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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作家戴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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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厚英(1938~1996),女,安徽潁上人。1960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大中文系。歷任上海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組助理研究員,復旦大學中文系、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有長篇小說《人啊,人!》、《詩人之死》、《腦裂》、《我的故事》、《空中的足音》、《往事難忘》,中短篇小說集《鎖鏈,是柔軟的》,散文集《戴厚英隨筆》等。

戴厚英出生於江淮大地一個叫潁上縣南照鎮的戴氏家庭,她排行老二。因家境貧寒生存都成了問題,讀書更成了奢望,然而,戴厚英有幸讀了幾年私塾,便考上了臨泉一中,她刻苦好讀。加上天資聰穎,學習成績名列前茅。1956年,這個戴氏家族中第一個讀書人幸運地考上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1960年畢業后,她幸運地分配在上海文學研究所,從事文藝理論研究。
    戴厚英與中學時代的同學結了婚,丈夫在蕪湖工作,生有一女。戴厚英視愛情神聖如生命,當她偶然發現分居的丈夫對愛情不貞時,斷然決定離開他,倔犟地帶著4歲的女兒過起了孤兒寡母的艱難日子。
  婚姻的失敗,使她一度消沉失落,但性格倔犟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學事業中,很快走出了失落的陰影。她連續發表的幾篇見解獨到、文筆犀利的文藝評論,在上海文壇初露頭角,成為當年上海「四大青年文藝評論家」之一。

「文革」伊始,血氣方剛的戴厚英參加了偏激狂熱的「造反派」,成了大批判中聞名的「小鋼炮」,甚至當了上海作協「造反派」的小頭頭。上海作協詩人聞捷的妻子杜梅芳受迫害自殺,戴厚英受上峰委派,前往關押聞捷的管教所,向他通知了其妻子「自絕於人民」的死訊,聞捷聽罷,悲愴至極。聞捷失去親人後的堅強表現給戴厚英帶來了靈魂深處的震動,她對「革命」產生了懷疑和動搖。
    1970年3月,上海作協全部進入五七幹校勞動。聞捷的上司是戴厚英。兩人一個養豬一個種菜,他們談文學談詩歌談生活談未來,十分投機,漸漸地彼此之間發生了感情。兩人公開了戀情,把結婚申請交到了工宣隊,他們希望早日結婚,互相有個照應。一個多月過去了,結婚申請杳無音信,一種不祥的氣氛開始瀰漫在兩人的周圍。休假四天,正當戴厚英和聞捷商量著要用這四天假籌備婚事的時候,連隊領導突然宣布要聞捷留下值班,兩人馬上意識到這是人為的阻撓。每次放假聞捷都會被留下值班,而戴厚英卻即將被調往吉林。聞捷終於按捺不住和領導吵了起來。張春橋甚至公開發話,稱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工宣隊強行拆散這對戀人。1971年1月的上海是寒冷的,就好像此時戴厚英和聞捷的心情。當戴厚英站在聞捷面前還給他的家門鑰匙的時候,聞捷跪倒在地,失聲痛哭。戴厚英也跪在了聞捷的面前,哭著說她不值得他去愛。聞捷終於意識到這段感情的悲哀,徹底地絕望了。1971年1月10日,聞捷用煤氣自了餘生,恰值他與戴厚英相愛一百天。
    聞捷與戴厚英的愛情悲劇和聞捷之死是戴厚英心目中的一座墳。戴厚英和聞捷整整相愛了100天,100天撕心裂肺的日子使戴厚英有了脫胎換骨的感覺。她突然感覺到了良心的顫動,聽到了靈魂的呻吟。猛然間,她感到了心中的神聖在搖晃,精神支柱終於頃刻倒塌。絕望之餘,她想一死了之,追隨心上人而去,她的好友高雲陪了她7天7夜,才使她的情緒慢慢穩定下來。她從此一蹶不振,開始感到茫然,常常一人坐在屋裡發獃、痛哭、失望。她又一次扎進書海里泅渡,以此來撫慰那顆泣血的心。經過一段時間的反思,她開始懷疑起「文革」,懷疑起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她終於發覺自己是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憎、有七情六慾和思維能力的人,而非「馴服的工具」。

粉碎「四人幫」后,經過冷靜反思的戴厚英,沒有憑樸素的熱情人云亦云地聲討這場災難的惡果,而是思考如何會出現這場災難的原因。她想到了一個大寫的「人」字!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常常盤桓於腦際,揮之不散。

   戴厚英如夢初醒,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於是她拿起了筆,開始寫小說,來發瀉積壓於心中的苦悶和愛憎。她袒露無餘地將自己與聞捷之戀的大喜大悲的情感歷程一氣呵成地傾瀉出來。她說自己對聞捷的愛至今無悔,她認為再痛苦的愛情也比沒有真正的愛情令人感到幸福。然而,這部取名為《詩人之死》的長篇處女作在出版社付梓時,卻受到了干擾而「難產」。時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的項南得知后,支持戴厚英,決定為她出版,1980年《詩人之死》終於呱呱墜地。
    此刻,戴厚英以更加冷靜的思考和全新的表現手法,寫出了她的代表作《人啊,人!》,1979年「老二」在花城出版社先於「老大」而「順產」,此書一出,立刻在社會上引起了轟動。
戴厚英通過她的反思、她的懺悔換回了在「文革」中被她批鬥的一些人的諒解,尤其是當年因為自己的人道主義文學觀點而被戴厚英無情批判的授業恩師錢穀融先生。他對戴厚英說:那時你們太年輕。
   從當年批判自己老師的人道主義思想到後來寫出人道主義精神巨著,戴厚英說一個大寫的「人」字被推到了她的面前,而她與聞捷之間的情愛故事更是促進她反省人生、反思人性的重要推動力。
    1979年,戴厚英調至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一年後,她又調至復旦分校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文藝理論。戴厚英戴副銀絲邊眼鏡,梳一頭短髮,表面上看文弱瘦削,然而她的個性卻剛強執著,豪爽坦誠,從不向厄運低頭。在辛苦的教學之餘,每天堅持「爬格子」,已出版12本書,其中有《人啊,人!》《詩人之死》等7部長篇,兩部中短篇小說集,兩本散文集及一部自傳《性格—命運—我的故事》。她在熱衷於教學、寫作事業的同時,還要撫養教育女兒戴醒。她以柔弱的肩膀和頑強的毅力支撐著這三副重擔。
    好在女兒戴醒頗為爭氣,在母親含辛茹苦撫養和循循善誘的教育下,她在復旦大學讀完了研究生,又赴美讀完了博士后,並在美結婚定居。在女兒的勸說下,戴厚英去了美國享受生活。雖然美國的物質生活是一流的,但異國的文化和習俗,畢竟使受過中國文化深深熏陶的文人難以適應。住了一段時期,終因留戀生她養她的故土、思念風燭殘年的老母和一幫文學知己,她平靜地返回了上海。
    蟄居上海灘,孤身一人埋頭寫作,她常常會感到莫名的孤獨和些微的感傷惆悵,面對孤獨和清貧,許多文人或出國、或下海,或炒股,熱衷於繁花似錦的富貴,而她卻潛心研讀起老莊哲學,信奉佛教,悟道怡情,手裡帶一串念珠,很是虔誠,獨守著一份悟透人生后的寧靜和淡泊。她的心似乎已進入一塵不染的禪境了。


1996年8月25,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上海寓所不幸被害。她是被一個她給以很多幫助的同鄉(來上海打工的社會青年)殺死了。戴厚英在八十年代還不是那麼富有的情況下,拿出自己的稿費(忘了多少)資助家鄉的學校,而且也是沒有對外宣揚,默默地做的。那個殺死她的同鄉,是她家鄉來上海打工的,是家鄉的一個中學老師介紹來的,托她加以關照,於是她就真心地給以那個同鄉很多的幫助。但對她愛心的回報的是,在一次她外出買菜回家時,那個同鄉正利用她沒在家,潛入她家裡偷她的東西,因為她回來的突然,那個同鄉來不及躲避,於是就躲在門后,在她進門時突施襲擊,把她殺害了。與她一同被害的還有她的侄女戴慧。這是一個諷刺,宣揚人性覺醒的作家終於被惡的人性所害。 噩耗傳出,世人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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