年來，中共通過敗壞中國社會的道德，令嚴重缺乏資源的中國民運力量，在國內基本失去了市場。因此，象四川保路運動升級為革命的現象，很難在大陸重演。
中國的變天，在於以港台為首的外因，以及中共自己的內鬥。








曾節明 2019.8.18雨後悶熱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