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奪權靠槍杆子和筆杆子

革命奪權靠槍杆子和筆杆子

毛澤東作為大文章家，這筆財富應該有待挖掘。毛澤東說，革命奪權靠槍杆子和筆杆子，但他自己卻從沒拿過槍杆子，筆杆子倒是須臾不離手，毛筆、鋼筆、鉛筆，筆走龍蛇驚風雨，白紙黑字寫春秋。那種風格、那種語言、那種氣派，是浸到骨子裡，溢於字表、穿透紙背的，只有他才會有。中國是個文章的國度，青史不絕，佳作迭出。向來說文章有漢司馬、唐韓柳、宋東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競秀。毛澤東算一個，是歷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毛澤東文章的特點首在磅礴凌厲的氣勢。

陸遊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文章之勢，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氣、行事之勢。勢是不能強造假為的，得有大思想、真見識。古今文章家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純文人，一是政治家。純文人之文情勝於理，政治家之文理勝於情。理者，思想也。寫文章，說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總結社會規律，借歷史交替、風雲際會、群雄逐鹿之勢，納雷霆於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揚自己的政見。毛澤東文屬這一類。這種文字不是用筆寫出來的，而是作者全身心社會實踐的結晶。勞其心，履其險，礪其志，成其業，然後發而為文。文章只是他事業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須、鳳之尾。我們可以隨便舉出一些段落來看毛澤東文的氣勢：

毛澤東:"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的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面！"（《民眾的大聯合》）

這還是他在「五四」時期的文章，真是鴻鵠一飛，便有千里之志。可以明顯看出，這裡有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影子。文章的氣勢來源於對時代的把握。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整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都能高瞻遠矚，甚至力排眾議，發出振聾發聵之聲。當黨內外對農民運動頗有微詞時，他大聲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當井岡山時期革命處於低潮時，他卻用詩一樣的浪漫語言預言革命高潮的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抗日戰爭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許多人苦悶、動搖時，他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再看解放戰爭中他為新華社寫的新聞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二十一日已有大約三十萬人渡過長江。渡江戰鬥於二十日午夜開始，地點在蕪湖、安慶之間，國民黨反動派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遇著人民解放軍好似摧枯拉朽，軍無鬥志，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我軍萬船齊發，直取對岸，不到二十四小時，三十萬人民解放軍即已突破敵陣，佔領南岸廣大地區，現正向繁昌、銅陵、青陽、荻港、魯港諸城進擊中。人民解放軍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戰鬥，堅決地執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命令。"（《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

"我軍摧枯拉朽，敵軍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你看這氣勢，是不是有《過秦論》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六合的味道？

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屆政協會議上的致詞：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是一個勝利者的口吻，時代巨人的口吻。解放后美國搞核訛詐，他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古今哪一個文章家有這樣的氣勢！

為文要有丹田之氣，不可裝腔作勢。古人論文，講氣貫長虹、力透紙背。唐朝韓愈搞古文運動，就是要恢復漢朝文章的質樸之氣。他每為文前要先讀一些司馬遷的文章，為的是借一口氣。以後，人們又推崇韓文，再后又推崇蘇東坡文，認為韓文蘇文都有雄渾、汪洋之勢。蘇東坡說：「吾文如萬斛泉涌，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他們的文章為什麼有氣勢？是因為有思想，有個性化的思想。毛澤東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時代的思想，是一個先進的政黨、一支戰無不勝的隊伍的思想。他也論文，但不以泉比，而是以黃河比：「文章須蓄勢。河出龍門，一瀉至潼關。東屈，又一瀉到銅瓦。再東北屈，一瀉斯入海。行文亦然。」他在《講堂錄》中說：「才不勝今人，不足以為才；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無論才學，他都是立志要超過古人的，也的確超過了古人。如果說蘇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如海之波濤了。

毛澤東的文章充滿辛辣的諷刺和輕鬆的幽默

人一當官就易假，就愛端個架子，這是官場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會說話。毛澤東是在黨政軍都當過一把手的，卻仍然嬉笑怒罵，這不容易。當然他的身份讓他有權這樣，但一些人就是灑脫不起來。權力不等於才華。毛澤東的文章雖然大都是嚴肅重要的指示、講話、決定、社論等，又大都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生成的，卻並不死板，並不壓抑。透過硝煙，我們隨處可見文章中對敵辛辣的諷刺和對自己人輕鬆的幽默。諷刺和幽默都是輕鬆的表現，是一種舉重若輕的動作。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銀針輕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難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這是諷刺；我可以長篇大論地闡述一個問題，但我不用，我只用一個笑話就妙解其理，讓你在輕鬆愉快中茅塞頓開，這是幽默。總之，是四兩撥千斤。這是一個領袖對自己的事業、力量和韜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現。

先看他的諷刺。

對國民黨不敢發動群眾抗戰，他說：

可是國民黨先生們啊，這些大好河山，並不是你們的，它是中國人民生於斯、長於斯、聚族處於斯的可愛的家鄉。你們國民黨人把人民手足緊緊捆住，敵人來了，不讓人民自己起來保衛，而你們卻總是「虛晃一槍，回馬便走」。（《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

遼瀋戰役敵軍大敗，他這樣為新華社寫消息：

從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內，蔣介石三至瀋陽，救錦州，救長春，救廖兵團，並且決定了所謂「總退卻」，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睜起眼睛向東北看著。他看著失錦州，他看著失長春，現在他又看著廖兵團覆滅。總之一條規則，蔣介石到什麼地方，就是他的可恥事業的滅亡。（《東北解放軍正舉行全線進攻》）

他諷刺黨八股像「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 ，「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真是個漫畫高手！

再看他的幽默。

他一生擔軍國之重任，不知經歷了多少危急關頭、艱難局面，但在他的筆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極推手輕鬆化開。長征是人類史上少有的苦難歷程，他卻樂觀地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到文化的重要性時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德）總司令的，一支是魯（迅）總司令的（正式發表時改為「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這樣大的理論問題，他說：

搞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雲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質的花樣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羊肉、鴨子應該更好吃，更進步，這才體現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我們在羊肉面前就沒有威信了。社會主義一定要比資本主義還要好，還要進步。（1956年在知識分子會議上的講話）

1939年7月7日，他對即將上前線的華北聯合大學師生講話，以《封神演義》故事作比：「當年姜子牙下昆崙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樣法寶。現在你們出發上前線，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這是比興手法，只借「三樣法寶」的字面同一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產黨和黨代表會議上說「現在的世界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這是借《紅樓夢》里林黛玉的話，與原意無關，只借「東風、西風」這兩個字意。文章有意盪開去，顯得開闊、輕鬆，好似從遠處往眼前要說的這個問題上搭了一座引橋。

尖銳的諷刺，見稜見角，說明他眼光不凡，總是能看到要害；輕鬆的幽默，不慌不忙，說明他有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貨。新中國成立后，全國人大擬決議給毛澤東授大元帥銜，他說：「我穿上你那個元帥服怎麼下基層，免了吧」。這是一種多麼拿得起、放得下的瀟灑和幽默！

毛澤東的文章知識淵博用典豐富

中華民族傳統的治學方法重在繼承，小孩子從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書，先背一車經典，寶貝入庫，以後用時再一件一件拿出來。毛澤東青少年時正當五四前後、新舊之交，是受過這種訓練的。他自述其學問，從孔夫子、梁啟超到拿破崙，什麼都讀。作為黨的領袖，他的使命是從外國借來馬克思主義領導中國人民推翻舊中國。要讓廣大民眾和黨員幹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國人熟悉的舊知識和人民的新實踐去註解，這就是他常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一種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論、傳統知識和革命實踐三樣皆通，缺一不可。特別需要對中國的典籍爛熟於心，還能結合當前實際翻新改造。在毛澤東的書中，幾乎隨處可見他恰到好處的用典。這有三種情況。

一是從典籍中找根據，證目前之理，比如在《為人民服務》中引司馬遷的話：

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這是在一個戰士追悼會上的講話，作為領袖，除表示哀悼之外，還要闡明當時為民族大業犧牲的意義。他一下子拉回兩千年前，解釋我們這個民族怎樣看待生死。你看，司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馬遷的這句話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義，更廣為流傳。

忠、孝、仁、義，是中國傳統的道德觀。毛澤東對它們給予新的解釋：

要特別忠於大多數人民，孝於大多數人民，而不是忠孝於少數人。對大多數人有益處的，叫做仁；對大多數人利益有關的事情處理得當，叫義。對農民的土地問題、工人的吃飯問題處理得當，就是真正的行仁義。（《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號召》）

這就是政治領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發力，翻新經典為己所用，既弘揚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經典知識。

二是到經典中找方法，以之來作比喻闡述一種道理。毛澤東的文章大部分是論說文，是寫給中國的老百姓或黨的中基層幹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國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證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這個典不一定客觀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戶曉，蘊含的道理顛撲不破。如七大閉幕詞這樣重要的文章，不但簡短得只有千餘字，而且講了一個《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將《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這些文學故事當哲學、軍事教材來用，深入淺出，生動活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他這樣來闡述戰爭中的戰略戰術：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

孫悟空在他筆下，一會兒比作智慧化身，鑽入鐵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會兒比作敵人，跑不出人民這個如來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講話中，他還從唐僧的堅定、八戒的吃苦、孫悟空的靈活概括出八路軍、新四軍的「三大作風」。這樣重要的命題，這樣大的方針，他都能從典故中順手拈來，從容化出。所以，他的報告總是聽者雲集，歡聲笑語，毫無枯澀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進了現實，把實踐融進了理論。

三是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隨手拿來一典，妙趣橫生。在《別了，司徒雷登》中，他這樣來寫美國對華政策的破產：「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這裡用了中國古典散文名篇《陳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個孤立、無奈、可憐的樣子，永遠定格在中國人的記憶中。

毛澤東的用典是出於行文之必需，絕不賣弄，不故作高深地弔書袋。他是認真研究並消化了經典的，甚至認真到了考據癖的程度。如1958年劉少奇同志談到賀知章的詩《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以此來說明唐人在外為官不帶家眷。他為此翻了《舊唐書》、《全唐詩話》，然後給劉寫信說：

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自從聽了那次你談到此事以後，總覺不甚妥當。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

這裡引出一個問題：領袖應當首先是一個讀書人，一個讀了很多書的人，一個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應該是一個博學的雜家，只是一方面的專家不行；只讀自然科學不行，要讀社會科學，讀歷史，讀哲學。因為領導一個集團、一場鬥爭、一個時代，靠的是戰略思維、歷史案例、鬥爭魄力和人格魅力。這些只有到歷史典籍中去找，在數理化中和單一學科中是找不到的。

毛澤東的文章通俗與典雅完美地結合

毛澤東是鄉間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又是戰火中鍛鍊出來的領袖。他在學生時期就受過嚴格的古文訓練，後來在長期的鬥爭生涯中，一方面和工農兵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一方面又手不釋卷，和各種書包括文學書籍，小說、詩詞、曲賦、筆記纏裹在一起，須臾不離。他寫詩、寫詞、寫賦、作對、寫新聞稿和各種報告、電稿。如果拋開他的軍事、政治活動不說，他完全夠得上一個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領袖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一樣。毛澤東與他們的不同是多了與工農更密切的接觸。所以，他的文章典雅與通俗共存、樸實與浪漫互見，時常既有鄉間農民的口語，又能見到唐詩、宋詞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頭說古、娓娓道來，又如詩人江邊行吟、感天動地。

請看一段他早期的文字。這是他1916年在遊學的路上寫給友人的信：

今朝九鍾抵岸，行七十里，宿銀田市……一路景色，彌望青碧，池水清漣，田苗秀蔚，日隱煙斜之際，清露下灑，暖氣上蒸，嵐采舒發，雲霞掩映，極目遐邇，有如畫圖。今夕書此，明日發郵……欲以取一笑為快，少慰關垂也。（《致蕭子升信》）

這封手書與王維的《山中與裴迪秀才書》、徐霞客的《三峽》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再看他在抗日時期的《祭黃帝陵》：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台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鬥，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尚饗！

從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諾採訪時說，他學習韓愈文章是下過苦功的，如果需要他還可以寫出一手好古文。由此可見，他早期的文字何等典雅。但是為了鬥爭的需要、時代的需要，他放棄了自己熟悉的文體，學會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說，講話要讓人懂，反對使用「霓裳」之類的生僻詞。請看這一段：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為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