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真相何以可能？

人類知道自己的歷史，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歷史知識的積累，視野的擴展和史學理論及方法的不斷創新，已經使當代歷史學站到了一個「高處不勝寒」的境界：我們所認知的歷史是不是歷史真相，是人類曾經真實發生的歷史？20世紀上半葉的「疑古」，下半葉的「解構」，乃至運用各種歷史研究手段進行的「翻案」，圍繞一些近現代重大歷史事件數不清的爭論「熱點」，加之以留存下來的許許多多如「燭影斧聲」之類的千古疑案，都不斷地向我們提出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富於哲理的理論挑戰。

歷史真相載體的客觀性與主觀性

歷史，作為人類客觀社會活動的過程，總是要藉助於口說、文字記錄、實物、圖像等載體保存下來。這種記錄客觀歷史的載體本身既是歷史本體的一部分，也受到客觀歷史條件的局限。

遠古人類除了交流需要的簡單言詞之外，很難口耳相傳歷史，勞動技藝也只能通過示範相傳，或用圖畫記錄。在農業革命到來以前的上百萬年，人類沒有自己傳承的歷史，現在我們所知道的那段零零碎碎的歷史，是後來通過他們的遺存和遺骨勾勒出來的。他們的社會狀況，主要也是根據19世紀在非洲、美洲和澳洲尚存的一些所謂「歷史化石」的原始部落的情況推測和追溯的。

就中國而言，到才出現商代甲骨文這樣成熟的文字，在當時主要也不是用來記載歷史，而是作為卜辭保存下來，成為我們今天探索當時「歷史真相」的證據和線索。周代鐘鼎與竹簡作為文字記錄載體，使我們可以了解更多的歷史信息。遠古時代的許多傳說，也是在周代的文獻中記錄下來而為後世所了解的。漢代以後，由於文字的統一和造紙術的發明，「金匱石室」的官府密檔、私家藏籍得以傳抄，先秦古籍的重新面世等等，形成了歷史信息的第一次「爆炸」。秦漢以來興盛的石刻，成為古人保持文獻史料的新方法，唐代以後印刷術的發明更加有力推動了歷史信息記載的保存和傳播。

近代作為考古對象的實物，在明清時代絕大部分是作為「古玩」而存在的。納入歷史視野的十分有限。古墓中圖案、殘存織物、食物以及布局和陳列等包含的歷史信息也不受重視。即使到清末民國，還發生內閣大庫檔案險遭「廢品處理」的嚴重事件，即所謂「八千麻袋事件」。

由上可知：第一，人類在其童年時代，沒有能力也沒有意識去記載和保存自己的歷史；第二，在人類歷史意識發生以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缺乏文字等有效的記載和保存的載體，口耳相傳依然是主要方式；第三，在找到了一些有效記載和保持手段之後，這些載體不僅記載量十分有限，而且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天災人禍，其毀滅數量也是巨大的。

現存的各種歷史信息載體，不管它們是文字的還是圖像的還是遺存形式的甚至依然保持著口耳相傳的形式，都是作為歷史信息載體的客觀存在，是我們探索歷史真相的基本依據。脫離了這些客觀存在的基本依據，就沒有歷史研究的立足之地。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歷史信息載體的產生和保存的過程，存在著人類在歷史活動中的主觀性特徵：一、記載的歷史事件、人物、事項是記載者選取的。二、記載的表達受到記載者的立場、觀點和時代的制約。第三，歷史信息的記載，當事人和後人出於各種考慮，是可以修改的。即使是親歷、親見、親聞者的記錄或口述，扭曲、誤記或「遺忘」的現象也不少。第四，現在倖存下來的大量歷史信息載體，尤其是以史書形式保留下來的歷史信息，都是經過編纂者精心整理和架構的歷史。

這些客觀存在的歷史信息載體中充滿著介入其中的歷史人物的主觀性，就是我們想要探究所謂「歷史真相」的基本依據，這充滿著悖論，卻是每個歷史研究者不能不面對的「歷史事實」。

歷史認知主體的能動性與局限性

歷史工作者作為歷史認識主體，與一般歷史知識的接受者或學習者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們在接受和學習歷史知識的過程中，能夠發揮主觀能動性，根據歷史學業已形成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工作程序去探究歷史。

歷史工作者首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和發掘史料。唐代印刷術發明之後，到宋代文獻史料大增，為史料搜集提供了便利，但是，實地採訪調查，依然是歷史工作者的重要功課。大量搜集和發掘史料，無論在中國的《史記》還是古希臘的《歷史》，都是歷史研究和撰寫的首要的也是基礎性的工作。

由於客觀存在的歷史信息載體中充滿著介入其中的歷史人物的主觀性，歷史研究者必須要有考訂和鑒別史料的基本能力。史料的考訂和鑒別工作主要解決的是史料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問題，即弄清它們與歷史信息本身的相關程度（如直接史料還是間接史料）、原始記載在傳承過程中是否存在失誤、排除作偽和後人摻入的文字等等。

接下來就是史料的整理、分析與綜合工作。將搜集來的經過考訂和鑒別的史料按時間、空間秩序進行排列，這是史料整理的基本工作方法。古人撰寫歷史，大體在分析綜合史料的過程中完成。經過整理、考訂和鑒別過的史料，依然存在相互牴牾或有出入的情況，需要研究者進一步進行比對，排除失真的記載，或者將這些史料中的合理信息加以綜合，以「還原」歷史本來的「真相」。

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在對史料進行整理、分析與綜合工作過程中，經常會發現已經搜集的史料未必能對某些歷史過程作出比較完整的交代，就必須將發現的問題重新進行史料搜集、考訂和鑒別的「補課」。因此，搜集、考訂與鑒別、整理與分析綜合這些工作既循序漸進，又是往返互動，歷史工作者孜孜以求的史實，也就在這些過程中逐漸顯現。

從表面上看，史料的分析與綜合工作是在史料搜集等工作之後，但實際上卻是歷史研究者駕馭整個研究過程的指揮中樞。胡適講「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個「大膽假設」並非無的放矢，而是對一些史料進行初步分析和綜合時發現問題以後形成的研究動力和目標。

但歷史工作者即使發揮最大的主觀能動性，嚴守歷史工作的操守和工作程序和原則，也很難擺脫自身能力、條件的主觀局限性和歷史條件的客觀局限性。就主觀局限性而言，家庭社會生活背景、教育背景和社會閱歷，會潛移默化地深層地影響到歷史研究者的價值觀和見識，歷史研究者能夠調動多少社會經濟資源來滿足其研究需要，也與自身的主觀條件有相當關係。古往今來的歷史研究者，還難免受到自身語言能力的限制。

至於歷史學研究者受到的客觀歷史條件的局限，那就更多了。現代歷史研究的視野大大擴展，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互相影響、滲透，經濟學、統計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地理學、生物學、環境氣象學乃至天文學等方法都為歷史研究所借用，或者其他學科的專家直接參與歷史研究，這些情況，是19世紀以前的歷史研究者難以想象的。晚近歷史文獻汗牛充棟，涉及語言文字種類繁多，研究者即使語言天才，畢生都難以遍讀。古代文獻留存不多，但未出土、未發掘的遺存、古墓究竟保存著多少歷史信息，我們也無法知道。所以歷史研究，從來都是超越研究者此生之涯的。

歷史認知中的所謂「歷史真相」

受到主觀和客觀條件局限的歷史研究者，要從客觀而有限存在的、充滿著介入其中的歷史人物的主觀性的歷史信息載體——史料中探究「歷史真相」——史實，似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就是擺在歷史學科面前的現實。由此，也產生了對於歷史學研究成果的種種質疑，這種質疑不僅來自學科外部，更來自歷史學科的內部。

「歷史真相」或史實，並不是客觀歷史的還原，「逝者如斯」，永遠不可能復原，而是在已有史料的基礎上，按照歷史研究工作的規則進行的一種符合人類思維邏輯的推理和判定，只要史料信而有據，推理清晰，符合歷史研究工作的規則，這種推理的結果和判定，就是歷史學認可的史實。在這一點上，歷史史實與法律上的事實有相似之處。歷史上的法律事實認定，受到法庭規則、法律制度、證據檢驗技術以及法官立場、能力等諸多條件的影響，那麼在歷史研究領域，依照當時的水準判定的史實，隨著歷史學方法的進步、豐富和手段的多樣化、科學化，新史料的不斷發現和發掘，不斷豐富和改變著「歷史事實」的面貌，對於「歷史事實」的翻案也就層出不窮。這是歷史學科發展的正常狀態，是歷史學科進步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情況。

人類的歷史記載和傳承活動，是人類歷史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人們在創造歷史的活動中，隨著歷史意識的覺醒，必然會有意識地記載和傳承歷史，其中包括為自己的歷史活動提供道德倫理和政治等各方面的依據，修飾、篡改乃至湮滅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記錄，或者在傳承歷史過程中進行誇大、渲染乃至編造。這同樣也是「歷史真相」的一部分。

隨著人類記載、保存和傳承歷史的方法和技術的進步，歷史研究者探究和接近歷史真相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人類接近歷史真相的過程，是與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密切相關的。

歷史實踐、歷史思維與歷史科學

人類的歷史實踐，在本質是人類社會為達到一定目標而採取的群體行為。這種群體行為，既可以是在空間上不斷擴展蔓延，也可以表現為在時間上的連綿不斷，具有空間和時間的張力。這種張力因其深度和廣度的不同，而呈現出歷史活動的不同價值和意義。這種價值和意義，往往遠遠超出了人類在進行歷史實踐時的預期目標。歷史實踐的價值、意義，是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延伸並呈現出來的，哪怕是在歷史創造者們在預想目標實現之時，他們也未必充分了解其歷史價值和意義。漢武帝通西域，本來目的不過是「斷匈奴右臂」，其實並未得西域寸力，後來漢朝對匈奴的沉重打擊，卻因西域各國戒嚴，匈奴的大規模西遷，他也不可能知道因此而引起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引起歐洲歷史面貌的巨變。人類歷史實踐活動在空間、時間上表現出來的張力，其價值和意義，需要一代代歷史研究者的不斷闡釋。

通過具體史料探討一些具體事件、人物、制度和事項的「歷史真相」，弄清許多歷史真相的細節，歷史學家們受到史料記載的嚴重局限。但是，對於歷史實踐的價值和意義的認識卻是由高於具體史料的形而上的歷史思維能力所決定的。

人類的歷史思維能力，與人類歷史意識的覺醒形影相隨。從發現人類活動的連貫性和相關性，到探尋這種連貫性和相關性的內在原因，以便在實踐中更加有效地達到當前的和長遠的目標，不僅與人類的豐富實踐經驗有著密切關係，而且也與人類的歷史思維能力有著密切關係。一個歷史感豐富的民族和歷史感欠缺的民族，在人類歷史上的表現不完全不同的。在設計和確定一些關係國家民族基本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時候，具有決策權的政治家們的歷史思維能力對於歷史發展的影響十分巨大而深遠。

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歷史思維能力表現在四個不同層面。

第一，歷史過程的重新架構能力。許多歷史事件在人類歷史過程中居於樞紐點的位置，由於史料不足，需要歷史專業工作者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學識進行彌補，使這一歷史事件的過程大體完善起來。

第二，歷史事件、事項的時間空間張力的識別和貫通能力。對歷史事物的追本溯源，或弄清其源流關係，現在已經突破了民族國家的範圍，需要歷史研究者更加廣博的歷史知識，調動更加豐富的歷史想象力以尋找各種隱密的歷史信息載體，並且從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中識別相關的歷史線索。

第三，歷史事件淵源、影響、價值和意義的詮釋。就知道歷史事件結果的歷史研究者而言，每個人都是「事後諸葛亮」，比歷史當事人更有資格評估其影響、價值和意義。

第四，歷史動因和深層結構的探索。古人對於歷史現象背後的動因從來是神秘化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基本上奠定了歷史思維的基本規則和歷史動因和深層結構的大致框架。

人類歷史的記錄、傳承、研究和歷史思維能力的不斷提高，深刻地影響著自然科學的發展。生物進化理論，只有在人類的歷史感、歷史思維能力達到相當水準的時候才能產生。康德的星雲說乃至當今的宇宙爆炸理論，在本質都是天體演化的歷史觀。由人類歷史推及於自然界歷史，這本身就是歷史學對於近代科學誕生和發展的巨大貢獻。

毫無疑問，人類的歷史活動，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變數太多，尤其是意識和智慧的影響，具有相當的獨特性，很難像自然科學那樣，在限定條件下進行觀察和實驗，並且以數學幾何等公式表達其中的規律，在相同條件下進行驗證。但就自然界的歷史本身而言，也是無法限定條件進行重複驗證的。如地球演化的歷史研究，地質學家們採用的種種科學手段去發現各種歷史證據，迄今能夠大致確定的是以數億、數千萬年的大歷史分期，他們獲得的標本雖然比人文史料的客觀性更強，但根本無法細緻地描述地球演化的具體細節。地球生物史的情況也差不多。物理學界假設的暗物質、負物質的巨大存在，直到最近才出現被捕獲的端倪。這些物質在天體、地球乃至生物演化中的作用，人類迄今為止尚一無所知。至於以超光速消失在宇宙邊緣的星系，我們的子孫後代也未必能知曉所去何方；當今科學的種種定律，在我們所在宇宙經歷成住壞空之後是否依然有效，人類更是不得而知。所以，自然界歷史的研究狀況並不比人類歷史研究的狀況更加「科學」多少。

歷史科學，不管是人類歷史科學還是自然歷史科學，已經成為當代科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們的任務在於保存、傳承和研究相關的歷史證據，構勒演化的歷史過程。其演化的內在機理和規律的研究，既會促進分科治學的發展，也會推動學科的整合和重組。人類歷史的發展，由於其高度的複雜性，有力地挑戰著人類的智慧和能力，會不斷吸引人們投身於此，前仆後繼，不僅繼承著已經成熟有效的傳統研究方法，而且會在歷史研究的實踐中不斷創新。比起古代而言，當今歷史學所構勒的人類歷史發展的脈絡和結構要清晰得多，雖然分歧和爭論也前所未有，卻是歷史學發展生機昂然的表現。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為歷史學展現了更加廣闊和光明的前景。由歷史學科發展形成和促進的人類歷史思維能力已經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了其他科學領域和人類日常生活之中，使人類能以更長遠的眼光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和自身相互之間的各種關係。

「歷史真相」，不會隨著人類前進的腳步漸行漸遠，而只會逐漸接近，因為我們會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掌握各多的歷史信息。許多歷史記憶的強化或弱化甚至重塑，未必一定是漸行漸遠的歷史本體，而是現實的歷史本體的組成部分。人類只能在自身的歷史潮流之中把握歷史，這是歷史科學不同於其他學科的特點，卻是「歷史真相」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