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諾貝爾獎得主: 東亞教育浪費了太多生命

平均主義和匱乏心態的影響
很多對聯考的辯解，都是說，雖然聯考不盡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這是儒家傳統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響。公平並沒有錯，但是如果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壓制了不同類型的人才發展途徑，那就很可悲了。東亞國家的人口基數那麼大，這種人才浪費的機會成本也是高得很難估量。

舉個其他國家的例子。歐洲學術界有個比較，像英國和德國都算是古典學術的學霸類國家，但是英國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為英國的教育制度不夠公平。 英國有一些中學進去後由於傳統原因，上好大學的可能性非常高，這樣裡面的學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龐大的古典學術中。

反過來，德國比較公平，所有學生上大學都要通過考核，這樣，學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備考科目上面。結果英國這種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優質人才。

這就像彼得‧提爾的《從0到1》中的舉的商業上的例子，表面上完全競爭好像比較公平，實際上參加這樣競爭的企業利潤會變得像刀刃一樣薄，朝不保夕，只能顧著眼前利益，不可能對未來做長遠規劃。

而類似谷歌這樣的壟斷企業，因為不用記掛著和其他企業競爭，反而可以由更大的自主權關心自己的產品和做各種長遠得簡直不靠譜的計劃。所以學生如果長期處在考試的競爭壓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長遠的自我成長計劃，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將會決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試上。

另一方面，東亞國家從幼兒園開始到大學的學習卡位戰和爭奪戰，其實質是對有限的高質量教育資源的爭奪，這個並非沒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為何這個地區的爭奪會達到這樣的火熱程度呢？那也許要歸咎於長期物質匱乏導致的稀缺心態。

《匱乏經濟學: 為什麼老是在趕Deadline? 為什麼老是覺得時間和金錢不夠用?》指出，當人陷入稀缺的狀態(物質或是時間)時，稀缺會俘獲大腦時，人注意力的俘獲，不僅會影響我們的所見的速度，而且也會影響我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而當我們為了解決眼下的難題而極度專註時，就無法有效地規劃未來。

我覺得稀缺是東亞民族特有的狀況。因為這些國家幾千年來都是水稻密集型種植經濟，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況下養活更多人，一方面當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勞動和忍受更大擁擠。到了十七世紀后，就都陷入了內卷化的陷阱。

就以日本為例，15至19世紀，日本人口波動在1000萬到2000萬之間，約為英國同期人口的四倍。龐大的人口賴以生存的適耕土地，面積僅相當於英格蘭的一個縣，生產力卻又不及英格蘭的一個郡縣。所以在德川時期，為了維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勞節約發揮到了極點，甚至有兩個匪夷所思的現象。

一個是日本政府出面來鼓勵溺嬰，以至於300年間人口零增長。另外，因為寶貴的土地不能用來給家畜提供飼料，日本人系統性地取消了車輪和家畜的使用這兩項基礎性農業技術，其結果呢，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們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發生意外災難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慘遭溺斃。這種東亞民族特有的匱乏和焦慮心態，不管是東南亞的土著民，歐美人，甚至非洲人，都無法理解。

所以對於教育資源，如果是狹義地理解為配備良好的教室、高階教師之類的，那確實是有限的，對於長期處於稀缺的心理狀態的東亞人來說，是一定要參與爭奪的。

但是，實際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資源，其實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價值觀的言傳身教、志向和視野的潛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種」你上了這個學校我就上不了」那樣的零和博弈無關了。

而且，如果家長在稀缺心態的驅動下，讓孩子從小沉浸在補習班和題海里，希望能先去搶到眼前看起來很稀缺的學校資源，也許從長遠來看，就反而浪費了孩子最大的資源-有無限可能性的少年時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了。

工業化追趕帶來的心態
影響近代工業化的起源在西歐，所以他們不管是經濟社會還是教育體系，都有個比較和緩的自然進化發展期。而東亞國家是被裹挾進現代社會的，為了趕上其他國家，在工業體繫上無一例外的採取了國家層面上有計劃的指導下的發展。日本的工業化要歸功於通產省的官僚們，韓國則是政府支持幾個財閥來配合整個發展計劃，而中國現在還有那麼個五年計劃在指導。

這種國家級計劃是建立在十九世紀的理性主義的基礎上，其內含的想法，是認為世界上沒有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因而可以通過科學的考察而預測出事物將來準確的發展方向。

這種想法運用在教育體制上，就是假定某個機構可以準確地預測某個年紀的孩子需要掌握什麼樣的知識，某種考試可以選拔出什麼樣的人才等等，這種自信令人細思恐極。

而具體到學校和學習的具體操作上，為了適應工業化的人才需求而專門設立的東亞教育制度，比起自然發展的西方體系來說，更有工業化追趕期那種對效率的瘋狂追求。這樣，這些後進工業國的教育體系，反而比前驅工業國更像工廠的流水線一些。

在二十世紀初，泰勒制(Taylorism)在美國產業界盛行一時。泰勒認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於提高效率。為此，他採取了制定工作定額、選擇最好的工人、實施標準化管理、實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強調僱主與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

這就將工人的潛能發揮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實行泰勒制的工廠里，找不出一個多餘的工人，每個工人都像機器一樣一刻不停地工作。泰勒理論的前提是把作為管理對象的」人」看作是」經濟人」，利益驅動是該學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寶。現代最著名的泰勒制工廠莫過於富士康了。從報道中大家也可以猜想到這種高壓環境對工人心理的影響。

而如果把東亞教育制度和泰勒制工廠來對比的話，我們會發現幾乎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制定很高的學習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識點、選擇成績好的學生組成重點學校、全國統一的考核標準、大量考試形成的刺激性獎懲、還有學校內部的各種打雞血活動。學校目標也是要發揮學生的潛能，每一分鐘都要致力於得到最好的成績。

所以批評這種教育體系的人經常說，孩子好像是流水在線的工業製品，或者說，學生是老師的童工，他們的成績就成為老師的績效，所以師生的利益關係經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這並不是簡單的激憤之詞，而是有一定的內在邏輯。

當然，因為東亞國家的勤勞傳統，孩子們這麼辛苦，如果確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問題就在於這個有效性上。

這種教育上的泰勒制，本質上是把學生當成體力工作者來對待。對於體力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工作狀態是可見的，所以工廠管理比較容易，對他們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對」，而不是」做對的事情」。

而現代學生呢，我覺得更像德魯克所定義的」知識工作者」 (知識工作者不生產有形的東西，而是生產知識、創意和信息，誰也看不出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而且從培養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為知識工作者。學生時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們交上去的作業和考卷，而是他們所真正學習到和思考的內容。這些在技術上是無法進行嚴密的督導的。

所以要成為好學生，不是像體力勞動者一樣忠實地完成老師的作業，而是要像知識工作者一樣，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該做的事情」。好學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決定學習的側重，衡量自己知識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這就需要具有極大的主動性和自由度。

所以，悲劇的是，由於東亞教育體制的工業時代基因，他們是用訓練體力勞動者的做法，來培養他們心目中未來的學者和企業家，這不免就南轅北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