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力挺愛國 進退有據

蔡元培在發表演講。

姓名：蔡元培

時年：51歲

身份：北京大學校長

地點：北京、杭州「五四」而後，大家很熱心群眾運動，示威運動。那一次大運動，大家雖承認他的效果，但這種驟用興奮劑的時代已過去了。大家應當做腳踏實地的工夫。 ——蔡元培《在北大話別會演說詞》（1920年10月20日）

蔡元培是與孫中山一起幹革命的元老，曾任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7年1月至1927年7月長北大十年半。迄今為止，他是影響北大最深、最受敬重的北大校長，在中國教育界的名望也難以被超越。

老北大的師生員工，都稱他為「蔡先生」，「幾十年來一直如此，從不稱他的名號和職稱。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對蔡先生的景仰和熱愛。」（鄭天挺《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胡適任駐美大使時，非常敬重他，每次提及時「只稱蔡先生而不名」，生平最佩服蔡先生的領導作風，「只談政策，不管行政，他最會用人而對人信任亦專。」（傅安明《回憶胡適之先生》）

不同政治勢力爭論「五四運動」的正統。無論誰領導、誰傳承，五四運動主將、骨幹、中心在北大，學生中的意見領袖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許德珩、張國燾等，既有右傾，也有左傾，這是不爭的事實。蔡元培對過熱的政治運動有所保留，但傾力支持、保護學生的愛國熱情和人身安全，也是不爭的事實。

支持學生 積極營救

將「五四」遊行前後蔡元培言行的多個細節串起來，雖然他沒有直接領導這個愛國運動，但清晰表明了其引導、支持、保護的邏輯和立場。

細節一：1919年5月2日，他在北大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百餘人開會。與傅斯年、許德珩同班的北大學生何思源在《五四運動回憶》中說，蔡先生「講述了巴黎和會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犧牲中國主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

細節二：2日晚，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錢能訓密電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準備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3日凌晨，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前往蔡元培家告知此消息。胡適在1929年1月16日的日記中印證此事。「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失敗的消息傳來，徐世昌主張簽字，陸徵祥、王正廷、伍朝樞皆主張簽字」；汪大燮連夜去看蔡元培，「告以此時形勢，說學生不可不有點表示。蔡贊成其說，故四日有大遊行，遂有打趙家樓的事。」

細節三：汪大燮所稱的「學生不可不有點表示」，顯然是指通過學生遊行，抗議施壓北洋政府，推翻已作出的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決定。蔡元培不僅認同，而且馬上行動，隨即到北大，轉告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段錫朋，以及國民社的許德珩等人。

細節四：3日晚，北大在三院召開全體學生大會，實質是「五四」遊行的動員大會，推定許德珩起草宣言。蔡元培不僅批准召開會議，而且為方便許起草宣言，「立即批了條子，叫總務課給我一刀紙。五月四日，北大學生整隊出發到天安門示威，蔡先生是支持的。」（許德珩《回憶蔡元培先生》）

細節五：5月4日上午約11時，學生遊行隊伍在紅樓后的空地集結，準備出發之際，教育部派代表和軍警前來阻攔，北大隊伍因此最晚抵達天安門廣場。張國燾在《我的回憶》、北大1917級哲學系學生楊晦在《五四運動與北京大學》中都聲稱蔡先生有阻攔。蔡元培本人回憶，對1918年夏學生反日請願有阻攔且事後辭職，但對1919年「五四」遊行沒有阻攔。「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細節六：蔡元培不僅拒絕開除學生，而且全力保釋被捕學生。學生遊行隊伍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后，北洋政府現場逮捕32名學生，其中20名北大學生。5月4日，教育部發布訓令，要求蔡元培「嚴儘管理之責」，對不遵守約束、參加示威遊行的學生「應即立予開除」。支持「五四」遊行的蔡元培當然不會執行。

相反，當晚北大學生在三院大禮堂集會，商討救援被捕學生。他來到現場，對束手無策的學生說：「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當的同情。」全場歡聲雷動。接著又說：「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關於善後處理事宜也由我辦理，只希望你們聽我一句話就好了。」這句話是什麼呢？就是「從明日起照常上課」。（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風骨》）

蔡元培日夜奔走，極力營救被捕學生，其中一招就很絕。前外交總長、財務總長，時任招商局董事會會長孫寶琦為段祺瑞所敬重，5月4日晚，蔡元培前去拜訪，請他設法向段求情。孫表示困難，「先生就呆坐他的會客室里，從下午九時左右起，一直過了十二時以後不走。」（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風骨》）為救愛國學生，他是不惜老臉了。

5月5日下午2時，蔡元培與北京其他12所大專校長集聚北大，商談營救被捕學生，會議聲明「雖致北京教職員全體罷職亦所不惜」。5月6日，蔡元培帶領各大專校長與警察總監吳炳湘交涉，願以身家保釋被捕學生；當晚，又召集羅家倫等學生代表，商議次日學生停止罷課，北洋政府保證釋放被捕學生。

細節七：5月7日，北大學生複課，在「五四運動」中被捕的20位學生全部釋放。學生返校時，蔡元培率全校師生員工在紅樓廣場迎接，致詞慰勉。被捕學生之一許德珩回憶，「先生是那樣沉毅而慈祥的，含著眼淚，強作笑容來勉勵學生，安慰學生。那種慈祥偉大的精神，是值得我們今日多多的回憶，是值得我們辦教育的人多多效法的。」（許德珩《吊吾師蔡孑民先生》，又見《回憶蔡元培先生》）

扛責辭職 以退為進「五四」遊行后，蔡元培已敏銳地察覺「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作不休的態度」、「都中宣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又見《我在五四運動時的回憶》），政府、學生雙方都想把事情搞大。「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陸軍次長徐樹錚就命令他的部隊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對準北大示威。」（顧頡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

遊行失控，在趙家樓打、砸、燒行為的確涉嫌違法，他作為校長必須扛起責任，不宜戀棧。據楊晦在《五四運動與北京大學》中回憶，5月4日晚北大學生在三院大禮堂集會時，蔡先生當場說：「發生這種事，他當校長的要引咎辭職，不過一定負責把三十二個學生保釋出來。」果然，為保護學生、保護北大、保護自己、免激矛盾，5月8日，即被捕學生釋放后第二天，蔡元培「引咎」辭職，次日悄悄離京。

南下途經天津與一位友人談話時，他解釋辭職的原因,「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學生，一面又不令政府為難，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學。在我可謂心安理得。」（《晨報》，1919年5月13日）5月10日，他在《告北大同學諸君》信中明確表示：「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諸君之理！」

校長愛護學生，學生敬重校長。5月10日，北京各校在北大開會，迅速發起挽蔡元培留任（簡稱「挽蔡」）的活動。先以北大全體學生名義致函政府：「若令校長得留，則生等雖去校之日猶懷補過之思，否則非惟貽教育前途以莫大之危險，且恐激起全國輿論之非難。伏乞萬勿允准辭職，以維學務而平輿情。」同日，北大教職員工推舉馬敘倫、馬寅初、李大釗、沈士遠等8位教授為代表，到教育部請願，表達全體師生挽留蔡元培任校長的呼聲。蔡元培聽取「老謀客」湯爾和的建議，7月9日複電傅岳棻，留任北大校長，以胃病未愈為由，未立即北上（實際到校時間為9月20日），期間暫由蔣夢麟代理校長職務。7月11日，《時事新報》刊登蔡元培復任兩條件：（一）不參加校外會集；（二）今後學生行動聽指揮。所謂「聽指揮」，即希望學生不僅要儘快複課，而且不能隨便罷課。

救國讀書 兩不相忘

蔡元培一向主張「讀書不忘救國」。「五四運動」后，北大學生過於醉心政治，無心求學，他看到其中不良的苗頭。1919年7月21日，在杭州會見全國學聯代表時提出完整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口號。

去杭州迎接他回校的段錫朋回憶：「先生以為五四運動過去了，大家要知道真正的救國，單靠愛國的感情是不夠的，必須秉此感情以求理智的發展，去發揮真正的愛國力量。"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是先生昭示的名詞。」羅家倫也回憶，蔡先生「到"五四"以後學生運動發現流弊的時候，他又發表"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名言。」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發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一方面肯定學生「五四」以來的貢獻和價值，「為喚醒全國國民愛國心起見，不惜犧牲神聖之學術，以從事於救國之運動」；另一方面指出國民永久覺醒非一時之功，勉勵學生擴充知識，「樹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有賴於諸君」。

1920年1月，蔡元培撰文《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提出「學生運動弊大於利」的觀點。他認為罷課的損失比罷工、罷市還要大，「全國五十萬中學以上的學生，罷了一日課，減少了將來學術上的效能，當有幾何？」不客氣地批評部分學生會混水摸魚，「有了罷課的話柄，就有懶得用工（功）的學生，常常把這句話作為運動的目的」，「引起虛榮心、倚賴心，精神上的損失，也著實不少」；呼籲學生認清自己的能力和主業，「學生對於政治的運動，只是喚醒國民注意。他們運動所能收的效果，不過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現在學生方面最要緊的是專心研究學問。試問現在一切政治社會的大問題，沒有學問，怎樣解決？有了學問，還恐怕解決不了嗎？」最後勸告學生：「打定主義（意），無論何等問題，決不再用自殺的罷課政策。」

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一樣，不可能先天正確、永遠正確。蔡元培對政治、教育、社會的閱歷和思考，不是20歲左右的學生可比擬。他已經看出學生運動的負面衝擊，可能被各種政治勢力利用甚至左右，因而明顯持保留意見。他說，「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蔡元培這段話的本意是學生應以學業為重，反對學生（含20歲以上）直接、過多干預政治，反對學生因參與愛國活動而荒廢學業。

外柔內剛 志不可奪

彼時國運萎靡，國勢危急。各種政治勢力甚至外國勢力培植代理人，拉幫結派，爭權奪利，爭奪青年。大學及其校長夾在中間最為矛盾難受，既肯定學生愛國熱情，又對學生荒廢學業深為惋惜，所以經常呼籲政治勢力不介入學校和學術。當然，這種呼籲只是一廂情願。

只做學術不談政治、既獨立社會又影響社會，無疑是緣木求魚。1922年3月，蔡元培發表《教育獨立議》，倡導「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他一介校長，理想主義、自由主義濃厚，無力回天。

「五四」之後，「政治」北大已是愈演愈烈，越陷越深。蔡元培對學生運動起來后的學生心態變化，早有先見之明。「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潮」，「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容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蔣夢麟《西潮與新潮》）

對於「五四」運動后的「負效應」，不少人都有所察覺，並表示出某種憂慮。查毓瑛在致胡適信中（7月3日，具體年份不詳），批評北大的一些不良傾向：北大學生熱衷於開會，每年大小會議不下千次，而「關係學術的恐怕不能佔百分之一」；有些學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有將前什麼會議代表、主任等字樣印於名片」。一些北大學生嘗到運動的甜頭，挾愛國勝利之餘威，樂此不疲搞請願、鬧獨立。北大學生組織力量十分強大，學生許多事情不容學校干涉，發展到後來，越來越放肆，宿舍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親眷，學校也不能過問，儼然「獨立小國」。

蔣夢麟回憶，「五四」勝利之後，如蔡元培、胡適所料，北大一些學生「為成功之酒陶醉」。多次以罷課向校方提出無理要求，「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向學校予取予求，但是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例如學生竟然取代學校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教員如果考試嚴格或者贊成嚴格一點的紀律，學生就馬上罷課反對；要求學校津貼春假中的旅行費用、學生活動的經費、免費發給講義。（蔣夢麟《西潮與新潮》）那個年代的北大學生，有好政治、好學運、好上街的「三好」風氣，持續甚久，影響甚廣。

蔡元培向來溫和爾雅，是謙謙君子，很多人誤以為是「好好先生」，其實很有主見和原則。「殊不知他"外柔內剛"，有"臨大節而不可奪"的風格」（羅家倫《蔡元培先生的風格和遠見》）；「一遇大事，則剛強之性立見，發言作文，不肯苟同」（蔣夢麟《試為蔡先生寫一筆簡照》）；「於其所不好者，絕不假詞色。其行至方，語至直，從不阿合於人」（黃炎培《吾師蔡孑民先生哀悼辭》）；「在公義一方面，蔡先生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絲毫不退、莫不假借的鬥士」（任鴻雋《蔡先生人格的回憶》）。

1922年10月17日下午、18日晨，北大爆發「講義費風潮」。蔡元培與學生公開衝突，也是他任北大校長期間最激烈的衝突。「這位平常馴如綿羊、靜如處子的學者，忽然之間變為正義之獅了。」（蔣夢麟《西潮與新潮》）基於對學生不可理喻行為的極度失望和痛心，10月18日，蔡元培果斷辭校長職。總務長蔣夢麟、代總務長沈士遠、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數學系主任馮祖荀同日宣布，「隨同蔡校長辭職，即日離校」。全體職員也宣布暫停辦公，北大校務癱瘓。

辭職，辭職，辭職！在險惡黑暗的政治旋渦和恨鐵不成鋼的學生面前，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十年半，至少辭職七次。他以《易經》「小人知進而不知退」解釋自己的動機和立場，「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糾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進退的小人釀成的。而且退的舉動，並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