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蘇聯共產黨歷史上的「告密文化」（上）

告密合法化為「報告」
在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問題。
告密有兩種。一種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潛伏黨內的沙皇政府密探，最著名的一個名叫羅曼馬林諾夫斯基。此人1906年混入工人運動，曾任工人委員會委員、五金工會理事會書記，1910年被招募為沙皇保安局密探。1912年在布爾什維克布拉格代表會議上當選中央委員，后又被選為國家杜馬代表。他的告密活動給布爾什維克黨造成嚴重損失。布哈林曾經覺察到馬林諾夫斯基的姦細行為，但列寧不相信，反而指責布哈林輕信流言蜚語，政治上不堅定。十月革命后馬林諾夫斯基回到俄國，姦細身份敗露，被判處槍決。這是向敵人告密的典型例子，這種人賣身投靠，已經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投敵叛變。
另一種告密是十月革命勝利后出現的新現象，即向組織密告周圍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機關介入黨內鬥爭，當權者用格伯烏（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方式解決黨內意見分歧時，告密者往往成為安全機關的密探。這些人的動機不一，有的是出於愛國愛黨，有的是為了邀功請賞向上爬，有的是為了打倒對手，有的是為自保。
上世紀20年代，黨內鬥爭逐漸激化。列寧生前，黨內出現分歧還可以通過爭論這種正常的方式解決。列寧患病和退出政壇之後，黨內鬥爭開始走上不正常的道路。得到列寧支持的托洛茨基，與「三駕馬車」（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間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分歧。
1923年秋，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引發銷售危機，國內出現工潮。黨內對解決經濟問題以至黨內民主問題等發生不同意見。
1923年9月俄共召開中央全會，內務人民委員兼格伯烏首腦捷爾任斯基在會上做報告。他提請全會參加者注意，黨內生活的停滯、黨內存在非法派別集團、任命製取代選舉制等已成為一種危險，瓦解黨對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這些事實證明黨內狀況不良。為監視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格伯烏早就安排其黨員以及了解情況的非黨人士充當線人，監視並密報他們的活動。鑒於工潮和黨內存在派別活動，他建議責成所有共產黨員向格伯烏報告黨內的非法派別集團。
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肅反委員會（全名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員會，簡稱契卡），它很快獲得了非常權力，即逮捕和不經法庭審判直接處死的生殺大權。這種情況一直延至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初期。隨著國內戰爭的結束，正常經濟活動的恢復，契卡的工作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列寧決定改組契卡，削減其權力。1922年初契卡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格伯烏），屬內務人民委員部管轄，任務是鎮壓公開的反革命暴亂，從事反間諜工作，保衛鐵路和水路交通線，保衛國家邊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權，但已無處決權，案件必須移交法院審理判刑。這是把蘇維埃國家納入法制軌道的一項重要措施。
但是這一次，捷爾任斯基卻要求把對敵鬥爭的方法用於黨內鬥爭，要求在黨內建立告密制度，這引發托洛茨基的強烈抗議，他堅決反對安全機關介入黨內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也反對這種做法，他說：「這隻會帶來害處。這會被理解為變本加厲的警察制度。我們必須急速轉向黨內民主。」
在1925年年底召開的聯共（布）第14次代表大會圍繞告密問題展開了小小的爭論，有人公開支持告密，有人提出異議。
聯共（布）14大召開之前，黨內出現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新反對派」，反對斯大林執行的方針政策。14大上以斯大林為首的多數派同「新反對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黨的10大曾通過禁止派別活動的決議，所以斯大林緊緊抓住派別活動做文章，指責「新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對「新反對派」的許多指控主要依據的是黨員列昂諾夫給中央的告密信，他在信中報告了自己同好友列寧格勒省委書記、中央委員扎盧茨基以及其他共產黨員的談話內容。
針對這種告密行為，列寧格勒黨的監察委員會主席巴卡耶夫在發言中指出，黨內不允許告密行為，他說，「我對企圖在我們黨內紮根的那種不健康的道德作風不能泰然處之。我指的是告密行為」，這種告密行為會導致黨員互不信任，相互間不能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中央委員尼古拉耶娃反對把契卡的工作方法用於黨內，她說：「什麼是契卡人員？契卡人員是反對敵人的武器……是反對階級敵人的。告密黨內同志，告密那些同志式交換意見的某些同志，這隻會瓦解我們的黨……黨內的這種制度將帶來損害，它將扼殺真正的不滿，扼殺每一個會思考的共產黨員都會出現的一系列不解的問題……不應當用這種制度去鬥爭，而應當依靠正確的黨內民主制度去鬥爭。」
然而屬斯大林多數派的許多大會代表都支持告密行為。中央監委主席團委員施基里亞托夫認為，就某個黨員想成立什麼集團向黨的高級機關告密，這是「每一個黨員的義務」。中央監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這種說法。而中央監委主席團委員古謝夫走得更遠，他聲明：「每一位黨員都應當告密。如果我們有什麼毛病的話，那不是因為告密，而是因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現政策分歧，我們不僅不得不中斷我們的友誼，而且還要走得更遠——去『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