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市第四醫院禍害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的原因

在武漢市第四醫院，很多醫務人員不在社會中言（真話）與行（實踐），只能減縮為追求狹隘的個人利益，也就是不擇手段濫權或賺錢。把醫務人員黏合在一起的不是治病救人的理念，而每個人只是考慮如何配合領導或保護傘作一個整齊劃一的外表，來獲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忠誠」只有在達成利益交換才能釋放。武漢市第四醫院像黑社會的小王國，對上級要求的是保護傘，而上級對下級要求的只是把醫患的不滿壓制住不至於沸反盈天。兩邊互相利用而已，禍害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就不奇怪了。作為武漢市第四醫院的某些領導而言，第一優先向來是維持自己的權力（刨除宣傳方面的胡言亂語，有些知名學者專家、科室主任，認為有關係，可通融，這種想法是錯誤的，醫患從來不是被放在第一位的）。不過，武漢市第四醫院想要融進現代醫院行列，管理方面的改革是必須的，否則再次引上錯誤的歷史道路。但是從目前醫院某些領導的濫權來看，趕超部屬省屬市屬各級醫院，對前任院領導作惡的清算，缺乏腐敗相關的系統潤滑劑，加上醫院職工在你死我活的叢林狀態里掙扎，制度性監督及制衡毫無可言！

在武漢市第四醫院，某些領導及其保護傘假管理之名行作惡之實，盛產以丁祥武為代表致醫患死亡的狂人，與試圖「定製人類」的賀建奎，痴迷於「換頭術」的任曉平，以及用電擊治療孩子的網癮的楊永信等人身後的土壤類似，為了官員的政績、面子和位子，違規者很少得到懲戒 ，而「成功者」報償豐厚。此時此刻，人（醫患）淪為試驗對象，一種「必要的代價」，則「天地不仁，萬民為芻狗」，能不恐怖嗎！近代中國不幸遭遇極權，其獨夫狂漢，為了兌現一己理念，致使萬民塗炭，更是教訓慘烈。武漢市第四醫院趕過市級醫院（二醫院等），超過省部級（人民協和等）醫院，豪氣干雲，但凡以所握世俗權力希圖改天換地之際，也就是最為恐怖之時。武漢市第四醫院正確的管理，在於秉持普世理念，體恤凡塵生計，切合民情風尚，不違人性，而一以護持公義為最高準繩；而武漢市第四醫院邪惡的管理，則視醫院為一派（某些院領導及保護傘）一人（科室負責人）之家業，監管失職，以公信力被侵蝕為代價，繼續培育僭主管理者，監管當局難咎其責，醫患豈有不死之理？

在武漢市第四醫院，濫權和權力尋租是醫院墮落的關鍵。一個醫院的墮落，首先監管部門或保護傘或醫院領導的墮落，管理者專制，濫權或腐敗，道德敗壞到毫無廉恥。接著是醫院知識分子的墮落，本應為民生吶喊的人，無不在歌功頌德，吮癰舔庤，或者逃離國內另謀出路。而一群底層醫務人員對患者的憎恨超過了對體制因素的追問，不明白很多悲劇都是一個公共治理問題。
其次，在一個以錢為本的醫院，無論是管理者還是個人，缺少了經濟數據，就變得毫無價值，所以用所謂「數據說話」在武漢市第四醫院大行其道。但是很顯然，人的價值是不能數據化的，一旦數據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義，也就是」去意義化」。一個」去意義化」的醫院便是毫無道德可言的。這就是今天醫患各個階層普遍經歷著的極度不信任、極端恐懼、極端孤獨的根源之一。任何一個醫患，一旦處於這樣一種狀態，患者不講道德就是醫鬧甚至傷醫，醫務人員不講道德就是繼續跟隨領導或保護傘作惡。
第三，在武漢市第四醫院，很多人覺得自己只是醫院一個巨大機器里的小零件，沒有力量改變機器前進的方向，也對機器帶來的後果沒有責任。這是膚淺荒謬的。這一說辭也許可以為缺乏完善認知能力的兒童或者精神病患者辯護。但醫院所謂正常的知識分子應當為每一個自願作出的選擇負責，或者很可能是為了一己私利對武漢市第四醫院惡行的默許。這一圈套循環使越來越多知識分子漸漸地接受由零件借口和政治口號等構成的話語體系，直到最後成為麻木不仁的劊子手。

在面對過去時，武漢市第四醫院某些院領導及保護傘從上級機構或監管機構中學到的教訓有一大部分都是為了維護和增加濫權，而歷史中的思想和言論資源卻視而不見，反而把它們當做自己濫權路上的障礙徹底清除。這一管理短視所造成的危害，在武漢市第四醫院的發展中將變得愈加嚴重。

雖然武漢市第四醫院的這些高壓政策於當時產生了立竿見影的一時之效用，但當我們放遠目光看它於其後的影響時，雖然一時收到徹底穩定之效，卻造成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那就是醫務人員道德與精神的迅速墮落。管理制度的腐爛，知識分子的虛與委蛇、貪污和不負責任，以及鉗制下不敢表達不滿與批評，都是導致最終醫院衰敗的主要原因。醫院某些管理者在權力的洞穴中待太久而沉入其幻覺中時，個人的濫權也就會直接導致醫院的腐敗。

在武漢市第四醫院其糾錯機制並非制度化的，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專制管理者的政策和價值轉向常常要通過災難性事件或去世才能實現。更多時候，專制管理者缺乏變通與調適能力，常常等到醫院衰敗也沒能推動真正的改革。公民社會、反對者、新聞媒體、司法部門以及選舉並沒有提供製度化渠道迫使醫院調整政策，即使當某些管理者出現天然的自我僵化和濫權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