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金融系統人事處朋友的所見所聞

　　
　　
　　記得王蒙先生曾經有篇名作叫《組織部里的年輕人》，描繪了建國初期組織部形象。很湊巧，作為後來人的我也曾經在組織部門工作四年，對我國現存的組織人事制度和幹部選拔、任用、考核體系有一些感觸。下面就是我在組織部門工作的點點滴滴，寫下來給大家看看，姑且命名為《新組織部里的年輕人》吧。
　　　　
　　　　要從1995年我大學畢業分配說起，那年我23歲。當時，在金融部門工作可是件很榮耀的事，收入高、地位高，所以大夥兒都搶著去金融部門。特別是我所在的B市是位於「沿海發達地區」的特大中心城市，所以B市的銀行系統更是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們夢寐以求的地方。可是那年大學畢業生第一次出現了供過於求的現象――畢業學生太多，不可能都擠進去呀？於是大家各顯神通，畢業生見面供需會上，大家爭相把自己誇得一朵花似的。更有甚者，少數有些「背景」的學生買通學校管畢業分配的政工人員，到用人單位美言幾句。
　　　　
　　　　由於我不喜歡所學的財經專業，所以成績並不怎麼好，在班上總是排個中等，還曾經有兩門不及格――微積分和工業會計。在成績上沒什麼可以誇耀的。可是我有一項別人沒有的特長――畫畫，於是自薦時帶了自己畫的油畫《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和《椰子樹》兩幅作品。也算我運氣好，這家銀行的一個支行正準備要個會美術的來搞搞儲蓄宣傳，於是，我的畫被人事處長一眼看中，初選上了。人事處處長助理（正科級，由於年輕不好一下子提為「副處」，所以先「助理」一下，也就是代理的副處長）小趙跟我是素昧平生，但人很好，很欣賞我的才華。於是他對我說了一個秘訣：下次複試行長要親自挑選，一定要帶上你的作品，讓他留下印象――這是最重要的！
　　　　
　　　　複試那天，我帶上了我的畫展示給行長大人看，行長大人非常滿意。問了幾個無關痛癢的問題后，我就被錄用了。本以為這下可以好好輕鬆一下了，可是人事處趙助理卻在半個月後通知我到人事處實習。我在那裡實習了一個月，每天工作很勤懇，給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終於有一天趙助理問我：想不想留在人事處？分到二級分行和支行去一下子就會被人海埋沒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露出頭，你最好還是留在人事處。我說我當然想啦。處長助理想了一下說：你剛來就到人事處不太好，還是先到城區支行鍛煉一下，找個機會再把你調上來。
　　　　
　　　　這樣我被分到了A支行，住在集體宿舍里。同事們知道我是從人事處―組織部來的，都問我有什麼背景能到人事處實習？我說我外地人一個，哪裡來的「背景」？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反正就被留在那裡實習了。有些人將信將疑，也有一些人猜測，我肯定是被作為「重點培養對象」派下來鍛煉的。後來我才知道，我之所以有幸成為那批學生中唯一一個被挑中到人事處實習的真正原因是：我曾經得罪過的一位學校政工人員在處長助理那裡說了我很多壞話，想用另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頂替我的名額，被處長助理拒絕了。那個政工人員對趙助理說：「我們有比他好的多的學生你不要，為啥偏偏要他？他在學校里是出了名的不聽話，成績也不怎麼樣」。趙助理回答道：我們看中的是才幹，不是學習成績，我們也知道大學里的學習成績是怎麼回事。雖然趙助理把她頂了回去，但是對我又有點不放心，於是想通過讓我在人事處實習一段時間以觀察我。結果，呵呵，我因禍得福。
　　　　
　　　　當時和我住同一宿舍的有大約10多個單身外地年輕人。大家每天下班以後談論的主題就是什麼時候能夠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紀輕輕就當了某某「官」，某某人因為老子是什麼「官」就當上了什麼「官」。總之，大家都想當「官」，都想走捷徑，因為當「官」意味著實實在在的財富與權力。
　　　　
　　　　在支行幹了3個月以後，B市組織了金融系統「金融知識電視競賽」。我作為我們行選手之一參加了比賽。還好，因為是科班出身，比雜牌軍到底狠實些，得了冠軍，因此受到行長大人的親自接見。有當時的一張照片，一副春風得意、躊躇滿志的樣子。比賽后第三天，我就得到支行人事科的通知：到分行人事處（組織部）報到，是「借調」。臨走的那天，宿舍的朋友們圍住我半是開玩笑、半是認真地說，當了官以後別忘了兄弟們哪！
　　　　
　　　　我到人事處上班了，很湊巧，一來就分管幹部、協管組織。我們單位人事處和組織部是合署辦公的，人事處長就是組織部長。人事處主要有以下幾個攤子――幹部科：管幹部的考核、提拔、委任、免職、調動、職稱；組織科：管發展黨員、黨務管理；勞資科：管勞動工資、養老保險；教育科：職工教育；老乾科：老幹部工作。幹部科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門，由處長助理親自掛帥，可見組織上對我的器重。我當然也受寵若驚，更加勤勤懇懇，也博得了領導們的賞識。終於有一天，處長親自帶我到行長那裡，對他介紹我說：這個小夥子非常不錯，我們已經決定正式調了。行長大人傲慢地瞟了我一眼，哼哼唧唧地說，好，你看著辦吧。
　　　　
　　　　這樣在借調幾個月以後我正式來到了人事處。回去辦理調動手續時，A支行人事科長對我說，以前你在時對你照顧不周，得罪了，別往心裡去！我笑笑說，沒有啊，組織上對我挺照顧的。人事科長又說，以後有什麼需要我們這裡幫忙的儘管說，我們一定想辦法解決！我說，那就不必了。
　　　　
　　　　到人事處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年底到了，我們行開始了一年一度的幹部職工考核。我負責這件事。根據總行的文件要求，我們花費巨大精力製作了一份長達20多頁的考核細則――讓人看著頭就大，更別說融會貫通了，甚至細緻到連誰不穿行服都要扣分。其實行服每個人只有一套，天天穿著豈不要穿成要飯的衣服了？當然，最後這些「細則」根本沒被執行――因為根本無法執行。作為變通，考核就依據五個「綱」來進行，這五條「綱」也很耐人尋味：第一條「綱」就是「是否熱愛黨，擁護社會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當然，大家都熱愛，都擁護，都堅持。這樣空泛的「綱」的結果就是一團和氣。考核結果分成四個等級：優秀、稱職、基本稱職和不稱職。第一次上報結果是：「優秀」的佔到32%，「稱職」的佔到67%，「基本稱職」和「不稱職」的合計占不到1%。其中有個縣支行，連續幾年發生大案，100萬人口的大縣、200多號人，存款餘額不足一個億，可是居然全部「稱職」，還有30%的「優秀」。處長一看非常惱火，打電話把支行行長和人事股長訓了一頓。結果又報上來了新結果――變戲法般地變出了16個「不稱職」！後來處長為了防止這樣的事情再發生，專門發了通知：「優秀」不得高於15%，「基本稱職」和「不稱職」合計不得低於3%。這個「比例限制」雖然是不得已為之，但總是讓我不由得想起「反右」時期限定「右派」比例的事。
　　　　
　　　　應當說，當時的人事處長在我見過的幹部中還算是很不錯的――至少根據我的觀察是如此。他住得比較遠，行長大人專門給他一部奧迪轎車他不坐，每天堅持擠公共汽車，結果有一次下車時摔骨折了腿，三個多月才好；另外也不喜歡收禮，幾次看見他把拿著禮包的送禮者趕出辦公室；也從不洗「桑拿」、搞「保健按摩」之類的名堂。但是我覺得他在這種幹部體制中是無能為力的，有時也不得不違心地做一些事情。
　　　　
　　　　不久以後全行系統又搞職稱評聘。各個二級分行、支行報來一大堆材料。根據文件精神，職稱聘任有個原則是「擇優聘任，寧缺毋濫」，可是這些人與我從來都未曾謀面，更談不上了解，怎能知道他們究竟是否「優秀」？只有面對一大堆自我表揚的材料來篩選；至於「寧缺毋濫」，那更是我所不敢做的，因為職稱問題本來就是直接與住房、工資掛鉤的，向來都是一個敏感問題，經常為此爭得不可開交，如果我膽敢「寧缺毋濫」，那不非把我這毛頭小子撕成碎片不可？所以這個原則事實上是不可能被執行的。但是我還是希望能夠有一個客觀的尺度來進行衡量，於是根據總行下發的相關文件依據學歷、工作年限、論文數量等等幾項指標編輯了一個打分標準，再依據標準來進行排序。至於這個「標準」是否完全客觀公正，那只有天知道。不過這種方法倒是有一個好處：公開，你是幾斤幾兩昭然若揭，避免了以往評職稱時大家吵得不可開交的局面。曾經有沒評上的找上門來，我把打分表給他一看，他心悅誠服。我很有耐心、很和善地告訴他，回去想辦法多發表幾篇文章，下一次您就肯定能聘上了。他很是感激，怒氣沖沖地來，高高興興地走，臨走還向我道謝。處長和趙助理很高興，說我是「非常圓滿地解決了職稱聘任中的矛盾」，「實現了職稱聘任工作的新突破」，還號召另外幾個年輕人向我學習。不過在工作中我發現一個問題，全行以前聘任的中級以上專業技術職務實際數目竟然上比報總行報表上的數字超出100多個！我向處長彙報，處長盯了半天說：哎，假報表、假數字……
　　　　
　　　　處長和處長助理對我們要求很嚴格，上班時間不許聊天、不許看報紙、不許打遊戲。我這人沒事喜歡畫畫，無聊時總是畫些塗鴉之作，被處長助理警告過一次。還有一次乘處長和處長助理不在時打遊戲，結果被推門而入的處長逮個正著，狠狠批評了我一頓，還捎帶批評了另外兩個在場的年輕科長，說他們不聞不問，太不關心新同志進步了。
　　　　
　　　　機關有個食堂，每天中午我們在食堂就餐，是份飯。我這人很挑食，有很多東西是不吃的，所以總是要求食堂師傅給我打我愛吃的菜。我剛到機關上班時，其中幾個師傅給我換菜時都很不耐煩的樣子。後來知道我是人事處的以後態度明顯就變了，我要什麼都給我加倍的給，還經常誇我們：人事處的小夥子、大姑娘個個都長的精神！一聽就是假的。
　　　　
　　　　那年春天我們去春遊，到了某個二級分行。招待得很豐盛，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甲魚、烏龜、幼鯊和其他海鮮。可是我覺得這些大名鼎鼎的、象徵「富人生活」的東西根本就不好吃，比起我媽媽給我做的那些家常菜肴味道差遠啦！再想想這一桌子值多少錢，心裡覺得難受，於是勉強吃了幾口就再不動筷子了。我心想：看來這些所謂的「上層人物」過的生活也不過如此，除了窮奢極欲還能有什麼呢？晚上安排到某娛樂城「活動」，臨去之前，處長叮囑大家說：唱歌可以，但決不許洗桑拿、不許搞保健按摩、不許跳黑燈舞！我們是組織人事幹部，一定要給下面做出表率來。等我們去到那裡，發現已經有10來個「小姐」在那裡恭候了。處長一臉不悅，說，搞這些幹什麼？――這可不是假正經，因為我們處長潔身自好是出了名的，況且他的身體也不好。這個分行的S行長是個又高又粗的壯年人，一看就屬於那種精力過剩一類的，他說，沒啥，耍耍輕鬆一下嘛。他的級別和處長一樣是正處級，處長也就不好多說什麼了。於是尷尬地坐了一會，S行長拉起一個「小姐」到舞池裡跳舞去了。過了一會兒，舞廳燈光暗了下來，只能影影綽綽地看到人影。我下意識地一直盯著S行長看，看到他在舞池中央和那個「小姐」接吻。春遊回來后我把這件事報告給了處長，處長顯示出很吃驚的樣子。後來過了幾天，分行發了一本書叫《銀行思想政治工作彙編》，我翻了翻，裡面有S行長的一篇大作《論銀行家的思想修養》。
　　　　
　　　　就在1996年春天，趙助理調到另一個單位去了。臨走他跟我談了話，他說：你很聰明，也很有悟性，牢記住一點，在單位里混，三分靠做事，七分靠做人。那年夏天，處長讓我寫《人事處、組織部半年工作總結》，以往這都是趙助理寫的，我覺得壓力很大。但是本著責任心我還是花了一整天的功夫認真地完成了，處長開會不在，我在下班時放在處長辦公桌上就走了。處長開完會回來讀了我的《半年工作總結》，覺得寫的很好，喜出望外。見我不在，就寫了一封信放在我的辦公桌上。信中寫道：「……來處時間不長，就能寫下如此詳細而準確的流水帳，可見是個有心人，令我喜出望外，可喜！可喜！……今後還要進一步加強文字功夫和業務學習，爭取儘快成熟。」第二天我上班時讀了這封信，感到處長既充分肯定了我的成績，也指出了我的不足，話也說得很中肯，真是讓我非常感動。
　　　　
　　　　那年夏秋之交，處長也高升成為分行紀委書記，新調來一個處長。這位新處長姓申，是從市政府調來的，據說原先是市裡某個老領導的小車司機。老領導離休以後，「打招呼」把他弄進行里，一來就是副處，又迅速提拔為正處。起初在機關的清水衙門――工會工作，特喜歡下象棋。以前我也見過他，不過交情不深，只記得那時侯他總是抽5塊錢一包的「紅梅」牌香煙。至於他為什麼當上人事處長，據說是因為他這個人很聽話，從不跟領導進行任何爭辯；而且嘴特別嚴，來行幾年了對市裡老領導任上的事情一句也不透露。相比之下原來的處長太獨立了，我幾次看到他和行長大人爭的面紅耳赤的情形，所以行長大人給他「提拔」成一個級別較高的清水官――眾所周知，「紀委書記」在企業里雖然屬於領導班子、黨組成員，可是沒什麼實權和油水，只是在一把手的領導下查查案子罷了。
　　　　
　　　　說到我們銀行，就不能不提提行長大人。行長大人姓馬，據老同志介紹，馬行長是屬於那種特別走運的人：他本來是某個二級分行信貸科的副科長，1984年，市裡搞「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發現他是這個銀行第一個大學本科生，又是學財經專業的，那年也才41歲。於是找他談話，進去的時候是副科長，出來就一步登天地當上了副行長（副廳級）！1986年老行長離休，他變成了一把手，在這個位子上一呆就是10多年。10年以來，原先的老人物陸陸續續地退休的退休，死亡的死亡，調動的調動，絕大多數新成長起來的處級幹部都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都對他心存畏懼――因此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
　　　　
　　　　一開始，馬行長也是誠惶誠恐的，很謹慎敬業、廉潔奉公，也做出很大的成績。但是漸漸地由於權力缺乏制約，他開始自我膨脹起來，養成了飛揚跋扈、獨斷專行的性格特點。對手下的幹部經常訓斥。馬行長當時已經50多歲了，眼見退居二線的日子一天天臨近，覺得自己很虧，開始大撈特撈。他不顧重重反對，執意要建一座50層的雙塔大樓來「弘揚我行光輝形象」，表面上看是好大喜功，但幕後的潛台詞是他可以撈到巨大的利益。他的兒子的公司為這一巨大工程提供「進口石材」，其中的奧妙不說也明白。後來某縣支行要蓋大樓，一個存款不過一個億、員工80人的小行居然要蓋22層的大樓，我們聽了都覺得很可笑，可是居然也被批准了。原因是行長大人的弟弟――一個無業遊民，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草台房地產公司，（當然法很巧妙，他兒子的公司和他弟弟的公司名義上都是別人當「老總」，但實權掌握在他們手中）招標時一招就中（當然會中），審價時行長大人專門給項目評估處處長打招呼，要「寬鬆一些」，評估處長心領神會，於是很「寬鬆「地審了，批了。大概有100多萬的賺頭。結果報批時，行長大人又在這個基礎上加了250萬元。後來，22層的辦公樓蓋起來了，只是那個縣支行人太少，當地經濟又不發達，招租也沒招徠幾個人，於是，就連掃地的臨時工，每人都有一套寬大的辦公室。
　　　　
　　　　當時行領導班子里還有一位二把手周副行長，當年40多歲，精通銀行業務，是從二級分行一步一個腳印幹上來的，屬於那種實力派人物，自然不屬於馬行長嫡系。這位周行長比較關心職工利益，也敢跟馬行長叫板，比如那年行里開會討論接收大學生時，馬行長武斷地說：「一個女生都不要！」周行長立刻不溫不火地說：「還是要幾個吧…女生也有女生的優勢。」結果，那年有10個女大學生成為周行長這句爭辯的受益者。周行長的存在使得馬行長不能為所欲為，於是馬行長利用幾次儲蓄事故大做文章，逼得周副行長三番五次在全行工作會上做檢討，最後只好一走了之。周副行長走了以後，馬行長完完全全地把全行變成了家天下和一言堂。
　　
　　
　　言歸正傳。再說我們的申處長，將近50歲了，精力卻異常充沛。他痴迷於下象棋。經常找人一下一個通宵，後來別人都怕他，於是他就跟電腦下，經常是徹夜不回家，害得他老婆還以為出了什麼事，幾次跑到單位來找他。有一次我值班，在他邊上打遊戲《盟軍敢死隊》，他下象棋。我打到夜裡3點就熬不住睡覺了，第二天早上回辦公室發現他還在下棋，一看我說：哦，上班了。於是洗了把臉就夾個本子開會去了。
　　　　
　　　　新處長一來我們處，看著幾個年輕的面孔，興奮地連聲說：好！好！組織部里的年輕人！有希望，有前途！我初來乍到，工作不熟悉，向你們多學習！從那以後，他完全對我們放任自流，事事要我們拿主意，辦完以後告訴他一聲就行了，他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哦！好，好！」估計多半記不住。
　　　　
　　　　申處長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兩個在行里做臨時工的女兒轉了正。當然，也有100多個臨時工跟著沾了光，也轉了正，絕大多數是行里幹部的子女。為此我們超過了總行規定的人數指標，當然我們隱瞞不報。
　　　　
　　　　處長嗜煙如命，總是一枝接一枝不停地抽，一天要抽掉兩包。自從當上人事處長兼組織部長以後，他不再抽紅梅煙了，改抽「玉溪」和「中華」，也還見過幾回抽「熊貓」的。我想，他如果每天抽兩包「玉溪」，他的每月1500元的工資全花在抽煙上都不夠。一開始，我們敬他「阿詩瑪」他還抽上兩口，後來就總是說抽多了，先不抽。我們也知趣，再不給他敬煙了，知道他看不上。
　　　　
　　　　申處長特別注重自己的形象，衣服、褲子、鞋子、領帶、皮包、腰帶全是國際名牌，加上他本人身材頎長、相貌英俊，確實有些風流倜儻的味道。國內名牌和金利來之類的東西他是根本看不上的。1997年夏天我們處調整辦公室，我們幫他清理辦公傢具，從裡面搜出如下東西：未開封夢特嬌襯衣、T恤各一件，「五糧液」四瓶，「路易十三」一瓶，「玉溪」五條，「中華」三條，「鱷魚」牌襯衣、皮包各一，「君山銀針」茶葉三桶，義大利「老人頭」皮鞋一雙，聖大保羅皮帶兩條，聖大保羅打火機一個、皮包一個，「聖羅蘭」煙盒一個。後來我有一次逛商場時無意中發現了那個品牌的打火機，價格是598元。
　　　　
　　　　申處長還經常好心地給我們派發他的「中華」、「玉溪」、「熊貓」煙抽。大都是打開一包抽一根以後就給我們。可是大家一抽就發現是假煙。原來他只散發假煙，真的自己留著。後來我們給這種假「中華」煙專門起了個綽號叫「申華」，意思是比「中華」差了那麼一點，也是指「申處長散發的中華」。至於他的「玉溪」和「熊貓」，則被我們戲稱為「王溪」和「能貓」。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申處長一上任就開始大刀闊斧地「改革」。改什麼呢？應當說前任留下的底子還算不錯，我剛一進行時還感覺到某些正氣，但是申處長說：要改革，非改不可。於是他跑到深圳、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銀行「考察」了一番，回來時就已經成竹在胸了。
　　　　
　　　　申處長開始讓我們夜以繼日地整理改革思路，那些天倒是抽了不少真「中華」和「玉溪」。應該說，當時我們還以為這種改革是借鑒了「國外先進經驗」，以為這種改革能夠解決好客觀存在的人浮於事、任人唯親、機構臃腫等弊端的，因此我們是以一種很認真的態度對待這件事的，可以說每一句話都是字斟句酌，每一個數字都反覆演算。然而，當時我就有一種擔心，申處長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太流於浮躁了，因為人事體制改革涉及到上萬職工的切身利益，稍微處理不好就會引起矛盾，在沒有充分調查研究和取得試點經驗的情況下就在全行推廣，是不是太輕率了？以後事態的發展證實了我的擔心不是多餘的。
　　　　
　　　　申處長的第一個「改革舉措」就是「適當拉大拉開收入差距」。於是定了方案，根據行政職務來確定收入係數，把行長與普通員工的名義收入差距從2.5：1擴大到5.1：1，正處級的差距從2.1：1擴大到4.5：1。正科以下變動不大。由於工資總量是由總行控制的，不能突破，因此根據方案一測算，行領導、正處級名義收入幾乎翻了一番，副處級有所增長，正副科級基本持平，普通職工下降20%――這就是「改革」！這種「改革」實際上是把職工的收入一部分轉到了少數人手裡。方案一出，全行嘩然，在分行人事工作會議上，各二級分行紛紛提出批評意見，但是受到馬行長的全力支持，原因就不用多說了吧。
　　　　
　　　　大家知道，像金融企業里，「領導」在用車、住房、醫療……等等一切方面都享有職工不可比擬的特權。比如說住房，「領導」不僅面積是普通職工的3倍，而且佔據了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樓層、最好的朝向，按市場價格計算，「領導」們就比職工多得到數十萬元；再比如說用車，「領導」們比擁有私車還划算，說是「公車」，但實際上有幾個單位的領導肯把自己的車拿出來「公用」的？車位、修理、耗油、過路過橋……一切都是「公家」出錢。這實際上是一種隱性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此外，還有很多上市公司為拉關係無償贈送的原始股，通常數以萬計，一旦上市后就價格不菲、獲利很多。這在全國金融系統里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普通的職工哪裡有這種待遇？然而某些人並不以此為滿足，非要從職工那裡挖掉一塊不可。可悲的是，「改革」大權掌握在這些人手裡，這種「改革」就成了他們斂聚財富的一種手段。在那年的工作總結上，申處長讓我寫下了如下的話：「實行拉大拉開收入差距以後，極大地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出現了人人比奉獻比業績的可喜局面」。
　　　　
　　　　申處長的第二個「改革舉措」就是「實現下崗分流，人員精簡」。正式職工不太好惹，就從臨時工開刀。於是數以百計的儲蓄崗位臨時工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工作，丟掉了飯碗。很多臨時工都是些小姑娘，跑來找我們央求哭訴，有些我們還認識，可我們有什麼辦法呢？反正處長的兩位千金都轉正了。處長對這個改革舉措的評語是：「精簡了人員，提高了效率，使職工普遍產生了危機感，全行職工精神面貌為之一振。」
　　　　
　　　　第三個「改革舉措」是「精簡機構」。由於分行有20多個處室，每個處室各管一攤，支行也有對應的科室。機構臃腫的現象的確是存在的，但是問題出在各個環節，特別是分行。申處長大刀闊斧地砍掉了支行的一半多處室，可分行機構紋絲不動，於是各個支行不得不一個科室對幾個婆婆，光開會和收發文件都忙不過來。機構精簡了，但是人員卻沒法安排，那麼多「科級」、「副科級」怎麼辦？於是想出幾個新名詞「科級調研員」、「享受科級待遇」和「科級行員」，干科員的事，拿科長的錢，又引起了普通職工與這些人之間的矛盾。退下來的科長、副科長們也不服氣，都不好好乾。
　　　　
　　　　就這樣，三把火把全行燒的烏煙瘴氣，「改革新舉措」一個接一個出籠。我們私下裡給申處長和計財處賈處長（也是「拉開拉大收入差距」的始作俑者之一）起了個綽號：「改革家」。只要有誰被處長叫到辦公室里，出來以後大家都調侃般問：「怎麼樣，『改革家』又有什麼『改革新舉措？』」後來慢慢地，「改革家」的綽號傳到了全行，大家都這麼叫。我們又覺得他們可能也聽到了，覺得這麼叫太刺耳，於是用了隱晦的叫法：英文「REFORMER」，漢語音譯為「瑞富門」。
　　　　
　　　　隨著我的深入觀察和思考，我發現這些既得利益者們所倡導的「改革」實際上是一種打著改革旗號的掠奪。他們的每一條措施都顯得「跟中央保持著一致」，都有一條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實際上卻是對誠實勞動者的剝削。因此我漸漸地對這種「改革」產生了厭惡和抵觸情緒，開始懷疑自己每天做這些工作究竟有什麼實際意義？我的價值在哪裡？我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幸地成為了他們的幫凶和幫閑。
　　　　
　　　　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參加了人事系統的年終報表會。大家來到一個賓館里，好吃好喝好玩，順便做報表。那個報表也很有意思：把我負責的這一塊的真實情況做了個報表，結果一匯，數字不平。於是修改再修改，終於調平了，可是我一看，這數據跟我掌握的實際情況差的很遠。為什麼呢？因為以前的數據就是假的，現在的情況也是假的，真實的幹部變動數據一加上，肯定是錯誤的。我們處最資深的一個科長告訴我，做報表的原則在於：千萬不要想著真實情況如何，只要根據領導意圖定好年末數，再根據上年年底的報表數字當年初數，中間的數據瞎編就行啦。只要平就沒問題。唉，可憐國家統計局那些工作人員，他們就按照這種數據來給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提供決策諮詢呢。
　　　　
　　　　轉眼到了1997年，又到了招收大學生時候了。總行給了我們行170個進人指標，可是馬行長和申處長決定只招10個。為什麼呢？因為總行對進人指標要求越來越嚴，控制的很緊，要想用指標辦些走後門的事，就得「開源節流」。於是總行的進人指標我們全要了，卻只用了10個，截留了160個。後來總行跟我們要每一個新進大學生的花名冊，申處長就命令我把所有投了自薦書的大學生拼湊170個人報上去。為了湊夠數目，連我的女友都被拉上去湊數了――儘管她根本就沒進我們行。上報數據時，有「填報人」一欄，申處長要我簽字，我不肯簽。他說這有什麼關係，出了事有馬行長和我頂著呢。於是我假裝答應簽字，但到底也沒簽。直到現在，總行的人員名單里還保存著這些假張三、假李四的名字。
　　　　
　　　　那麼，這些節流下來的進人指標用到哪裡去了呢？那年進來這麼一個人：某位中央部委領導的侄子。這個人本來是××省××縣××鄉××村××組的一個農民，不知從哪裡偽造了一個大專畢業文憑，自稱是學金融的。來報到時操一口難以聽懂的鄉音――我讓他說普通話，他說不會。我根本不相信一個真正上過3年大專的人竟然不會說一句普通話？於是懷疑他沒上過大專，於是順便裝做請教他的樣子問他「布雷頓森林會議」是那年開的？他聽了直發愣。看看他的「檔案」，貨幣銀行學是90分――貨幣銀行學能考90分卻不知道布雷頓森林會議的人，我還真是頭回見到。後來我碰到另外一個畢業於該校的跟他「同班」的女孩（也是走後門進來的，因為總行規定進人必須本科以上，但這女孩學歷是真的），她說從來沒見過這個人。後來這個人被分到某個處室，幾天以後那個處室的張處長找上門來，罵道：「你們人事處真是不幹『人事』，看看給我分來個什麼渣滓？！」我們連忙問究竟，他怒氣沖沖地說：「這個人什麼都不會幹，只有安排他拖地、往碎紙機里碎文件之類的勤雜活。結果發現他……不會用拖布！碎文件時他把一大摞文件一起往碎紙機里塞，一下子堵了，就用手去捅，把我嚇得個半死，要是把手指弄出個殘廢來，我還真不好交代了，只好自己動手碎文件了。那人每天都帶本武俠小說一直看到下班――他媽的，幸虧還認識幾個字。」
　　　　
　　　　
　　
　　
　　
　　
　　97年春天，處里老乾科姚科長高升成了副處長，調到行政處去了，處里給他開歡送會。我們行行政處不管行政，而是管福利發放、財務報銷、司機等後勤工作，有錢。姚副處長很高興，歡送會他做東，一頓飯吃掉2000元。吃完以後申處長說：「活動一下吧。」於是到了某娛樂城。上了三樓，發現走廊里密密麻麻地坐了足足50個以上的雞。那年通貨緊縮，雞們的生意也開始不好做了。一看到前呼後擁的十幾個客人，個個「精神為之一振」，眼巴巴地望著我們。我一看是這個架勢，心裡暗暗叫苦。處長大人坐到包房裡，媽咪趕緊進來介紹「小姐」。那媽咪長得十分漂亮，的確有傾城傾國之色。在挑選了十多個小姐以後，申處長笑眯眯地看著她說：你留下來陪我吧。那媽咪趕緊說：我是媽咪，不上台的。申處長很失望地「哦！」了一聲，再也沒多說。媽咪覺得過意不去，忙吩咐幾個雞說，一定要把客人招呼好！聽了這話，坐在我身旁的雞開始一下子躺過來了。我連忙站起身對申處長說：處長我請個假，我女朋友病了，我要去學校看看她。申處長看了看我，真的嗎？怎麼白天沒聽你說。我忙說姚副處長就要走了，我想給他餞了行再走。申處長這才同意我走，並指派司機小梁送我。我忙說不用了。由於走的慌裡慌張，連包都忘了帶。出的門來，看到走廊上兩個媽咪在吵架，一個說，生意不好做，好不容易來了撥客人，你卻一個人獨佔了，大家有錢得分著賺呀。看到我出來還以為我是來挑雞的，又不吵了，一直目送我走下樓梯。到外面我才發現忘了皮包，又返身去拿，又看到她們爭吵。一從裡面出來，我長出一口氣，馬上給女友打了個電話彙報情況。第二天上班，處長一見我就問，你女朋友得了什麼病？我說發燒了。他聽了還是將信將疑。後來我們處一個剛被提為副處長的老張找我談話，對我說，年輕人出淤泥而不染當然是對的，可是有時候也得講究策略，也得隨大溜，當出頭鳥容易被打入另冊，以後可要當心點啊。張副處長對我是一片愛護之心，說話也很策略，點到即止，可卻讓我不寒而慄。
　　　　
　　　　從那以後，申處長再出去「活動」倒再不帶我了。我也落得個悠閑自在。雖然我知道這對我的升遷是極為不利的，但是我當時已經實在不再想「陞官」了。升了又如何？在這樣骯髒腐敗惡臭的糞坑裡摸爬滾打，自己不就也成了蛆蟲？我當時已經明白了，這些滿嘴「黨性」、「原則」，口口聲聲「無私奉獻」的人，恰恰是最骯髒、最醜惡的一群。如果我真的「有幸」得到他們的「賞識」和「提拔」，那說明我離他們也不遠了。
　　　　
　　　　由於「拉開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極大地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全行出現了人才大量流失的「可喜局面」。高學歷的、血氣方剛的大學生、研究生紛紛辭職、調出，我1995年參加知識競賽的三個選手、一個領隊中，轉眼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其中一個碩士研究生，來行后就被分到城區支行做信貸員拉存款，由於不是本地人，本人又不善辭令，因此存款總是完不成任務，結果幾乎每月只能拿到基本工資。他們支行行長還說：碩士有個屁用？都是些書獃子，拉不來存款，架子還挺大。於是那研究生也想走，臨走時找我談了話，他說自己不想每個月800塊混下去了，自己的價值不止這麼一點。我勸他好好想一想，行里真正的科班碩士研究生出身的還不多，日後可能會得到重用。他說他要去找行長談談，看看行長是否挽留，要是挽留就留下來。過了兩天他來找我說，他找馬行長說自己想調走，馬行長只說了一句：好，去辦手續吧。
　　　　
　　　　面對這種情況，申處長卻一點都不擔心。他說，讓他們走吧，毛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去留隨他們的便。這些人不安心工作，成天要待遇，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心裡想，哼，人走了留下指標正好走後門不是？你是恨不得再多走幾個。當然，俺沒敢說出來。
　　　　
　　　　在這種小氣候的影響下，大家全都心灰意懶，都在暗暗找自己的退路。全處處於一種渙散狀態。我剛進人事處時感覺到的那些正氣和勤於學習的風氣蕩然無存。當時我們處所有年輕人全都迷上了遊戲，一個接一個地打，一邊打遊戲一邊辦公，有時候乾脆把門一鎖不辦公，人事處變成了電子遊戲廳。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開電腦打遊戲，一直打到下班時兩眼發黑地離開，晚上睡覺做夢都在想遊戲的情節。至於申處長讓我寫的五花八門的「總結」、「彙報」材料，儘管我很能寫，但是就是不想動筆，於是把以前的類似材料考出來改改時間、改改標題糊弄他。有一次他忽然要一份以前的材料，他看了一會兒以後他跑到我辦公室對我說：咦？怎麼今年的材料和去年一模一樣？連標題都沒改過來！說完回辦公室了。過了一會又跑過來對我說，你可不能這樣糊弄我呀！我撓撓頭一笑表示歉意。
　　　　
　　　　應當承認，我並不是一個好乾部，我沒有足夠的膽量和這些人面對面鬥爭，因為自己還要在這裡謀生。我只有靠消極怠工和跟他們唱對台戲來發泄心中的不滿。那幾年行里頻頻舉行各種各樣的考試，有職稱的、有上崗資格證的，我每次都監考。我心想，你們腐化墮落，憑什麼來難為職工？職工考不上上崗資格有下崗的危險，決不能讓你們得逞。於是凡是我監考的考場，全都出奇地寬鬆，我甚至冒著風險給職工們通風報信，讓大家抄個痛快。儘管很多職工我一輩子可能就只見這一面，但我還是這麼做了。後來我辭職到某公司以後，有一回到銀行去辦事，幾個儲蓄員小姑娘認出了我，感激地對我說，我們都記得你呢！你是好人！我心想，一生中有幾個人記得我的好處，這輩子也算值了。
　　　　
　　　　那年年底，又開始幹部職工考核了。隨著我的資歷的加深，我也開始參與考核處級幹部了。印象特別深的是在M支行那一次。我和申處長到了M支行，說明來意，馬上就有一個年輕漂亮的小姑娘來給我們端茶倒水，很是熱情。我以為她是一個勤雜人員或者秘書之類的角色，也沒多理她。後來M支行的常行長來了，召集了所有科級以上的幹部來開會。我一看，哇，幾乎全是年輕漂亮的小姑娘，剛才那個端茶的小姑娘就是支行辦公室主任（正科級）！一看花名冊，居然比我還要小一歲（我當年25歲）。常行長先念自己的工作總結，基本上是表揚和自我表揚，最後無關痛癢地說了幾點「不足」。接下來輪到諸位佳麗發言了，常行長迴避，諸位佳麗一個個單獨跟我們談話。在等待的空閑里，我問申處長說怎麼這個行都是小丫頭在當官？處長微微一笑說，這是常行長的愛好，他無論走到哪裡就提拔一批小丫頭圍著自己轉。小丫頭們進來發言了，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誇獎常行長，比如「有魄力，勇於開拓」啦，「事業心強」啦，「無私奉獻、任勞任怨」啦，「作風嚴謹、一絲不苟」啦，「正派廉潔、克己奉公」啦，「關心群眾、平易近人」啦……等等，總之這世界上的一切美德都屬於常行長。當然啦，她們說常行長也有缺點，不外乎三條：「有時有些急躁」、「不注意自己的身體」、「有時候對下屬太苛刻」。聽著彷彿是缺點，可是仔細一琢磨，「有些急躁」不是說他事業心強嗎？「不注意自己的身體」不是說他「無私奉獻、任勞任怨」嗎？那「有時候對下屬太苛刻」不就是說他對下屬要求嚴格嗎？我一方面驚詫咱們中國辭彙的豐富，另一方面也真佩服這些小丫頭年紀不大，拍馬屁的技巧卻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拍馬屁的手法也花樣翻新，正著拍，反著也拍――特別是這種反拍馬屁的手法，真值得那些矢志於削尖腦袋往上爬的人認真學習和借鑒。我暗自想：這常行長每天也真叫爽啊，成天威風凜凜不說，還有一幫白領麗人眾星捧月般圍著轉。只有一位「靠邊站」的三十多歲的女「副科級調研員」發了牢騷，她說她剛來行的時候，是個女行長，只喜歡小白臉、奶油小生，自己沒戲，熬了七、八年才到副科；等到自己人老珠黃了，又來了個男行長大力提拔小丫頭，自己副科的位子還得給她們讓出來，30多歲就成了「副科級調研員」。申處長聽了笑得合不攏嘴。晚上常行長為我們設宴接風，申處長乘著酒興把這事當笑話拿出來講了，引得哄堂大笑。我坐在一邊，心想那個「副科級調研員」這下算是徹底完了。
　　　　
　　　　回來把白天民主測評結果一統計，發現打100分的占絕大多數，一票60分，還有幾票99分的，一平均，98分――真是接近十全十美了。我心想這「中層幹部」都是常行長一手提拔的，這些小丫頭要是按正常程序混，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熬到現在這個份兒上，常行長的特殊愛好使她們一步登天，怎能不心存感激？光調查這些既得利益者的意見根本不能反映出真正的民意。但是調查了職工又能怎麼樣呢？申處長可以輕易地把某個職工的話告訴常行長，那誰又敢說真話呢？說了真話又有什麼後果呢？
　　　　
　　　　去考核的大多數行情況大同小異。我們每次都空手而去、滿載而歸――不光是考核材料，而且也有各地的土特產。事實的確是這樣，我不想隱瞞。作為文章作者我本可以把自己描繪成一朵鮮花，顯示自己多麼的廉潔，多麼的出淤泥而不染，但是我不想那樣做。我只想通過我的記述，讓大家明白我們改革中真實存在的一些問題。
　　　　
　　　　根據考核要求，凡90分以上的都是「優秀」等次，我算了一下，90%以上的被考核的處級幹部都很「優秀」，打80多分的都算是最少的了。這些人真的那麼「優秀」嗎？我想，銀行里佔全部資產總量40%的不良資產和頻頻爆出的大案可以說明問題。
　　　　
　　　　俗話說上樑不正下樑歪，1998年底，某個二級分行爆出了涉案資金達4個多億的特大金融詐騙案件。這個二級分行的一個辦事處，從辦事處主任到看大門的老頭全部勾結起來，採取多種野蠻的、巧妙的手法大量地放貸款：先以銀行的名義高息集資，再按高息放給那些資金騙子，一切存、貸都以「帳外帳」進行體外循環。直到案發，這種勾當已經幹了一年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膽大包天的辦事處主任居然連續五年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連續三年被授予「先進工作者」稱號。
　　　　
　　　　申處長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參加各種「活動」了。雖然我沒參加，但也聽很多人談起過。他似乎不擔心被人說閑話，有時甚至到了公開的地步。某二級分行人事科李科長跟我私下裡談道，有一次他跟他們支行柳行長一人叫了一個「小姐」進包房「按摩」，李科長在外面等著。一個小時以後柳行長出來了，申處長還沒出來，於是他們一起在外邊又等了一個多小時，後來柳行長實在等的有些不耐煩了，咚咚咚地敲門大聲嚷嚷說：你還有完沒完？我先走了！讓老李等你好了！又過了5分鐘，申處長才出來，呵呵呵地笑著。
　　　　
　　　　 1997年底98年初，全國最後一次房改。申處長任分房小組主席。按理說分房子應該是行政處和工會的事，但是馬行長偏偏要把這個肥差讓申處長來干。於是處長大人放下了手中的諸多改革大計，一心一意忙起分房子來。他是這麼的忙，以至於在98年初的三個月里我們都沒見過他幾面，處里的日常工作由張副處長負責。
　　　　
　　　　由於這次分房是「末班車」，怕以後趕不上了，我連忙和剛參加工作的女友拿了結婚證。這次分房也很怪，全部是暗箱操作。本來有個打分標準，把房源畫個表貼出來，根據排序先後進去挑就是了，又省事又公平。可是奇怪的是，這次採用「宣布」的形式：把職工叫進去，告訴你哪裡有套房子，你要不要？這種方式下矛盾很突出，很多人大吵大鬧，結果鬧的凶的、沒後台的幾個被貶到支行去了，吵的凶的有後台的挑到了好房子。我進行晚，排名靠後，也懶得吵鬧，於是輪到我挑時他宣布「有套房子，只可惜是一樓，你要不要？」我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事後才知道在分房子時候申處長還是照顧了我的。
　　　　
　　　　我們原來的處長又一次顯示了高風亮節。他本來是副廳級，完全可以住面積240平方米的「行長樓」，可他卻偏偏挑了一套150平方的處長樓，樓層也不怎麼好。後來我問他為什麼放著大房子、好房子不要？他說我是紀委書記，要做出表率，按照國家政策我這個級別的幹部住這麼大的房子已經是超標了，房子夠住就行了，要那麼大幹什麼？又不開舞會，另外我這人喜歡清凈，不想和他們攪和在一起。
　　　　
　　　　有個30多歲的女副處長因為沒結婚，申處長就給她分了一套90平方的兩室一廳，而不是按標準應該得到的、107平米的三室一廳。她心裡不服就跑去質問，申處長聲色俱厲地訓斥她說：鬧什麼鬧？你看看你多少工齡？我多少工齡？你什麼級別？我什麼級別？你再看看我住多大房子？你又什麼資格鬧？！說的那人啞口無言――因為處長大人當時就住在107平方的三室一廳里。不過後來才知道，申處長早就跟馬行長商量好，自己住進我們紀委書記不要的那套240平方的「行長樓」了。
　　　　
　　　　分房子還有個奇怪現象：領導們的司機房子好，行政處管伙食的科長房子好。伙食科長一人獨佔兩套房子，其中一套就是我們申處長原來住的107平米的三室一廳。後來消息傳出去引起了公憤，伙食科長不得已退出了其中的一套小的。原因何在？因為馬行長家裡的一切吃、喝、用、度都是伙食科長用公款操辦的，10多年風雨無阻。至於司機嘛就更不用多說了，幾乎所有單位的小車司機都享有特權。
　　　　
　　　 　98年上半年，上邊有個政策，職工誤餐費在原來的150/月基礎上上調150元。但是在人事、計財兩個「改革家」的提議下、在「拉開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改革」方針的指導下，在馬行長的大力支持下，這個費用變成了：行長、副行長級加450元/月，正處級加400元/月，副處級加/350元/月，正科級加200元/月，副科級加100元/月，一般職工加50元/月。看了這個「改革」方案，我非常憤怒地說：難道他們當行長處長的比一般幹部多長了幾個胃？需要這麼多誤餐費？管勞資的小鄭科長回答說，那當然了，他們吃的多，拉屎放屁也多。沒見那麼多「改革新舉措」出籠嗎？
　　　　
　　　　雖然「領導」們連一筆小小的誤餐費都捨不得放過，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發揚他們謙虛的美德。那年省紀委讓填報《領導幹部收入申報表》時，那些平時拿錢時當仁不讓的「領導」們卻一個個變得偉大的謙虛起來。他們由於忙於各種改革大計，當然沒有時間親自填這張小小的表格，於是就羞澀地指揮我們填「1500元/月」、「1353元/月」等等，並註明除此之外「無其他收入來源」――這些表格居然就通過了，真不知道省紀委是真糊塗還是裝糊塗。
　　　　
　　　　那年夏天上邊給勞資科來了個活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單位統計調查表》，我們拿去請示處長，要轉發給各二級分行、支行填報。申處長說，咳，那麼麻煩幹什麼，沒事找事，你們幾個看著辦吧。說的輕巧，「我們幾個」如何知道下邊的詳細情況？沒辦法只有信口胡謅。管勞資的小鄭科長坐在計算機前敲數字，我在旁邊「構思」數字，邊打遊戲邊加班。我們的典型對話是：22欄填多少？――390吧――390？多了點吧？――那就300――太整了吧――那就307吧，有零有整――好，就307，那23欄呢？――就這麼完成了這統計表。按最後期限報到統計局，發現我們是第一家！再後來……我們接到了統計局的通知，評小鄭科長為「統計工作先進個人」，評我們單位是「先進集體」，要報先進材料。我們一聽，哈哈大笑。我動筆寫先進材料――可是有什麼「先進事迹」呢？一邊打遊戲一邊填報表？肯定不行。於是我大膽地展開想象，吸取了以往見過的「先進材料」的優點寫到：「……小鄭同志為了早日完成報表，騎著自行車冒著40度的高溫奔走於各下屬單位之間，晚上回來加班填報。有一次，由於連續加班48小時，他神情恍惚，回家時一頭栽進了水溝里……還有一次，他忽然發燒到39度，仍然堅守崗位……終於出色地完成了統計任務」。寫完以後給小鄭看，他邊看邊笑邊罵：「靠！你這簡直是在咒我啊？」後來材料報上去了，領回了一本鮮艷的證書和500元獎金，小鄭請客大家吃了一頓。
　　　　
　　　　那年秋天我還受申處長指派，跟計財處的「改革家」去查處某二級行發獎金沒有執行「拉開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情況。到了一個辦事處找職工談話，一個職工冷冷地說：我們現在沒什麼錢。每個月900多塊工資，孩子上學都要用掉一半多，水電煤氣電話每月都是200多，剩下的還有多少？我愛人單位效益不好，一個月只300多塊。支行好不容易發了人平1000塊獎金，要按「級別」拉開，我們有幾個錢？你們還讓不讓人活了？！「改革家」假裝一本正經地說，「錢多錢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分行制定政策就是要打破平均主義，實現『按貢獻取酬』，你貢獻大，可以多拿嘛！你們支行不執行就是不對的。」我在旁邊聽他的話實在忍不住了，來了個陣前倒戈，說道：「分行的政策本來就不合理！你們按級別發放，是搞級別的不平等！同一個級別上不也是平均主義嗎？哪裡是按『貢獻』取酬？打破了什麼平均主義！」計財處的「改革家」壓根沒想到我會這麼說，楞了半晌，才說道：這是分行黨組研究決定的。我們的「聯合稽查」不歡而散。後來計財處「改革家」跑到處長那裡狠狠告了我一狀，申處長哈哈一笑，竟然沒訓我。
　　　　
　　　　到了99年冬天，我們的新大樓終於落成了。即使在B市這個「發達地區」，這座大樓也是絕對第一流的。為了進新大樓，每人被強製做了一套西服，為此要扣1000元。我在那大樓里呆了幾個月，算是當了回「現代都市白領」，儘管我腰包里空空如也，每天在這裡靠喝西北風過日子。我心中對這些「改革家」們實在是深惡痛絕，也實在不想在這個半死不活的黑暗之地虛度光陰了，所以狠了狠心，離開了那裡，離開了跟我朝夕相處四五年的同事們。同事們送我時氣氛很沉悶，申處長也來了，他喝多了酒，吐露了一些心聲。他對我們說道：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後罵我，但是我不計較。其實我難道不想留個好名聲、干出番事業嗎？可是我準備好幾天的思路，馬行長一句話就把我否了。我也是四十多歲的人了，成天還被馬行長象孫子一樣訓斥，我怎麼辦？後來，我也想開了，當了處長又能怎麼樣？當了行長又能怎麼樣？人活著，就得圖個快活，什麼功名利祿都是身外之物，只要自己覺得快活就行了。接著，他又對我說：我也知道你是個老實人，出去闖闖吧，興許能夠闖出一番天地，我知道你有才幹，但是這裡確實不適合你。
　　　　
　　　　申處長的這番話使我感到非常很意外，立刻冰釋了我對他所有的憤恨與不滿，甚至我多少還有些同情他的處境。他激起了我對這裡的一絲憂傷和留戀，畢竟我在這裡工作了五年，有那麼多親密無間的同事，自己付出了那麼多辛勤的汗水，也畢竟申處長也曾給過我很多愛護和關心。直到現在，我也不明白這些話為什麼竟會出自於他的口中。
　　　　
　　　　那以後我就離開了這個地方，來到了某公司，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在為手頭漸漸寬裕而高興的同時，我也很悲傷。因為我知道，在我們祖國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千千萬萬個馬行長、申處長們正在高舉改革大旗，暗中破壞我們的改革大業呢。

銀行的腐敗可見一斑，實際情況遠遠比這嚴重得多！改革的結果就是將不是自己親信的人一腳踢開，將自己的親信拉進圈內，拉開幹部與職工的收入差距，幹部的收入是普通職工收入的10倍甚至更多，僅此而已！

中國機構垮台內幕

中國官場就是兩個字：無恥！
到大街上隨便找個人問問，看看有沒有啥人會信任自己單位的領導？
那些傢伙臉上就寫了2個字：腐敗！
一群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