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不全是盲的，反擊不只是司法的，也可以是道義的。

最近幾天，性騷擾、性侵害等事件波及某些公益人士和前媒體人，這些不同程度的性暴力事件激起了廣泛的譴責，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在憤怒聲討施暴者的輿論中，出現許多相反的聲音，把強姦看作「順奸」，指出受害人「醉酒」，不曉得反抗，詰問為啥不早揭露？
這些對受害人處境的另樣理解，對受害者揭發的舉動抱著懷疑態度，責備性暴力的受害者動機，並非這一次輿論才出現。在此前，性暴力揭發風波蔓延北上廣高校時，同樣出現過類似的言論。但因為高校的封閉性，這些言論的能見度遠不如現在這麼顯著。

質疑受害者在性暴力場景下的無措，推敲她們事後檢舉揭髮帶著陰謀，其實有很多原因。一個是觀念上的，認識不到熟人強姦的情況下，受害者因為震驚無助而導致反抗無力，也無法理解性侵害對受害者的心理摧毀，站出來發聲前，她們經歷了艱難的心靈重建。
除了觀念上的模糊，還有一個原因是利益上的。迄今為止，公益圈有三名中青年代表被揭發有性暴力前科，但公益群里充斥著許多針對受害人的「蕩婦羞辱」，從動機到行為到過程，統統懷疑否定，這些人與被揭發者有著各種形式的利益關聯，這麼說並不奇怪。
這些年來，公益界內部的生態建設，發展出許多小型的公益組織群，他們之間共享一個自上而下的資助流程，公益領袖掌握著這些人的利益，性暴力的檢舉揭發不僅會粉碎公益領袖的光環，也會毀壞他所在的公益小生態。這時候，對性暴力文過飾非，其實是利益的統一戰線使然。
無論是觀念上問題，還是出於利益上的精明算計，小圈子的親親相隱都會爆發出同一個癥狀，那就是追求一個「完美的受害者」。比如，受害人必須在遭到性侵犯時反抗，如果反抗不成那一定是「心裡有鬼」，不在事後揭發而是等待時機，一定有陰謀，是為了陷害施暴者。
這種「完美受害人」理論並非第一次出現在性暴力輿論中，在以往多個社會事件中，比如小販刺殺城管，都有類似論調。這種「完美受害人」理論從抽象的輿論原理，逐漸為一般大眾掌握，從官民衝突中逐步侵入所有輿論，為反轉製造動力，試圖顛倒是非，早已是輿論場的常態。
我們相信，即使在社交媒體時代，仍然存在著輿論領袖—一般用戶的信息傳輸規律。所以，當大小不一的輿論中人祭出「完美受害人」理論，為施加性暴力一方辯護洗白，輿論中的部分聲場也會發生變異，接受這種混淆，導致是非感下降，反過來讓受害者承受更大的壓力。
性暴力尤其是被強姦的受害人，不是活在真空中，而是要面對人數不等的社會群體的眼光和評判。
因為眾所周知的文化積澱，對性暴力受害者的不寬容、苛責受害者等比比皆是。即使在認知與傳播品質都有提高的今天，性暴力受害者受到的歧視和攻擊不會比從前更少。
性暴力、強姦等發生在失衡的權力框架中，而權力本身決定著利益分配，所以為性暴力施加者開脫罪責也就在所難免。如果考慮到輿論傳播中各懷心思的信息截流、扭曲，責備「完美受害人」的錯誤認知就會成行成市。類似高校、公益圈和媒體圈中出現的性騷擾，與這種觀念「土壤」大有關係。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即使施暴者被揭露出來，迫於公眾壓力，需要一個解釋的時候，他們依舊可以沉默、可以顛倒黑白、可以將性侵害現場描繪為縱酒的失誤，甚至將強姦扭曲為你情我願的男女情事。這些人之所以敢這麼說，除了自保的算計，也是吃定了「完美受害人」的社會風氣。
迄今為止，無論是高校還是公益圈或涉及公知圈，性侵害事件都處在走不出校園、走不出圈子的處理範圍，沒有法律介入，司法基本是圍觀。無論是舉報給大學黨委紀委，還是舉報給輿論大眾，都說明性暴力事件尚無有效的法律約束，這也是輿論批判蓋過法庭審判的尷尬所在。
但話又說回來，既然強姦文化、性騷擾文化的成因中大部分肇始於觀念問題，即使司法跟不上舉報，司法不下大學、不入朋友圈、不進公益圈，受害者勇敢發聲揭露，掀動輿論，也是對舊觀念的衝擊。
觀念的事，也許只能靠觀念去滌盪，這是性暴力受害者及其支持者的價值。
但在另外一方面，當受害者承受二次折磨站出來控訴，我們也希望社會能逐漸配得起這種勇氣，讓它在司法力所不逮之處產生積極作用，在現實的某些細節上引發響應，讓個案所牽涉的那些施暴者遭受挫折，讓更多人接受這個信號：社會不全是盲的，反擊不只是司法的，也可以是道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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