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鑒賞：淺談宋代文學的發展，以自身的學術背景來解析

近年來，宋代文學也一直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他們以自身的學術背景來解析宋代文學，往往能新人耳目。二十世紀的宋代文學研究，屬於傳統國學一個部門的分支，與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息息相關，它的起步、發展和變化，無不受時代政治和社會文化思潮變遷的影響，大多數研究者都無法完全超越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其研究成果也都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打上了時代烙印。文學精神作為文學的靈魂是任何時代所不可缺少的。自宏觀的角度看，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精神，一旦得以確立，就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面貌。一個民族的文學固然有其承續性和同一性的方面，然而，彼此間的差異也是十分明顯的，它體現了民族精神的演變。宋代文學精神最大的特點就在於它的理性化，可以說理性化是宋代文化乃至宋代文學迥異於前代的基本特徵。基於此，宋人對於文學的認識和把握就比前代任何時候都要來得深刻、全面，且更加貼近現實。文學的地位因此獲得了提高。可以說，這種態度是文學自覺的表現。
宋代雖是儒學高漲的時期，但同時又是最早對儒家經典提出質疑的時期，這一點尤耐人尋味。朱熹指出："舊儒不越註疏而已，至永叔(歐陽(修)、原父(劉敞)、孫明復(孫復)諸公，始自出議論。"有意思的是，當時的理學界也同樣在提倡一種獨立思考的精神，程頤說過："學者先要會疑"，陸九淵說過："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張載還說過："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這是明顯的反蒙昧主義的態度。當然，這種懷疑態度還是很有限度的，儒家的基本理論並沒有受到觸動，但畢竟是一種懷疑。從宋代開始，獨立的理性精神逐漸生長起來，迷信權威、盲從古人的習慣受到了質疑和鄙視，這是思想界走向近代的徵兆，其對文學精神的影響是很深的。　　宋代文學會發生、發展以至繁盛的事實，使我們有必要從社會文化學角度對其首先作一番審視。宋代文學之所以能獲得全面、迅速的發展，其原因大概有四：　　第一，交往是人生的基本需要，"以文會友"早已成為中國的文化傳統。《論語陽貨》所言詩歌"興 、"觀"、"群"、"怨"四大社會職能，"群"居其一。可見古人往往結成會社，通過定期或不定期的聚會，交流詩文，切磋技藝，比試才情，同時增進友誼。而詞這種可以集詩、樂(有時還包括舞)為一體的綜合表現樣式，比一般詩文更適用於集體性文娛活動，因而也比一般詩文唱和有更強大的聯絡群體感情的效用。
第二，趙宋政權的積弱使之在與周邊民族國家的較量中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並最終導致國家的覆亡，身處亂世的文士，出於憤怒與抗爭、逃避和慰藉，往往聯成會社，借吟詩作賦抒解鬱結。另外，建炎南渡后，流寓南方的北方文士，出於生計和仕途的考慮，也可能藉助會社尋求支持；而在元初，科舉制度被廢除，士失其業，文士更往往利用詩社的活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既以緬懷故朝、彼此慰藉，又可切磋詩藝、消磨時光。　　第三，宋代大開科舉取士之門，賦詩作文成為廣大士子博取功名利祿的重要手段，為了應付考試，不少士子相互結納，揣測上意，研習詩路文理，為進身煅燒敲門之磚。清朝乾隆年間的黃迥谷對此種會社，深不以為然，其《錫金識小錄》卷四云："詩文社會，可以見前輩流風餘韻，而邑中人文中盛，亦因是可以考見，然必其人及著作果有可傳，斯足志焉。若近日士子時文之會，累累不絕，然人無可稱，文亦不足道，雖多登甲科，膺膝任，亦奚足齒及乎?"　　第四，宋代以文立國，一方面使文化和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繁榮，但另一方面，從某種程度上講，思想文化的繁榮及其多元選擇的必然性，既是導致宋代文人黨爭的重要緣由，也是推助宋代文人會社興盛的波瀾。當這種自覺、自主意識反映到文學創作領域時，它就成為文學會社興起的動力。有人甚至認為宋代是文人覺醒的時期，他們認識到了做詩是文人的生命，詩社是文人的組織，而詩集的流傳與存在正是文人的存在與價值形式，這是一種文人對自我的體認和覺醒。可以說是文人在詩社裡找回了自我。
宋代文學發展到這個時候，文學與時代、文學與士人的關係才真正得到了有效的調整，建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那種無序的、不協調的文學狀況才得到改變，宋代文學至此才有了自己的靈魂。詩文革新運動的意義就在於此。在這一基礎上才會有後來文學高潮的到來，而所謂文學高潮，也不過是這一精神的充分展開罷了。由此可見。新的經濟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崛起是促發文學轉型的根本動力，宋唐並論而又別開局面的關鍵之所在，也成為推動宋以後文學發展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理性主義既是宋人的價值形態，也是他們的審美態度，由唐進入宋代，理性精神的出現是中國古代文化心理演化的必然。明辨這一點，對於把握宋代文學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